崔娃 有故事的人
特雷弗·諾亞（Trevor Noah）又在社交網絡上火了。
滿世界都在為疫情焦頭爛額，越來越多人選擇宅家做好社交隔離。作為熱門新聞吐槽節目《每日秀》主持人，特雷弗也選擇把節目錄製地點搬到了自己家中，做起了居家脫口秀，一如既往地開懟總統川普，更新時事報導與惡搞吐槽。
崔娃宅家秀：模仿義大利人陽臺唱歌
在此之前，他幽默犀利的風格早已吸引了不少粉絲。在中國，網友們親切地稱他為「崔娃」。他也曾因為被央視節目報導而興奮雀躍：我上中國電視了！我出名了！
這個生長於南非的小夥子，2011年搬到美國發展，2018年被《時代》雜誌評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100人」之一，事業上可謂順風順水。而這一切與他童年與青少年時期的經歷密不可分。
崔娃在很多場脫口秀表演中都曾提到自己的父母與故鄉。命運給了他最艱難苛刻的開頭——出生在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父親是白人而母親是黑人。他們的結合不但違反了國家法律，也挑戰了社會傳統和習慣。小時候，他甚至不能和父母光明正大地走在街上，否則全家都會被警察立馬拖走。
在他的自傳《天生有罪》中，崔娃講述了父母與自己的故事。這段經歷或許不算愉快，甚至有些辛酸，但同時又是獨特、無價的。
1 最嚴重的罪行
我成長於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這其實挺尷尬的，因為我生在一個混合種族的家庭裡，而我就是那個混血兒。我的母親帕特莉莎·努拜因賽羅·諾亞是黑人。我的父親羅伯特是白人，準確說是瑞士 / 德國人。
在種族隔離期間，最嚴重的罪行之一，就是你和其他種族的人發生性關係。很顯然，我父母就犯了這樣的罪。
在南非，混血兒被當作是一個單獨的種群，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而是「有色人種」。政府強迫人民將自己的血統記錄在案，有色人種、黑人、白人、印度人，根據這些種族區分，數百萬人被迫背井離鄉，按規定重新安置自己的家。
如果一對跨種族的情侶被抓，那就只有祈禱上帝來幫他們了。警察會踢開他們家門，把他倆拖出去，暴打一頓，再帶回監獄。至少他們對情侶中的那個黑人會這麼做，對於另一個白人，他們會說：「呃，看啊，我就說你喝醉了，下不為例，懂了嗎？拜拜。」這一般指的是白種男人和黑人婦女的情況。如果抓到一個黑人男子和一個白人婦女發生了關係，男方要不被指控為強姦都算走運。
在種族隔離制度下，如果你是一名黑人，而且又是個男人，那你的工作範圍將會是農場、工廠或礦區。如果你是一位黑人女性，你會是工廠女工或女傭。這些是你僅有的人生選項。
我母親不想在工廠工作，又不擅長煮飯，也無法忍受每天被白人僱主使喚來使喚去。所以，根據她的性格，她做出了一個以上既有選項之外的選擇：她報名參加了秘書培訓課，學習打字。
在那時，黑人女性學打字，等同於盲人想學開車。這份努力值得尊敬，但是你不太可能會因為擁有這項技能而找到工作。根據法律，白領和技工的工作都是留給白人的，黑人不能在辦公室工作。
但是，我媽卻是個反叛者，而且很幸運的是，她的反叛恰巧趕上了好時候。
20 世紀 80 年代初，為了緩解國際社會對國內暴亂的抗議和對種族隔離侵犯人權的指責，南非政府開始做出一些小小的改變。在這些改變措施中，有一項就是開始在一些低級的白領工作崗位上僱傭黑人，譬如打字員。
通過職業介紹所，我媽找了一份秘書的工作，僱主是 ICI，一家跨國製藥公司，工作地點在約翰尼斯堡郊區的布朗芳田。
種族隔離的終極目的，就是要讓南非變成一個白人國家，試圖取消黑人的南非國籍，將他們全部安置到黑人家園「班圖斯坦」去，那裡將會成為一個半自治的黑人領地，但其實還是受制於首都普利托利亞的傀儡政權。
不過這種所謂的白人社會，依舊離不開黑人勞動力的奉獻，而這就意味著必須要讓一部分黑人住在白人社區附近。
2 反叛的母親
離開小鎮到城市去，不論是去工作或去幹別的，你都要帶好寫有身份證號碼的通行證，否則就會被逮捕。另外還有宵禁，到了一個特定時間，所有黑人都必須回到位於小鎮上的家中，否則也會被逮捕。
我母親完全不在乎這些，她已經鐵了心再也不要回家。所以留在了城裡，躲藏在公共廁所過夜，之後，她從一個特別的群體那裡學到了操控城市生活的規則，那群人也是硬要留在城市中的黑人婦女：妓女。
城市裡很多妓女都是科薩人。她們和我母親說著同樣的語言，並教會了她如何在城市中生存。
她們教她穿上女傭的連體工服，這樣在城裡走動就不會被攔下來質詢。她們給她介紹願意出租公寓給她的白人房東。這類房東通常是外國人，譬如德國人或者葡萄牙人，他們並不在乎禁止跨種族發生關係的法條，很樂意把公寓分租給妓女，並且還能偶爾和她們上上床。好在我母親有工作，付得起房租，所以對這類交易並不感興趣。
經一位妓女朋友的介紹，她認識了一個德國人，願意把自己的一套公寓租給她。她搬進了新家，買了幾套女傭工服。不過，她時不時還是會被抓，原因是下班路上沒帶身份卡，或者在白人社區停留太久。等待她的懲罰就是要麼蹲三十天牢，要麼交五十蘭特的罰金，相當於她半個月的工資。她會東拼西湊地湊齊罰金，交了錢後直接回去上班。
我媽媽的秘密公寓位於希爾布洛，房間號 203。同一條走廊上，住著一個高個子、棕色頭髮、棕色眼睛的瑞士 / 德國人，名叫羅伯特，房間號 206。
作為前貿易殖民地，南非有著大量的外國移民。人們從世界各個角落來到這裡。這裡有無數的德國人，還有很多荷蘭人。那時的希爾布洛就是南非的格林尼治村，充滿了世界主義理想和自由不羈的精神，一派欣欣向榮。
那裡有很多畫廊和地下劇院，藝術家和演員敢於在這樣的地方發聲，在成群的觀眾面前批評政府。那裡還有很多餐廳和夜總會，多數是外國人開的，而且面向所有人提供服務，不論是對現狀不滿的黑人，還是覺得種族歧視很可笑的白人，都可以前來消費。在一些由公寓或空地下室改成的俱樂部裡，人們還會悄悄地聚會。集會本質上是一種政治行為，但是他們的聚會並不帶有政治意味。人們只是聚在一起玩樂，開派對。
我媽媽立刻投入了這樣的生活。她總是出去參加聚會，派對、跳舞、見朋友。她是希爾布洛塔的常客，希爾布洛塔是非洲最高的建築之一，頂層有一個帶旋轉舞池的夜總會。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但也同時隱藏著危險，因為這些餐廳和俱樂部有時會被關停，有時不會。那些演員和顧客有時會被逮捕，有時不會。就像擲骰子一樣。
我媽媽從不知該相信誰，誰又會突然向警察舉報她。鄰居之間經常相互舉報。那些白人的女性朋友有上百種理由去舉報一個混跡在他們中的黑人女性——毫無疑問肯定是妓女。
黑人也可以為政府工作。在鄰居們看來，我媽很可能是一個間諜，她偽裝成妓女，平日裡打扮成女傭，潛伏在希爾布洛塔的夜總會裡，暗中觀察那些有違法傾向的白人。警察國家就是這樣運作的——每個人都覺得其他人是警察。
在城市裡孤單一人生活，不被信任也無法信任別人，我媽媽開始和一個讓她有安全感的人越走越近：那個住在走廊另一端的 206房間的高個子瑞士男人。他 46 歲，她 24 歲。他安靜保守，她自由奔放。她會在經過他房間的時候停下來聊聊天。他們會一起去地下派對，在有旋轉舞池的夜店跳舞。火花不期而至。
我知道我父母之間的感情是真摯的，我看得出來。但是他們的關係有多浪漫，或者他們多大程度上只是朋友，並不好說。有些事情，小孩子是不會問的。我只知道有一天我媽媽向他提出了一個要求。
「我想要個孩子。」她對他說。
「我不想要孩子。」他說。
「我沒說讓你要孩子。我想請你幫我，讓我有個孩子。我只需要你的精子。」
「我是天主教徒，」他說，「我不能做這樣的事。」
她回道：「你知道，我可以和你睡完就走，你永遠也不知道你會不會有一個孩子。但是你一定不想那樣。答應我的請求吧，這樣我能問心無愧地活下去。我只想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孩子，我希望你能給我這個孩子。只要你想見他，隨時都可以，而且你不用承擔任何責任。你不用陪他玩，也不用給他錢。給我這個孩子吧。」
其實對我母親來說，這個男人不想和她組建家庭，或說法律不允許他們兩個組建家庭，反而增加了這件事對她的吸引力。她只是想要一個孩子，並不想要某個男人介入她的生活。而我父親那邊，我只知道雖然他最終同意了，但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拒絕的。只是他為什麼會同意，我永遠也無法知道答案了。
3 「不存在」的父親
在父親同意後的第九個月，1984 年 2 月 20 日，我媽媽在希爾布洛醫院做了剖腹產。由於她和家人關係疏遠，還和一個她無法公開關係的男人懷了孩子，所以自己一個人去了醫院。
醫生將她推入產房後，剖開她的肚子，取出了一個身上流著一半白人血液、一半黑人血液的嬰兒，這個嬰兒違反了無數的法條，章程與規則——所以，我生下來就有罪。
醫生把我拿出來後的一瞬間很尷尬。他們說：「呃，這個孩子膚色真淺啊。」環視四周，好像沒有哪個男人像孩子的父親。
「孩子的父親是誰？」他們問。
「他爸爸是史瓦帝尼人。」我媽媽說。史瓦帝尼是南非西邊的一個小國。
他們很可能猜到了她在說謊，但是接受了這個說法，畢竟他們需要一個解釋。
在種族隔離制度下，政府會在你的出生證上打上所有的標籤：種族、部落、國籍。所有的東西都要被歸類。我媽媽撒了謊，說我生在卡恩瓦格尼，那是供史瓦帝尼人在南非居住的半自治黑人家園。所以我的出生證上沒寫我是科薩人，其實我是；也沒寫我是瑞士人，因為政府不允許。我的出生證上寫著我來自另一個國家。
我的父親也沒出現在我的出生證上。從法律意義上說，他從來不是我的父親。我媽媽曾親口告訴我，她做好了我父親完全不管我的準備。她自己在朱伯特公園附近新租了一處公寓，那裡離希爾布洛很近，她帶著我從醫院出來後，就徑直去了新公寓。
過了一周，她去見我父親，沒帶我。令她驚訝的是，他問她我在哪兒。
「你說你不想和他有關係的啊。」她說。
他之前確實是不想，但我出生後，他覺得自己無法接受兒子就住在旁邊，但和自己無關的事實。所以我們三個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勉強組成了一個家庭。我和我母親住在一起，偶爾會偷偷跑去看望我父親。
大多數孩子是他們父母的愛的結晶，而我是我父母犯罪的結晶。我唯一能和我父親相處的時間都是在室內。如果我們去外面的話，他就得到路對面走。
我和我媽經常去朱伯特公園散步。那是約翰尼斯堡的中央公園，有花園、動物園，還有一個巨大的棋盤，每個格子上都能站下一個人。我媽媽有次告訴我，我還小的時候，我父親曾和我們一起去散過步。在公園裡時，他和我們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但我卻在後面追著大叫：「爸爸！爸爸！爸爸！」人們開始看我們，而他嚇壞了，拔腿就跑。我當時可能以為這是個遊戲吧，所以還在後面一直追著他跑。
我也不能和媽媽一起散步。一個淺色皮膚的孩子和一個黑人女人走在一起，會引發諸多問題。當我還是嬰兒的時候，她可以把我包起來，抱著到處去，但很快我就長大了。我小時候長得特別快，我一歲的時候，你會以為我兩歲了。我兩歲的時候，你會以為我四歲了。她想把我藏起來，但做不到。
於是，就像她是如何租到房子，如何穿女傭衣服在路上走那樣，我媽媽又找到了社會系統的漏洞。混血兒（父母一個是黑人一個是白人）是違法的，但是有色人種（父母兩個人都是有色人種）是不違法的。所以我媽媽把我當成一個有色人種小孩在養。
她在有色人種聚居區找了個託兒所，把我放在那裡之後，自己就可以去上班了。我們的公寓樓裡有個叫奎恩的女人，她是有色人種。我們想去公園散步時，我媽媽就會邀請她和我們一起。奎恩走在我旁邊，裝成她是我媽媽的樣子，而我媽媽走在我們後面幾步遠的地方，表現得好像她是奎恩的女僕。
我有很多張和奎恩一起散步的照片，我們長得像，但她不是我媽；後面站著的那個看起來好像是闖入照片的路人的黑人女人，才是我媽。
如果奎恩沒時間和我們散步，有時候我媽也會冒著風險自己帶我出去。她會牽我的手，或抱著我，但警察一出現，她會立刻把我放開，假裝我不是她的孩子，假裝我是一袋大麻。
崔娃在節目上談起媽媽
4 被關在家裡的小孩
我出生的時候，我媽媽已經三年沒有見過她的家人。但是她希望我能認識她的親人，也希望他們能認識我，於是，這位在外漂泊的女浪子回家了。我們住在城裡，但放假時，我也會去索韋託和外婆住上幾周。我對索韋託有無數的記憶，好像那兒也是我的一個故鄉。
所有的孩子都在街上玩。我的兄弟、鄰居家的小孩，他們可以打開門衝出去，在外面瘋玩一天，回家時還帶著滿身泥巴。所以我也求過外婆讓我出去。
「求你了。求你了，我能和我的兄長一起玩嗎？」
「不行！他們會把你抓走的！」
很長時間裡，我一直以為她的意思是其他小孩會把我拐跑，但其實她說的「他們」，指的是警察。小孩是可以被抓走的，曾經就有小孩被抓走過。那些皮膚顏色不「正確」的小孩，如果被發現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區，政府會過來剝奪他父母的撫養權，把他丟進孤兒院。
為了維持小鎮的治安，政府仰賴著一套奸細網絡，一群匿名舉報者會隨時隨地監視各種可疑行為。也有給警察局工作的黑人，被稱為「黑夾克」。我外婆的鄰居就是個黑夾克。每次外婆把我偷偷帶回家或帶出門時，都要提防這個鄰居，確保他看不見我。
我外婆曾告訴我，在我三歲的時候，有一天，我受不了成天被關在家裡，就在門邊挖了個洞，鑽了出去。所有人都嚇了個半死，全家出動去找我。
我完全不知道我給大家帶來了多大的危險：整個家庭都可能會被驅逐出境，我外婆可能會被逮捕，我媽要蹲監獄，而我很可能會被送到專門收留有色人種小孩的孤兒院。
所以我就一直被關在家裡。除了那幾次在公園散步之外，我的童年記憶幾乎全部在室內。
但我不是個孤獨的孩子——我還挺擅長一個人待著的。我讀書，玩我的那些玩具，腦子裡能幻想出一整個世界。我可以在我的腦子裡玩。我現在依然可以這樣。此刻，如果你讓我自己待上幾個小時，我仍可以玩得很開心。我有時還得提醒自己，該多和人接觸接觸了。
南非索韋託的學校學生
有一天下午，我和表兄玩遊戲。我假裝醫生，他們假裝病人。我用火柴來檢查布勒瓦的耳朵，結果不小心刺穿了他的耳膜。天崩地裂。我外婆從廚房跑過來。
我表兄的耳朵在流血，我們都在大哭。外婆處理了一下布勒瓦的耳朵，把血止住了。但我們還在哭。很顯然，我們心裡清楚自己幹了一件不該幹的事，要被懲罰了。外婆處理完布勒瓦的耳朵後，抽出一根皮帶，狠狠揍了布勒瓦一頓。然後她又揍了穆隆格斯一頓。但是卻沒碰我一下。
那晚我媽下班回來，發現我表兄的耳朵上纏著繃帶，而外婆則伏在廚房桌子上哭。
「怎麼了？」我媽問道。
「特雷弗太淘氣了。他是我這輩子見過最淘氣的小孩。」
「那你揍他呀。」
「我不能揍他。」
「為什麼？」
「我不知道怎麼打白人小孩，」她說，「黑人小孩，我知道怎麼打。你打了，他們還是黑的。但是特雷弗的話，你打他，他就青一塊紫一塊黃一塊紅一塊。我從沒見過這樣的。我害怕會把他打壞了。我可不想失手殺死一個白人。我好害怕。我不能碰他。」
我外婆對待我，好像我是個白人一樣。我外公也是，不過他更極端。他叫我「主人」。坐車的時候，他會堅持讓我坐後面，好像他是我的司機。「主人要坐在後座。」
我從來不反駁他，我能怎麼說？「姥爺，我覺得你對膚色的看法有問題。」我不會這麼說。我只有五歲，我坐車後座。
我媽是我唯一畏懼的力量。她相信不打不成器。但總有其他人在一邊幫腔：「不，他不一樣。」然後她就會放過我。
在這樣的環境裡長大，我完全了解白人在這種充滿特權的系統裡可以過得多麼舒適。
作為小孩，我知道人們的膚色不同，但是在我腦海中，白色、黑色、棕色的膚色和不同口味的巧克力差不多。爸爸是白巧克力，媽媽是黑巧克力，而我是牛奶巧克力。但我們都是巧克力。
崔娃和他的外婆
5 我和媽媽是一個團隊
我成長於一個女性掌控的世界裡，這並非偶然。種族隔離制度將我和我父親分開，因為他是白人，但其實我在索韋託認識的幾乎所有孩子，也都和他們的父親分開了，只不過分開的原因不一樣。他們的父親有些會在遠方某個礦場工作，只在放假的時候回來。有些父親在蹲監獄。有些父親因為打架而被流放。
女人們扛起了生活的重擔。在自由抗爭時期，她們會唱這樣的歌——「Wathint' Abafazi Wathint' imbokodo! 」，意思是「當你擊打一個女人，你就是在擊打一塊頑石」。從國家角度，我們尊重女性的力量，但是在家中，女性被認為是要順從丈夫的。
在索韋託，丈夫不在而帶來的空虛感，是由宗教填補的。我曾經問我媽媽，沒有丈夫，她一個人拉扯我長大是不是很辛苦。她很自信地回答：「我不和男人住一起，並不意味著我沒有丈夫。上帝就是我的丈夫。」
我媽媽的名字叫帕特莉莎·努拜因賽羅·諾亞，意思是「奉獻的人」。這也是她一直在做的事。
到了該給我取名字的時候，她挑了「特雷弗」。這個名字在南非沒有任何意義，在家族中沒人叫過，甚至都不是從《聖經》上來的。這就是個名字而已。我媽媽希望她的孩子不要被命運束縛。她希望我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成為任何人。
她曾對我說：「這是你和我在對抗整個世界。」我從很小的時候就明白，我和她不僅僅是母親與兒子的關係。我們是一個團隊。
我媽媽會帶我去其他黑人永遠不會去的地方。她不會被那些可笑的固化思維限制，比如黑人能幹什麼，不能幹什麼之類的。
她曾帶我去冰場溜冰。約翰尼斯堡還有一個汽車影院叫「頂星汽車影院」，位於城外一處礦山廢石堆上，我媽媽會帶我去那看電影。我們帶上零食，把喇叭掛在車窗上。從頂星影院的位置，可以360度觀賞整個城市的風景，城區，郊區，索韋託，一覽無餘。站在那裡往任何一個方向眺望，我的視野都可以延伸好幾英裡。我感覺自己身處世界之巔。
6 尋找父親
我12歲的時候，父親搬去了開普敦，我們就此失去了聯繫。
在他搬離之前，我們就已經有段時間沒聯繫了，那是由於一系列原因造成的。我那時還是個少年。整個世界在我面前等著我去探索。遊戲和電腦對我來說比和父母相處重要得多。另外，我的母親再婚了，嫁給了亞伯。而一旦知道我母親居然和前任還有聯絡，亞伯就會暴跳如雷，所以我母親決定我們都不要主動去激怒他，這樣才比較安全。
我們從生活在種族隔離的限制之下，轉變為生活在一個愛施暴的酒鬼的專制之下。
父親的離開，並沒有對我造成什麼心靈創傷，因為我完全不覺得我們會失去聯繫，再也見不到了。在我腦海裡，這件事只意味著爸爸會搬去開普敦住一段時間，無所謂的。
然後他就走了，我留下來繼續過我的生活，費勁兒地讀完高中，費勁兒地度過二十來歲的日子，最後成了一名喜劇演員。
我的職業生涯上升得很快。我成了一名電臺主播，還在電視上主持一檔兒童冒險真人秀。我的名字會出現在全國所有俱樂部節目的主演名單上。
崔娃在單口喜劇表演舞臺上
儘管人生在向前，但關於父親的那個問題依然埋在我頭腦深處，而且時不時地會浮到表面。「不知道他在哪兒。他會想我嗎？他知道我在做什麼嗎？他會為我驕傲嗎？」當父母中有一人離去，剩你一人陷於未知，你會很容易腦補出一些負面的東西：「他們不在意我。」「他們好自私。」
幸好，我的母親從來不會說我父親的壞話，她總是在表揚他。「你把錢管得不錯，這點兒隨你父親。」「你和你父親笑起來一樣的。」「你和你父親一樣乾淨整潔。」
我心中從不會覺得怨恨，因為她讓我知道，父親的離開是因為環境遭遇，並非他不愛我。她總是給我講她從醫院回來那天的情形，我父親一直問她：「我的孩子呢？我希望我的生活裡有那個孩子。」母親對我說：「永遠不要忘記，他選擇了你。」所以，當我24歲的時候，母親才敦促著我去尋找父親。
因為我父親太注重隱私，要找到他很不容易。我們沒有他的住址。電話簿上也找不到他的名字。
後來，我媽媽建議我去找瑞士大使館。「他們肯定知道他在哪兒，因為他總要和大使館保持聯繫。」
我給瑞士大使館寫了一封信，詢問我父親的去向。但是由於我的出生證上沒有我父親的名字，所以我無法證明我父親是我父親。大使館的人給我回信說，他們無法給我提供任何信息，因為他們不知道我是誰。我開始給他們打電話，但是他們依然迴避我的請求。
我持續騷擾他們，最終他們做出了讓步，「好吧，我們會收下你的信，如果真有像你描述的這樣一個人存在，我們也許會把你的信轉交給他。」
幾個月後，我的郵箱裡收到一封信。「很高興收到你的消息，你過得好嗎？愛你，爸爸。」他給了我他在開普敦的地址，一個叫坎普斯灣的地方。又過了幾個月，我去那裡看望了他。
我永遠忘不了那天。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詭異的一天，我要去見一個我認識卻又幾乎不認識的人。關於他的記憶已經變得很模糊了。我努力去回憶他說話的樣子，笑起來的樣子，他有著怎樣的脾氣。
坎普斯灣住了很多半退休的白人老頭。我走在路上的時候，這些白人老頭會迎面向我走來，和我擦身而過。那時我的父親已經70歲了，我很害怕自己早就忘了他長什麼樣。看著每一個從我身邊經過的白人老頭，我心裡都會閃過一個疑問，你是我爸爸嗎？
最後，我找到了他的地址，按響門鈴，在他開門的那一瞬間，我就認出了他。嘿！是你。我心裡想著。當然是你。你是那個人，我認識你。
我們從中斷的地方立刻重新建立了聯繫，他對待我的方式和對待當年那個小男孩的方式一模一樣。我的父親是個保持一貫習慣的人，這次也不例外。「好的，我們該幹什麼了？我給你準備了你最愛吃的土豆羅斯蒂、雪碧和焦糖奶凍。」
我在吃的時候，他起身去拿了一個夾子過來，是一本超大的相冊。他把它放到桌子上，一邊攤開一邊說：「我一直在關注著你。」這是一本剪貼簿，裡面有我做過的所有事情，報紙上每次提到我的名字，雜誌上每次出現我的消息，哪怕是一條微不足道的俱樂部節目清單，從我的職業生涯開始的那天直到這周的消息，全在裡面。
我感到身體內的感情洶湧。我需要使勁控制住自己不哭出來。我這十年裡的生活缺憾，好像在一瞬間被填滿了，好像父親只離開了我一天。多年以來，我內心有那麼多疑問。他會想我嗎？他知道我在做什麼嗎？他為我驕傲嗎？但事實是，他一直陪著我。他一直在為我驕傲。因為環境讓我們分開了，但他沒有一天不是我的父親。
那天我走出我父親的房子時，感覺自己長高了一英寸似的。這次的探望，讓我更確信是他選擇了我。他選擇了讓我存在於他的生活之中。他選擇了回復我的信。我是被需要的。
你能給予另一個人的最大的禮物，就是選擇他。
本文經授權，節選自《天生有罪》
特雷弗·諾亞 著 / 未讀·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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