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們普遍說不清楚，改變是如何發生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疫情蔓延的幾個月裡，一些被戲稱為「後浪」的年輕人掉頭轉向，過上原先被他們不屑的、像爸媽一樣的日子。我接觸了其中的一些，他們把最近幾個月的支出截圖給我看，一條陡峭的下滑線，無一例外。
一位住在燕郊的女士註銷了信用卡，卸載了所有引誘她借錢的APP。有人為了省錢，搬到月租400塊的十平米小屋。不少原先大手大腳的年輕人，賣掉積攢多年的奢侈品，回籠資金。疫情影響了一些人的生活，也即將影響另一些人。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應激反應，或者物理上的形變問題，就像一塊橡皮遇熱膨脹，遇冷收縮。疫情總會過去，北京的快遞小哥又可以上樓送貨了，但世界不一定恢復到原來的樣貌。
2020年五一，是自2008年取消五一黃金周之後最長的五一假期。但對很多年輕人來說，這不過是個拉長版的周末。沒有前浪們所以為的「去遙遠的地方旅行」，他們待在家裡，做飯、陪陪家人，最多散步，對任何需要花錢買來的快樂，敬而遠之。
這波後浪決定投奔另一種生活時，所表現出的決絕讓人驚訝。為了降低生活成本，一位在蘇州工作的攝影師吃了一個月泡麵，他以前可是過個生日能花四萬多塊的主兒；一位月入三萬的年輕編劇索性離開北京，回長沙老家生活。
於瀟鏡頭下的昔日香港，疫情改變了很多年輕人的消費觀
四月的一個下午，26歲的Ivan打開堆滿衣服和包包的衣櫃，她一邊自言自語回想究竟什麼時候買了這麼多東西，一邊把這些看起來很陌生的衣物一摞摞擺在地上，幾隻包撲簌簌掉出來。
她撐起一件Play的T恤，衣服有點皺了，但商標還沒剪掉。「在日本的時候，花一千多買的，」她有點想起來了，拍好照，上傳鹹魚，一百五出了。
一隻紅色的巴黎世家鉚釘機車包，買的時候一萬多，一次也沒背過。還有那雙Miu Miu的芭蕾單鞋，原價六千多塊，穿過兩次，不舒服，索性全都賣了。
「現在我唯一的奢侈品就是《動物森友會》。」她笑說。
生活突然剎車之後，難免有些進退失據。如果不是疫情，Ivan可能會度過一個豐富多彩的2020年。首先和男朋友分手，然後是換工作，她覺得現在的工資配不上沒日沒夜的忙碌。或許還能趁著找工作的空檔去趟非洲，她一直想看肯亞的動物大遷徙。但疫情一到，分手的進程被打斷了。兩個人在一起，吃穿用度平攤，能降低生活成本。
幾周前，一位在網際網路大廠工作的朋友失業，她安慰了一下午，回過神來想想自己，好像也沒那麼安穩。五一放假前，她收到領導通知，今年的預算要大幅減少，「雖然可能性不大，但如果突然說讓我走人，我也不會太驚訝。」
Ivan和男朋友租著北京三環的一室一廳，共同生活的還有一隻七歲的美短貓。離開大學校園4年，Ivan沒能攢下錢，也從來沒想過攢錢。她在網際網路公司工作，工資不算低，每月掙多少花多少。以前，每當爸媽要她節制消費——至少別把錢全花在買衣服上，她不以為然，「要不然掙錢幹嘛呢？」人生是用來享受的。
疫情期間宅在家裡，25歲的安楊和女友的月開支從兩萬多下降到五千。他回想起從前，一個月最多花掉十幾萬。如今疫情逐漸退潮，他卻不想再燃起消費的欲望。他取消了今年所有的旅行計劃，換季了也極少買衣服。
近幾個月，安楊的月支出斷崖式下跌
安楊是編劇，聲音溫潤，聊起之前的消費經歷滔滔不絕。他們租住在望京，房租每月一萬二。選擇這裡，是因為多出一間空房，可以作為單獨的儲物間。幾年下來，裡面堆滿了東西，不少連快遞盒都沒拆開。他拿到鹹魚上賣掉，沒拆封的Bose耳機、音箱，直接砍掉一個零出手；從來沒吃過的網紅零食，一箱箱往朋友家裡搬。
三四月份，「報復性消費」這個詞出現的頻率驟然提高。好像被悶在家裡的每個人都饑渴難耐，只待發令槍響，就會撒錢把店鋪搬空。安楊表現得不以為然，「你們報復性消費去吧，我要報復性存錢。」
二
瘋狂消費的確曾是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調味劑。他們不斷地買包、化妝品，或者是什麼能刺激神經的東西，「只有包在櫥櫃裡，你又知道你能買得起的時候，才會感到快樂」。
年輕的人們總是擅長事後反省，常用的說法是：「當時太年輕了」、「太蠢了」或者「交了一些狐朋狗友」，但實在講不出事情發生時究竟在想什麼。「就跟你說話這會兒，我手邊桌子上擺了三臺蘋果電腦。」安楊在電話裡說，「我也不知道當初為什麼要買，好像一出新品自然就買了，但明明我一個人只能用一臺。」
在北京、上海或者香港，大城市裡霓虹燈照得到的地方，每一塊耀眼的廣告牌都藏著年輕人們遏制不住的消費欲望。現代的社會不止生產商品，事實上，它更擅長生產欲望和幻想。
遇到一個陌生人，不少人會先通過衣著評判對方。剛工作時，於瀟去見一位來自廣州的客戶。兩人還沒打招呼，客戶先走到面前三米處，把她從頭到腳打量一遍。她穿一身九百多塊的職業套裝，配一雙高跟鞋。客戶沒做過多表示，之後的合作也很順暢。這意味著在「第一印象」這一欄裡，對方給她劃上了對勾。這件事對她影響很深，「穿什麼」這件事很重要。
於瀟供職的金融公司位於香港中環，香奈兒、卡地亞等一眾奢侈品店包圍著寫字樓。幾年時間，她從旅行時「捨不得吃當地特色螃蟹」的女孩，變成奢侈品店的常客。銷售員反覆向她推銷，從「25歲是女人開始衰老的年齡」聊到「新款護膚品多買多送」。最近重溫《穿Prada的女王》，她發現裡面的每個品牌都認識了。
我問她，「為什麼這些東西的吸引力這麼大？」
「每個女人一生都要有一件香奈兒嘛！」她脫口而出的是一句廣告詞。
於瀟的柜子
法國社會學家鮑德裡亞在《消費社會》一書中論述過消費的邏輯：「人們消費的不是商品和服務的使用價值，而是它們的符號象徵意義。」
Ivan承認，自己之前的絕大多數消費，都是徹頭徹尾的智商稅。她在日本讀大學時，小姐妹們每天在一起聊的話題，基本上離不開當季新款。
「其實我買的已經不是一個包了，買的是社交貨幣。」她說。比如那件巴黎世家的機車包，她從來沒覺得好看，大紅色的皮面顯得人像個爆發戶，買來之後一次也沒背過。
年輕人迫切地需要證明自己。安楊剛剛25歲，是同齡人裡最冒尖兒的那一批。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後，他跟過大導演、大編劇，職業生涯的開端十分順遂。2017年，影視行業正紅火，他接下一部網劇，一個月賺了24萬。這是他畢業後掙到的第一筆大錢，「覺得自己挺了不起的」，理所當然地要過上公眾號裡說的精緻生活。
他去了一家著名酒店裡的健身房，僱了一位私教，一個月私教費三萬，直接買兩個月。他去高檔服裝店裡挑了幾套入眼的西裝，讓服務員包起來，每套一萬多，刷卡結帳，「當時都沒有心疼的」。
「那種意義就是我證明了我自己，我有點爽感。這有點像我們現在看的爽劇，男主角壁咚一下女主角，觀眾就爽了。」安楊說。
三
據一份調查報告顯示，90後負債率非常高，近三成人以貸還貸——安全感可能是唯一的解釋，他們都有為他們生活兜底的家人。但疫情之後，事情露出了本來面目。這通常會讓人感到恐懼，然後是巨大的自責，問問Sean就知道了。如果非要用什麼詞來形容以前的自己，Sean覺得，應該是「愚蠢」。
Sean 24歲，朋友們評價他，是個仗義且好面子的山東人——每次吃飯都搶著結帳那種。去年生日，他邀請了二十個朋友吃飯、唱歌、洗腳。大家一起鬨，他也有點上頭——「我這個人，人一多就挺愛慕虛榮的」。一晚上花去四萬多，到最後，「這個卡刷起來感覺不是自己的一樣」。
那時他正跟著臺灣老闆做奶茶店，光景好的時候，月入兩萬，在蘇州算是不錯的收入。儘管如此，生日宴之後，他連吃飯的錢也沒了，不得不再次向父母伸手要了一萬塊。
Sean一直覺得，自己是個不喜歡受約束的人，討厭朝九晚五的生活。畢業之後，他做過網店，賣過奶茶，幹過服裝代理，跌跌撞撞好幾年，賠了十多萬。每次都是鬥志昂揚開始，灰頭土臉結束。當然，試錯的成本由家人支付。
「我當時那種心態，說實話，並沒有很大的賺錢欲望。」Sean說。更重要的是體驗人生，「現在年輕，得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其他的都不重要。」
他想做服裝，立馬聯繫廠家進貨；想搞攝影，馬上下單攝影器材，「想都不想就直接幹」。他不怎麼看銀行卡餘額，有錢就花，天塌了有爸媽撐著。
但過去幾個月，他們撐不住了。
Sean的父親從事裝修行業，去年不慎摔折了胳膊，做手術花了不少錢，媽媽做些小本餐飲生意維持家用。疫情開始後，父母的收入被截斷，他的攝影工作室也三個月沒接到一單。第一次，他因為沒錢而感到恐慌。有天晚上吃飯，一家三口圍坐在家裡的小桌上，母親突然開口，「得想想辦法了。」他抬頭看著母親，「再這樣下去，我們家連下個月房貸都還不上。」
那個月的房貸，最終是靠父親找親戚朋友借錢還上的。父親和他一樣，要面子，他覺得從那之後，父親就沒有一天開心過，每天抱著酒喝。一天晚上，他坐在父親面前懺悔，「我這幾年我太后悔了，我太自私了，只想著自己怎麼樣，根本想不到家裡人。」
像是酒醉中猛然清醒過來的人，他開始想盡一切辦法賺錢，主動找原先的客戶約拍，沒人回復。他索性去當起兼職外賣騎手，一單七八塊錢。掙得不多，累得不行，但好歹賺了些生活費。
兼職送外賣的Sean和他18塊錢一碗的蓋飯
所有的「清醒」都源於眼前的危機。對那些高收入的年輕人來說，危機戳破了往日用金錢堆砌的泡沫。因為疫情影響，於瀟的收入銳減八成，日常的午餐從海底撈降格成普通港式茶餐廳，幾年來第一次買了只2000塊的包，她已經很久沒看過一萬塊以下的包了。她和朋友約定，「按住彼此的手，拋棄奢侈品」。她甚至強迫自己在家做飯，意外地發現，自己做的飯竟然還挺好吃的。
安楊發現，這個世界正在變化。他做外貿的叔叔正在快速收縮止損，朋友的公司舉步維艱，而房產中介開始不斷催促他買房。作為影視從業者，在可預見的未來，影視項目會大量減少。影視公司會傾向聘用價格更低廉的編劇，甚至是在校學生。
他的同行們一改往日大手大腳的習慣，突然間「什麼也不買了」，連外賣也不點，天天在家做飯。他們搬到離市中心更遠的地方，住便宜房子。有位製片人朋友還給自己制定了攢錢計劃——每天要儲蓄當日花銷的十倍——花50塊錢點一頓外賣，就要存500塊錢進特定的儲蓄帳戶。
2020年春節，安楊的爸媽趕在疫情前來北京陪他一起過年。爸媽告訴他，高中同學在長沙當公務員，每天散著步去上班，還有時間去公園裡跑步，「心裡樂滋滋的」。雖然賺的不多，但沒什麼開銷，已經攢下兩套房的首付。安楊看看自己的銀行卡餘額，在北京漂泊多年，多的時候月入六位數，但如今卡裡只有三萬，這些年的辛苦換來一副脆弱的頸椎和腰椎，除了所謂的工作經驗，其他什麼也沒有。
「我賺這麼多，然後再全部花掉，那我等於沒有賺嘛。」幾天後，房東打來電話，催他交下個月房租。他當即決定離開北京，回長沙生活。
他決定逃脫「拼命工作—拼命消費」的循環。「我減少我的欲望，減少我的需求，然後儘可能給自己提供足夠強的自我保護的壁壘。我把我的護城河築得足夠寬，儘可能減少世界的變化給我帶來的影響，這件事情是我現在努力要去做的。」他說。
四
事實是，一個人需要的沒有想像中那麼多。儘管衣櫃裡堆滿了各種名牌衣服，但Ivan最喜歡穿的是一件沒牌子的T恤，大學時參加活動送的。T恤早已洗褪了色，袖口和領口破了幾個洞，線頭亂往外冒。她還是喜歡，就拿它當睡衣穿。
疫情開始後的幾個月，安楊的信用卡帳單斷崖式下跌。看著乾乾淨淨的帳單，他突然發現，原來兩個人每月只花五千塊錢，也能生活得蠻舒服。他把信用卡額度砍掉個零，又打了個對摺，從十萬減到五千。等回到長沙之後，準備再降到三千五——考慮到長沙物價低，這是今後每月的消費上限。幾個月時間裡，他從三萬存到十萬，這是個不大不小的驚喜。他帶著一種被欺騙感情之後的憤懣跟朋友保證，「以後這些資本主義市場的任何一個商家，休想從我兜裡騙走一分錢。」
當然，變化的不止發生在銀行帳戶裡。
他取關了不少號，「之前大把消費就是被它們給荼毒了，思想被它們玷汙了。」他甚至開始反感「精緻生活」這種說法，「難道每天買菜做飯就是粗糙嗎？生活不就應該是這樣嗎？」
安楊每天上午睡到自然醒，跟大爺大媽一起去買菜。清晨的陽光很好，路邊有陣陣槐花香味，如果起得夠早的話，他會跑跑步鍛鍊身體，活動一下頸椎。在菜市場，他感受到自己正在重新回歸生活，發現「豬肉好貴啊！」以前買東西，他從來不會看價格。但現在，豬肉「比上次來買貴了三塊錢」這種事，也要記在心裡的小帳本上。
早飯後，他會看會兒書或者美劇，打掃衛生。下午的工作時間視情況而定，最長不超過三小時，不然就沒人做晚飯了。他的廚藝不錯，至少自己覺得比之前每周都要去打卡的網紅餐廳好吃多了。
安楊回到長沙，自己做飯
他之前去庫頁島玩，那裡被日本人稱作「世界盡頭」。世界盡頭是一座小村莊，他們在那裡住了好多天，村民夏天放牧捕魚，冬天就互相串串門聊聊天。他覺得，這就是自己理想的生活，不需要名牌西裝，不需要網紅打卡，甚至不需要多少錢。
「如果我七十歲才能過上這樣的生活，那我真是太可憐了！」他說。
Sean現在每月收入不多，但制定了詳細的攢錢方略。他設計了一張「鑽石」表格，「鑽石」裡是365個小方塊，代表一年365天；每個方塊裡標註1到365不同的數字，代表每天要存的錢。之所以有零有整，是為了便于堅持，「實在沒錢的時候哪怕只存一塊錢呢？但是你培養了存錢的習慣。」這樣一年下來，至少能攢66795塊錢，之前他的銀行卡裡從來沒出現過這麼大的數字。
他把這張表格發到朋友圈後，來找他要原圖的朋友有一百多個。「看來因為這次疫情，很多人也體會到痛苦了，開始反思這個問題了。」他說。
他曾經關注過一個號，有個固定欄目，叫「打卡一個網紅店」。他按圖索驥，真的每周末帶著朋友打卡一家。但憋在家裡這幾個月後，他覺得朋友們都突然間長大了，沒人像以前那樣，每天呼朋引伴胡吃海喝。如果碰巧大家有空，Sean會把朋友叫到家裡來，做幾道拿手菜，反倒比在飯店裡舒服得多。
誰不希望過上理想的生活呢？但在這之前，或許要先理解理想，再理解生活。現在，他把每月收入的一大半打到父親帳戶上，只留下基本生活所需。4月，他過了24歲生日，本命年。他一個朋友也沒叫，只給自己買了個小蛋糕，一個人吃下就睡了。他盼著這個年歲趕緊過去，新生活要開始了。
365天存錢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