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胡堯 《107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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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於《107調查》第五十八期 / 第八、九、十版
記者 | 胡堯 關亞婷 李訊 馮浩航 蓋姣伊 夏小山
事實核查 | 夏小山
2020年11月7日，立冬，恰逢周末，後海熱鬧極了。
按照老北京的規矩，這一天少不了涮肉。晚上十點，氣溫降到了個位數，銀錠橋南岸的銅鍋炭火還燒得通紅，橋這頭老四的生意才剛剛開始。
天太冷，盆裡的魚好久沒動了。坐在奶粉罐上的老四，挑起網兜給魚淋了淋水，尋思著好歹也算給它們活絡一下身子。
他望了望身後的後海，心裡有一番說不出的滋味，立冬以後河流結冰，他的小魚就沒地兒可去了。
一張殘疾證
銀錠橋，南北橫跨，是前海和後海的分水嶺，架於連接兩海的細脖處。
作為什剎海水域的最高點，這裡兩百多年前是乾隆皇帝遠眺西山落日的地方，素有「銀錠觀山」的美譽。
橋南多以清吧為主，過了零點店家就陸續打烊了；後海北沿則不同，晚上十點，這裡的夜生活才剛拉開序幕。即使到了冬季的凌晨三點，還有招呼著「薩瓦迪卡」的酒託在寒風中拉客。
老四的攤位就擺在後海最繁華的地方——銀錠橋北，往東二百米的位置。
五年了，背靠後海五百畝水田，老四也摸索出了一套「販賣放生服務」的門道。
好比寺廟裡不說賣香，要說祈香，老四在這兒的叫賣也有頗有講究。「放生魚嗎？一元一條。」他張羅著。
老四攤前概況。卡片上寫著方方正正的字「放生魚 1/2/5元1條」，雀巢奶粉罐是老四的「板凳」。
吆喝時雖說是一元一條，其實老四的攤上還有五元一條的紅魚。它們看上去像金魚，但並沒有觀賞魚那般金貴，繁衍生存能力極強，學名「錦鯽」，是鯽魚和錦鯉的雜交品種。除了錦鯽，老四的盆裡大多都是泥鰍，按大小分，有一元也有兩元的。
老四姓徐，1962年生人，銀白色的頭髮，眼睛炯炯有神，腿部的靜脈曲張有了年頭，這使他走起路來總是一搖一擺的。
近一米八的個頭、魁梧的身形，很難看出他是祖籍江蘇的南方人。
老四上有三位兄長，是家裡最小的一個。1952年，徐父趕上了公私合營的熱潮，拖家帶口來到了北京，準備投奔老家茶莊的大資本家。
1955年，北京膠印廠成立，作為股東之一的漣水老鄉，看中了徐父的勤懇，便把他招進了膠印廠，徐家生活這才有了基本的保障。
徐父文化程度不高，在老家漣水縣以務農為主，拉過黃包車來補貼家用，早年還進城給常州的茶館弄過老虎灶。
來到北京膠印廠後，徐父主要從事印刷期刊雜誌的流水線工作，在工人崗位貢獻廉價勞動力。配墨、捆紙、裁切、曬板，他都做過。
建國初期國企還是鐵飯碗，隸屬於北京印刷集團總公司的膠印廠是北京第一家採用膠印技術的工廠[1]，當時連同仁堂的說明書都是北京膠印廠負責印刷的。
廠裡效益一直不錯，徐家趕上了時代的紅利，在60年代初分到了福利房。
當時，老四一家被安置在東堂子胡同，那是一條有著近800年歷史的古老胡同。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廷專辦「夷務」的外事機構「總理各國事物衙門」、最早的「洋務學堂」京師同文館均坐落於此。[2]
但是，胡同裡的基礎設施並不完備。
那時，鍋爐房大煙囪還隨處可見，北京非統建地區還未統一實行連片供暖[3]。
老四一家睡的是平房，用的是蜂窩煤，夏季燒飯，冬季取暖，在剛搬進東堂子胡同的幾年裡，老四和他的三哥都不止一次一氧化碳輕微中毒，大人工作忙，也都沒太當回事兒。
直到1969年，父母外出，獨自在家的老四再次煤氣中毒。
這一次由於發現時間過晚，老四在醫院昏迷了整整三天才醒過來。他的記憶力明顯減退、反應力大大受損，自七歲那年落下了智力的四級殘疾。
這是一種適應行為的輕度障礙，屬於最輕度的神經殘疾，因此老四生活上基本能自理，但他學習新事物的能力比常人稍差一些，並且在特定環境下會有一些異於常人的行為。
比如在閉塞擁擠的地鐵上，他會扒著人說話，大聲點評乘客的衣著，無釐頭的謬讚往往使陌生人倍感不適。
疫情期間，老四把同一個口罩反覆洗了好幾個月，他捨不得扔。兩側的帶子由於使用得太過頻繁，只要他稍微扭個脖子，口罩就會順著面頰滑落，地鐵上來回巡視的乘務員總是不耐煩地敦促他「帶好口罩」，車廂內的乘客也從不吝嗇厭惡的目光。
被乘務員指責後，老四找了一個位置坐下，他不再說話，「乖乖地」閉目養神。
老四對七歲那年的記憶一直耿耿於懷，他常嚷嚷著：「七歲之前我就出過兩本《兒童文學》的文集了，要不是中了煤氣，我也能和老舍一樣。」
老四的文學造詣真假難辨，但他總把這事兒渲染得像真的一樣，甚至能精準地把出版社的名字報出來，「我爸的一個朋友在人民出版社，他覺得我天賦異稟，找我出書。」
煤氣中毒以後，老四就沒怎麼上過學了。由於理解力下降，老四很難啃下大部頭的書，他把《格林童話》看了十幾遍，短篇的故事基本可以熟讀成誦了。
老四對文學的感知大多來自老北京的街頭巷尾，他從小就喜歡逛北京的公園和佛寺，每次都會拿厚厚一沓免費的旅遊宣傳冊回家看，因此老四對老北京的故事和著名景點都瞭然於胸，是個地地道道的北京通。
沾父親的光，1980年，剛成年的老四也進了膠印廠，但由於智力殘疾，他連國產單色機的速度都很難跟上，自膠印廠引進德國設備海德堡後，老四就徹底淪為後勤工了。
掃地和燒飯，他都幹過，47歲的老四早早就辦了內退。
在膠印廠的29年工作生涯中，老四並不喜歡一成不變的日子，離單位不遠的中國美術館門口有一個報刊亭，這便是老四長達近三十年的文藝園地。
工作日中午僅一小時的休息時間，老四都是在報刊亭前度過的。
因此，在後海，他不僅賣魚，還講故事，五元一次。
老四識字不多，他寫的「故事清單」中有不少錯別字，如：「魯志森倒撥垂楊柳」、「小貓鉤魚」。
雖說在北京已經待了近六十年，但老四還是帶著濃重的淮揚口音，講故事的時候「那前兒」、「後遠兒」都是他的口頭禪。
老四的嗓門很大，邊說邊手舞足蹈，每每講到故事高潮處，他還會一人分飾兩角。
講故事往往會引發人流集聚，攤前的掌聲總會吸引一波接著一波的遊客，自然注意到魚攤的人也就多了起來。
對老四來說，「講故事」和「放生魚」，兩種不搭邊的「業務」，為他帶來了謀生手段的共贏。
人流散去，對岸的一品昌民謠唱著李宗盛的《凡人歌》，老四嘀咕著：「他唱得還沒我好，跟念經似的。」
老四哈著濃濃的白汽，唱起自己的旋律，「我的小魚兒啊，真呀麼真可愛。」凍紅了的手指在寒冷的空氣中比劃著。
漂泊的攤位
雖然智力上的殘疾限制了老四人生的很多可能，但老四做的一直是自己喜歡的事，這張殘疾證也幫了他不少。
早在16歲的時候，他就迷上了鑑寶，擺起了自己的「地攤經濟」。
1978年，老四的攤位發跡於和平裡西街。以海鮮市場為依託，這裡晚上七點的「和平鴿夜市」應有盡有。
「工商所的管理人員看我腦子不好，2塊的攤位費只收我一半。」老四在河南一個老大姐那裡進草編的童男童女和石膏灰做的玩偶，五毛一個，路過的小孩都喜歡。老四住得近，每每擺到晚上11點才走。
入了「淘」寶擺攤的門，老四發現自己越來越好這口了。
兩年後，他開始尋覓更低價的貨源。當時北京第一家配送公司——最早的小商品批發市場[4]，位於城南的紅橋市場，吸引了老四的注意。
那時國家還未實行雙休日政策，老四所在的膠印廠每周只有周五休假。每月前三個周五老四出攤，最後一個周五再來這裡補充貨源。
他在固定的四家進貨。這些好心的老闆們覺得老四罹患殘疾擺攤不易，每月沒賣完的貨底都給老四攢著，雞翅木、木變石手串向來都是低於批發價給老四。
老四在紅橋市場的進貨成本不高，每件大約在8角到1.2元之間，他一幹就是15年。
2020年11月，老四憑藉多年擺攤經驗，在潘家園舊貨市場幫朋友「淘」寶識貨。
1988年，轉移了進貨地點的老四，擺攤位置也不再局限。離開熟悉的和平裡西街，老四隨之開始了漂泊的擺攤生涯，他先後輾轉於象來街、官園、沙灘、花市，大約又賣了十幾年。
老四攤上的種類也多了起來，除了廉價手串，他開始青睞具有藝術價值的工藝。
「一個戒指，材質是金屬的，截面是玻璃仿人造紅瑪瑙或是玻璃仿青金石的。」他還進過本錢20元的孔雀石和壽山石圖章，賣的時候會稍稍溢價3至5元。
「那時候還不流行菩提子。」攤上最多的是面向低消費人群的秀玉手串，賣出一串能掙4角。
還有一些老四不捨得賣的，他都自己留著。喜歡搞收藏的他，那時候就篤定「要是能把這些東西能存個三十年以上，一定會值錢。」
1992年，憑藉著自己對工藝品的興趣，老四還專門去了王府井大街的工藝美術商店跟一對老夫妻學鑑寶。他們去淘貨，老四就跟著，「黃的叫翡，綠的叫翠，有根的不好。」（行話「根」：行話，指的是翡翠內部的墨綠色「活斑」，即翡翠的瑕疵。優質翡翠沒有翠根 。）
老四初步入門之後，就幫著師傅看瓷質，辨別瓷器的種類，往往一個月下來，老夫妻會「漏」給他一個插花的小瓶子，這對老四來說已是彌足珍貴。
兩年間，老四不僅積累了不少精美的小玩意兒，還具備了一定的專業鑑賞能力，他基本可以為瓷器斷代了。
「低檔鈞瓷會發藍。稍微帶點紅，這是溫度不夠所致。高溫燒瓷，是純紅沒有雜質的。」由於沒本錢進貨，能擁有一個祭紅瓷擺件一直是老四的一個難圓的夢。
但好景不長，老四攤前總有手腳不乾淨的小混混。
老四本來賣的就不貴，進價5元的小玩意，他最多賣10元，一天下來最多也就賺的還不到50塊錢，有的時候還會顆粒無收，甚至賠上本錢。攤前的小混混知道老四好欺負，掠走他的工藝品，揣兜裡就跑，老四也追不上他們。一天被順走一兩個，不到幾個季度就虧本了。
好心的鄰居看不過眼，才給他支了賣魚的招，「小動物會動，壞小子揣在兜裡帶不走。」
智力上的缺陷，讓老四少了同齡人的世故，多了份略顯幼稚的執著，他熱愛在後海的這份事業，喜歡每天和魚待在一起，賣魚會友。
他在後海一做就是五年。
在銀錠橋，後海最熱鬧的地方，城管破格通融，允許老四可以晚上十點以後來擺攤。
入冬以後，政策還會進一步放寬，老四的「營業」時間被允許適當延長，他可以把魚攤挪到後海的北沿，宋慶齡故居附近——那一塊白天遛彎的市民比較多。
趁太陽還沒落山，下午三點老四就來了。老四準備一直呆在這裡，等到晚上十點之後再移到老地方去。
夕陽下的老四。來曬太陽的好心人給了老四一個紅色的凳子。
但下午的生意明顯不如晚上，攤前的人們行色匆匆，有閒情逸緻在大白天放魚的人並不多，他們焦急地趕往各自的目的地。偶有幾個天真的小孩會被紅魚所吸引，但也會被父母「五元一隻太貴了」的理由給搪塞過去。
阿弛是中傳研一的學生，從小就怕魚，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碰魚，放生時阿弛告訴魚兒們要「好好生活、好好吃飯」。
「秋天的時候水比較清。」老四一邊安撫著阿弛緊張的情緒，一邊念叨著「阿彌陀佛」，阿弛緊閉雙眼，隨著一陣水聲，紅魚就撲騰進了後海，它們好像進入了一個新世界，一頭鑽進了水草裡。
老四的視力很好，一下就發現了水中活潑的小竄丁，他指著水面，激動地向圍觀放生的人群喊道：「這魚就3兩兒，青色的小個頭，長不大的。」
以老四往年的經驗來看，下午擺攤最多還能撐半個月。隆冬時節，等到氣溫跌破冰點，什剎海完全冰封之時，一年中的「放魚休業季」就真的來了。
不賣魚的時候，老四會在小區門口重拾舊業，繼續擺攤。「把家裡還有的存貨拿出來，能賣就賣，賣不出去我就自己留著。」
老四已經有十餘年沒再來過紅橋市場了，他不知道那裡早已建起了高樓，唯一記得的只有每月進貨時都要花兩毛糧票買的門釘肉餅，「一口咬下去都流油，現在都不正宗了，還要8塊。」
秦爺和喝了酒的過路人
老四的生意是一門靠天收的行當，艱辛仍是維繫生計的常態。
立冬後的一周，同樣是周末，老四的生意差得出奇。零點前，一單都沒能賣出去。
「除了風力七級以上，氣溫三度以下，我天天都來。」過了十一月，老四都會套上兩雙襪子，開始下半夜的營生。
一個中年男子路過老四的攤位，瞟了瞟放在盆前的卡片，微醺著打趣，「放生魚，這能吃嗎？」淺淺一笑，嘴角溢出不屑，還沒等老四反應過來怎麼接話，他幹了一口手中的啤酒，丟下一句「放什麼魚啊，你把我給放了吧。」接著一個踉蹌，就走了。
不知是不是成心的，半個腳印留在了「放生祈福」四個字上。
不過老四也沒當一回事兒，今晚生意不行，他不願再錯過任何一個過路人，頂著寒風繼續叫賣著：「放生魚嗎？一元一條。」
老四知道，這個點在後海最不缺的就是喝了酒的過路人。
但是他憎恨醉成一灘爛泥的人。「有的醉鬼買了魚，把魚摔在岸邊的臺階上。」老四信佛，每月都有去雍和宮祈福的習慣，求佛祖保佑七成的魚能活下來。
「這種人，一年也碰不到兩回，那一次之後，酒鬼來一個我趕一個。」自此每一個在這裡放生魚的客人，老四都會讓他們念一句「阿彌陀佛」。
「放生就是要讓它能活，不然沒有意義。」這是老四幹這一行的原則。
眼看快到零點了，卻只賣了十塊的魚，連四十塊的本錢都沒回來。夜越深，天越冷，人就會越少。
老四有些急了，他站起身，伸出手，甚至想拉住偶有路過的年輕人，但他那一副拾荒者的打扮嚇壞了不少午夜下班的賣唱藝人，他們躲開了老四，裹了裹加厚的羽絨衣，加緊了步伐，離開了。
老四就著冷光，擺弄著盆裡的小魚。路上的人很少了，兩位飆車的年輕人把摩託停在了老四的攤邊。
走投無路，眼看今天就要虧本了，老四開始慌了。
頭頂一盞探照燈，一根足足有三米長的大抄子，老四喊住了後海撈魚的「老江湖」——秦爺，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
他問路過的秦爺要了一隻龜，把這隻「大塊頭」和一元一條的小泥鰍放在了一個盆裡。
後海，是北京的古海港，舊時有漕運的功能，靠水吃水的人不在少數，秦爺就是其中之一。別說是是龜還是魚，只要被秦爺看見了，百分百能抄上岸。
聽老四說，秦爺住在後海南岸大槐樹旁的平房裡，家裡還砌了一個池子，專門放他撈的魚、龜、泥鰍。每到冬天，他會用大塑料布全都給罩起來，就跟冬天暖棚種菜似的，留一個小口，供魚呼吸。
老四從秦爺那裡買的烏龜
老四和秦爺不算太熟。幾年前，秦爺也曾向老四推銷過生意，他遊說老四：「在我這兒買的魚，你直接擱盆裡就能賣，你要是去市場買，還得拎著桶水。」但老四嫌秦爺的泥鰍太貴了，「他們論盆賣，他們收的這泥鰍是20塊一斤，我到市場買的泥鰍一斤就10塊錢。」
後海的「放生文化」由來已久。位於後海北沿鴉兒胡同31號的廣化寺，作為北京市佛教協會所在地，每年的臘月初八（釋迦摩尼成道日）都會給佛教信徒免費施粥，並沿襲著大型放生的傳統。
每月逢初一和十五，廣化寺都會舉行法會，並向香客開放[5]，秦爺就會趁著這兩天把積累的一個月的漁獲賣給寺門口專門收泥鰍的人。
「廣化寺有一女的，她蹬著三輪車把魚給信佛的人送到河邊上。」老四說，「她最小的盆都有我的盆十個大。」
老四心裡盤算著，龜比魚好賣，秦爺這裡十元一隻的龜和市場價基本持平，不算虧。要是下半夜能把這隻龜賣出去，就能把買魚的本錢賺回來。
老四找來一個紙板，歪歪扭扭地寫上「放烏龜，三十元一隻」的字樣。
凌晨三點的後海只剩下老四和遠處連夜趕工的施工隊。
老四凍得直打哆嗦，眼皮也直往下耷拉，他帶上一雙大小並不合適的毛線手套，粉紅色的，這是他買菜時經過垃圾桶撿的女款手套。
凌晨三點，老四獨守攤前。
又過了兩個時辰，老四迎來了這個晚上的最後一趟客人，三個19歲的少年。
他們叼著電子菸，不要龜也不要魚，熱切地嚷嚷著，要聽老四講故事。其中一個女孩兒失戀了，她蹲在地上，淚汪汪地，抬起頭看著老四，借著酒勁忸怩地撒嬌：「爺爺，我要聽你說愛情故事。」
愛情故事並不在老四的故事清單裡，但他想起了早年間在美術館后街的報刊亭看的《大千世界》，裡面有不少名人的奇聞軼事。這是一本沒有刊號的小道雜誌，現已停刊。
「我給你講一個有關美國少女與德國排長的愛情故事。」老四說得津津有味，但煤氣中毒過的他反應有些遲鈍，憑藉模糊的記憶，七蒙八湊講了一通。
對於這種以前沒講過的故事，他說得前言不搭後語，總是重複著已經說過的橋段。
「後背上挎著一個衝鋒鎗，大胖子德國上校一腳把門給踢開了，進了夜總會一個包房的屋裡。」「希特勒親自給這個排長升了團長，給他們辦婚禮了，祝他們幸福終生，把這個將軍降為排長，還把他發配到了前蘇聯。」……
老四講得正起勁的時候，還冒出了幾句亂拼的「德語」，年輕人卻有些不耐煩了，「大爺，您快進一下，講重點，咱凍得不行了。」
故事還沒聽完，遠處的同伴喊了聲「走了走了，蹦迪去。」姑娘匆忙給了五塊錢現金就跑了，年輕人們將趕往夜生活的下一個場。
三個深夜聽故事的年輕人
老四還有些意猶未盡，但眼看就要五點了，只能收攤。
他把盆裡的魚都提溜進一隻水桶，多餘的水被倒入後海。以防大龜把小魚給吃了，老四還單獨拿了另一隻桶裝烏龜。他動作嫻熟，迅速疊起八個空盆，它們分別放入三個袋中，用一片殘布系在腰間，徑直向鼓樓公交站走去。
路過「李先生」，一家24小時營業的餐飲店，兩位老相識喊住了無精打採的老四，「四哥，這麼晚才收攤啊，路上慢點兒。」
不用猜，老四都知道是誰，「這個點還醒著的，一位是皇親國戚，一位是大老闆。」五年間，老四對水岸周邊的人，都摸了個大概。
菸袋斜街的貓店老闆康天佑和醇親王后裔毓貝勒嫌白天的北京不清淨，每晚都會來「李先生」談天論地。兩年前一次偶然的放魚，老四與他們結識，得知老四沒有手機，收款不便，從那時起他們每晚都會帶幾張現金，以備老四不時之需。
毓貝勒把老四招呼進了店裡，給老四點一杯滾燙的豆漿，「祛祛寒氣，別客氣。」有的是正藍旗的局氣。
老四歸心似箭，他知道，夜班車三十分鐘一趟，要是時間沒有配好，上一班剛走的話，自己就要在寒風中站上很久。
匆忙灌下毓貝勒的好意，老四雙手合十，說了聲「謝謝老闆，祝您一生平安。」便提起所有傢伙，直奔公交站。
老四蜷縮在公交站牌的後面，北京夜裡的風大得似乎能把人颳走。
他家住在後海東北邊的和平裡，直線距離雖不算太長，但他得乘夜10路在交道口東下，再走到交道口南轉夜18，才能到和平裡北街西口，從公交站走回家還要十分鐘。
這樣一折騰，加上換乘的時間，大概需要一小時以上。
乘夜班車回家，老四睡著了。
「今天沒賣完的魚明天還得接著賣，本來就沒回本，還搭上了一隻龜。」老四心中一片惆悵。
蘇式筒子樓
和平裡——北京東城區的最北端。
老四到家了。和平裡7區27號樓。天蒙蒙亮。
推開門，老四的屋子就像一個小型的垃圾堆。
老四屋子內景。床上用來擦手的布，是老四拿鄰居給的舊衣服剪的。
散落各處的現金、結了蜘蛛網的瓷杯、打折的夾心餅乾、一本從雍和宮拿來的佛法大義……
幾顆乾癟的紅棗和一袋蒜香花生放在一起，衣櫃裡塞滿了四季的衣服，地上躺著一個供佛像的水盂……
逼仄的八平米裡，只容得下一個身位。唯一沒有堆放雜物的，就是一塊小小的，用來睡覺的地方。
鄰居們還沒醒。老四的魚就放在2層的樓道裡，盆上還有幾張不規則的硬紙板，這是老四給小魚們蓋的被子。
幽暗的走廊裡堆滿了雜物，老式自行車沿著牆壁靠著，廢棄的家具壘在牆角，裸露的電線纏繞在一起，搖搖欲墜，木質樓梯的扶手上刻滿了深深淺淺的印痕。
窗是打不開的，結滿蜘蛛網的玻璃只作採光用，樓道裡通風不暢，濃重的黴味撲鼻而來。
筒子樓內景
這幢樓已經62年了，用的還是蘇聯的圖紙，它見證了50年代中國與老大哥的蜜月期。
房間緊密分列在樓道的兩側，多為20平方米以下的一居室結構，居民共用的衛生間和廚房，中間走廊兩端通風，形狀如筒子，故得名「筒子樓」。
這是當年單位分給父親的房，老四和他的三哥一起住。
和老四不同，外人很難聽出三哥的外地口音，一口地道的京腔，一頭齊耳的銀髮，精神矍鑠，看不出來三哥比老四還要年長兩歲。從小就罹患小兒麻痺的三哥，拄著一根實木拐杖，雖然走路一瘸一拐，但眉眼間閃爍著參透世事的通豁。
徐氏兄弟跟隨父輩輾轉多地，才定居於此。
徐家只有大哥是在南方出生的，父母在北京的第一個家位於磁器口附近，二哥出生後，他們搬到了「溝沿頭」，即現在的北京站。
大時代下的地標建設一定程度上也影響著平民百姓的生活。
1958年，剛經過抗美援朝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新中國，經濟雖已初具規模，但依然處於西方國家的封鎖之下，在北戴河會議上，中央確定興建十大建築，向世界展示中國的實力與新面貌。
北京站，作為建國十周年的獻禮工程之一，計劃在一年內完工，並定址「溝沿頭」。
「溝沿頭」屬鐵道部管轄，是膠印廠的老廠址。
「蓋十大建築的時候，北京站把我們廠給佔了。和平裡七區的房，以前是林業部的產權。國管局協調兩部委，就把我們的廠址安置在了這兒。」三哥說，「黨中央一號召我們就都走了，不像現在有釘子戶，敢和政府講條件。」
1969年，老四發生意外後，徐父便一直關心著換房大會的動向。
六十年代，北京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馬路邊的電線桿上，「換房啟事」比比皆是。在迫切的換房需求下，1962年，北京東城、西城、崇文、宣武和朝陽區房地局相繼成立了專門的換房機構——換房站。「換房大會」也應運而生。
「北京各區都有房管局，各個片兒有房管所，那時候有換房大會，一年兩次。院門口牆上貼的，還有廣播裡放的，讓你哪天去你就哪天去，該去哪就去哪兒，地壇公園或勞動工人文化宮都有。」三哥回憶道。
由於那時都是「公房」，不涉及房子的產權變更問題，辦理手續不像現在這樣複雜。只要雙方互看住房同意後，到市區換房部門辦理個換房協議書，再持換房協議書到雙方的房管單位變更一下房屋承租人就可以了。
徐家就是在春秋兩季的換房大會中，不斷挪動住所。
同年，膠印廠位於和平裡27號樓的印刷車間搬走。由於蘇聯房子的特點是牆厚、頂高，筒子樓多採用大框架結構，分割戶型靈活，因此這裡的大開間加了隔斷後經過基本拆改，就用作了員工宿舍。
考慮到剛改造完的27號樓是新樓，有暖氣，清潔又安全，徐父便帶著全家搬離了東堂子胡同，來到了和平裡。
這是徐家從平房到樓房的跨越，這一住就是51年。
大哥二哥均已成家，很早就搬出去住了，父母過世後，老四和三哥圖個自在，至今都不願娶妻，兩個老單身漢，搭夥過著日子。
「把你家的房哪個區，想要什麼朝向的，多少錢，掛個牌兒，全是自發的，到時候雙方一達成，房管所給你出具證明，就成了。那時候不能買賣，這是國家無償給你的，這房子跟你一毛錢關係都沒有。」三哥無奈地搖了搖頭。
1994 年，國管局對和平裡進行住宅改造，馬路南邊的三至六區都改建成了高層單元式樓房，還有了綠化。[6]
「27號樓是1958年造的，已經62年了，按國家規定，居民產權是70年。」曾經的舶來洋樓成了如今的「老破小」危樓。
老四渴盼著八年後的回遷，他常念叨著:「再熬八年，等回遷了就有32平了，到時候我再把屋裡的東西歸整好。」
灶臺上的可口可樂
簡陋的居住環境裡並不缺溫情。
這棟樓的住戶多為漂泊的租客，說找賣魚老四，大家都認識他。
這裡沒有物業管理，樓裡給每家每戶自發給附近街道的清潔工人17元，讓她定期來打掃一次，這是老四最先發起的號召。
「果果放學了啊。」老四把一個氣球遞給了一個五歲不到的孩子。這是他早上買魚的時候在超市免費拿的，不花錢的東西對老四來說總是有吸引力的。
「快叫爺爺。」果果爸爸一邊拿鑰匙開門一邊跟老四寒暄著，「四哥昨天生意怎麼樣？」
「賺了八十。」老四蹲下身子，一邊逗果果一邊回答道。
筒子樓裡的鄰居們常說：「老四做三哥的拐杖，三哥做老四的智囊，他倆一互補吧，就完美。」
老四和三哥過得簡單，但並不將就。
三哥腿腳不便，不常出門；老四生性愛玩，一般買菜都是他去，掌勺就交給三哥來。三哥一直秉承著徐家的傳統——分餐制，很少做整魚整雞，都剁開弄碎了，好分配，吃幾塊夾幾塊。
「不像別人家，飯做好了，就跟雞狗刨食似的，你吃一嘴，他吃一嘴。我們家每個人都要各自的碗筷。吃多少飯拿勺子往自己碗裡放，不能扒著吃。」這是他們家父輩就定下的家規，「我們小時候就有規矩了。家裡來人了，小孩一邊待著去，哪兒有你跟老爺子碰杯喝酒的事兒呀，我們上班那陣兒抽菸還得躲著呢。」
四戶公用的公共廚房
三哥還為老四賣魚提供了周全的後勤服務：不僅播報次日的天氣情況，出發前三哥還會把老四要喝的茶水燒上，削上一根黃瓜、兩根胡蘿蔔，裝上若干小番茄，放進食品袋裡。
除了三哥準備的果蔬拼盤，老四還有一天一瓶可樂的習慣，「我可以少喝一瓶水，但我不能一天不喝可樂。」老四講究的很，他嫌百事可樂太甜了，向來只喝可口可樂。
樓下的小賣鋪裡，老四拿出一大袋現金買可樂。
髒亂的灶臺上，1.5升的可口可樂插在幾根萵筍和胡蘿蔔中，老四用積攢下來的500毫升的空瓶灌了滿滿一瓶。
開了三天的可樂基本已經沒氣了，但老四十分得意，這一大罐夠他喝上三四天。
那些提著空桶回家的次日早晨，老四一般10點就會起床，洗漱完就趕著去早市買魚，否則過了12點紅魚就很難買到了。
和平裡西街119路轉27路六鋪炕下，四十分鐘後就可以到達新民菜市場。
那裡的魚分成兩種，除了老四常買的錦鯽和泥鰍，還有熱帶觀賞魚，早年跟著父親養過墨龍睛的老四，熟悉魚的習性，嬌貴的魚种放進後海難以成活。
深諳水溫對魚的重要性，入冬以後，老四會接幾瓶自來水放在過道裡。「水接出來放一段時間水溫會高一些。」管道裡直接出來的水太涼，老四怕凍著魚兒。
老四在廚房裡給魚換水。
老四賣魚出發前的準備工作十分講究，五年來的經驗讓他把東西收拾得井井有條。
他一般會帶八個盆，分別裝不同價位的魚，最開始的時候一個個拎著，好心的客人讓他找一條繩子捆著袋子，這樣好拿，可以系在腰間的斜挎包上。
他還喜歡吃甜食，每晚去後海還要帶一包榛子巧克力味甜酥夾心餅乾，這是樓下小賣鋪促銷的時候買的臨期食品，買一贈一。
這時茶水也開了，爐子「滴滴滴」叫著，一壺茶水可以分裝進三個瓶子裡。特別的是，老四還灌了一杯自來水，這是為後海的醉鬼準備的，他嘀咕著：「後海酒吧多，喝醉的年輕人常常問我借水洗臉，我盆裡的水髒。」
由於老四沒有手機，他每日都要帶上一個食品袋，裡面裝著一百五的散錢，用於現金找零。
他把塑膠袋用力地壓進內層衣服的口袋，小心翼翼地拿回形針別住口袋縫，再套上一件過膝的大衣，「這件外套是我在垃圾桶裡撿的，別人不要的我看不髒，賣魚的時候穿。撿的衣服長一點，膝蓋保暖。」
不在夜間賣魚的時候，老四一般會穿得短一點，他常說「衣服好不好看都一樣。」
老四把所有和賣魚有關的東西都裝進了袋子裡，準備出發。
老四去後海並不專門帶板凳。幾年來，他都坐在一個特結實的奶粉瓶上，這是隔壁有娃的鄰居給的。有的時候老四還會把不消停的大泥鰍放進這個封閉的筒裡，便攜，一拎就走。
帶上齊全的食糧和「設備」，老四都會在204的門前立正站好，正經地揮揮手，喊一聲「三哥，我走了。」
叫花子朋友和麗娟
這五年間，除了生計，後海帶給老四的，還有從未體驗過的滿足。
老四早在16歲的時候就想遊歷全國，並發表沿途演說，最終收復臺灣。
「從天安門出發，我要帶著我的團隊走到天津，走到山東，走到甘肅，走到雲南，走到西藏，再走到東北，這就離臺灣不遠了。」老四對中國的版圖沒有概念，從他嘴裡蹦出來的地名都是他嚮往的，也是他未曾涉足的。
他至今都沒有出過北京，甚至以為臺灣遠在東北。
老四的夢想是荒誕的，惟有一腔熱血，他表示凡是他所到之處，都要插上大一統的旗幟，老四高呼著：「中國，不能少了臺灣！」
大家都當他是瘋子，只有後海的兩個叫花子響應他。
老四說這兩個叫花子挺年輕的，看樣子都不到三十歲，再涼的飯菜、再冷的水他們也能喝，還從不鬧肚子，只是他們寧願乞討也不願勞動。
「他們嬌氣得很，他們只吃帶肉的包子。」老四同情比他還窮的人，除了肉包，老四還請過他們吃宮保雞丁。
他們願意加入老四的隊伍，前提只有一個：一天一瓶二鍋頭加一個肉包子。
老四拒絕了，他不願承認自己供不起這倆好吃懶做的叫花子，他不屑地叫罵道：「真沒出息，丟中國人的臉。」他盤算著，「如果我有手機，我會用地圖，我一個人從天安門出發也行。」不過也沒見他真的付諸行動。
「幫我打一個星期的水，我就給他倆一人買一瓶二鍋頭。」老實巴交的老四也有得意的時候。
老四的愛國頗有些盲目，狹隘的民族觀牢牢地根植於心底。老四賣魚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可以宰外國，不能黑中國。」看見老外，老四一般會多要一點。
「之前有一對法國夫婦請我吃大餐，我只點一個菜，我還免費帶他們去逛景山，跟他們說末代皇帝溥儀的故事，但是小日本就不同了。」老四一板一眼地量化宰客的尺度，他的心裡有一個隱形的價目表。
老四不喜歡日本人，「那前兒有個日本女人說她爸爸是中國人，特意看紫禁城來的，為的是瞧故宮。我看她有中國血統，更何況放生不分國界。」
本想把價位抬高一百，猶豫再三，擔心日本人放生的魚活不了，就只多要了四五十，他覺得也夠了。
老四愛國，內心深處總幻想著自己是個馳騁沙場的愛國將領，掙脫小人物的命運。
位於海澱區北三環中路77號的北京電影製片廠對年輕的老四曾有過極強的吸引力，這裡一年四季都站滿了等待上戲的群演，老四就是其中之一。
1996年開拍的抗日動作電影《浴血太行》讓老四躍躍欲試，但母親覺得抗日片爆破場面太多，老四腦子不靈光，擔心他有人身危險，一直沒同意他去。
老四每每想起這一茬，心中都充滿了遺憾。
因此每當老四繪聲繪色地講好一個故事時，都會常常分飾兩角，情節高潮時還忍不住手舞足蹈，極強的表現欲體現出他對表演的渴望。
「《摩登時代》裡的卓別林是我的偶像。」在抗日題材影視作品中加入喜劇元素一直是老四未了的心願。
除了老四的群演夢想，母親的保守觀念也限制了老四對愛情的嚮往。
一直未婚的他，心中藏著一段往事。二十多歲時他曾傾心過一個女人，一個比他大、還帶著一個孩子的二婚女人。他們芳心暗許，卻並不被家庭所允許。母親警告他，「不管你叫爹的娃以後不孝順。」
其實老四並不在意這個女人的出身，他常說：「麗娟不抽菸不喝酒，蠻好的。」但出於對母親的尊敬，老四並不敢把這段感情發展下去，「年輕的時候我媽還讓我相了幾個，都沒看上。後來覺得一個人也挺好。」
老四對女人的長相有一定的要求，他不喜歡臉上有痣的。
疫情期間老四結交了一個新的異性朋友，他們約會過，去北海公園散步。
「香山下面有一個滿族村，她還是鑲白旗呢，但她的指甲足足有這麼長，不僅喝酒還抽菸。」老四用兩根凍得通紅的手指比劃出兩個指甲的長度，厭惡地搖頭，「跟皇太后似的，我告訴過她，不衛生，有細菌，她還不改。」
老四想找一個賢惠的女人，善良，是他擇偶的第一標準。在他眼中，這個滿族女人養指甲、抽菸、喝酒都是不淑的表現。
「她主動親我，但我一天都沒看上過她。」年過半百的老四口氣裡滿是不屑。只是寒風掠過，身形高大的他也顯得有些單薄。
···
2020年11月21日，北京迎來今冬第一場雪。
後海多了不少來看初雪的年輕人，酒吧裡唱的還是李宗盛的《凡人歌》。
老四休業了，他站在熟悉的樓道裡，裹了裹棉襖，望著筒子樓外來年的春天。
（文中圖片均為記者胡堯拍攝。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老四、三哥、康天佑、毓貝勒、阿弛、秦爺、麗娟均為化名。）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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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賈曉燕.回顧北京採暖發展歷程，目前清潔能源供熱比重已達98%以上[N].北京日報,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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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張恆豔.北京廣化寺的護法組織和居士生活[J].宗教社會學,2014(00):90-104.
[6] 張喆.基於場所精神的生活性街道空間設計研究[D].清華大學,2017.
責校｜任蘊佳 劉婉晴
美編｜王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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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寒冬夜行人：我在後海賣放生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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