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舊版《西行漫記》成了謝裡爾·比紹夫（左）和謝小朋的「接頭」聯絡珍品 攝影/ 郝羿
斯諾《西行漫記》中攝影力作《抗戰之聲》
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以《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為《西行漫記》)聞名於世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著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不會想到，他1936年拍攝的一幅照片上的主人公在七十九年後，會與他以另一種形式重逢。9月3日，中國舉行舉世矚目的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作為埃德加·斯諾的後人——斯諾夫人海倫·斯諾的侄女謝裡爾·比紹夫(Sheril Bischoff)和侄孫Blake Anthony應邀參加了閱兵式的觀禮活動。在政協中山市委員會的牽線下，昨日，這兩位斯諾後人與照片《抗戰之聲》主人公謝立全將軍的兒子謝小朋在民族飯店見面，當聽說周恩來總理過去常在這裡宴請外賓時，謝裡爾·比紹夫激動地說「太有歷史意義了」 ！
《抗戰之聲》中的「號手」 見證偉大戰爭
斯諾拍攝的著名照片《抗戰之聲》，定格了一位紅軍戰士頭戴八角帽、腰挎手槍、手舉軍號，迎著朝陽、吹奏前進號角的畫面，該照片後來被用作《西行漫記》的中文版封面，風靡一時，更是激勵了無數中國人投身於革命中，其中就有著名作家劉白羽。
劉白羽曾經回憶說，當年就是《抗戰之聲》這幅照片和《西行漫記》書中的故事，讓他最後下定決心從敵後奔向延安，「當初從一位地下黨員手中拿到這本書時，一看到這個封面，我立刻就有種難以名狀的感動，似乎感到了祖國和人民對我的一種熱切召喚。號角吹響了，祖國呼喚了，當時感到不去延安參加抗戰，我就愧作炎黃子孫。多少年烽火歲月，這本書我一直帶在身邊，始終覺得耳邊有一把軍號在吹，有旋律在響。」
經多方考證，埃德加·斯諾的這張照片拍攝於1936年，是在紅軍西徵總部駐地--寧夏預旺堡戰鬥中於城牆上拍攝的。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曾這樣描述：「在預旺堡高高結實的城牆上，紅軍的一隊號兵在練習吹號，這個堡壘一樣的城中有一角落飄著一面猩紅的大旗，上面的黃色錘子和鐮刀在微風中時隱時現，好像後面有一隻手在撫弄一樣。」
作為第一個衝破重重封鎖、探訪陝北的西方記者，1936年，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安排下，斯諾帶著隱形墨水寫的介紹信、兩架相機、24個膠捲和筆記本來到了紅軍所在地。他不僅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紅軍高級將領，同時也採訪了戰士、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1936年10月底，斯諾帶著十幾本日記、筆記和30卷膠捲回到北平，為英美報刊寫了許多轟動一時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新聞報導，然後將其彙編成《紅星照耀中國》，該書於1937年10月在英國倫敦出版，接著美國翻印。不久，又相繼被譯成法文、德文、俄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等多種文字出版，《紅星照耀中國》的中譯本《西行漫記》，1938年2月在上海問世。在這部《西行漫記》裡，斯諾不止一次提到了豫旺堡，提到了紅軍的號手們。
這張名為《抗戰之聲》的照片，最早是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裡，後來成了《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的封面，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見證物品。
1996年公眾才知道
「號手」是謝立全將軍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諾在瑞士日內瓦因患癌症病逝，《人民畫報》刊發毛澤東主席為悼念斯諾發的唁電時，為了懷念這位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用了四個整版紀念，配發了斯諾拍攝的不少照片，其中就有《抗戰之聲》。
作為《抗戰之聲》的主人公，謝小朋說父親謝立全很幸運，在有生之年看到了這期紀念斯諾的《人民畫報》，看到了自己的照片。當時在北京出席海軍常委擴大會議的謝立全看了《人民畫報》後，提筆給妻子蘇凝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在京西賓館買了5月份《人民畫報》，那個吹『抗戰之聲』(的人)是我，這可以肯定，不會張冠李戴的。回憶當時我不是號兵，我是一軍團教導營的總支書記(營長何德全，現退休安家落戶於湖南長沙)。斯諾看我健壯，衣冠比較整齊，又是背了手槍的幹部，把我拉去照相的。」
信中，謝將軍詳細述說了那套新軍裝的由來：「我穿那套比較合身的衣服也有歷史紀念的。1936年10月，一、二、四等三個方面軍在甘陝邊境地區會師之後，國民黨胡宗南兩個師追到三城堡，上級決心集中主力殲滅該敵，另一位首長帶領總部特務團和一軍團教導營擔任確保三城堡殲敵安全(的任務)。我們擔任對東北軍寬大正面的阻擊(那時有統戰關係)，其中騎兵第三師7、8、9團接受蔣介石收買，從我防禦的側面突然襲擊，把我後方搞掉，俘去韋特派員等20多人，把後方存放、尚未來得及上交的二百多頭羊、一百多頭牛、四十多頭驢子背的做棉衣的棉花、布料一掃光。當時撤出防禦戰鬥，敵人違背協商原則，決定突然襲擊殲敵一部分，打擊敵人的氣焰，被上級批准了。我率領一、三連突然襲擊7團，唐子安率領一個連突然襲擊師部，營救同志出獄，戰鬥進展神速，我率領一、三連俘獲三百多匹馬……戰後，羅帥(註：指羅榮桓，當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親自動員，不準留一匹馬，全部上交，成立騎兵團。我們服從，每人只騎一個驢子，將馬上交，領導上獎我一套現在穿的合身衣服。」當斯諾看到身著新軍服、體格健壯、背著手槍的謝立全時，眼前一亮，覺得終於找到了苦苦尋覓的理想「號手」，於是他拉著謝立全到預旺堡城牆上去照相。
在信的末尾，謝立全將軍寫道：「這事是偶然來的。這張相片登載是歷史的產物，你我知道就行了。總之，『人怕出名豬怕肥』，如果不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就要跌跤子的。」蘇凝尊重了丈夫的願望，把這秘密埋在心底。
謝小朋介紹說，當年父親拍攝這張照片時只有19歲，並不是號手，而是紅一軍團教導營的黨總支書記，「仔細看，我父親並不是在吹號，只是擺了一個姿勢。」
謝小朋說，父親去世前，他們才知道《西行漫記》上的那張照片是父親。謝小朋說父親在家中很少給他們講戰場上的故事，「他愛講老百姓的故事，後來聽說有人知道那張照片是他，去採訪他，父親說：『不就是一張照片嗎，我很多戰友都犧牲在戰場上了，我們是倖存者，比起他們來，我們有啥可吹的。』」
而對於公眾來說，知道那位著名的「號手」是謝立全，時間則要推遲到1996年，時逢中央電視臺軍事部攝製組的人員為籌拍一部紀念長徵勝利60周年的專題片，重走長徵路，在江西興國發現了《抗戰之聲》這幅照片及謝立全生前給妻子蘇凝寫的信的影印件，才揭開了這段往事。
謝立全將軍是1929年從江西興國參加革命的，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4年，謝立全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徵。1940年9月任南番中順中心縣委委員，負責領導中山抗日武裝鬥爭。1952年1月，謝立全任軍事學院海軍系主任，後任海軍軍事學院第一副院長、海軍學院院長。1955年，年僅38歲的謝立全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八一勳章、獨立自由勳章、解放勳章和紅星功勳榮譽章。著有《挺進粵中》和《珠江怒潮》兩書。
1973年，謝立全將軍不幸患了癌症。病中的他覺得是時候讓孩子們知道這件事了。於是，他請有關同志與存放底片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聯繫，洗了幾張照片，分別贈給5個子女作為永久的紀念。同年10月，謝立全在北京逝世，骨灰存放於八寶山革命公墓六室。家人將這張照片嵌於其骨灰盒上。
兩個斯諾
在事業上是不可分的
謝裡爾·比紹夫第一次來中國是1985年， 這麼多年，她來了中國很多次，中國的迅猛發展、中國人民對斯諾夫婦的敬重，都讓謝裡爾印象深刻；而受邀參加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受邀與謝小朋會面，謝裡爾說都將是她一生珍藏的難忘記憶。
謝裡爾和謝小朋的見面，在彼此的客氣、矜持中又有著一份好奇與興奮。謝小朋是江蘇電子音像出版社原社長，昨天的他並沒有西服革履，而是以「媒體人」的姿態亮相。他對謝裡爾說，作為媒體人，斯諾是他的榜樣，文筆和攝影水平非常高。謝裡爾表示認同，她認為，斯諾的一生堅守著「報導真相」的原則，這是斯諾最為可貴的品質。
此次會面，送對方什麼禮物，讓謝小朋煞費苦心。經再三斟酌後，他選擇了三樣，一是老版的《西行漫記》，裡面有父親的石刻像印章；二是他做過的一套照片光碟《紅軍長徵時走過的地方》，裡面有斯諾拍攝的紅軍長徵照片，「非常珍貴，那個時候照片本來就少，外國人拍的更少。」第三樣禮物是他任職的出版社曾出版的一套關於長城的畫冊，「裡面有150年前外國人拍的長城和現代人拍的長城。對於中國來說，長城有象徵意義，長城拒絕徵服，但不拒絕交流。我要向斯諾學習，促進中美和平。」而對於這三樣禮物，謝裡爾十分珍視，她更加深深感謝中國人對她多年來的厚愛，「我來中國代表著斯諾夫婦，我在中國受到的禮遇，讓我深深地為他們驕傲。」
魯迅先生說過，埃德加·斯諾「之愛中國，遠勝於有些同胞自己」。正像斯諾第一次被迫離開中國時所說：「我的一部分將永遠地同中國褐色的群山、碧玉似的梯田、晨霧掩映的島上廟宇留在一起；同那些信任過我、愛護過我的兒女，同那些臉色黝黑、衣衫襤褸、眼光明亮的兒童，同我所認識的同輩和好友，尤其是同那些卑賤的、沒有軍餉的、飢餓的、受人蔑視的、農民出身的步兵留在一起……」
除了忙於新聞採訪，斯諾還掩護過鄧穎超離開北平，為愛國學生埋藏了被日軍查禁的進步書刊，甚至還同意在他家中設置了一部秘密電臺，為眾多避難者的吃飯問題奔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斯諾對中國進行了三次長期訪問。這在美國政府對新生的中國實行孤立政策和武裝支持臺灣蔣介石的年代裡，對一名美國人來說，是一件獨一無二的事。1970年秋天，斯諾和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諾又一起來到中國，並於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和毛澤東親切交談。
1972年2月15日，斯諾在日內瓦因患癌症病逝。病重期間，斯諾留下遺囑：「我愛中國，我願在死後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裡，就像我活著時那樣……」遵照斯諾的遺囑，經中國政府同意，1973年10月19日，斯諾一部分骨灰的安葬儀式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舉行。
埃德加·斯諾有兩次婚姻，而其在中國的成就與其第一任太太海倫·斯諾密不可分，海倫·斯諾是美國著名詩人、作家、記者和社會活動家。冰心曾評價說，海倫與埃德加·斯諾才均力敵：「埃德加·斯諾的事業，也就是海倫·福斯特·斯諾的事業，兩個斯諾，在事業上是不可分的。」1949年5月，海倫與斯諾離婚，此後沒有再婚，並一直保持了「斯諾」這個姓氏。1972年，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打開了中美交往之門，海倫·斯諾變賣家產籌資訪問中國。她於1973年和1978年兩次踏上訪問中國之旅，重返延安、西安、北京、上海等地，走訪了許多人物，拍攝了大量圖片，並連續出版了《重返中國》、《毛澤東的故鄉》兩本書。
1991年9月，中國作家協會和中華文學基金會授予海倫·斯諾「理解與國際友誼獎」。1996年6月，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的榮譽稱號，海倫·斯諾還兩次獲得了諾貝爾獎提名。1997年，海倫·斯諾在美國康乃狄克州逝世。
斯諾夫婦所架設的友好橋梁
把兩國人民的心連在了一起
謝裡爾·比紹夫是海倫·斯諾的侄女，在海倫生前曾幫助海倫整理她的手稿和作品。海倫去世後，又將海倫後半生的作品捐贈給楊百翰大學圖書館。她為妥善保管海倫文學作品、傳播海倫精神做出了努力與貢獻，也因此與中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談起姑母，謝裡爾滿臉敬重，她佩服姑母在惡劣的環境下，可以寫出那麼多傳世作品，不畏辛苦來到延安，用她心愛的沃特曼牌鋼筆記下延安，記下窯洞內外的人和事，記下歷史轉折關頭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埃德加·斯諾眼中的海倫「充滿活力和創造力」，是個「極不尋常的女人」，是一位「忠誠的合作者」。他要海倫作他的「共同作者」，把「兩人的名字」一併「放在所有的書上」。他對海倫說：「從一開始我就應該這樣做的。我只是寫下而已，內容都是你貢獻的，你歷來就是這樣。」而謝裡爾認為，斯諾夫婦是一個團隊，他們共同為中美建造了友誼的橋梁，「我會一直記著海倫病逝當晚的最後遺言是：『我已經一天不如一天了，可我的心回到了中國！』」
姑父和姑母雖已去世，但謝裡爾說，他們所架設的友好橋梁，卻把美國人民的心和中國人民的心連在了一起。「他們的一生之於我們的提醒是：在世界上各不相同的政治制度背後，有著真正的人民，他們的心、他們的思想，相距並不遙遠。」
陪同謝裡爾一起來到北京的是謝裡爾的孫子Blake Anthony，他有個中文名叫安磊柯。當他還是小孩時，就對中國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在加州艾爾凡大學讀書時，選擇的專業就是中國語言和文化專業，並且獲得了一個獎學金，來北京大學留學。在旅華學習和工作期間，他結識了一位北京姑娘並結婚，現在安磊柯已經是位「中國的女婿」。
2013年，安磊柯曾參加了《新西行漫記》的徒步暴走活動，那次「自找苦吃」的活動讓他牢記一輩子，「感到很累，很辛苦，簡直受不了。儘管我們的後面，還沒有國民黨的士兵追趕，頭頂上也沒有日本轟炸機的威脅。當年紅軍所遭遇的一切，當年海倫·斯諾的延安之行有多麼艱難、多麼危險，我們就可想而知了。」安磊柯說斯諾已經成為他的家庭和歷史的一部分，他喜歡中國，喜歡中國歷史。
本版文/本報記者 張嘉 圖片製作/謝爽
責任編輯：姜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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