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隨著疫情防控逐漸步入常態化階段，如何處理家庭與社會公共服務之間的關係成為必須考慮的問題。本文作者認為：常態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家庭重新承擔起託幼、教育、看護、照料等社會再生產職責；疫情放大了對邊緣和困境家庭的生存壓力；工薪家庭成員照料和子女教育問題突出；中產及以上階層家庭則面臨著商品化服務和教育資源縮減的挑戰。這要求處理好家庭私領域與社會公共性之間的關係，避免將疫情防控和救助職責過度推入家庭內部。
■ 李潔
作為社會最基本的細胞構成，家庭以其結構和功能應對並反作用於國家與社會關係。伴隨著疫情防控逐漸步入常態化階段，家庭將扮演何種角色，在此過程中可能會面臨哪些壓力和問題，以及應當如何處理家庭與社會公共服務之間的關係，都成為當下疫情防控過程中必須要考慮和應對的問題。
新冠疫情防控隔離與家庭功能內化
20世紀90年代市場化改革至今，中國家庭開始逐步呈現出規模小型化與結構簡化、少子化和老齡化趨勢的不斷增強的特點；家庭也在應對各種社會與市場變遷的過程中，生發出種種具有創造力、充滿彈性和持續性的家庭策略。在常態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原本由社會和市場所分擔的相關服務被暫時停止或中斷，家庭開始重新承擔起在現代社會中原本被市場和公共力量所分擔的託幼、教育、看護、照料等社會再生產職責。由於傳染性疾病的特殊性，人口密集和流動量大的城市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衝擊；同時，公共服務和市場化發展相對完善的快節奏生活方式，使得城市家庭受到更大影響。
——對邊緣和困境家庭而言，疫情進一步放大了其生存壓力。常態化疫情防控背景下，一些邊緣和困境家庭仍然可能面臨著由於就業壓力、社區隔離、地區流動限制、替代性資源短缺和家庭成員突然離世等原因導致的經濟、照料、信息和社會支持力量的匱乏或缺失，需要政府相關部門和社會各界人士，特別是基層社區機構，對轄區內邊緣困境家庭的持續關注和對接，啟動快速預警和精準幫扶工作，避免疫情防控背景下次生災害的引發。
——工薪家庭面臨的直接矛盾和問題是復工復產之後，家庭成員照料和子女教育問題。工薪家庭往往面臨著平衡正常工作與照料家庭成員之間的時間緊張與空間，以及兼顧學齡期子女教育的職責。無論是在家辦公族所面臨的工作-家庭衝突，還是上班族年幼子女或失能老人無人照料的困境，抑或學校教育向居家教育責任的暫時性部分讓渡，目前大都只能依靠家庭內部代際責任轉移與勞動性別分工的傳統策略模式加以應對。這種完全依靠家庭內部的解決方式，有可能會在一部分家庭中導致成員基於性別、年齡或資源的不平等狀況的加劇；家庭功能的內化導致照料勞動的承擔者往往身負工作、家務和教育者多重角色和負擔，以及不斷在工作與家庭職責間切換所導致的身心疲憊；社交中斷和長期在同一屋簷下共同生活、耳鬢廝磨有可能會放大家庭成員之間在生活方式與觀念上的差異；從而進一步增加了女性作為家務勞動承擔者、家庭關係協調者和成員照料者等隱性負擔；在其他家庭壓力的影響下甚至有可能引發家庭矛盾和暴力衝突。針對上述廣泛存在的家庭矛盾和問題既需要家庭成員內部的重新協調、溝通與適應；也需要引起社會公眾的廣泛認知和共同應對。
——對中產及以上階層家庭而言，常態化疫情防控對其造成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原本可以通過購買服務實現的商品化服務和教育的縮減。在疫情防控期間，儘管也面臨經濟收入和家庭照料的雙重壓力；然而對中產以上社會階層的家庭而言，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收入水平讓其能夠在一定時間內進行家庭角色的彈性調整和家庭職責的重新安排，以增強家庭適應力的方式應對疫情期間的特殊困境與問題。對這一群體而言，應為其確立社會發展長期的發展目標和信心，激發其作為社群主體的職業倫理與公民意識，使其成為積極推動社會生活、生產儘快恢復正規的主要推動力量。常態化疫情防控給中產及以上社會階層家庭帶來的變化折射出包括商業教育機構和家政服務員等以家庭為主要服務對象和服務購買者的從業人員所面臨的收入降低乃至失業的壓力。目前，各地社區已逐步開放對家政、維修及其他上門服務人員報備申請小區臨時出入卡手續的措施；下一步還應探討如何在確保安全防疫的前提下，進一步發揮數位化信息技術優勢，簡化手續流程，持續推動家政服務行業恢復正常供需。
——部分家庭可能面臨由國際化疫情蔓延所導致的家庭成員滯留海外、短期內無法團聚的家庭分離。這部分家庭既包括海外留學生家庭，也包括海外務工人員家庭。特別是那些主要依靠在亞非拉等欠發達國家勞動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家庭，考慮到這類地區相對落後的防疫措施和醫療條件，其家庭成員往往承受著經濟收入短缺與家人分離所帶來的「心理不確定性」的雙重壓力，需要引起進一步關注。
常態化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家庭與社區治理
在常態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作為社會治理最末梢的單元，家庭具有其脆弱性的一面。如果僅僅將家庭作為最後的防護所和避難港，顯然會掩蓋其內部的掙扎與痛苦。
因此，常態化疫情防控期間，需要處理好家庭私領域與社會公共性之間的關係，避免將疫情防控和救助職責過度推入家庭內部，導致在物資緊缺和信息不足的情形下家庭之間陷入到相互孤立、各自為政的狀態，甚或會引發家庭間的相對矛盾和對立。
社區是銜接家庭與公共生活的重要連結；新冠疫情的暴發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發展增長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契機：從追求無限財富與增長的可能，到重新落地回到最原初的生活本身。在此過程中，實體社區的重要性和意義將得到進一步凸顯。由於疫情防控的需要，很多商業或公共活動被取消或降級，實體社區生活重新成為人們日常活動的重心。原本互不相識的鄰裡在共同抗擊疫情的特殊背景下日漸熟悉並開始在線上、線下開展有關抗疫物資、信息共享、日常互助、志願防疫等各種形式的交流和交往。這實際上是一個促進社區自發交往、培育居民間的彼此信任和親社會行為、塑造社區共同體意識和內部關係的重要契機；也是社區基層工作人員改變傳統工作方式、深入居民日常生活、了解居民需求、建立服務聯繫，紮根基層社會建設的轉折點。
常態化疫情防控背景下，還需要進一步關注基層社區治理長期有效的運行方式，積極探索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形式，為底層邊緣家庭和一線抗疫工作者家庭提供被照料者線上監管和陪伴模式；以家政勞動者居住地就近原則為社區周邊的獨居老人、殘障人員等困難家庭提供基本家庭照料和服務等。
（作者為中華女子學院社會工作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