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以來,夜幕將至,後院蛙聲鼎沸。倚音造夢,應聲展眸,難在市區有如此世外桃源。手捧吉姆·佩特羅夫婦所著一書,推脫功利,茗氤書香,重拾冤假錯案這一沉重話題。
受各種有失偏頗的宣傳影響。我始終認為美國司法不一定永恆的建立在公平正義的基石上,但是起碼可以杜絕冤家錯案。因此看到張彪檢察官奔走呼告並最終把正義送到張氏叔侄手中的時候。對張彪檢察官佩服之餘,對國之司法再添糾結。
關一扇窗戶,打開一扇門
《冤假錯案何以發生》一改美國司法的美好形象:冤假錯案、刑訊逼供、偽證陷害這些廣為詬病的司法頑疾顯露無疑。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對全美冤假錯案率的估算雖在25%至0.5%之間波動,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冤假錯案客觀存在!美國對冤假錯案的糾正成本、無論是時間的消磨與金錢的消耗同樣顯得高昂,「遲來的正義非正義」的司法悲劇也時常上演在美國本土的某個角落。苦難最終由一個或者幾個家庭來承擔。國家賠償雖豐厚,但條件之嚴苛,啟動之困難並沒有讓所有洗刷了罪名的人感受到慰藉。
初看之下,美國的司法制度頹敗不堪。實則不然,感知吉姆·佩特羅夫婦著書的基本立場:「通過對美國發生的冤假錯案的研究,以期喚醒人民改變對一些固有的、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的堅守。」
因此該書為我國法治建設打開了一扇可供借鑑的大門:美國司法制度的先進不僅僅在於司法制度本身,而在於以司法制度為核心的配套制度的完善。縱觀全書,吉姆·佩特羅先生倍加推崇,就像是司法公正的強心劑一般的DNA技術的發展和革新自不待言。通過DNA技術,美國洗刷冤假錯案的成績斐然。依託先進的技術和政府投入,逐步建立起來的DNA資料庫,確保鎖定真兇更加高效。私家偵探、辯護團隊、託收機制、催眠師、心理醫生這些不可勝計的人、財、物都是組合成龐大的司法系統中的一個螺絲釘、螺絲帽。正是依託這個強大的系統,美國的司法制度才能夠一直為美國民眾所樂道並且堅信:他們的司法系統是全世界最佳的刑事司法系統。
把一種被人為鼓譟的制度從神壇上拉下來的之後,那些晃眼的光芒才會真正的消退。它背後的優劣方成為我們路徑選擇之借鑑。
腳下的法治土壤
對吉姆·佩特羅夫婦分析問題的獨特視角的嘆服並不能掩蓋我對該書所持的謹慎態度。雖然他們開宗明義的宣稱:「儘管世界各國在文化和刑事司法程序上有諸多的不同,但是導致刑事錯判的大部分原因是共同的。」
我持謹慎的態度並不是認為吉姆·佩特羅夫婦的觀點不正確,而在於我認為這些觀點於當下的中國而言顯得「不合時宜」。筆者前面講到過,美國龐大的司法系統應該是未來中國司法制度發展的有益借鑑,但請注意是未來。就當下觀察,我們還屬於司法系統自身建構和成熟階段,外圍的配套制度未有或還在孕育之中。比如,大多數法律界人士認可:我們的社區矯正制度還處於步履蹣跚的階段。因此吉姆·佩特羅大加推崇DNA技術、勞倫·摩卡瑞提的雙贏機構、遍布全美的私家偵探基礎上提煉的觀點於我國法治而言無疑是「超前」的。
這還僅就技術和制度層面而言。技術的革新和制度構建的周期並不會太長。但是束縛法治中國進步,為眾人所擔心的是如何樹立起全民族對法律的信仰。導致冤假錯案的八大司法迷信的前提是美國公民對法律的信仰這一法治生態。我們法治信仰仍在艱難的推開是我國當下刑事審判的法治土壤。縱然立法的腳步從未停歇,法律體系的完善各界公認。但是法條到心中的法律的距離有多遠,這個問題沒有人能給出確切答案。除了矢志不渝地「讓法律成為全民的信仰」一路奔跑之外,法律人沒有其他的選擇。
從邏輯角度而言,前提條件的不一致,時刻提醒著我們對結論推廣的慎重。科學就在於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
第九大迷信:冤假錯案發生在重刑犯中
八大迷信:1.監獄裡的每個囚犯都會聲稱自己無罪;2.我們的司法制度很少冤枉好人;3.有罪的人才會認罪;4.發生冤案是由於合理的人為過失;5.目擊證人是最好的證據;6.錯誤的有罪判決會在上訴程序中得到糾正;7.質疑一個有罪判決將會傷害受害者;8.如果司法體制存在問題,體制內的職業人士將會改善他們。
成為一名基層檢察院的人員時日尚淺。對於這八個觀點我本身並不自信做過多的評論。不過從刑事訴訟法對案件管轄的劃分這一法律依據和我國司法運行這一實然角度著眼,筆者認為對司法工作者尤其是基層檢察院、法院從事刑事檢察或審判的人員,第九條導致冤假錯案的司法迷信:冤假錯案發生在重刑犯中。
嚴格意義上來講我國應該沒有重刑犯的界定標準。吉姆·佩特羅在書中稱重刑犯主要是謀殺罪、強姦罪、搶劫罪、縱火罪和嚴重暴力傷害人身罪,大抵對應我國中級人民法院一審管轄的刑事案件。趙作海、杜培武、佘祥林、張氏叔侄都是被指控為故意殺人的重罪。國內外的學者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和聚焦點都是在這些重刑犯案件上。
這樣的研究視角容易讓人當然地認為冤假錯案僅發生在重刑犯之中。可這個結論是不是靠的住呢·我們能否高枕無憂的認為輕罪案件不存在冤假錯案?答案是否定的。就在《冤假錯案何以發生》一書作者也不無遺憾的承認因為倚重DNA導致一些未能保留樣本的案件當事人喪失了洗刷冤案的機會。這隻一個方面,不妨讓我們「杞人憂天」而「大膽放肆」的做這樣的猜想:一些輕罪的案件,因為洗刷冤屈的成本過高、周期過長或者因部分辦案人員的態度最終選擇了忍氣吞聲而「自認倒黴」?
沒有人甘願罹患冤假錯案,然而慣性思維容易讓人放鬆警惕。輕罪或是重罪的冤假錯案對公平正義的踐踏和對良心的拷問毫無區別。
對正義的極限追求
吉姆·佩特羅夫婦在書中並不避諱這個悲觀的結論:「無論多麼強大的技術支撐,多麼美妙的制度設計和投入多大的責任心,冤假錯案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杜絕。
法律在理想和現實之間遊走就必然需要付出代價。從社會——法律——社會經歷著幾次跨越。每一次跨越都可能存在於之前本意之間的差距,而我們要做且能做的是對正義的極限追求。
植根於法治土壤的司法自信。對國家的司法制度要抱有自信,對基層司法人員尤為重要。對制度的信心是我們直面千變萬化的案情最堅實的依靠。從法制運行的現實出發,我們我們還需要解決眾多課題比如銀行查帳困難、證人對於作證還心有餘悸、辦案人員不願走向法庭接受交叉詢問……對司法制度的自信成為我們在守護正義中推進法治高擎的火把。
促使法律信仰得以形成的歷史擔當。即便是一個極嚴重的缺點經過千百年的沉澱也難以一時之間改變。何況人情社會的中國並不能被斥之為民族的劣根性。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為我們展示了民風淳樸下的田園詩書般美好圖景。只是轉型時期的中國,矛盾焦灼與凸顯在法治領域內的井噴讓人們短時間感到觸目驚醒。鄉土中國慢慢的為城市化所衝擊,對法律的信仰必將在這種轉型的陣痛中成為全民的信仰。這需要一個過程,或許漫長。而鑲嵌在歷史中的檢察人需要的是一種默默的堅守!
極限正義——每一位檢察人的思考和踐行攸關正義理想與實然有多遠的距離。無窮的接近乃源自法律的本性和檢察人的本職!
再回到《冤假錯案何以發生》一書,感謝吉姆·佩特羅夫婦智慧的啟迪。縱觀全書再度讓我確信:任何一個正直且善良的人都將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來表達對祖國和人民的愛,我選擇法律,矢志不渝!
(作者單位:江西省新餘市渝水區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