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出路》：我用盡了力氣，過著平凡的一生

鄭瓊導演的《出路》，這是一部好作品。我們經常羨慕國外有記錄兒童人生經歷的紀錄片《人生七年》。導演團隊不辭辛苦，採訪了來自英國不同階層的十四個七歲的小孩子和他們家庭。此後每隔七年，艾普特都會重新採訪當年的這些孩子，傾聽他們的夢想，暢談他們的生活，一直到56歲，一直到如今的導演由當年的小助理，一個稚嫩青春的年輕人，歷經歲月的風刀與霜劍，成為一個飽經滄桑的老人。

如今的《出路》也是這樣的嘗試，導演花了很長時間去拍攝來自不同地方，出於不同境地的三個年輕人的人生選擇，和他們的「出路」。

從2009到2015，這是中國版的《人生七年》。

六年，讓三個主人公在鏡頭前長大成人。而時間，讓這三個迥乎不同的故事有了獨特的生命力。

2009

「我長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學，我上了大學，要去打工掙錢，我要一個月掙1000元，買面，因為我家面不夠吃。」12歲的女孩兒坐在黃土包上，用唱歌般的調調念自己的作文，這是鄉村女孩馬百娟的願望。她的背後是破舊的矮房子，和一望無盡的蒼莽大山。

這個12歲的女孩正在讀小學五年級，學校裡只有5個學生，她是年紀最大的，比其他孩子高出一個頭。她很珍惜讀書的機會，因為她渴望著能夠走出家鄉。學校條件很差，而這樣的學習機會也是老師去家裡做工作，父親才勉強同意的。因為在馬百娟父親眼裡，女娃遲早是別人家的，根本沒必要讀那麼多書。

距離這裡1500公裡的湖北鹹寧，有一個21歲的「高考剩男」徐佳，正在準備他人生的第三次高考。一模一樣的分數，倒在了本科線前，兩次失敗的經歷帶給了這個小夥子前所未有的壓力：「有一段時間，整個人冒汗，手發抖，完全做不了題目。」在工地上看守建築垃圾的親戚勸他，不要緊張，盡力就行，徐佳不吭聲，悶頭在塑料碗裡扒飯。

考上大學，似乎成為了徐佳的執念，因為這是徐佳父親的遺願。徐佳自己也認為，只有考上大學才能有出路。

好在，這次，他成功了。

北京，一幢房前有竹子、屋後有泳池的別墅裡，17歲的袁晗寒打算退學。因為成績太差，出於「被開除不好聽」的考慮，她離開了中央美術學院附中。

之後那個慵懶的夏天，袁晗寒依靠家裡，租下了南鑼鼓巷與後海之間的一家店面，自己買顏料畫牆壁、買木料做桌椅，想開一家奶茶店。但生意很差，三個月後店鋪倒閉，成為了一家「賣燒雞的」。

2012

馬百娟退學了。因為「我在學校什麼朋友都沒有，我變得越來越不愛講話」，也因為「我想外出打工掙錢，去幫助家裡，為哥哥減輕負擔」。最終她離開了學校，在一個午後，走進一家又一家餐館、酒店，也沒能得到一份掃地的工作。

當一家酒店的前臺告訴她，薪資水平是一千多元。「一千多！」馬百娟高興極了。這是馬百娟從小的夢想。但很快，夢想破滅。詢問她的基本情況後，經理不客氣地告訴這個什麼農活都會做的姑娘，「你目前的狀況，可能洗碗都沒人會要你。」 這給了馬百娟不小的打擊。她不知道該下來該怎麼辦了。

24歲的徐佳大學畢業。他比同學年齡大3歲。但對於未來的迷惘和忐忑在她們臉上有了同樣的體現。投簡歷，等通知，沒有回應就十分不安，接到簡訊就很是緊張。這是多少人找工作時的模樣。

為了找工作，這個小夥子下狠心花300元買了身正裝。穿著不太合身的衣服在招聘會間奔走，一次次充滿希望地奔赴而來，一次次滿是失望地黯然離開。所以當籤下工作時，他露出了唯一輕鬆的微笑，這是他在拍婚紗照都沒出現的表情。

德國杜塞道夫藝術學院。袁晗寒週遊歐洲各國後，進入了這所學校讀書。順利的話，畢業後，她可以拿到一個藝術碩士的學位。

但生性敏感，在母親眼裡是個藝術天才的袁晗寒也不喜歡這樣的學習環境，她只想逃離： 「我覺得我受不了在畫室了，在這兒我就不舒服，胃疼。」

她開始想家，花大把的時間去草坪遛兔子，和中國留學生到處轉。在租來的閣樓裡自己做捲菸，用蘋果電腦當墊板，用鋼片嘎嘎地刮著顯示屏背後的磨砂面。

無所事事。

2015

再見到馬百娟的時候，她嫁給了自己親戚家的哥哥，懷孕了。她跟同村的小姐妹們站在屋外的窗子邊，聊著天，雙手撫摸著自己微凸的肚子，露出了舒心的微笑。

不知道，這一刻，她是否還記得自己的夢想：「我長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學，我上了大學，要去打工掙錢，我要一個月掙1000元。」

徐佳在一家公司做電力技術支持。他如今月薪八千，給老家修了房子，讓媽媽開了家小賣鋪，避免了像他弟弟一樣滿大街地賣保險。他是村裡人羨慕的對象，因為他是村裡出來的，混的最好的一個，在城裡有工作，娶了媳婦，又孝順家裡。

可唯獨他自己知道，這還遠遠不夠。

他的工作出差比較多，而不出差的時候，也要早上6點起床，坐一個多小時的公交車打卡上班。妻子從不「淘寶」，每天對帳，盤算著多存點錢。

「我公積金太低了，房價漲太快。」徐佳還在努力，多掙錢，在武漢買套學區房。

袁晗寒大學畢業，從德國回來後註冊了一家藝術投資公司，內容是幫買主找到想要的藝術品。但至今，一筆生意都沒談成。

曾經一筆「巨大的生意」，連她搞房地產的老爸穿上筆挺的西裝，準備給女兒當司機，但因為空腹喝了太多咖啡被送到醫院而失敗。

在袁晗寒眼裡，生活就像五歲兒童玩的遊戲，並沒有什麼大不了。失敗，就坦然接受，反正「餓不死就行」。家庭優越的她似乎更有權力揮霍人生。

家庭背景，人生觀念都如此不同的三個人，如果不是因為導演的鏡頭，這輩子都不會有交集。

《出路》向我們展示的不僅僅是馬百娟、徐佳和袁晗寒的生活，而是我們每個人的過去。每個人都從這些鏡頭裡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慶幸又悲涼。

有人說，《出路》向我們揭示了中國社會的「階級固化」，家庭貧窮的還是吃不起飯，家庭富裕的還是不愁吃穿。

深山裡的孩子終究還是沒走出那座大山。有一個鏡頭讓人深受感觸：年幼的馬百娟幫家裡背谷捆。身上的谷捆比人還要大上許多，走在高山上蜿蜒向上的黃土路上，鏡頭拉遠，走在山路上的人影變成一排小黑點。這才是真正的「人如螻蟻」啊。

自家穀子磨成的麵粉，就是他們主要的口糧。額外，一家人一年也花不到50塊錢。「我要一個月掙1000元，買面，因為我家面不夠吃。」

但在我看來，這已經是最好的結局了。正如紀錄片的英文譯名——「A Way Out」,一條出來的路。每個人都被困在自己的牢底裡，拼盡一切想要走出這片桎梏。從這一點上，馬百娟真的就是失敗者嗎？僅僅是因為她沒能走出大山？

作為觀眾的我們沒有上帝的能力去改變一切，難道要靠自己的上帝視角來苛責她嗎？

就像《月亮與六便士》裡說的那句話：

「我用盡了力氣，過著平凡的一生。」

誰不是如此呢？

有些人活著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我向每一個堅強活著的人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