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為2014年5月5日《博客天下》第1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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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約撰稿 | 王菡
圖 | 郭楊
鍾永豐的成年禮，是在父親的指導下，第一次獨立駕牛車到田邊。對他來說，長大要做農，像父親一樣神氣雄壯，是不曾動搖的願望。
這位集詩人、詞作家、NGO行動者等於一身的臺灣客家人，總是緊緊地盯著腳下的土地，鮮有抬起頭來。他和搭檔林生祥合作多年，創作了大量農業和農村題材的民謠歌曲，成為近十年來推動臺灣農村小區重建的一支重要文藝力量。他本人也憑藉《臨暗》和《種樹》，兩度獲封臺灣「金曲獎」最佳作詞人。
「農民本該是農村生態系統的最佳守護者與詮釋者，他們的傳統中本就有一套關於作物、土壤與生物間相互滋養又彼此抑制的操作手法，現卻無異於工業人了。」正是基於這樣的一種擔心和焦慮，鍾永豐覺得自己的工作一刻也不能停下。
去年，他和林生祥推出的《我莊》，被很多樂評人認為是該年代華語樂壇最重要的一張專輯。仍然是在講故鄉、講農村，仍然在用近乎白描一般的手法鋪陳著鄉村的浪漫與哀愁。
大陸音樂人周雲蓬評價說：「能把民謠細膩地經典成羅浮宮裡的一幅鄉村版畫，只有《我莊》能做到此境界。」他還順便誇了下鍾永豐的詞：「閱讀歌詞，好像在讀古樸的漢詩樂府，幾句七言體的客家駢文，是漢語最遙遠的古體詩流淌至今。」
鍾永豐的履歷表上寫著：1964年春出生於美濃鎮菸農家庭；1973年學習放牛、割草、除草、抹煙筒、燒水等簡單農事與家務勞動；1975年學習駕牛車、掌理燻煙室的溫度；1976年夏第一次爬上三層樓高的芒果樹與龍眼樹，就讀美濃國中；1977年開始承擔背肥料、挑谷包、清理牛舍等粗重工作……不管這張表接下去怎樣豐富，人生初始那些農事活動的技藝始終是他珍惜的。
兄弟，我在這兒
每個人的青春期，都是體會孤獨、尋找意義的開始。1949年，國民政府來臺，推出一系列土地改革，臺灣農村享受了長達十幾年的富足。全球化浪潮下，臺灣要抓住經濟起飛的機會。1960年代中期，臺灣為了更大規模地發展工業化和都市化，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替代，大力發展加工出口區和石化工業。南部隨即成了工業化基地。
這時鐘永豐也從鎮上的明星中學畢業，考上高雄的明星高中，開始往返於城鄉之間。曾經確信的自我，在大環境的衝擊下漸漸模糊起來。
他從來就不屬於都市，到今天仍是這樣。農村在快速工業化衝擊下越來越寂寞，曾經熱鬧的家族合院也慢慢冷清，長大做農的願望不再順理成章，變成要好好讀書考進大學融入城市。同輩中考上公務員或是在大公司謀到穩定的工作，才是讓父母、家族臉上有光的事。
城鄉之間割裂的陰影，蔓延到鍾永豐的心靈，漸漸成為一個需要填補卻不知如何充實的空洞。多年後想起過去，他覺得現在自己性格中的疏離、木訥，甚至有些事情要悶著想很久，恐怕都難以跟那個時段的經歷脫離。
都市的熱鬧並不能填補他心裡的空洞。念書，上大學，成績好，階級爬升，然後呢？沒有人能告訴他意義。他始終糾結這個問題，無法面對，也無法逃避。
他開始大量亂七八糟地聽搖滾、民謠、古典樂、爵士樂，大量亂七八糟地讀文學、哲學，還有社會史。只有音樂、文學能讓他的心稍稍安定下來。他要把主流教育所有的價值觀都嘔出，才能吸收新的營養。從那時起，他開始了長達十年思想上的自我流放。
在成功大學土木系的第三年，他決定退學去當兵。抽籤選擇服役地點的時候，他轉向南邊，面向美濃的土地公，心裡跟他說：「土地公，麻煩你，把我送到外島，我不要待在臺灣。麻煩你把我送到最遠的外島。」
一抽，果然是臺灣北方最遠的外島，叫東引，一個大概只有兩三平方公裡的小島。
島上的日子很充實，白天做一些苦工，晚上狂熱地閱讀。他請朋友從臺灣一麻袋一麻袋地寄書到島上，全部看完，放假再一袋袋扛回去。
他說，那兩年間，可能至少念了兩三百本書。臺灣前輩作家重要的小說、現代詩，臺灣能找到的俄國文學的翻譯本，日本、美國、歐洲、拉美、非洲的現代文學，幾乎都讀完了。
閱讀範圍從文學作品延伸到文學史、社會史，甚至開始念社會運動史。讀書也從開始的散亂隨性，慢慢有了自己的系統。和文字的對話開啟了他日後生命的另一種可能。
閱讀中，孤島上服役的日子很快要結束了。父親過世，讓鍾永豐剛剛平靜的心，又蒙上陰影。
父親是因農作時長期缺乏勞動防護，體內農藥殘餘過量而卒逝的，年僅55歲。當時這樣的情況在臺灣農村時有發生，甚至非常普遍。農業快速機械化，農民種田的成本增加，農產品價格又被政府打壓，只能靠自我剝削維持生計。
這次意外推著他追問，農人還要繼續犧牲下去嗎？這些沉重的代價換來的工業起飛、臺灣奇蹟滿足了誰的利益？1949年以來臺灣農村的政治經濟到底經歷了怎樣的過程？這過程通過什麼樣的機制在發動？
多年後鍾永豐再度離開美濃，創作專輯《菊花夜行軍》，嗩吶、管子、月琴、小鼓合奏出一群回鄉失敗者的史詩。鼓點聲中廣播響起：「同胞們，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是我中華民國現階段/經濟建設的基本策略。」
農民犧牲了，從農村走出的工人卻沒有過上更好的生活。臺灣在1980年代之後，隨著都市生活價格的不斷攀升和實質工資的降低，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工作上不斷漂泊。工業化浪潮裹挾著年輕勞工們大量無意義的勞動急速退去，留下一串困頓、未知、無力、彷徨。
失業者，在資本主義社會即是一個全然的失敗者，回鄉意味著重新適應另一種生活。而農村的溫暖卻漸漸冷卻，同鄉鄰裡有意無意的奚落疑問再次刺痛他們。
這張專輯的主角「阿成」就是這群回鄉者的代表。歌聲應和著他們的內心，鍾永豐對自己和「阿成們」說：「兄弟，我在這兒。」
反水庫運動
「反水庫」是臺灣社會運動史上的一個經典案例。被稱為「客家原鄉」的美濃以偏鄉之力，與臺灣整個政府作戰。鍾永豐再次回鄉後，成了這場運動的中堅。
客家人被稱為中國的吉卜賽人。在歷史上數次戰亂動蕩中，他們從中原一路輾轉遷徙。羅香林的《客家源流考》中，強調客家人在變亂、流離轉徙中鍛鍊出極強盛的適應能力，足以適應任何艱阻叢生的自然或社會環境。
美濃是臺灣客家文化保存最完整的社區之一，美濃客家人在臺灣以福佬人（閩南人）主導的漢人社會中，也是深深自傲的。乾隆元年（1736年），武洛莊民在部落領袖的帶領下，正式在美濃山下立碑開基。
鍾永豐的家族在美濃鎮東邊，莊名龍肚。父親和祖父，都是這個家族的族長，世代在這塊狹長谷地農耕。每當回到家族的時候，他會不自覺用父輩的角色思路去看整個家族事務的進行。
他在思想流放的十年中一直尋找人生的其他可能，返鄉後，他的探索主體不斷擴大，從個人到美濃客家莊，到全球化現代化衝擊下的農業社會。他要在現代化潮流中逆流而上，為古老的農耕文化招魂，帶領家族重新尋找生命力，找回那些在工業、機械中被吞噬的尊嚴與溫暖。
當他們把整理成5大冊的3萬多份民意報告攤在地上，每一個受訪者都有籤名蓋章，立法委員和記者都被鎮住了。2000年5月2日，陳水扁在高雄縣公開表示，美濃水庫興建案就此叫停。
在過去三十多年裡，美濃鎮各級公職人員競選，都是以爭取興建水庫來拉票。反水庫民意佔絕對多數，一時間成為不可理解的奇觀，這也成了臺灣反水庫運動中的經典一役。
那是1990年春，鍾永豐回到美濃後加入到了妹妹秀梅的農村調查隊伍。秀梅當時已經是一個相對成熟的社會運動者。在經歷了民進黨成立後對運動的吸納和對民粹主義、內部鬥爭的失望後，秀梅決定回鄉。憑藉過去在各種主題調查工作隊中積累的理論、與弱勢社群的連結能力，加上在美濃的主場優勢，他們很快就和各種鄉民社會組織建立了聯繫。
面對這些宗族組織，甚至黑道，他們都有自己的一套交往方式。兩年後，水庫議題出現，過去的聯繫拜訪演變為最有力的一張網絡，成為集體行動的基本框架。
1993年，在絕大部分美濃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美濃水庫的環境影響評估已經通過。他們迅速反應動員，並在之後的6年中，舉辦大的公聽會之外，還有無數場社區說明、沿街說明。
不只是談美濃水庫問題，還談全世界範圍不同地方反水庫案例背後的原因。美濃地方上的報紙，常年可以看到反水庫的文章。1994年4月，「美濃愛鄉協進會」成立，美濃上上下下階層都被組織起來。
在反水庫運動中，鍾永豐也越來越堅定。1997年，他們受邀參加於巴西舉行的第一屆國際反水庫會議，共同籤署環保運動史上第一份反水庫宣言。他相信：「在我們所必須邁進的社會裡，人與自然的關係不再化約為市場邏輯；這種市場邏輯的唯一價值是商品與終極利潤。在我們所必須邁進的社會裡，多樣性受到尊重，而其基礎乃建立在人民、區域和國度之間公平與公正的關係之上。」
反美濃水庫運動在後期也逐漸發展為美濃反水庫運動，並進一步聯結起整個南臺灣的環保運動。
反水庫只是對抗工業化的一個方面。農村如何重新組織，與形塑其命運的經濟主流對話甚至對抗，仍然是鍾永豐繼續摸索的道路。運動高峰之後，必然的更替產生，組織中年輕的力量成長成熟，應當承擔更重要的角色。同樣面臨能力與權力矛盾的，還有他自己。
1996年起擔任美濃愛鄉協進會總幹事的3年中，他成功化解了反水庫運動最大的危機。當時他剛從美國念完社會學碩士回到美濃，已經感到政府水利部門正在組織各種反擊。政府贊助學術機構為水庫工程背書，鼓勵建立美濃支持水庫的團體，蕭萬長更在1998年4月宣布水庫將在一年內動工。形勢逆轉也動搖了鄉民對鍾永豐等人的信任，懷疑他們的溫和路線，欲另起爐灶組織「美濃反水庫大聯盟」。
鍾永豐很快意識到，決不能在反水庫陣營中內鬥，必須建立更廣泛的合作基礎。橫向，和下遊受水庫影響的民眾結盟；縱向，深化和大聯盟的共識，互派代表參與對方的會議、行動；向內，鞏固和當地各種利益團體建立的關係，繼續進行反水庫說明；向外，聯合學術圈進步學者、環保團體，遊說民進黨、新黨等反對黨團支持，甚至包括國民黨中進步的立法委員。
1998年底，美濃愛鄉協進會發表《美濃水庫的替代方案》，全面回應政府的產業和水資源政策，成為整個運動的核心依據。一年時間，鍾永豐的組織能力、分析能力、意志力、視野得到了充分認可，但作為一個社會運動者，他也看到了這個位置的邊緣和渺小。他需要更多資源和更大影響力。
向官場問路
反水庫運動取得重大進展後，鍾永豐決定換一個位置做挑戰者。
1999年，鍾永豐出任高雄縣政府機要室秘書。2000年，這個曾經反水庫的運動者調任水利局長。
有沒有可能在政府部門裡搞運動？堅持的這些工作原則、價值取向，有沒有可能在政府部門開花結果？有沒有可能聯合南部三個縣市政府，出臺自己的水資源政策？用鍾永豐自己的話說，從政這十年是漂泊的十年，是這些理念支持他在漂泊中不至迷航。
從政，除了必須面對官僚系統先天的繁瑣冗雜，還要想辦法保持和社會的接觸、互動。否則那些理念很快就會因為缺乏滋養而枯萎，內心的衝突和苦悶也難以化解。
「晚上就寫詞、寫詩、聽唱片、喝酒，這個一定少不了的。」他雖然一直堅持訪談、閱讀材料，但和民間社會的關係，還是沒有以前搞運動的時候那麼生動。權力拉開的距離是他要處理的新矛盾。這種情況下，用鄉音母語創作的歌詞，如同臍帶一樣，連結著他和美濃母體。
雖然在官場和社會的接觸太單薄，但身處其中的漂泊感也帶來新的體會。從《菊花夜行軍》到《臨暗》，他已和「阿成們」不分彼此：
「傍晚，收工/一個人走，在都市/我眼珠吊垂頭顱虛脹/好像自己已經/魂飛魄散/三不時我失神走志/浪浪蕩蕩穿弄過巷/直想聽一聲/母親喚孩子洗澡/直想聞一下/廚房裡煎魚炒菜的味道/傍晚，想起/阿公講的家族史/我們這房歷代犁耙碌碡/今我都市打拼/要學開基祖阿成在都市。」
年輕時，他埋頭文學和音樂，是為了填補內心的空洞。他和同鄉共同走過農村與都市的公路，看著他們分道揚鑣。幸運的順從者沿著垂直階梯奮發向上，梯子卻越來越細；好事的叛逆者拉幫結派循著地緣一圈一圈聚攏，地盤也越來越封閉。無論社會將何者視為主流，對何者冠以汙名，他嘗試都與之對話，未予臧否。
後來參與運動，發現了藝術的凝聚力和動員力。也是在其中，他生長出了一種層次豐富的對話能力，他稱之為「知識分子的有機性」。這種有機知識分子，是溝通各種場域的媒介，在不同階層利益團體間穿梭、學習，為他們提供連結的可能。面對官員、學者，有分析政策、運用理論的能力；回到農村，有講故事、唱山歌、組織鄉民的本事。
與藝術結盟
1997年美濃水庫運動遭遇瓶頸，鍾永豐與愛鄉協進會的幹部同車時，聽到林生祥的作品。一首《耕田人》，讓他對這個校園歌手有所改觀。
他憶及當時寫道：「生祥終於命中了『農村現代化』這個潛力極大而前人都未寫好的題材。」
之後兩人一拍即合，共同開辦「客家八音研習班」，學習、研究客家八音的社會文化意涵與音樂特性。
1999年，兩人合作的第一張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美濃反水庫運動紀實》，為反水庫運動扎穩了根基。鍾永豐也因此獲第十一屆金曲獎最佳專輯製作人。他向主流樂壇證明了山歌的魅力，客語歌曲在臺灣風靡一時。
從那時開始，幾乎林生祥所有的歌詞，都是鍾永豐寫成。通常都是鍾永豐先寫詞，林生祥再譜曲。
曾有人問林生祥對社會運動的看法，他說：「永豐才是社運的天才，能把所有資源統合起來，知道該用哪個人負責什麼，我是他在音樂方面用的一個人。」
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難以實現傳統與現代的連結，他需要更多知識分子、文創工作者加入這個有機體。
2002年鍾永豐出任嘉義縣文化局長，讓他看到這樣的機會。以往臺灣基層政府每年用一些錢請團體來地方上表演，表演完人就離開了，窮地方瞎快活，錢沒有花在有效的地方。
他重新規劃這筆資源，請進步藝術家進入農村長期駐紮，慢慢進入當地脈絡，和當地居民產生生活上的聯繫。居民向藝術家展現他們的生活、技能。同時，藝術家和他們分享藝術理念跟創作。在這個過程中，先是互為主體的相互理解，到後來是互為客體的集體創作。
對他而言，「藝術不是只有坐在舞臺下往上看，而是在生活中通過觀念的轉化，我們就可以是藝術家。通過這個東西，讓居民就地找到主體性」。
「無米煮，煮泥沙，無床睡，睡天下」，這首《仙人遊莊》收錄在鍾永豐和林生祥2013年的新專輯《我莊》中。此時，鍾永豐早已離開官場。
他在《我莊》的序中這樣寫道：「仙人或是與生俱來，或是後天所致。於我莊現代化過程，只有他們得免承擔家族義務，自外於社會進程。他們是我們的一部分，卻不屬於我們。俗世中的平常與平淡，他們毫無興趣……他們生存於我莊的異次元世界，我莊從不以瘋癲名之。我莊以『仙人』稱之……他們下凡，常巧妙點出我莊的失能與失趣。他們之忠於自我，遠非俗庸我等所能企及。」
對於自己現在的狀態，鍾永豐的描述是：「簡單說就是什麼都做，什麼都不做。」
這幾年，他對自己有了新的期許：能不能為臺灣的運動開創更大的視野？能不能為臺灣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矛盾裡，找到更好的開拓方式？
這些工作的推動，需要更大的彈性和自由保證。他也樂得跳出官場輕裝上陣。對他而言，如神話人物般的執意、隨性與超脫，也許難以企及，但憑著始終對另類世界的想像與渴望，他堅守著很多人永遠到不了的孤獨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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