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正局級科幻作家的憂心忡忡

2021-02-15 人物

韓松先生身上有許多反差。

他是個羞怯的人,上臺發言,眼神和聲音都放得很低,整個人縮著,佝著背,語句輕而簡短。但他的小說風格大膽、陰鬱詭譎,讀者也因此分野,有人極喜歡,有人則強烈不適。

科幻作家之外,韓松的另一個身份是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副主任,一位正局級幹部。每天早上四點,科幻作家醒來,開始寫小說。一個多小時後,對外部韓副主任出門上班,坐最早一班地鐵到單位,寫作和審閱文章。

他在詩裡寫:「你神色慌張地潛入地鐵,穿廉價夾克衫和牛仔褲,一個革質挎包是你永恆的裝束。裡面胡亂塞著,一疊稿紙,兩支原子筆,三包頭痛粉和一本《新華文摘》。」正因為這兩種身份的交織,韓松的小說極具現實意味,無法寫在新聞裡的憂心忡忡,他在科幻裡實現。

寫作30多年後,韓松想講的不是輝煌,而是寫作者的沮喪。他認為自己寫的是二流的科幻、三流的文學。這是一種常常會光顧的情緒——「包括你跟有些人聊天,你會深深地感覺到這種,不能抵達更高一個層次的絕望感,你表達不了對世界的認識。」他覺得這世上所有的作家其實都在寫一本共同的書,都是要回答清楚——人是怎麼回事,宇宙怎麼回事,「我覺得,我回答得比很多人要差。」但他不願停止。不是不甘心,而是對他來說,想表達的,還遠遠未表達完。

 


文|羅婷

編輯|金匝

圖|網絡

《人物》:今年你出的文集,選了很多你高中、大學階段的作品。你覺得和早期的狀態相比,你現在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韓松:原來可能是一個非常純粹的想像中的世界。40年過去之後,那種複雜的、社會的、現實的東西增加了。腦海裡關於未來的想像和現實生活融到一塊了。

《人物》:對於當時十幾歲的你來說,科幻最迷人 的地方在哪兒?

韓松:新的世界吧。當時剛剛改革開放,是一個很庸常的世界。沒有立交橋,沒有高鐵,沒有手機,沒有電視,沒有冰箱。我們那時候玩什麼呢,把香菸盒疊起來拍,比大小。那時候我對未來最大的想像是立交橋,因為從香港電影裡看見了,我就想2000年的重慶會不會有立交橋。

但是科幻一下子完全就把你打開了,一下子到了世界的終點。我記得我看一本叫做《世界大戰》的科幻小說,講外星人到地球來殺人,那個場景非常非常緊張。那都是100年前的作品,現在看來還是非常真切。

《人物》:你和北島、劉慈欣製作了《給孩子的科幻》,最希望這本書能帶給孩子們什麼呢?

韓松:真實。能夠反映真實的宇宙和真實的人生 。我們選擇的標準是,它應該 是按照科學、自然的規律來組織的一個世界,人在自然規律面前是平等的,你是逃不掉的 。這些小說也都是經典,是曾經打動過你的,放到現在看,它們仍然有非常大的魅力,能讓你很吃驚。我們把所有的人看作都是孩子,不光是年齡,只說幾歲以下是孩子,應該說整個人類他就是一個孩子,這樣來選擇文章。

《人物》:你平常一天的安排是怎樣的,聽說你每天三四點就爬起來寫作了?

韓松:是這樣的,但是即使這樣,我都沒多少 時間寫。我在新華社管一個有320人的部 門,有時候5點鐘就要出門,坐第一班地鐵到單位,到了就開始工作,一直到晚上,都有稿子要看。像昨天晚上就是1點鐘才睡,我們12點半把一個稿子給籤完。節假日也是這樣。上班的時候,即使想寫也寫不了, 就沒有那個心境,各種電話、文件.都沒法寫。

所以留給自己的時間很少很少了。都是我在4點到5點之間,或者在出差途中,飛機上、高鐵裡邊,或者上班之前那一小片刻寫。

《人物》:很多小說家都有特別的寫作癖好,比如海明威喜歡站著寫作。你在寫作時有什麼習慣嗎?

韓松:沒有。我隨時能寫。有時候坐地鐵,有想法就記在手機上。飛機經濟艙很窄,有時候電腦就放在膝蓋上。像在家裡,我有時候會躺在床上。我們家很冷,到冬天暖氣燒不上去,只有10度,只能坐在床上的一堆被子裡寫。我對環境不是很挑剔。

《人物》:你在寫科幻小說的時候,第一句話通常是怎麼寫出的?

韓松:我很隨意。任何一個世界都是非線性的,沒有規則的,任何一個東西它都可以是一個開頭。任何一個不起眼的、不經意的東西,都有可能會是一個奇妙的開頭,有的時候也可能會非常平淡。我不要求它是《百年孤獨》那樣的。

《人物》:寫作時你常常經歷沮喪嗎?為什麼你一直說自己寫的是二流的科幻和三流的文學?

韓松:是。這是我真實的想法,剛才來的路上,我從中國書店經過,買了兩本書,你隨手一看,思想境界、寫作技巧、表現手段.世界上達到極致的人太多了。我是很絕望的,能寫到什麼程度,是天分決定的,有些東西你 會想不到,人家就能想到。其實大家都在寫一本共同的書,都是要回答清楚——人是怎麼回事,宇宙怎麼回事,但是我覺得我回答得比很多人要差。

只要你放眼一看,就能看到科幻是這樣,藝術、哲學、宗教、科學,都是這樣的。人的生命太短了,你沒辦法去追求極致,你真是回過頭到這個時候就會發現,想的跟表達的有差距,表達的並不是世界真實的樣子,這個是沒有辦法的,是改變不了。這是天分。

《人物》:所以你覺得天分是一個無法逾越的東西嗎?

韓松:對。包括你跟有些人聊天,你會深深地感覺到這種,不能抵達更高一個層次的絕望感,你表達不了對世界的認識。世界上很多科幻,能直指人心、直指宇宙的最根本,你是難以企及的。但是我就是很矛盾。你覺得你寫不好了,你明明一輩子也寫不到人家那個地步,但是為什麼還會寫。不是不甘心,而是我想表達的我還沒有表達完,你還飢餓,一碗飯吃了半碗,你沒吃完好像就走了,那是不對的。我要把那碗飯吃完。

《人物》:你說你見到身邊不少年輕的天才,正在被一種奇怪的類似紅星二鍋頭的冗餘結構慢性殺死。是什麼意思?

韓松:二鍋頭它能麻痺你,又能使你興奮,它又很廉價,會上癮,會成為一種非常程式化的一種東西。人喝了這個二鍋頭,也會努力,也在追求,但是他擺脫不了像二鍋頭這樣窒息的環境,我也擺脫不了。至少在國內,我覺得沒有人,包括主流文學的那些人。他們也在喝自己的二鍋頭。不是說二鍋頭不好,他就只喝這個了。

《人物》:那新華社的工作對你這一生來說,又意味著什麼呢?

韓松:它是我投入最多的一個東西,我非常認真地去做它,而不是去混日子,當成一個簡單的飯碗。哪怕是很爛的一個稿子,有時候我都會想把它做得十全十美。新華社有好多限制,因為它的官方身份,但是你又想去突破它,讓它更好看一些。我會有一種責任感吧。作為工作,一旦接下來了,不管它是什麼樣一個性質,你是在這個機構裡邊,要按照它的規則來把事情做好,這是一種職業道德或者使命。

《人物》:所以如果有一天新華社的工作和寫科幻衝突了,你會怎麼辦?


韓松:那肯定是優先工作。我其實可以把這兩個事情做得並行不悖,而且互相補充。我也想過要辭職離開,專心寫科幻,但是也下不了這個決心。現在跟以前的想法又不一 樣了,會覺得我在新華社這個位置,這個事業,可以有很多人來做,但寫科幻這回事,像我這樣的寫法和風格可能沒有其他人來做了。

《人物》:你覺得記者這份工作對你寫科幻有幫助嗎?

韓松:其實我最怕的就是去採訪的時候,人家介紹這是新華社對外部副主任韓松,也是著名科幻作家。每次聽到這句話,我都恨不得打個地洞鑽進去。記者確實要觀察,這是新聞工作的基本武器,要比別人看得多、看 得細,但這到底有多少用在了科幻中,我也不太清楚。很多人問,是否當了記者,寫科幻更好?但其實全職寫科幻的人很少,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本職。我也想問劉慈欣,電工這份工作哪方面促進了他的科幻?王晉康老師是石油機械工程師,卻寫了很多生物學、天體物理、宇宙科學的科幻,我一直沒搞清職業跟科幻的關係。

《人物》:但是讀者會感覺,你的小說其實更多是在反映現實,而不是建構想像。

韓松:我覺得有一種感覺跟職業相關,那就是憂心忡忡。當你看多了現實之後,並不喜悅,而是憂心。不能寫下來,就更加憂心。寫《火星照耀美國》,是我1996年去美國做訪問學者爬上世貿中心的時候,強烈的感受就是——這地方不可能持久。

這可能是記者敏銳的觀察。每一座大樓裡都要安檢,很害怕。後來想,這就是記者對於科幻的捕捉,把這種感覺點滴融合在小說裡。但我覺得比起記者,寫科幻還是要理工男來寫,我愛他們的硬科幻。

《人物》:如果你擁有一種超能力的話,你希望是什麼?


韓松:隱身。小時候我就一直想要這個,現在還是。如果可以隱身,我就可以不受幹擾地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我可以到處走走。我不想讓人知道我的存在,我不會焦慮,會有自由感,就很放鬆。這麼多年這個想法都沒有變過。

《人物》:聽說你一直在隨身的書包裡放著一個手電筒,為什麼?

韓松:原來我是老帶著。包裡裝了好多東西,電腦,手電筒,還有移動硬碟。隨時都帶著。(我怕萬一)突然一場大地震,真的,所有的東西都毀了。世界有一百種毀滅的方式, 毀滅的可能性隨時都存在,帶這些在身上還是有安全感。

《人物》:2018年你一直想做但是沒做成的事情是?

韓松:我想把改革開放這40年,以我的方式梳理一遍。這是一個無比驚心動魄的過程,我想記錄下來,它是怎麼在中國發生的,但我沒有完成。

我想像中,它其實應該是一個雜糅的,既是科幻的,也是一篇現實的文章,新聞化的,我其實都同時在做,但是沒完成。那麼驚心動魄的過程,改變了多少人,到現在為止,我也沒有看到這種非常傑出的作品。我覺得這是這一年最大的浪費。沒有了,再過10年,等到50周年,很多經歷過改革開放的人已經不在了。

《人物》:2018年你最關心的一項公共政策是什麼?

韓松:太多了,但我最關心的還是中美之間經濟和貿易出臺的一系列政策。這兩個國家的走向,是我小說很早就寫過的主題,我一直擔心這個事情。這兩個國家互為鏡像,它們骨子裡邊太像了,才會這樣,貿易戰的影響是無法預料的。

《人物》:2019年,你想身處一個怎樣的世界?


韓松:一個少生病的世界 。我現在有哮喘,胃也不好,只要發作了,很長時間恢復不過來,那種時候什麼事情都做不了,也寫不了科幻。

還有就是,想活在一個少死點人的世界裡 。希望有創造力的人還能繼續活著。我在想,天才紛紛離去,他們是不是對2018感到了厭倦,才走的。你仔細一想,那些去世的人,金庸、二月河、臧天朔、張首晟 ,他們其實有一個共同點,他們活著的時候就很叛逆,都沉浸在他們另外一個世界裡邊。這個世界可能現在不適合他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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