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同舟共進
慈禧太后與維多利亞女王，一位是東方帝國的太后，一位是「日不落帝國」的女王，這兩位當時世界上最有權勢的女人，在踏進20世紀的門檻時遭逢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維多利亞女王樹立起不朽的時代豐碑，而慈禧太后留下的則是滿目瘡痍的山河；維多利亞代表了生氣勃勃、高歌猛進的資本主義文明，慈禧太后則是愚昧落後、暮氣沉沉的專制王朝象徵。而隱藏在她們身後的，則是兩大帝國的興衰沉浮。
誰是更幸運的女人
1851年5月1日，是萬國博覽會開幕的日子，這一天成為整個倫敦的盛大節日。來自世界25個國家的人們，匯集在當時歐洲最宏偉和最富想像力的神奇建築「水晶宮」的巨大穹頂下，參加這次規模空前的聚會。
大英帝國在這次展覽會上顯示了作為「世界工廠」的強大實力，出盡了風頭。成千上萬的英國人為自己國家徵服自然的偉大成就所陶醉，他們認為自己是大自然中的優等生，是上帝的寵兒。
在萬眾喧騰中，維多利亞女王懷著從未有過的驕傲和自信前往水晶宮，親自給博覽會剪彩。興奮的女王反覆用一個詞來表達自己的情緒：榮光、榮光、無盡的榮光。這是她人生最美好的巔峰時刻：在她的時代裡，大英帝國空前團結，成為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帝國。
當維多利亞女王享受著大英臣民們排山倒海的歡呼致敬時，在大清國紫禁城戒備森嚴的深宮大院裡，年僅17歲的「杏兒姑」（即後來的慈禧）正戰戰兢兢地由太監們領著去參加「選秀」。杏兒姑娘十分幸運，從眾多秀女中脫穎而出，得以留在皇宮並被封為「蘭貴人」。誰曾想到，僅僅十年後，那個毫不起眼的杏兒姑娘和維多利亞的命運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逆轉。
1861年11月2日，鹹豐帝死後僅103天，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訢聯手發動中外矚目、驚心動魄的「辛酉政變」，以雷霆霹靂之勢一舉蕩平了鹹豐死前詔封的「顧命八大臣」，改年號為「同治」，開始兩宮垂簾聽政。年僅27歲的慈禧，正式走向這個龐大帝國的權力巔峰。從此她三次垂簾聽政，操控清末政權，直接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的走向。
但歸根結底，慈禧的命運是悲劇性的。她的最大不幸就是撞上了中國歷史上最尷尬最困難的時代，她統治下的晚清成為神州史上最屈辱、最沉重的一頁。作為最高統治者，她不僅要面對世界列強的欺凌，更要應付國內日薄西山搖搖欲墜的局面。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她百般掙扎，卻難挽頹勢，終致民不聊生，烽煙四起，國將不國。後人講到慈禧，完全把她當作禍國殃民的代名詞。她也許做夢也想不到，生前作為母儀天下、權傾當朝的「老佛爺」，死後會淪落為昏庸腐朽、專橫殘暴的「一代妖后」形象。
當大清帝國在風雨飄搖中苟延殘喘時，大英帝國正昂首挺胸地進入全盛的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經濟、文化空前繁榮，科學、藝術極大發展，君主立憲制走向穩定成熟。日不落帝國獨步天下，傲視全球。
面對無情的歷史，人們不禁要產生這樣的疑惑：為什麼慈禧太后嗜權如命、殫精竭慮，也曾在內外交困中強撐危局，力圖振興雪恥，到頭來卻悽涼退場，落得個禍國殃民的罵名？而維多利亞女王安心擔當「虛君」的角色，甚少幹預國家大政，卻被英國人由衷地尊敬和懷念，連她的名字也成為繁榮富足的象徵？對中國人來說，這不僅僅是兩個女人的命運問題，它還是一部長達100多年屈辱歷史的組成部分。追溯兩個女人的命運軌跡，其實也就是探討兩個國家成敗興亡的緣由。
同樣天生麗質，同樣才幹出眾
對於整個人類歷史而言，19、20世紀都是前所未有的驚濤駭浪的大世紀。歷史提供給每個民族和國家的機會都是一樣的，但為何慈禧太后和維多利亞女王的治國水準會如此天差地別，我們可以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尋找答案。
首先，可以從她們的學識才幹上入手。
1819年5月24日，維多利亞降生在倫敦肯辛頓宮。她的父親肯特公爵愛德華是當時的英國國王喬治四世的弟弟，她的母親則出身於一個歷史十分悠久的德國王族。從5歲起，維多利亞就開始了啟蒙學習。到11歲時，便能用英語、法語、德語與人交流對話。維多利亞的兩位主教在向肯特公爵夫人的匯報中講道：「她對於編年史和英國史中的各個大事件亦很熟悉，這對如此年輕的人實屬難能可貴。對於地理學、地球儀的應用和拉丁語法諸問題，公主所做的回答也是相當令人滿意的。」
人們也許會認為，正是因為維多利亞接受了全面的開放式的西方教育，才具備如此優秀的統治才幹。而慈禧太后深受「天不變道也不變」的儒家思想束縛，根本不可能開眼看世界，更不可能有所作為。然而，慈禧能夠在佳麗如雲的後宮脫穎而出，深蒙鹹豐皇帝寵幸並將其牢牢控制在手中，必然有其過人之處。慈禧個性很強，強調女人獨立精神。
慈禧向來認為女人應該有自己的生活空間，應該讀書識字。她具備一項後宮嬪妃們無人能敵的能力——讀寫漢文，這在當時的滿族婦女中是極其罕見的。她十分喜愛《詩經》，一有閒暇，就會獨自吟詠。中國古話常說「字如其人」。慈禧寫字也是別具一格，她不喜歡寫后妃們擅長的蠅頭小楷，反而喜歡寫和人一般高大的字幅。她的個子還沒有紙長，經常需要藉助婢女的一拉之力才能完成。就從這點，足以看出她「胸中丘壑」。慈禧還擅長繪花鳥畫並很有天分，在圓明園居住時，「因日習書畫以自娛，故後能草書，又能畫蘭竹」。這些優勢讓她在後宮鶴立雞群，引人注目。
慈禧的學習領悟能力是十分驚人的。鹹豐帝逃避現實，寄情聲色，對於國事窮於應付。由於慈禧能讀寫漢文，有些奏章他就讓慈禧代閱。「時時披覽各省章奏，通曉大事」，慈禧以其罕有的機敏與聰慧，很快就對朝政運作、君臣分際瞭然於胸，這為她以後的執政打下了堅實基礎。當英法聯軍朝北京進發之時，優柔寡斷的鹹豐帝無決斷國事之魄力。慈禧挺身而出，下一嚴厲之諭旨，嚴令統兵大臣與洋人決戰，近畿州縣，整團阻截，懸賞殺敵，曉諭中外。可見初涉政事的慈禧就以強硬果敢著稱。
而英法聯軍突破清軍道道防線並攻陷天津這天，正逢鹹豐帝在圓明園與后妃共宴。酒至一半，得軍機處奏報英法聯軍已陷天津，正殺奔京城而來，鹹豐帝頓時慌了手腳，和眾嬪妃抱著哭成一團。就在滿朝文武驚慌失措時，只有慈禧一人保持著理智清醒，她不惜違反祖制，從儲秀宮的帷幕後站出來，大聲對鹹豐帝說：事情危急至此，哭有何用！「恭親王素明決，乞上召籌應會之策。」危機是考驗人的試金石，慈禧的冷靜沉著和敢作敢為表現出她不同凡響的一面。
平心而論，在強大封建觀念和制度的籠罩之下，被剝奪了早期教育權的慈禧，在政治演出中表現的才幹和能力，還是很出人意料的。她比大部分男人還要剛強果斷、機智精明。在丈夫死後，她以閃電般的手段發動宮廷政變，奪取最高權力，但她只殺了為首的三個大臣，對其他人輕輕放過，並且當眾焚毀了從三大臣家中搜出來的政治信件，從而穩定了局面，安定了人心，這在古今中外的政變事件中都不多見。
在平定太平軍和其它亂事後，慈禧將該收回的軍權堅決收回，該放權的時候又絕對信任，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處理得很好；而在內亂後的重建中，慈禧與奕訢乃至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人督撫配合默契，由此出現一段難得的「同光中興」也不是完全偶然。她在處理政務之餘也在不斷加強學習，從寫一道百餘字的諭旨出現十幾處錯別字，到對朝政的處置遊刃有餘，可見慈禧的學習和適應能力非同尋常。
權欲面前，人人一樣
在中國近代史上，慈禧太后一直以權欲薰心、窮奢極欲的形象招致罵名。然而英國人濮蘭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記》中說，像慈禧太后這樣的歷史人物，不能拿尋常的道德標準去評論。如果放眼與之同時代的人物，證以中國百姓之公論，則太后並非一殘暴之君。他尤其提出一個有意思的觀點：「不獨此也，即英國近世，以爭國家權力之故，其殺人之手段，亦難言乎仁道也。」如果我們把目光轉向同一時期的維多利亞女王的所作所為，就會明白，在權欲面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兩位女王的專制欲望並無本質不同。
維多利亞女王留給人們的似乎一直是溫文爾雅，以及不計得失甘當幕後英雄的淡泊寧靜形象。事實上大錯特錯。維多利亞其實是一個複雜的人物。她有時溫柔善良，有時卻強硬冷酷；有時順應時代潮流，有時卻又頑固地與之對抗；對內儘量保持慈善大度，對外卻貪得無厭支持殖民擴張……特別是當她坐穩王位後，一有機會便會毫不猶豫地去維護、鞏固甚至企圖擴大自己的王權。
1868年到1874年是被維多利亞稱為「騷亂不安」的五年。普法戰爭後，法國帝制的廢除，共和國的成立，極大地推動了英國國內激進的共和主義思想的發展，報刊上不斷出現攻擊王室、攻擊君主政體的言論。作為君主制度的象徵，女王成為各種激進分子攻擊的靶心，他們甚至提出了廢除女王，成立共和國的要求。而自由黨首相格拉斯頓的上臺，更把已經風聲鶴唳的維多利亞逼向絕境。他居然準備接受查爾斯·狄爾克爵士入閣。
這個傢伙是個狂熱的共和主義鼓吹者，他要求廢除君主政體，建立共和國，成為轟動全國的著名人物。女王怎麼可能容忍這樣一個反對自己的敵人進入內閣呢？而格拉斯頓也不願意作出讓步，雙方僵持了近一個月。有人出來勸導女王說，如果她一意孤行，很可能會導致一場政局危機，那時女王將成為全國輿論攻擊的焦點。維多利亞這才不得不退讓，討價還價地對格拉斯頓說：「像狄爾克這樣的人，只能從低級職位幹起。」狄爾克最終擔任了外交大臣助理之職。
不久，女王與內閣之間一場更為激烈的衝突發生了。1881年初，女王在出席議會致辭時驚訝地發現，未經自己許可，她的講稿竟被篡改了。講稿中的內容早已偏離了政府此前的既定外交策略，這是她堅決不能接受的。
爭執之中，在樞密院會議上，有的大臣甚至以辭職相威脅，他們認為女王粗暴地幹涉了政府的政策，放話說不讓女王出席會議。雙方難以達成妥協，不歡而散。內閣大臣們一個個拂袖而去。臨出門時，他們冷冰冰地拋過來一句話：「君主只能按內閣大臣們的意願致辭。因為君主的職責是，只能點頭，而不能爭辯！」
格拉斯頓觸及君主利益的改革浪潮接踵而至，維多利亞女王如坐針氈，她深恐自己將步拿破崙之後塵，被趕下那金碧輝煌的寶座。這個一向倔強的女人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困境。當格拉斯頓把一份份代表內閣的議案擺到她的辦公室上逼她籤字時，她憤怒得恨不能一把火燒掉這些完全違背她本意的文件。
但形勢再明白不過：要麼籤字，那她所醉心的君權依然可以得到有限度的保留；假如一意孤行拒絕籤字，那麼將面臨激怒民眾並被掀下寶座的巨大風險。
在無奈的一聲哀嘆之中，她終於在空白處歪歪斜斜地寫下自己的名字……儘管一次次表現出煩躁和憤怒，她還是不得不接受現實。維多利亞女王心中積鬱憂憤之情，當格拉斯頓在新一輪的大選中敗下陣來時，她才出了一口惡氣。離開內閣那天，格拉斯頓前來拜別女王，維多利亞高高在上，只冷漠地說了一句：「格拉斯頓先生，我想你現在總該休息一下了吧！」
女王也不能無法無天
為什麼慈禧專權能得以成功，而同樣身為一國之主的維多利亞卻不得不淡出王權？為什麼慈禧勇於任事卻「越幫越忙」，而維多利亞女王全身而退悠遊林下，大英帝國卻能蒸蒸日上？最根本的答案，蘊藏在慈禧和維多利亞處理的兩起刑事案件中。
1882年3月2日，英國溫莎車站，維多利亞女王剛下火車，正準備上馬車，一個叫麥克林的年輕人突然在幾碼遠的地方舉槍向她射擊。千鈞一髮之際，另一位來自伊頓的男孩條件反射般用手中的雨傘打向麥克林的胳膊。子彈打偏了，兇手束手就擒。
1896年2月17日，北京菜市口人潮如海，一位身著重囚罪衣的太監正準備接受極刑。雪亮的大刀片閃過，頓時血流滿地，頭顱亂滾。此人名叫寇連材，因為違背清朝「太監不得幹政」的祖制，向慈禧太后上了一道談論時政的摺子，慈禧立下狠手，將寇連材交刑部議處，明令從速正法，以儆效尤。寇連材之死轟動全國，維新派領袖梁啓超也為其撰文：「寇監不朽矣！」
兩起相隔遙遠的刑事案件，都因兩位君臨天下的女人而起。而不同的判決，卻彰顯不同政體下的不同結果。
這是維多利亞女王40年中，第7次也是最後一次遭遇槍擊事件。儘管行刺者的動機不盡相同，但法庭最終多以「精神錯亂」進行輕判。為避免因對女王犯罪而判決過重，1842年英國甚至專門通過一項法令，規定任何試圖傷害女王的行為都定為輕罪，判處流放7年或監禁，同時服3年以下苦役，以後的4次槍擊女王案即是按照新法令實施判決的。
對於這樣的結果，女王非常生氣，然而在神聖的法律面前無可奈何。
至於那位太監寇連材的死因，至今仍然撲朔迷離，眾說紛紜。有人說他忠君敬祖，有人說他癲病發作，還有人說他試圖上書邀寵，結果適得其反。但不管哪一種原因，有一點則是明白無誤的：儘管他是來自慈禧太后身邊的貼身太監，也會因為老佛爺一句話就丟了性命。
帝師翁同龢當時在日記中寫道：「又聞昨日有內監寇連材者，戮於市。或曰盜庫，或曰上封事。未得其詳。」瞧，連時任吏部尚書的翁同龢也「未得其詳」，足見寇連材死得多麼神秘，更死得多麼輕巧。
對於乾綱獨斷的慈禧太后來說，別說這麼一個螻蟻似的小太監，就是權傾一時的當朝重臣，生死也操控於她的一念之間。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之時，在決定是和是戰的關鍵時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徐用儀、袁昶、許景澄，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在京大臣一再上疏直言，歷陳兵釁不可啟，且圍攻使館，實背公法，堅決反對向各國宣戰。這一下觸了慈禧的龍鱗，她不但不納忠言，反而違背清代優禮廷臣、罕有誅罰的規矩，盛怒之下將這幾位忠諫大臣統統殺害。
這樣的專橫殘暴，即使放在中世紀的英國也是不能容許的。例如，1215年的英國《自由大憲章》第39條就明確規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審判，或經國法判決，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它損害。」
而在中國，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為基礎的民主、法治，這些現代社會的基本運作機制，在慈禧一類宗法專制者的頭腦中沒有任何位置。皇權的專斷決定了其合法的傷害權、搶劫權，「破家縣令」「滅門知府」這樣耳熟能詳的稱謂，令人不寒而慄。
在打壓政敵、維護權威上，慈禧太后從未手軟。即使貴如一國之君的光緒，以及地位顯赫的珍妃，或囚或殺，不過決於其一言而已。
慈禧一生兩次發動政變，三度垂簾聽政，兩決皇儲，始終可以穩穩地運大清國脈於股掌之上，緣由何在？梁啓超在其《論正統》中早已給出了答案。歷代最高統治者皆以正統自居，擁有至高無上的獨裁專制權。慈禧儘管善於玩弄政治權術，但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權力達47年之久，並非有多麼高深莫測的政治手段，而是其正統皇權代表者的政治優勢，在維護個人權力的諸次鬥爭中，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
回溯慈禧太后和維多利亞女王運用權力的方式，就知道兩種政體的骨架靈魂到底不同在哪裡。
維多利亞女王紀念碑遍布英國以及全球大英國協國家
興衰背後的千年死結
由此可以清晰看出，慈禧太后與維多利亞女王的治國之途之所以南轅北轍，區別不在於個人素質的高低，也不在於道德胸懷的差異，關鍵是她們背後的制度文化在起決定性的作用。
對於權力的追求和渴望，其實是慈禧太后與維多利亞女王的共同夢想。但正是不同的制度路徑，衍生出她們不同的權力觀念，從而導致中英迥異的國運拐點。在與大臣們的權爭中，有一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維多利亞。
激進好事的帕麥斯頓被她一手趕下臺後，她滿以為他「年事已高將不會再有多大的作為了」。可是幾年後，這個傢伙再度發跡，一舉成了英國的首相，她不得不無奈地授權他進行組閣。「不倒翁」帕麥斯頓的死灰復燃，逐漸使維多利亞明白，帕麥斯頓的最終勝利與其說是他個人能力與權術之勝利，不如說是他的主張與政策吻合了時代的節拍。
她感到自己個人的力量已無法與時代潮流抗衡。廢除至尊、削弱王權、追求自由平等正成為這個時代最得人心的潮流，如果她不順應潮流，就真的連現有的地位也無法維持下去了。
維多利亞的政治態度在晚年發生了重大變化，樂於只做帝國精神的象徵。英國君主立憲制，經過女王與內閣的反覆磨合較量，終於達到一種平衡，並基本定形。維多利亞女王后來安心於擔當「虛君」的角色，正因為她什麼都不做，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機才能在亞當·斯密所言那隻「看不見的手」的驅動下，開啟了至今仍讓英國人念念不忘的「維多利亞時代」；
而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統治生涯中，雖然她的政治權力愈來愈少，但她作為英國象徵的政治價值卻越來越大，維多利亞也因威望日熾而成為國民信仰的支柱，贏得了她在英國歷史上的不朽和榮光。
十分有意思的是，慈禧生前對維多利亞這種「統而不治」的方式也是五味雜陳。德齡作為慈禧的貼身宮女在清宮生活了兩年，她在回憶錄《清宮二年錄》裡，記載了慈禧太后一段值得玩味的話：
「英國是世界上的列強之一，但這並不是維多利亞女王獨斷的功勞。她總是有議會裡的那些能人幫助她，凡事都替她想得非常周全。她其實對國家的方針政策無話可說，只需要文件上籤個字而已。再看看我吧，我的四億臣民，都是依仗著我的判斷。雖然我也有軍機大臣一起商議國家大事，但這些人主要負責官職任命之類的事情。遇到大事，還得我親自作主。」
慈禧和維多利亞的經歷說明，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礙不在民智未開，而是官智未開。當時的統治者不是不懂得建立現代文明法制的好處，而是不願意自己手中的特權依法受到嚴格的監督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