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何建明的《非典十年祭·北京保衛戰》結集出版，書中他這樣說：人類所經歷的任何苦難都是寶貴的，把它記憶住，本身就是財富，而忘卻了它才是真正的悲劇。
於是，2017年，他的《警世錄 ：何建明災難三部集》問世，將其創作的真實反映重大災難的三部作品《天津爆炸現場》《徵戰伊波拉》《北京保衛戰》重新呈現在世人眼前。書中也再次發出警世之言：「戰勝災難，從來就是人類自我成長的重要部分。而在災難面前，如何反省自我，是人類在今天和未來更需要補上的一課。」
在疫情肆虐的當下，重看這些文字，重溫這些作品，不由得靜下沉思，也不能不為何建明先生的遠見卓識所折服。而作為一名報告文學作家，一直以來，他都站在高遠處記錄當代中國，以犀利睿智的文字發出振聾發聵的吶喊……
文 / 馬娜
他從事報告文學創作長達四十餘年，創作的長篇報告文學達五十餘部，改編成電影、電視的有十二部，翻譯到國外的有十五部。
他的《落淚是金》改變了千萬貧困大學生的命運，他的《根本利益》被推薦給全黨學習，他的《國家》被改編成電影《戰狼２》獲得六十五億人民幣票房，他的《忠誠與背叛》被推薦為最近開展的「初心教育活動」必讀書，他的《那山，那水》被認為是第一部記述「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重要思想的文學讀本，他的《浦東史詩》是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偉大曆程的佳作，他的《大橋》讓十三億人揚眉吐氣……
他「閱人無數」，四十年裡採訪過四五千人，推出「感動中國」人物六人，各行各業的重大典型二三十人。
他是作家，是全國勞動模範，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年來全國作家中唯一獲得這一殊榮的人。
至今，他仍走在探索中國當代報告文學的道路上。
模仿甚至踏著「保爾」的路，從尋找「冬妮婭」，到參軍，再到尋找「麗達」式的愛人，再到拿起筆當作家……何建明的青春理想，就是把自己鑄造成「中國保爾」。
拿起筆當作家，何建明遇到了貴人。
1985年，馮牧出任主編的《中國作家》創刊。這份以刊發報告文學為己任的文學大刊，從此團結了一大批報告文學作家，並影響了他們的成長。何建明就是其中一位。
那個時候，何建明是部隊的新聞幹部，創作過小說。受《高山下的花環》和《哥德巴赫猜想》的影響，他慢慢喜歡上了報告文學創作。「自從熱衷於報告文學創作後，就再也沒有走過回頭路。」他說。
他的第一部作品寄給了文學大家茅盾主編的雜誌。幾個月後，獲悉作品被刊用，何建明「歡欣鼓舞」。又過了幾個月，該作品被評為「建國三十五周年優秀報告文學作品」，何建明赴北京領獎。「那時，我二十三歲，去北京領兩個獎，一是作為全軍新聞報導先進個人，二是這個報告文學獎。」何建明說。
十年後，何建明已經是部隊一名創作報告文學的骨幹。轉業到地方後，他在中央某部委一份文學雜誌任主編。就是在這個時候，三十多歲的他，遇上了文壇老將陳荒煤和馮牧。
「我當這個文學雜誌主編時，有不少活動，每次都請馮牧和陳荒煤兩位來壓臺柱子，他們特別謙和地支持我的工作，從此與他們結下了深厚友情。」何建明深情地回憶說，「這兩位老人家對我特別好，我一有事，他們幾乎是『隨叫隨到』。我們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會一結束就在前門旁邊的一個小飯店吃火鍋，席間總是情意濃濃……」
何建明那個時候年輕，又剛從部隊出來，「敢闖敢幹」，同樣是部隊出身的老兵馮牧和陳荒煤，看中何建明的也許正是這一點。
1995年底，何建明因為一篇《科學大師的名利場》，惹怒了某些人，原來的單位待不下去了。在馮牧、陳荒煤、張鍥等人的關懷下，何建明調到《中國作家》雜誌社，出任總編室主任。
也是在這一年，馮牧先生患病去世。
陳荒煤接替馮牧先生出任《中國作家》主編，陳荒煤此時也年高體弱。何建明有一次去醫院探望他，他跟何建明說：「我是掛名的，工作要你們幹。報告文學是《中國作家》的特色，建明你年輕，好好與同事們一起建設好這塊陣地。」
時間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何建明依然能清晰地回憶起馮牧、陳荒煤等老一代報告文學作家的諄諄教誨。
之後，《中國作家》連續發表了《馬家軍調查》等有重要影響的作品。這期間，何建明以其年輕人的闖勁，向當時主持工作的章仲鍔常務副主編和編輯部主任肖立軍等建議打破雜誌傳統的「大拼盤」式編稿模式，即「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四大文體一起發的拼盤式辦刊模式，組織、編輯優秀報告文學，集中版面，一期主發一部。結果大獲成功。趙瑜的《馬家軍調查》由於馬俊仁的「配合」（與《中國作家》打官司），這一期《中國作家》一時洛陽紙貴。
終於，何建明發表了自己的成名作《落淚是金》，使《中國作家》再度成為全國矚目的報告文學最重要的陣地。何建明也因此一舉成名。
他的這部《落淚是金》引發了全國性的關愛貧困大學生的熱潮，受到了國外諸多媒體的關注，美國《紐約時報》、英國廣播公司、日本《讀賣新聞》等都作了報導。何建明因此成為國內當時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那之後的幾年裡，他連續推出了《中國高考報告》《根本利益》《國家行動》等重要作品，不僅受到讀者歡迎，也引起中央領導的關注，作品影響力越來越大。
2005年，何建明被推薦為全國勞動模範，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位、至今仍然是唯一一位作家中的全國勞模。
接著，何建明出任了《中國作家》雜誌繼馮牧、陳荒煤之後的第三任主編，後來又成為繼張鍥之後的第三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從此開始在探索中國當代報告文學的道路上負重前行，一直至今。有一句話說，報告文學是「行走文學」，七分採訪，三分寫作。何建明很認同這句話，他認為，一個傑出的報告文學作家，也一定是採訪、調查的高手。而採訪和調查，越現場、越深入，就越好。在他所寫的幾十部作品中，有近一半是在身處危險和絕境之中採寫完成的。這種說法絕非誇張。
1993年，何建明創作了長篇報告文學《共和國告急》，內容是揭露各地的礦難內幕，一經發表，立即引起各界強烈反響，作品也因此斬獲第一屆魯迅文學獎。
然而讀者並不知道，當年何建明為了到黑色礦區秦嶺等地採訪，曾多次冒著生命危險穿梭在深山叢林之中，甚至曾被黑心礦主用土槍頂著後腰在礦區行走。
「我並不後悔和後怕，因為報告文學作家的社會調查和一線採訪，必須像戰士上戰場一樣，沒有衝鋒，怎可能佔領高地？文學寫作也是如此，尤其是報告文學寫作。」何建明這樣說。
2003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嚴重威脅著首都人民的生命。人們紛紛躲逃，一時間全民恐慌。就在此時，何建明第一個站出來發出「國家和民族危難之時，作家不能缺席」的呼聲，他甚至在沒有任何防護措施的情況下衝到了抗擊「非典」的第一線，連續進行艱難而危險的採訪、寫作。
他每天冒死往返在疫情區和醫院。因為無法確定他是否已被感染，因此他的活動範圍被無情地限制在了疫情區和醫院，不能再正常回家吃飯。那兩個月，方便麵成了他唯一的食品，他的體重掉了三十多斤。長期的飲食單一導致他的身體代謝異常，患上了糖尿病……在這場奪去許多人生命的災難面前，何建明採寫完成了紀實文學作品《北京保衛戰》，成為記錄那段災難的僅有的一部現場紀實作品。
他曾六次利用放假休息時間，輾轉到三峽移民工程的千裡戰線採訪調查。
「有一天我從早晨５點出發，一天中更換了五種交通工具，到第二天凌晨３點到達移民點。剛想在一所小學的課桌上眯一會兒，就又被人叫醒，說移民隊伍要出發啦！於是趕緊揉揉眼皮趕去現場採訪……」何建明說。這沒什麼奇怪的，因為何建明的寫作基本都是到一線採訪，都是這樣的狀態。這次，他完成的是《國家行動》，是何建明傾注心血書寫百萬三峽大移民的重頭作品，這部作品後來被改編成電視劇廣為傳播。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舉國悲泣。何建明第一時間趕到抗震救災第一線。那時震區仍在地動山搖，餘震的殺傷率極高。一天，何建明剛剛採訪完一個叫「紅白鎮」的地方，在穿越一片懸崖時，身後突然傳來一聲巨響，餘震將數百塊巨石推滾至山腳下的公路上和溪流中，而砸下來的亂石距他只有幾米遠！
2010年，為了採訪中國石油在海外戰場的風雲戰事，何建明來到非洲蘇丹達爾富爾武裝暴亂最激烈的地區，和施工隊一起穿越當地激戰的炮火線。多年積累和親歷現場讓何建明一氣寫成《部長與國家》，此作品在石油系統與中國工業領域被譽為「紅色經典」，後來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奠基者》，被央視一套推為當年的開年大劇於黃金時段播出。
「報告文學作家，就該像衝鋒的戰士。」這是何建明常說的一句話。其實，他也一直以此踐行著自己的文學生涯。
讀者一定還記得2015年8月12日天津發生的那場大爆炸。當時我們都是從電視和手機傳播的鏡頭裡看到那沖天的火光與血淋淋的災難現場慘狀。而硝煙仍在瀰漫之時，何建明又出發了，再次趕赴爆炸現場。
「站在那個有三四個籃球場那麼大的大坑面前，滿目瘡痍，我足足默立了三十多分鐘……眼前雖然是已經被清理過了的爆炸現場，但處處仍然散落著那些犧牲了的消防隊員被炸成碎片的紅色消防服以及鋼盔等殘留物，鼻腔中充溢的依舊是焦煳的味道。」何建明回憶當時的現場情形時說。
後來，他跑遍收留傷員的醫院，採訪了一個又一個受傷人員和倖存者，以及公安消防系統的官兵，最後採寫出催人淚下、驚天動地的長篇非虛構佳作《爆炸現場》，在《人民文學》上發表和經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後，立即引起轟動。
「聽起來這樣的稱呼和頭銜似乎很『光榮』，但我絲毫高興不起來！」何建明卻這樣說，令人驚詫。「作為一個記錄時代的報告文學作家，可以說，從我第一篇作品寫到現在，一直在講中國故事。」何建明說，「但當今社會有一種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就是你寫正能量的中國好故事，你可能不如寫一個所謂『揭黑』的故事吃香。你寫的好故事越多，你有可能在文學圈內越沒有地位，這是一個很怪的現象，它因此也讓我們這些從事報告文學創作的人內心感到孤獨和憂傷……」
但他並不後悔，更不會停止腳步。
從夏衍的《包身工》，到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國報告文學經歷了從「揭露」到「批判」、從「歌頌」到「講好中國故事」的過程，這期間文體本身的流進和發展，歷時八九十年。而何建明則用自己已歷時四十年的不倦創作為這一文體的蓬勃發展起到了主要的引領作用，成為當代報告文學的領軍人物。他本人的創作風格和題材方向，也從最初的以批判性為主的創作，如《共和國告急》《中國高考報告》《落淚是金》《為了弱者的尊嚴》，轉向近十幾年創作的《國家行動》《浦東史詩》《國家》《大橋》等歌頌性作品。
很少有人的報告文學作品在數量和影響力上超越他。有些不了解他的人總在猜測：為什麼何建明每年能寫一兩部大作品，有時甚至更多？是不是他的身後有一個強大的「寫手團」，或者有一排雄赳赳的「槍手」？
何建明聽後總是笑笑說：「除了電腦，還有一個人腦，它們一直跟著我，再無其他，更無『槍手』。」
在說到自己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作品層出不窮時，他直言道：「別人逢年過節、飯後茶餘聊天閒逛、海闊天空時，我可能又到了一個邊遠山村或火熱的國家建設工地去採訪了……我在別人幹活的時候，比他們更加拼命地幹活；我在別人尚未邁開步子的時候，已經登上了一座又一座新的山峰。小說家可能在為自己如何選擇生活而舉棋不定、猶猶豫豫時，我卻每天把身子泡在火熱的現實生活之中。我從來沒有因為生活貧乏、枯竭而苦惱過，卻常常在洶湧奔騰的現實生活浪尖上踏浪衝鋒……」
經歷過戰爭、災難、政治風雲和社會變革等幾十年時代風雲的何建明，不僅寫作過程中一直挺身而出走在時代最前列，同時也在這樣的風雲變幻中鍛鍊了敏銳的政治嗅覺和超人的意志。他把自己定位為「時代的歌者」。
「既然是『歌者』，當然是以歌唱為主。但是不要簡單地認為寫歌頌性的作品也一定沒有批判性，恰恰相反，一部正能量的作品，就是對那些負能量的、反社會發展潮流的黑暗面的作品進行有力抨擊。一個時代楷模的藝術形象和宣傳推廣，就是對那些落後的、腐朽者的鞭撻與警示。所以簡單地認為歌頌的作品就沒有批判性是不對的，至少把事物認識得簡單化了。當代中國文學界最讓人憂慮的是，相當一部分人清楚知道自己沒本事把好事寫好，於是就視把壞事寫絕為真正文學，那才是悲劇！因為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作家，如果只會揭露社會和自己民族的醜陋和陰暗，那最後的結果是，他們最終也將被這種醜陋和陰暗所吞噬！」何建明堅持這樣的觀點，所以他在最近十多年中的創作，基本上走的是「謳歌式」的創作，並且是「國家敘述」式的謳歌，且取得斐然成就。
比如《浦東史詩》，讓上海人再次領略了優秀報告文學的藝術魅力和高遠境界。這是一部典型的謳歌式「國家敘述」，它如詩如畫一般講述了浦東開發開放過程中那些激動人心和感人至深的故事，將決策者領導人等寫得有血有肉、精彩紛呈。更有在「東方明珠」「中國第一高樓」上「與天對話」的詩情畫意。在今年4月22日「全民閱讀日」前夕，上海為何建明的這部作品，在「中國城市之巔」舉行了一場高端朗誦會，十名上海朗誦藝術界的頂級專家親自朗誦，其情其景，令在場的所有上海各界人士感動。然而，唯獨也在現場的何建明卻顯得十分平靜。
事後問他為什麼，他說：「從開始寫《浦東史詩》那天起，我就一直住在當年我曾祖父和爺爺他們那幾代曾經生活和工作過的浦東『和記碼頭』那塊土地上的酒店，每天看著黃浦江潮起潮落，一次次感受和領悟人世間古往今來的滄桑，不再為眼前一點點沉與浮、名與利糾結。文學和文體本身其實也與潮漲潮落的江流一樣，不可能沒有波濤與暗流，也不會永遠是一種勢態，然而潮漲時的洶湧和潮落時的嗚咽，則是不可逆轉的自然規律。文體也是如此，如果你在歷史長河中發揮了作用，起到了對社會和時代的推動力，為廣大讀者所喜歡，那就是你成長、成熟的機會與可能，不然則會慢慢弱化和消亡。中國報告文學之所以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強大，並更有廣泛意義，有更多人投入其中，就是中國社會的發展給予了它發展和發揮作用的巨大空間。尤其是今天多次強調的講好中國故事，給了報告文學文體極大的發展空間和機會。所以誰刻意否認這一現象，只能是狹窄的目光和偏見。」原來，任何時候，他都在思考當代報告文學的問題。
報告文學和非虛構作品被人們認為是戴著手銬和腳鐐在跳舞的文體。何建明說，他自己和報告文學文體為什麼不像小說家和小說那麼廣受讀者傾向性的擁戴和熱衷，最核心的一點就是「戴著手銬和腳鐐跳舞本身，其難度極大，而且還要好看，非一日之功，非一般之功」。
但何建明就這樣「跳」了四十年，他的作品有十幾部還「跳」得相當出色，他因此被人譽為「當代報告文學第一人」。
有的作家認為，作家的最高思想境界是悲憫，其表現手法的最高境界是荒誕。何建明認為，作家的最高思想境界除了悲憫外，還應當有崇高和正義，其表現手法的最高境界應當能夠把人類和自然最具進步和光芒的現象進行真實和本質的還原。
他的作品幾乎都是按照這一觀念在履行和踐行，所以也就代表了當代中國報告文學的最高水準。由此，何建明也承擔了一般作家無須承擔的責任和使命。「會長並不那麼好當。所謂的『領軍人物』更不是有一兩篇作品就可以自命不凡地安在自己頭上的。」何建明說。
但何建明有這個資歷。他現身說法，用作品和擔當來當這個會長。擔任會長後的何建明有了雙重責任：報告文學在中國大文學中地位的鞏固和提升、培養和壯大報告文學隊伍。
在他的努力推動下，魯迅文學院連續開辦了兩期報告文學骨幹作家的高級研究班，通過嚴格的教學，這兩期近百名學員獲得了迅速成長，並已經成為當代報告文學的中堅力量。最值得稱道的是，自何建明2012年成為報告文學學會會長以來，一年一度的「全國報告文學創作會」受到全國作家們的歡迎。創作會期間，何建明身體力行，與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們義務為學員講課、幫助基層作家分析討論創作話題和作品。
「我們從沒見過文學創作會竟然每天開到深更半夜還沒散場，而且何建明等都是文學界的大腕，卻如此平易近人……或許只有報告文學界才有這種風氣。」學員們說。
報告文學界的這股清新風氣堪稱文壇奇蹟。這些年，請何建明「出主意」「看稿子」「幫發表」的人數不勝數，何建明一邊承擔著繁重的管理工作和創作任務，一邊不厭其煩地幫助那些正在報告文學道路上行走的新手一步一步朝前邁進，直到他們「出道」，成為大家。當代報告文學作家中，稍有一些名氣的作家，幾乎很少未經何建明指導與推薦過，他們也從心底感激他們的這位引路人。
在何建明擔任《中國作家》主編、出任作家出版社社長和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管委會主任近十五年裡，報告文學出版事業和學術研討活動前所未有地活躍與繁榮，「徐遲報告文學獎」「年度報告文學排行榜」「年度報告文學精選」等，成為當代文壇和出版界經久不衰的蓬勃現象而名留青史。
2017年11月下旬的一天，央視《新聞聯播》裡有一則鏡頭，在與全國道德模範代表合影時，兩位老人受到專門起身讓座。這兩位老人一位是核潛艇專家黃旭華，一位是貴州山區農民黃大發。而後者完全是一個最普通的山區老百姓。
這位名叫黃大發的老人，正是何建明以一部《山神》將其從閉塞的大山深處隆重地推到了央視，推到了全國人民的面前。因為，何建明的寫作信條是，絕不輕易讓任何一個特殊人物被埋沒。
放眼整個中國，除了何建明，還沒有哪個作家，能通過自己的筆，在幾十年間推出一長串讓國人和世人敬仰的「感動中國」人物和時代楷模，如錢學森、王進喜、王淦昌、黃汲清、餘秋裡、康世恩、梁雨潤、白芳禮、吳仁寶、王啟民、鮑新民、林鳴……似乎也沒有一個作家能揮筆寫就毛澤東、鄧小平等幾代領袖人物的風雲人生。
這一部部強國的英雄史詩，除了與作者本身胸懷強國夢的熱血情懷分不開外，還有作者的膽識和清醒。面對這樣的風雲人物，作家筆端的風險與機遇是並存的。
「報告文學寫作就是為時代畫像，其對象存在的意義決定了作品本身的意義。不講政治和道德的標準，報告文學就是自欺欺人。報告文學寫作的難度也在於此，即必須旗幟鮮明地亮出作者對客觀事物和人物的價值判斷和立場，其次才是如何表現對客觀事物與人物的藝術敘述本領。」何建明說。
何建明對此有太多感受：「這個時候，個人行為的道德標準和讀者及社會對你作品的道德標準將雙重地考驗著你。在這個過程中，你就像一個走鋼絲的運動員，或捨命成功，或粉身碎骨……」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節點，這一年也是何建明走上文學道路、從事報告文學創作的第四十個年頭。那天，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的《何建明文集》（三十卷）出版暨文學創作四十年會議現場，何建明的一百二十多部各種版本的作品展現在大家面前，令人嘆為觀止。原中宣部副部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翟泰豐在現場說：「作為時代歌手，何建明的作品裡展現的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偉大歷史進程和風雲；作為報告文學領軍人物，他斐然的個人創作成果和對隊伍的建設所作的貢獻，將必定載入文學史冊！」
或許，這是對何建明的一個比較準確和客觀的評價。
而何建明，將永遠走在探索中國當代報告文學的道路上。他說：「下一步，我的目標將放在報告文學文體藝術的新多元化，即藉助各種文學寫作技巧，實現報告文學藝術的經典化與精品化，每一部作品都要成為一個新的創作版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