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認是韓國人的上半生
1
我把行李箱上的紙牌撕掉，上面寫著「墨爾本至海口」。那是2019年底搶到的回國機票。
澳洲大火肆虐時，華人不是在搶空氣淨化器就是在搶機票。黑箱子上落了灰，生出黴點，我拿抹布擦乾淨，習慣性地噴一層消毒酒精。
我本已放棄了2020年出國的念想。我慶幸安娜接受了首爾大學的工作，她在亞洲疫情嚴峻時回到歐洲，當歐洲疫情開始時又回到了東亞。韓國領事館在夏天開放了對武漢人的籤證，年近三十歲的我在和父母居住了大半年後，把出國排上了日程。
圖文店老闆反覆確認是辦理籤證的證件照。他把照片裁剪好交到我手上說，你是今年碰到第一個要出國的人。我說，外派中東和非洲的人也要出去了。他說，也是，但我聽說他們是打了疫苗走的。
不出意料之外，我的籤證申請需要特別的解釋。我在不同使館遇見過這樣的情形，櫃檯工作人員一臉迷惑不解，叫出主管。兩三個人一邊打量我，一邊打量我的材料，以聽不見的窸窣交頭接耳。最後，像是做出了極大的寬容和讓步說：你的申請符合接受的條件，但是你要做好被拒籤的風險。
我接受這個聲明，致謝時本能地鞠了一躬。沒有到十五度的標準，但大於平常點頭致意的程度。我一直對日常的鞠躬感到古怪。我要是東亞之外的人，會坦然地接受這個當地的禮儀風俗。反倒來自東亞，對舊時的儀禮及背後的等級秩序有些抗拒。尤其旁人不把你當作真正的外國人看，認為你應是熟知這一套禮貌的系統，更添增了我「鬥爭」的志願。
東亞的陰影還以另種方式糾纏我：自青少年開始，我常被誤認是韓國人。即便眼睛小，我也吃驚因這一特徵被認作是韓國人的頻率。在北京或是青島韓國人聚居區，我被問來到中國幾年以及為何中文如此流利。在巴黎和羅馬的景點，小販的問候是anyoung haseyo不是nihao。偶爾，我也會被認是在西方生活多年而拒絕說韓語的可厭的移民。
這一次的登記出境，沒拿出護照前，我收到的都是韓文表格。前夜的浦東機場出了新病例，早上有近半的航班取消，恰好這一天，首爾爆發新一波疫情警戒升級。面對這些我也能處之泰然了。經過一年的適應，我好像再不會對於臨時打亂的計劃頓生氣惱，隨時做好接受倉促的審判。
飛往首爾的韓班快到不像出國，我甚至還沒填完一沓入境和檢疫的表格，就要收起桌板。坐上隔離的計程車，我意識到這是半個月裡唯一看到戶外的機會。
首爾的落日燦烈，經過仁川大橋時，濘泥曲折的淺灘，像是破碎的鏡面，承接和折射餘暉。檢測核酸的地方離住處不遠，按時間收費，換了倆計程車，司機一邊接電話，一邊鞠躬不好意思地走過來，像是崔岷植扮演的中年男人形象。
檢測處，我先入為主，要求英文的表格。前臺的小姐姐仍說了一連串韓語，見我沒有反應才問，你不會說韓語嗎。我說，不會。她說，一點也不會嗎。我說，是的。她搖了搖頭露出無奈的樣子。鼻孔採樣的老醫生毫不手軟，直到我眼淚冒出來才收工。
我把行李拎上五樓，在門庭脫下鞋，地板上黃色的生化垃圾袋旁寫道：「隔離期間，生活垃圾請全部入袋」。前臺打來電話，告知我隔離結束的時間和注意事項。我需要去補全他們的英文對話，就像我剛出國時英國同學對我的那樣。
他們問你的餐飲有什麼要求，我說只要不是每天一樣就行。房門關上，地板上透來微微的溫氣，我把兩層窗戶打開，讓乾冷的空氣透進來。樓下的樹叢裡亮起黃色和綠色的聖誕節燈飾。
2
七年前的聖誕節前夕，我收到了學校郵件，關於一位韓國朋友。
往常，假前郵件不過是聖誕快樂一類的祝辭，那次卻不同。我和這位韓國朋友認識，緣於同一時間和人類學系主任見面。走進辦公室的時候，他已坐著了，我在旁邊的椅子坐下。系主任嘴裡說話，抬頭時突然停住，吃驚地問，你們倆人是兄弟嗎。
這句話要是在其它學院聽到也作罷，但在人類學系裡聽到，我皺起眉頭，準備要說：難道東亞人對於你來說都長一樣嗎。旁邊的人也忍不住前傾，像要說些什麼。這時，我們目光相交，看清彼此長相，驚訝之餘停止了反駁。我們倆長得確實太像，而且同戴圓框眼鏡，穿花呢外套，站起來的時候，我們的身高也差不多。一路走到圖書館，聊得投機，坐在門前的沙發椅上談了兩三個小時。
他高中時期隨家人移民去夏威夷，大學是哲學和人類學專業，來英國交換一年。他的口音脫離了出生地，但又不是二代移民的全盤美式。他不怎麼去韓國留學生的聚會，後者時常持續整夜，灌下的酒精不亞於俄羅斯或是蘇格蘭的派對。韓國朋友說喝到天明，我們去喝大醬湯解酒。我從未熬到大醬湯的環節。他也不怎麼參加英美人的聚會「積極融入」。
我的處境與他相同，他說話表達的任何一點都感同身受，都在圖書館裡度過大部分時間。談話結尾，我們說起厄內斯特·蓋爾納，戰後捷克裔的英國人類學家。我說，but he is such a rationalist（「但他太理性主義者了」）。他揚起頭說，「what is wrong with a rationalist?」 （「理性主義者又什麼錯呢？」）
那是我對他最後的印象。我們沒有留聯繫方式，因為人類學系那一屆就兩個亞裔，定能在課上或講座碰頭。我們約好聖誕節後好好談，那時他還沒有決定要不要回夏威夷過節。一個月後，我收到了學校的郵件，提到一位交換生在宿舍房間被發現死亡。我讀到人類學系，交換生，韓裔，便確定是他無誤了。他住的宿舍正是我新生年住的，學校西邊最便宜的一棟。郵件裡沒有提到他的死因，只提及他的姐姐和母親來到學校。我嘗試去找教堂有沒有安排service，了無音訊。
我心情糟糕地合上電腦，和歐洲朋友提起這個消息。他們都沒聽過這個韓國學生，說了聲sorry to hear that，轉身回到節日聚會中。時至今日，他仍是我的腦海裡迴蕩的強烈象徵，不被故鄉或新鄉懷念，一位移民交換生之死，淹沒在聖誕的溫煦中。
3
從隔離的窗戶望出去是首爾的冠嶽區，不息的車輛和變化的日光將它和一幅靜止的畫區分。
開始的三兩天，我過的昏昏沉沉，只有一張床的房間，隨時遁入夢境。我在一天的任何時刻起來，查看時間決定能和哪個時區的朋友打個電話。Blurday重現，角落垃圾袋裡散發味道，開窗又會急速降低房間的溫度。
這可能是出生以來，最長的，見不到真人的時間了。
三餐的時間固定在八點、十二點、五點。送餐的人像幽靈存在，我每聽到門鈴聲取餐，只見到擺在門口的飯盒，從來沒有捕捉到他的身影。機場人員監督下安裝的App，在九點和三點提醒上報健康信息，叮噹聲響起則是區域廣播（Cellular Broadcasting Service）的新病例，一連串韓文和一個我能看得懂的阿拉伯數字。這便是每一日的數字和時間節點了。
我把收藏的運動博主視頻拿出來，立志要每日規律運動。聽說德國朋友在香港隔離的時候，在十平米的房間裡跑出來四分馬拉松。過去認為對著屏幕健身是電子消費主義的異化，而今，這已是它第二次在隔離期間拯救我的身體。
優化算法在第二天為我推薦了Kpop的健身舞，第三天繼續，到了第四天，我忍不住打開了它。無人的房間裡跳一曲Kpop又能怎樣呢。我進入了異託幫，Heterotopia，遠離現實規訓的異質空間，沒有日常羞恥和凝視。Blackpink的舞曲運動量超過了想像，曲終之時和做過insanity一般精疲力竭。Lisa 「kill this love」一槍，把我擊倒在地板上。
我躺在暖和的地板上喘氣，想起來在飛機上看netflix紀錄片系列，第一次聽說blackpink，知道她們是創了紀錄的女團。下一秒鐘，我覺得自己的知識系統出了問題：為什麼起源在鄰國的一次席捲世界的潮流，我是通過太平洋另一端的媒體平臺得知？
這當然不僅是韓國，要是我想去了解到泰國或是印尼的事件，同樣要依賴路透、紐時或是經濟學人。區域之外的終端平臺，過濾世界各地的信息，挑選什麼是「重要的」和「值得關注的」，即便策源地在咫尺之遙。在世界權力越加多元和分散時，南方國家了解南方國家的渠道，變得越加的集中。
4
我第一次意識到韓流不再是中學時的東亞風潮而成為世界級的流行，又是因為一場誤認。
那時，我剛結束在安第斯山脈的一天的訪談，在山城中心的廣場裡喝啤酒，中學生兜售演出的票，見到我興奮不已，送了兩場票，我以為是劇團表演，等進了場，才發現是當地學校組織的歌舞，根據歷史線編排，印加的傳統舞，西班牙殖民時期的宮廷舞，薩爾薩舞，觀眾反應平平，禮貌鼓掌，
等到最後一群少年出場，韓文音樂響起，全場陷入到震耳欲聾的歡呼中，學生們站了起來，尖叫和吹哨，時不時地轉過頭來看我，認為那是我會無比熟悉的節奏。有那麼一刻，我害怕他們會拉我上去。從歡呼聲中，我得知那是BTS的曲子，他們在2019年貢獻了韓國0.3%的GDP。
這些信息因我不關注韓流從身邊流走，反而在遙遠的他鄉，因為一次次地誤認，重新發現近鄰。
韓國以日常方式早已進入成長軌跡，從不知所以然地在《藍色生死戀》時給家人遞紙巾開始。我近乎從電影中學習了韓國戰後政治社會史，想像在不同環境中我們也許擁有的歷史記憶。
但是，耳濡目染總藉助大眾傳媒的中介，像一連串無關緊要的思想剮蹭，我們很少正視韓國擊中當代的精神內核，或認可它的深刻之處。即便對世界文化抱有好奇和理解的人那裡，也隨處可見對韓國的普遍偏見。韓國被高度符號化的美容、娛樂和爭取文化空間的民族主義所代表。
推動東亞學者對話的孫歌，指出過中國社會中韓國意象的貧乏，她呼籲從東亞地域提取思想命題：
與中國的混沌狀態沒有得到有效認識同樣，韓國社會所積累的優秀的政治傳統也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在東亞論述中一直容易被作為受害者和弱者的韓國社會，卻擁有著東亞地域中最為成熟的民主主義政治傳統。這並不僅僅意味著韓國社會擁有各種各樣的政治社會運動。韓國知識分子對於東亞情勢的危機感，他們強烈的批判精神，從這種危機意識和批判精神中轉化而來的對於東亞的責任感，以及在中國大陸、臺灣和日本並不普遍的對於美國霸權的清醒的抵抗意識，這些都暗示了韓國社會孕育的政治感覺的特質。（《尋找亞洲：創造另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這一段話激起了我對韓國的認知興趣。看似儒家的等級秩序和對資本技術的擁抱之下，醞釀強大的社會能量和激進的批判。申京淑、韓江、趙南柱、奉俊昊，獲得國際關注的韓國作品，無一例外以社會批判和抗爭意味立足，李滄東《燃燒》的改編，把樹上春樹都市男女故事變成了當代不平等結構中「塑料大棚人生」的寓言。
可是，認知興趣一開始便面對困境，暢銷書之外的韓國作品罕有中文譯本，在琳琅滿目的標籤「韓國」視頻中罕有深度的紀實。這樣的困境，又回到之前南方國家變得遙遠的問題，要去西方重新發現東方。橫向的直接聯結和網絡，編織起的日常密集的互動，成為歷史的遺蹟和經貿的餘影。
我要去打開那個多年以來一直被誤認是「我」的身份，把豐饒但是淺薄圍繞的「熟悉」解體，將韓國嚴肅地視作陌生的國度。
5
每日運動之前，我加入韓語的學習，這可能是上手時最有成就的外語學習經歷。兩天後，我便可以讀出樓下的招牌：서울대학교（首爾國立大學）。洪常秀生活化的電影場景提供了不用倍速慢放的素材，我再沒有不自量力地打開blackpink的舞蹈教學。
陽光對冬日的首爾異常慷慨，未見雨雪，每到落日，半山的校園沉入金色的光暈之中。五點半後，夜燈點亮，我在夜幕裡尋找下一個擴充詞彙的字符。
建築頂上的紅色十字架出現了。
我打開地圖，韓國政府以潛在的軍事威脅為理由禁止地圖數據的出口，谷歌地圖信息受限。我費了半天勁，查出是汝矣島純福音教、天主教和長老宗的教堂，全部集中在距離我不到五百米的範圍中，它們像街頭宗教博物館陳列紛繁的教派。不遠處，新天地教會顯示關閉並被眾人打了一星。
我的韓國朋友多是基督徒，無論他們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有沒有服兵役，何時移民，喝酒到幾點，是不是素食主義，他們多是基督徒。
甲午戰爭後，基督徒支持了韓國獨立會社的成立。1919年，在影響中國五四的「三一運動」時，韓國基督徒的人口不到1%，而獨立宣言半數的籤名者是基督徒。
起初作為躲避當局打擊躲至山中的祈禱方式，1940年代逐漸流行，「禱告山」運動興盛了五旬節派，帳篷教會演變成固定的恢宏場所。冷戰時期，汝矣島純福音教會打破文化傳統，選拔女性作為傳教領袖，她們被認為適合挨家挨戶的串訪，通過人際網絡吸納信眾，之後，汝矣島純福音教會成為世界規模最大的五旬節教會。
顧名思義，他們的教堂在汝矣島上，首爾的曼哈頓，首爾人用「汝矣島」來作為計量單位，說到陌生的地區，便說那有多少個汝矣島大。1922年，留日回國的安昌男在汝矣島起飛，完成韓國歷史上的首次飛行，之後他流亡中國，為閻錫山的山西航空兵團訓練飛行員，1930年因空難早逝。
一架飛機從首爾的夜空閃燈略過，疫情中的天空寧靜無聲，不見縱橫交錯的蒸汽尾跡。前臺打來電話，提醒我明天結束隔離時，把垃圾袋放在門外。
我說，浴頭和冰箱都出了問題，我暫時修好了，可你們的網可別再突然中斷了，我差點犯心臟病了。他說，what heart problem? 我急忙說no no, it’s nothing。現在還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我突發奇想，準備在聖誕節的時候去汝矣島上眺望漢江。
我把垃圾袋一一紮好，擺在門口，又把行李收拾好，去衛生間檢查有沒有忘掉東西。把窗戶打開，試探外面的溫度，看要不要再加個羽絨內膽。對門的房間也結束了隔離，現在門半開著，人已不見。沒人打電話通知我隔離的結束，我想是不是可以自行下樓。
韓國剛結束高考，首爾昨日又上調了警戒等級，乃是疫情爆發以來的最高級別，每日新增六百多，統計裡專門一覽標註「新天地教會相關」。學校準入三分之一的學生輪流上課，禁止五十人以上的聚會，健身房和KTV關門，我的烤肉燒酒和參雞湯變得遙遙無期。我拖著箱子下樓，結了帳，按地址走到住所，開門的經過的人打招呼，等走到二樓我反應過來那句話是什麼，돌아오셨네요。
「你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