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回中，賈寶玉的一句話還透露了清代喜用補益之藥的社會之風。王夫人一時忘記了鮑太醫所開丸藥的名字，寶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麥味地黃丸。」這四種丸藥，皆是補益之劑。這就表明，林黛玉服用人參養榮丸，周圍的人並不覺得奇怪，這既與大家眼中林黛玉身體怯弱有關，也與當時社會尤其是官宦富貴之家的補虛之風關係密切。
八珍益母丸，即在《局方》四君子湯、四物湯（由熟地、白芍、當歸、川芎組成，補血的代表方）的基礎上，加益母草而成，雖能益氣、養血、活血，但顯溫燥。左歸丸、右歸丸是明代醫家張景嶽（張介賓，字會卿，號景嶽，浙江紹興人，溫補學派代表醫家）所創補腎之方，左歸補腎陰，右歸補腎陽。麥味地黃丸，即在六味地黃丸基礎上加麥冬、五味子而成，而六味地黃丸是由宋代醫家錢乙在漢代張仲景腎氣丸（又名八味地黃丸）的基礎上減去溫補陽氣的附子、桂枝，從而成為補腎陰之方。
此外，對於六味地黃丸和八味地黃丸，不少明清醫家如薛己（字新甫，號立齋，江蘇蘇州人，明代溫補學派代表醫家）、趙獻可（字養葵，自號醫巫閭子，浙江寧波人，明代命門學說代表醫家）等濫用成風。明代醫家張景嶽用藥亦偏於溫補，時人早有批評，茲不多述。
金代醫家李杲（1180—1251），為金元四大家之一，擅長調理脾胃，著有《脾胃論》等。他創製了以補中益氣湯為代表的一系列補脾胃之氣名方，因脾胃在五行屬土，故後世將其稱為「補土派」。補氣藥多味甘、性溫，入脾、胃經，故李杲用藥偏於溫補。明清溫補之風的盛行，與李杲也有一定的關聯。
由於《局方》的方子總體風格偏溫燥，開啟了溫補之風盛行的開端，也就自然引來了批評者。金元四大家之朱震亨（字彥修，浙江金華義烏人，其故居有溪名「丹溪」，後世遂尊之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對溫補之風多有批評，倡導「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用藥偏於養陰，後世稱之為「滋陰派」。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觀戴良作《朱震亨傳》，知丹溪之學與宣和局方之學爭也」。
然而，醫者的批判並不代表民眾的拒絕。溫補方藥頗合民眾所好，因而在明清時期服用甚多，尤其是經濟殷實、社會地位偏高者。如清代《魏之琇醫案》（魏之琇，字玉璜，號柳州，浙江杭州人）記載，20多歲的患者凌二官患熱證初愈，醫生認為病癒身體必虛，便憑想當然處以較為溫燥的四君子湯，該方同樣出自《局方》。
肇始於金元、盛行於明清的溫補之風，體現了中醫用藥之偏，其弊端或為過猶不及，或為治法錯誤以致貽誤性命，危害極大，遺患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