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青島這座山海城 天空飄起濛濛細雨。 我這個摩託騎者在馬路上逛遊著。路上少了往日的熙攘，衣襟溼透 有人說天氣會影響人的心情 的確如此，比如：「咱們的霧霾」 讓大家都不舒服！
著名導演賈樟柯披露：「前幾年在北京拍環保公益廣告，胡同裡突然衝出幾個大媽大爺，高聲嚷嚷：『他們在拍咱們的霧霾，快把攝像機扣下來』，很恐怖。」此事在輿論界中產生熱烈爭吵。近期，因為冬日降臨各地霧霾天氣增多，此事又一次被當成熱點，在朋友圈裡反覆流傳。人們親切地將這種現象，稱為「咱們的霧霾」。
這樣的大媽大爺，讓多年前看過且一直糾結在頭腦中的電影—(戈雅之靈)在看過的電影中，那種恐怖和令人難以言說的悲傷，不能有出其右者。
(戈雅之靈)是以西班牙畫家戈雅的生平和繪畫作品為素材改編的電影，講述的是一個美麗的天使般的少女因為在聚餐會上不吃豬肉而被人告發為異教徒，抓入宗教裁判所，經歷了十多年折磨，變為一個醜陋恐怖的瘋女人。在監獄裡，他被一位主教強姦，並生下一個女兒，女兒被送出監獄，淪為妓女。對她施暴的主教，人格極其卑劣下賤，無數次致她於絕境，但即便如此，女人卻不可理喻地對他產生依戀感。電影的結尾處，當主教被執行了絞刑，瘋女人抱著撿來的誤以為是她女兒的嬰孩，跟在運屍車旁，牽著屍體的手，一副令人驚心的快樂和安詳表情，仿佛回家一般，遠遠地消失在古老的石頭街道上，身後，一群孩子唱著歡快的童謠。
很多人看到這個鏡頭時，整部電影裡積累下的憤懣與壓抑，變成眼淚奪眶而出。
那個可憐的女人牽著害她一生的罪魁禍首的屍體蹣跚遠去的鏡頭，是一個痛心而可怕的意象——世界上再難找出另外一個鏡頭，能這麼痛徹心骨地表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了。
關於這個症狀的起源
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Olsson與ClarkOlofsson，在意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後，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在警方與歹徒僵持了130個小時之後，因歹徒放棄而結束。然而這起事件發生後幾個月，這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他們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明並不痛恨歹徒，並表達他們對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卻對他們照顧的感激，並對警察採取敵對態度。更甚者，人質中一名女職員Christian竟然還愛上劫匪Olofsson，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這兩名搶匪劫持人質達六天之久，在這期間他們威脅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時也表現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錯綜轉變下，這四名人質抗拒政府最終營救他們的努力。
這件事激發了社會科學家，他們想要了解在擄人者與遭挾持者之間的這份感情結合，到底是發生在這起斯德哥爾摩銀行搶案的一宗特例，還是這種情感結合代表了一種普遍的心理反應。而後來的研究顯示，這起研究學者稱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驚訝的普遍。研究者發現到這種症候群的例子見諸於各種不同的經驗中，從集中營的囚犯、戰俘、受虐婦女與亂倫的受害者，都可能發生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體驗。
專家深入研究：人性能承受的恐懼有一條脆弱的底線。當人遇上了一個兇狂的殺手，殺手不講理，隨時要取他的命，人質就會把生命權漸漸付託給這個兇徒。時間拖久了，人質吃一口飯、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會覺得是恐怖分子對他的寬忍和慈悲。對於綁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懼，會先轉化為對他的感激，然後變為一種崇拜，最後人質也下意識地以為兇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這種屈服於暴虐的弱點，就叫「斯德哥爾摩精神症候群」。
關於進化心理學的解釋，心理分析學的看法，新生嬰兒會與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種情緒依附，以最大化周邊成人讓他至少能生存（或成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症候群可能是由此發展而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角色認同防衛機制的重要範例。
人是可以被馴養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受害者愛上傷害者；肉票愛上綁匪。這種看似不可能發生的荒誕情節，卻實實在在地發生。別以為這樣顯性的具有戲劇衝突的場面，只在電影中才能看到，事實上，我們身邊比比皆是。
比如：一些早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如今在回憶那段歲月時，居然懷念那時的「官員不腐敗」「社會治安好」「人與人之間」平等。比如在專制體制下被綁架一切自由權利的人，懷念專制結構下的穩定秩序和清靜安定。
這種狀況，很像《戈雅之靈》中那個可憐的瘋女人，在封閉的環境中，她決無第二種選擇，由被強姦轉而順奸甚至成為通姦，而又將通姦誤以為是愛情。因為她壓根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愛；而惡人在封閉環境中，掌握著包括物質供應，監獄內部的自由行走或需不需要用刑之類令她痛苦可能緩解的種種東西的給予和剝奪，讓她產生：人家本是可以殺我的，而沒殺；不僅不殺，還給玉米面包；不僅給玉米面包，而且準許在監獄裡不戴刑具地走動……進而對對方感恩戴德，產生親切感甚至依賴。
由此可見，「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前提，是封閉，與世隔絕，無論信息還是物質都與外部絕緣；其二，則是發自內心地承認自己被支配地位和命運，認為別人如何對自己都是對方的權力，只有這樣才能讓自己至少暫時可以免除難受；其三，則是發自內心，將受虐與順從當成一種習慣，並順理成章地將其認作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有了以上幾點，「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條件便自然形成，被害人愛上施暴者，也就不可理喻地發生了。同理，那些天天在烏蒙蒙的天空下呼吸著超級致癌空氣的老頭老太太，卻在一種莫名其妙的榮譽感之下，成為霧霾的守衛者和幫兇，將霧霾當成「我們的」，也就順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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