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裡路雲和月》故事梗概
「八·一三」全面抗戰，上海民眾率先展開各種工作，愛國熱情空前高漲。某大學劇社臺柱江玲玉，祖籍江西，因在上海讀書，寄居姨母家。江玲玉想參加上海影劇界組織的演劇隊赴內地工作，姨父母不同意。一直傾心於玲玉的表兄周家榮更是竭力勸阻。玲玉衝破阻撓，毅然隨隊踏上了徵途。演劇隊沿京滬線前行，一路上向民眾宣傳抗戰。見這些平日裡養尊處優的大學生和影劇明星能夠不畏艱辛深入農村，民眾們非常感動，紛紛響應參加抗戰。演劇隊到南京後即被政府收編，配合軍隊工作。徐州大會戰時，演劇隊陷入了敵人重圍，情況萬分危急。但演劇隊員們毫無畏懼，堅持演出完畢才行撒退。不久，玲玉與同隊青年音樂家高禮彬相愛。隨著戰事的發展，演劇隊長途跋涉，輾轉湘貴黔，最後到達重慶。這時，玲玉的表兄周家榮假公務之名，來重慶作投機生意，並以金錢為誘餌糾纏玲玉，被玲玉嚴詞拒絕。
抗戰勝利後，玲玉與禮彬成婚。而周家榮則搖身變為國民黨的「接收大員」返回了上海。玲玉和禮彬復員後乘木船回到江西，卻不料玲玉的父親早已故去。玲玉和禮彬重新回到上海，因無處棲身只得仍暫時寄居在玲玉的姨母家。這時的周家榮靠「接收」發了橫財，禮彬夫婦則一貧如洗，二人不願受家榮譏諷毅然搬出周家，在老友夏光原的幫助下租了一間小閣樓住下來。不久，禮彬到一家中學做了教員；玲玉也在女友麗蓮的介紹下到某報館當了記者，生活雖然清苦卻也快活。沒過多久，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了，禮彬因常年勞累患了肺病，玲玉懷孕後也疾病纏身。周家榮以為有機可乘，又來引誘玲玉，見玲玉絲毫不為所動，才悻悻離去。一夜，大雨傾盆。玲玉自報館回家，因體力不支昏倒街頭。禮彬和前來探訪的演劇隊隊友們一起四處尋找，後得知玲玉已被送進了醫院，隨即趕往醫院探視。玲玉已經早產，由於長期營養不良，身體極度虛弱。醫生囑咐需長期休養，不足月的嬰兒更需營養。然而，禮彬憑著微薄的收入很難養活病弱的妻子和剛出生的嬰兒。眾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創作背景
抗戰勝利後，一些進步民主人士和文藝界人士從重慶返回上海，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正在上海，他提出：「要在上海建立一家電影製片機構，作為黨的文藝陣地。」於是史東山、陽翰笙、蔡楚生、鄭君裡等一些電影界進步人士成立了聯華影藝社（後改名崑崙影業公司），《八千裡路雲和月》便是其第一批拍攝的影片 。
創作初衷
《八千裡路雲和月》是以抗戰時期抗敵演劇隊四、九兩隊的生活為藍本。片中演劇隊的經歷，編導史東山也曾經歷過 。八年抗戰勝利後，史東山發現雖然抗戰的那些年中多少有些不堪回想的地方，但在抗戰大前提之下還可以有所解釋，然而，勝利以來短短數月中中國社會所呈現的種種黑暗現象讓他感到無比悲傷。因此，他決定把善與惡羅列出來對照一下，提醒國人，希望罪惡的人悔過，受苦難的、同情苦難的人能振作起來糾正社會的病態，特別要窮根究底，去探索造成種種罪惡的根源並制服它 。
創作原則
在該片的處理方法上，史東山要求全體劇組成員在創作中要注意，既不能自以為藝術不必為大多數人所理解而輕視觀眾，也不能無原則地遷就觀眾任何性質的趣味，而是要熱誠地接近觀眾，並且要負責正確引導觀眾 。
拍攝條件
由於時局混亂以及國民黨當局對電影放映內容的嚴格控制，《八千裡路雲和月》拍攝的環境和所需物資、設備十分緊張，只有一架『獨眼龍』式的攝影機、幾十盞燈和一個破舊不堪的錄音機。攝影棚也是四面透風，用的電影膠片不僅是過期好幾年的，而且還是三本五本地從商人手裡買來的，攝製工作常常處於等米下鍋的境地。在這種情形下，電影工作者們還是堅持完成了影片 。
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背景橫跨了十幾年的歲月，事件頭緒眾多，人物關係複雜，但導演將影片中的諸條線索通過張忠良這一個人物交織在了一起，結構嚴密，脈絡清晰。本片實際上是以一個家庭作為社會的窗口，來展示時代和歷史的悲劇。老百姓在戰爭中忍受了巨大痛苦，但勝利後，不但什麼也得不到，反而陷入更深的災難之中。本片抓住了這樣一個最尖銳的社會主題，導演以深厚的功力在三個多小時的片長裡概括了近十年中國社會的變遷，表現出宏大氣魄。
影片戲劇式的結構框架得以濃縮眾多人物和複雜的人物關係。影片最精彩的部分是戰後張忠良攜王麗珍回到上海，他的原配妻子素芬卻困於生活到王麗珍表姐家幫傭，此處關鍵人物多次擦肩而過，並未正面衝突，然而現實的慘痛和命運的戲劇性已經達到了高潮，最後的悲劇結局更是令人扼腕。
影片在1947年10月在上海公映後反應極為熱烈，出現「成千萬人引頸翹望，成千萬的人踩進戲院的大門」的壯觀景象。影片連映3個多月，創造民國年間電影連映的最高紀錄，而當時在香港的夏衍等七位作家聯合撰文，稱讚影片「是插在戰後中國電影發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標。」（香港《華僑日報》1948年1月28日）
強調電影的人民性
1991年電影《阮玲玉》中梁家輝扮演蔡楚生
總認為現代人拍舊上海，極容易把那十裡洋場弄得沒精打採的。惟有關錦鵬的《阮玲玉》精神十足，雖有豔豔的浮光掠過，但內裡的活力不絕如縷。尤其是那幫電影人，在澡堂裡談的也無非是電影。他們的朝氣蓬勃讓中國電影的童年往事真如初升的太陽，溫暖卻並不灼人。想不到關錦鵬會讓梁家輝演蔡楚生，傳說中蔡公是有些剛烈的，想他21歲，便「拋妻棄女」，前往上海謀求他的所謂藝術宏圖。而梁家輝剛從《情人》裡走出來，留著光可鑑人的分頭，一身老式西裝穿在身上，盡顯其身長玉立，時不時還會露出淡淡的羞色。關錦鵬在想蔡楚生早期能編導那些風月印記，內裡一定藏有繾綣。只是這份繾綣，被他後來越發堅實的現實主義風範所遮蔽。
電影這東西最難得的是做到令雅者見雅，俗者見俗，在中國，怕也只有蔡公一人做到過。舊中國四部票房神話，蔡公就佔了3部，即《都會的早晨》、《漁光曲》和《一江春水向東流》，另外一部為其恩師鄭正秋的《姊妹花》。《漁光曲》當時的讚譽是「人活80歲罕見，片映80天絕無。」《一江春水向東流》更是連映3月，觀眾近80萬人次。蔡公善於講苦情戲，且還做到既對得起時代的真相，更能與民眾的呼聲相回應。這種悲情路線，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首部室內劇《渴望》重又將其推向高峰，只是對現實的拷問已不如蔡公那般血淚交織，並力透紙背。蔡公強調電影的人民性，電影是一群人在創作，就得為更大的一群人去服務，為他們最基本的感情和渴望服務，《一江春水向東流》就是和民眾患著同樣極為緊迫的疼痛。蔡公的敘事從古典章回小說中得其精髓，幾條線索在張忠良身上得以糾結，平仄有致地勾勒出抗日前後，上海各階層人等的眾生相。在蒙太奇運用上，又從古詩詞中汲取營養，賦、比、興手法俯拾皆是。伴著「月兒彎彎照九州」的歌聲，張忠良投入王麗珍的懷抱，而素芬卻在苦苦地思戀丈夫。國讎家恨，在薄倖和持守間得以抒發，怎不令人潸然淚下。現在的中國電影，已捨棄了濃墨重彩的悲歡離合，只有在電視劇裡，還能依稀可見這種民俗化的景觀。而電影不是成為純個人表達的工具，就是純而又純的感官盛宴。鮮有電影能在關照人情的同時，又能上升到民族情懷的高度上來。
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期間，蔡公離開上海到香港繼續從事抗日愛國文藝工作。編導過《孤島天堂》和《前程萬裡》兩部進步影片。蔡公的現實主義路線和嚴密的情節劇路線，以及對民眾樸素的關懷，直接影響了香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電影創作，只是港人更愛從家庭恩怨出發，表達出對傳統理念的呵護之情。但蔡公在劇作上的周密和細微對港片有著極深遠的影響，這一點，國內繼承其衣缽者並不多見，倒在這孤島上散發出光彩來，包括新浪潮主將方育平的處女作《父子情》，也能窺其光輝。
從蔡公的作品裡，我們能夠很清楚地知道什麼才是純粹的民族電影，什麼才是一呼萬人應的電影，什麼才是值得眾人奔走相告的電影。蔡公仿佛真得只能活在過去了，每想到此，都有種莫名的悲哀。
《一江春水向東流》中，白楊飾演的素芬是美與善統一的化身
1947年10月，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公映。在首輪放映的三個月裡，觀影人次超過50萬，打敗同期放映的所有美國影片。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70年前這部電影能夠順利完成，是個奇蹟。
今年是影片《一江春水向東流》公映70周年，同時，中國電影資料館歷時五年編輯的一套八卷本《鄭君裡全集》也在今年出版。不久前，「關燈拆電影」與「海派文化中心」共同主辦了關於該片的講座。本文為主講人李鎮在講座內容基礎上重新撰寫而成。
影史之冠：
這部電影是對電影人極限的挑戰，被稱為中國的《亂世佳人》，她所創造的紀錄前無古人
上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中國電影百年史上一個經典頻出的階段。一批具有高度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的優秀電影相繼問世，比如《萬家燈火》《天堂春夢》《希望在人間》《烏鴉與麻雀》《小城之春》《太太萬歲》《哀樂中年》《不了情》《豔陽天》《關不住的春光》《夜店》《三毛流浪記》《八千裡路雲和月》《我這一輩子》等等。這些電影具有高度的現實主義精神，其中，《一江春水向東流》堪稱那個時期的頂峰之作。
在1947年底的時候，此片首輪影院三個月的觀影人次已超過50萬，截止到1948年，《一江春水向東流》僅在上海一地的觀影總人次就超過82萬，當時上海的總人口不過400萬，也就是說，每五個居民中就有一個看過這部電影。這部國產電影的首輪影院只有六家，其中的美琪大戲院和南京大戲院本來是專放美國電影的影院，為此破例放映國產電影。在當時，進入中國院線的好萊塢電影非常多。在如此嚴峻的發行放映環境下，《一江春水向東流》輕鬆打敗了所有美國電影，達到如此高的觀影人數，著實令人不可思議。
不僅僅是票房，這部作品的現實主義精神直抵人心，很多影院在售票時，還附帶贈送擦眼淚的手絹。它反映的是當時的老百姓經歷過的和正在經歷的生活，戰後國民黨的「劫收」和社會的經濟崩潰等等是觀眾切身感受到的。因此，不僅電影本身成為觀看熱點，對於這部電影的討論也成為普遍的社會文化現象，許多觀眾還自發為之撰寫續篇，審判劇中人物張忠良、王麗珍、何文豔和龐浩公。包括田漢在內的一些戲劇界、電影界領軍人物，都對影片讚賞有加，認為這部電影堪比美國的《亂世佳人》。其實後來還有很多研究者專門對兩部作品進行了比較研究，《一江春水向東流》和《亂世佳人》都是通過一個家庭興衰，描繪混亂的時代，以及亂世中的人的蛻變。另外，對於特殊社會背景下女性的命運有尤其細緻的描寫。
上官雲珠在《一江春水向東流》中飾演何文豔，演出了鄭君裡所說的「三稜面」般立體的、活的性格
今天我們能看到的版本是1956年重新剪輯過的，片長是三個小時。有資料說，劇本寫完時是20本。「本」是電影膠片單位，一本相當於11分鐘左右，20本應該是三個半小時。但當時有觀眾在影評中說最初的版本是將近四個半小時。有人統計，它的拍攝成本共計花費了60根金條，也有一種說法是40億法幣的投入。但是法幣的價值很不穩定，1937年6月，100元法幣能買兩頭牛。但到了1947年，100元法幣只能買三分之一盒火柴。所以，當時很多電影製片機構都沒有能力承受哪怕一部普通電影，而《一江春水向東流》能完成，簡直就是一個奇蹟。
這部影片前後共拍了一年時間，遠遠超出一般電影的拍攝周期，被人戲說為「一江春水慢慢流」，中途還因為資金跟不上的緣故暫停過；劇組只有一臺簡陋的機器，膠捲還是用過期的拼湊而成。正式演員就有45人，群眾演員更是超過4000人，體量浩大。這樣的規模和周期，對於當時幾乎所有的電影公司來說，都是望而生畏的。拍攝影片幾乎把崑崙公司拖垮，因為他們同時還在拍《八千裡路雲和月》。有文人還寫了一副對聯打趣，上聯「八千裡路雲和月」，下聯「一江春水向東流」，橫批是「山窮水盡」。為了節省開支，當年崑崙公司把全部工作人員叫來看劇本，問大家哪場戲能刪。但最終，一場戲都沒有刪，因為所有人都覺得這部影片寫得太好了，一場也不捨得刪。
耗資如此巨大的《一江春水向東流》的確成為了一部史詩影片。之所以稱之為「史詩」，一方面是指影片的體量；另一方面，片中對社會歷史背景的表現，也讓其無愧於「史詩」的稱號。影片反映了從1937年到1947年這10年間的歷史，其中能看到許多真實的大場面鏡頭，很多畫面如戰場、轟炸、難民、勝利等等全部都是真實的，取材於當時的紀錄片。那些紀錄片有一些是戰地記者拍攝的，有一些來自於民間。其中有一個非常富有表現力的鏡頭，記錄的是人群在往重慶逃難的過程中，一位老太太昂首挺胸地走在前頭，一群人跟在後面。許多紀錄片鏡頭與影片臨時外景、片場搭建的內景鏡頭交叉地剪輯到一起，讓觀眾無法準確地分辨出哪些是真實的，哪些又是影片的虛構。正是對這些紀錄片鏡頭的運用，讓影片從整體上呈現出不容置疑的真實感和厚重的歷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