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Peter Bradshaw，來源《衛報》
譯者 | 張岱，UCL語言學
編者按
隨著二零一零年代宣告結束，我們在網上也能看到陸陸續續發表出來的各種電影十年盤點，可能很多人已經記不得十年前電影市場是怎樣一番光景，與當今行業現狀之間的差距又有多少。當我們聚焦國內影視行業發展，2010年中國電影票房首次突破百億大關，華誼兄弟和光線傳媒之間的戰爭剛剛有了點硝煙味兒，大概2015年的時候中國電影高速增長的黃金期達到峰值，發展逐漸減緩，電影業開始面臨種種危機與挑戰。與此同時，在這十年間，亞非拉與歐洲成為小眾電影的先鋒並逐漸佔領了歐洲三大電影節高地，發源於坎城電影節的「羅馬尼亞新浪潮」 愈演愈烈，直到2018年《不要碰我》（Touch Me Not）再創輝煌；同時漫威用二十部電影苦心經營自己的宇宙，並在2019年以《復仇者聯盟4》為分水嶺，整整齊齊劃分出了兩個時期，而DC也迎頭趕上，加緊為自家英雄謀篇布局……「幕味兒」今天推薦的這篇文章，其實很難概括世界電影格局在十年之內的變化，不過英國《衛報》影評人Peter Bradshaw似乎也意不在此，他洋洋灑灑從流媒體的發展談到了超級英雄電影，隨後又交叉探討了電影產業多樣性以及脫歐所帶來的格局變化，並在結尾回歸到了對電影批評的思辨，關鍵詞也簡單粗暴地放在了標題裡，其實他在文章中並沒有直接點名所謂的「英雄」和「惡霸」到底指向哪些元素，又或者能夠被指帶的事物太多了，不如直接留給讀者對號入座。無論如何，正如作者開篇寫道的，我們尚未理清在過去十年重大電影辯論中到底有何得失，而這也是在未來十年的摸索和預測之中，能夠逐漸明晰的答案之一。
網飛，漫威，脫歐以及韋恩斯坦：
這十年如何徹底重塑電影圈的英雄與壞蛋
漫長的十年剛剛結束，在尚未對此時段分類達成共識的情況下，我們似乎還尚未理清在過去十年重大電影辯論到底有何得失。
史匹柏曾警告說戲劇發行將面臨巨大的進化危機，電影業每年都會過度依賴三到四部大製作商業片。對於這些大製作商業片，幾乎每個人都押在了超級英雄題材電影上，而史匹柏警告人們這些電影將走上西方的老路。
嗯，這倒是還沒發生。
於是一個新的英雄（亦或是惡棍）出現了：漫威電影公司。它的票房人氣每年都激增驚人，連鎖影院因其可靠的票房支持而備受讚譽，但是也越來越不討電影愛好者，很多人認為他從某種程度上說拉低了電影水準。馬丁·斯科塞斯在他廣為分享的《紐約時報》文章中進一步擴展了自己的觀點，即超級英雄電影只是嘉年華，並沒有真正的電影那種個人藝術性和人性。
不過斯科塞斯把新片帶到了網飛，這一舉動同樣引起了爭議。
年度最佳影片中有兩部是網飛所做（《愛爾蘭人》和《婚姻故事》），在電影院只上映了很短一陣，然後為了引流在網飛上映，以便吸引新用戶並提高用戶粘性。
當然這也不只是網飛的鍋。
本年度乃至近十年內最佳電影之一《高個兒》(Beanpole)，由才華橫溢的年輕俄羅斯導演康捷米爾·巴拉戈夫（Kantemir Balagov）執導，曾在倫敦電影節上放映，隨後就直接進入了MUBI平臺，雖然流媒體網站有著大量的觀眾群以及年輕製片人，但這還是令人惋惜（對於獨立藝術影片而言，在電影院只閃現幾天也不新鮮了）。
至於超級英雄電影（西方Z世代），毫無疑問，許多製片公司高管都被他的盈利迷住了，不太可能對其他類型電影更有興趣。
不過我也寫過一些趨勢分析，發現還有更令人憂心的動向：新電視上的高幀頻和減震功能可以使電影更清晰，就像看電視一樣。
至於電影院的入場人數，在影院投資經驗的基礎上，英國每年的入場觀影人數保持在1.7億人，這個數字相當穩定——儘管把食物送到座位上以營造新鮮感確實是一種過激的行為。
這十年中，好萊塢在社交媒體的推動下，在#OscarsSoWhite和#MeToo運動的激化中（被迫）醒來，獎項投票成員也有所變動，以吸引年輕一代、女性以及有色人種。
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可能會在民事法庭上達成協議（編者語：溫斯坦於2017年被曝出性醜聞），這令許多人都感到憤怒，但羅蘭·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還是對自己的聲譽表示不滿（編者語：波蘭斯基曾多次被曝出性醜聞，據統計受害者超過40人）。
他的新電影《我控訴》（An Officer and a Spy, 又名J』ACCUSE）雖然在電影節巡迴演出中獲得了好評，但沒有在英國上映。
多樣性問題還遠未得到回答（長期以來，某個年齡段的人一直在爭論，他們希望人們讚揚他們有勇氣拒絕「配額」），但隨著經典電影的層出不窮，英國出現了新的聲音。
英國女電影製作人如卡羅爾·莫莉、喬安娜·霍格、克裡奧·巴納德和倫家諾·尼奧尼都有出色的作品，而其他導演，如凱麗·雷查德（Kelly Reichardt，《第一頭牛》導演）、安娜·比勒（Anna Biller，《愛之女巫》導演）、盧奎西亞·馬特爾（Lucrecia Martel，《扎馬》導演）和黛布拉·格拉尼克（ Debra Granik，《不留痕跡》導演），也很出色。
至於作者電影，一些評論家發現它過於拘泥於男性特權。但是偉大的、甚至是歷史性的電影作品還是出自女導演傑西卡·豪斯納（Jessica Hausner），米婭·漢森-洛夫（MiaHansen-Løve）和馬特爾（Martel）之手。
除此之外還有影界大拿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歐格斯·蘭西莫斯（Yorgos Lanthimos）和保羅·託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後者是《魅影縫魂》（Phantom Thread）是幕後推手。
來自亞洲的是枝裕和，賈樟柯和奉俊鎬繼續創作令人眼花繚亂的作品。但是，但如果把所謂大牌作者電影比作股票市場的話，阿布代·柯西胥（Abdellatif Kechiche）所代表的則一定是熊市市場，正如他的系列性感史詩《宿命，吾愛》（Mektoub My Love）至今仍越發令人感到迷離一樣。
十年來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英國脫歐——英國電影怎麼也沒能正確應對這件事（儘管新浪漫喜劇《去年聖誕》有很多缺點，但確實提到了B字(編者語：意指脫歐)並試圖用戲劇化的方式來相關危機）。
從行業內部看，埃裡克·菲爾那（ Eric Fellner，曾製作《萬物理論》《諾丁山》《丹麥女孩》等電影）和傑瑞米·託馬斯（Jeremy Thomas， 曾製作《末代皇帝》《戰場上的快樂聖誕》等電影）等製作人都在抨擊這一決定，尤其是在人員和設備跨海峽自由流動方面，脫歐讓電影行業被迫負擔起了官僚主義噩夢。
在十年已經結束之際，我對自己為紀念這個十年而寫的許多問題感到樂觀，特別是數位技術的發展，它使年輕電影製作人能夠通過Indiegogo和等網站為自己的新作品籌集資金。
不過我對紀錄片的發展現狀不太滿意，五年前，我們正處於一個「激增」的時期；現在我看到的紀錄片卻很輕巧，有時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常常是在後現代自我關照中避難，講述紀錄片製作的混亂困難，也許現在有太多的紀錄片正在追求那一點點真正強有力的主題。
英國在過去十年中一直受緊縮政策壓迫，我很驚訝紀錄片中居然沒能反映這一點。
最終年近八十的老將肯·洛奇（Kenn Loach）與編劇Paul Lavery合作，以《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Sorry We Missed You）和《我是布萊克》（I, Daniel Blake）站出來正面應對這個棘手的選題。
也許另一個問題是批評本身的性質。電影評論家抱怨社交媒體令人厭煩又自欺欺人，尤其是社交媒體在激發和激勵電影批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十幾歲的青少年評論，倒不如說都是虐待。
與少數評論家一樣，我不喜歡由華金·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主演的蝙蝠俠大反派新起源神話電影《小丑》。但無論那部電影有什麼問題，比起網上那些狂熱分子和惡意噴子，它還是更有趣、更聰明，儘管我沒有經歷過女性撰稿人在這方面所感受到的厭惡。
異乎尋常的是，持不同意見的人仍受到區別對待。這是一種由離奇的共識機器，也就是爛番茄，及其毫無意義的偽科學評級機制演化出來的激進的神經症，以至於僵化了本應需斟酌考量的分析。
個人的評判話語權才應該被重視，而比這更重要的則是個人電影創作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