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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在《外交事務》雜誌上聲稱：「我若當選總統，將讓美國重新領導世界。」（圖源：新華社/法新資料圖）
作者：
詹姆斯·戈德蓋爾（James Goldgeier）和 布魯斯·W·詹特爾森（Bruce W. Jentleson）
本文英文版首發於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affairs網站。
「美國領導世界」被視為理所當然，至少華盛頓特區的人總是持這一看法。二戰後的70年間，美國一直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大多數美國人可不想把領導權拱手相讓給中國。所以人們很自然地會認為，美國人民把特把國際主義者拜登選上來，美國就會像拜登在《外交事務》雜誌上聲稱的那樣重回「首席」（the head of the table）。但是，全球領導權並不是美國的特權。
拜登總統在2020年3月-4月的《外交政策》雜誌發表署名文章：美國需要重新領導世界。
川普用盡手段與美國領導世界的傳統相決裂。儘管美國大多數盟友都持一種「只要不是川普，其他人誰上都行」的傾向（當然也有例外，比如以色列和沙特），但是若想在世界上重塑美國的積極形象，僅僅聲明美國重回世界，重回川普之前的遊戲規則，是遠遠不夠的。
美國必須接受其全球地位的根本性改變。從歷史上來看，美國由世界的邊緣走向了世界之巔，現在則回落於世界之中，這樣的轉變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
風光不再的民主樣板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自詡為「世界上最偉大民主政體」的美國一直是一個不穩定的存在：在短短的兩個十年內，有兩位美國總統被發起彈劾；2000年的總統大選竟然由最高法院來做最後的裁決；伊拉克戰爭也引發了國際爭議；金融危機則波及了全球。2008年，美國人民選舉了舉世矚目的黑人參議員為美國總統。僅僅8年後，就出現了180度反轉，選出了一個持種族主義觀點的脫口秀節目主持人，指責美國的盟友應當為美國的沉痾負責。
如果像思考貨幣那樣來思考政治，即在平衡區的波動起伏中來衡量穩定性，那麼美國的盟友憑什麼會相信，如果川普落選了，美國政治就能長期停留在政治平衡區之內呢？與之相反，即使是最緊密的盟友也將想辦法對衝它們的賭注，以防美國在下次大選或2022年中期選舉後再次做出轉變。
美國國內政策的表現很難稱得上是有效治理的典範。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31個成員國家中，在社會公正方面，美國只排在第27位，在川普之前就已如此。40年來，美國經濟方面越來越不平等，「絕望中死去」的人數在迅速增加。系統性種族主義在抹黑美國的海外形象——在過去，美國可是民主、公正和法治的捍衛者。
用普立茲獎得主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的話來說，這就是「我們國家的痼疾」。美國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正好暴露了這些痼疾。沒有哪個國家在處理新冠疫情的時候是完美的，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像美國這樣內鬥得如此劇烈，被封鎖的抗議者們竟公然在立法會議上炫耀槍枝。美國疾控中心曾被視為全球疾病監測與控制的典範，但如今也已被貶低和削弱。
美國在新冠疫情中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越南戰爭、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傷亡人數的總和。即使經濟持續低迷，美國仍在竭力地擺脫政治亂局。為什麼世界上還會有人相信美國可以提供可靠的全球領導力？權力政治之父漢斯·摩根索就強調，有必要「努力創造一個可供他國效仿的榜樣」。
要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在美國國內僅有17%的民眾信任政府，那憑什麼要讓他國信任美國呢？
從孤懸海外，到立於巔峰，再到身處其中（Apart，Atop，Amid）
在美國立國之初的一個半世紀，美國利用其遠離歐洲和亞洲的地理距離優勢，遠離世界的紛爭。美國並沒有完全與世隔絕，而是會選擇在合適的時機和地點介入。在1945年後，美國立於世界之巔，在軍事、經濟、意識形態和外交上都處於統治地位——1991年蘇聯解體後更是如此。
今天的美國，不再是世界的邊緣，也不再立於世界之巔，而是身處世界之中，在塑造世界的同時，也在被全球性事件和全球化力量所塑造。
當前的世界已經不再是哪個國家——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可以凌駕於他國之上的那個世界了。國家間關係的轉變使得過去那種統治變得不再可能。
安全威脅會使國家之間團結起來，甚至可以超越利益上的分歧，這時強國最容易把控局面，形成統治。19世紀早期的局勢就是如此，在拿破崙戰爭之後，出現了歐洲協調機制；在冷戰之後，美蘇兩國視對方為生存威脅，各國開始站隊，擇一強國尋求庇護。
21世紀尚未出現什麼首要的和共有的安全威脅。小布希總統沒能在後「9·11」時代塑造一個以反恐為形式的全球威脅。中國已經變得更加強大，它將成為美國未來幾十年首要的競爭對手。美國試圖挑起一種「恐中情緒」，但是對那些希望與兩國都保持關係的國家來說，吸引力很有限。
今天的世界，威脅和利益都相對分散，沒有哪個國家會覺得只與某個主要大國維持一個排他性的雙邊關係會是最好的選擇。冷戰時期，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盟友，真的害怕蘇聯會入侵或是顛覆它們的政權。如今，很少有國家有類似的恐懼了，相應地，沒有哪個國家會覺得有必要選邊站。
即使川普政府給了以色列極大的支持，但中國現在仍然是以色列最大的亞洲貿易夥伴國，來自中國的投資與日俱增。沙特也是川普鍾愛的國家，但是在核武器項目上也可能倒向中國。
在冷戰期間與之後，美國是一個有實力的保護者，這是由美國的軍事優勢和在世界經濟中所處的核心地位決定的。但如今，美國在這兩方面的影響力都難以重現。儘管美國的軍事力量仍可以通過北約和印太夥伴國形成延伸威懾，但是長達20年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不僅耗費了美國6萬億美元，更說明了軍事優勢在實現戰略目標方面的效用很有限。
1951年，美國GDP佔全世界GDP的51%，1991年佔到25%，如今這一數字已經跌至15%。美國對伊朗、委內瑞拉和朝鮮的制裁背後是沉重的經濟代價，還沒能實現美國想要的結果。
在冷戰期間，美國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發揮領導作用，是因為它將世界劃分為民主政體和專制政體。但是這種意識形態劃線有其局限性。民主同盟是美國的天然夥伴，集體行動政策仍然是對付中國、俄羅斯和其他專制國家的最強有力的外交政策。但是美國在拉攏非民主國家形成盟友或夥伴國的時候，就算不是虛偽矯飾，也總是顯得反覆無常。在冷戰時期乃至今天的世界，在像軍控、核擴散、氣候變化，以及我們熟知的疫情防控等議題上，都需要美國和專制政體形成合作以實現美國的目標。
事實上，新冠疫情與日益惡化的氣候危機使我們意識到，我們深處世界之中，而非凌駕於世界之上。即使美國有著第一流的國內防疫政策和氣候變化管控，美國也會深受他國行為的影響，在世界面前顯得脆弱不堪。2018年恐怖主義造成的死亡人數是1.6萬，而氣候變化每年在全球範圍內造成的死亡人數有40萬，預計到2030年，這一比例還要增加50%。應對這類威脅是全球共同的事業。
領導，但要吸取教訓
美國仍然非常強大，但是處於世界之中而不再是世界之巔的美國，應當反省且審慎，而不是以復闢主義的方式回歸國際主義。華盛頓需要認識到，其他國家也可以而且必須充當全球領導的角色。在未來，美國只能在少數議題上一家獨大，而在有些事務中其他國家更適合發揮領導作用。美國國內輿論支持這種做法，68%的民眾更傾向於美國與他國分享而非獨佔全球領導權。
即使拜登勝選，也很難回到川普之前的多邊協議，比如《巴黎氣候協定》和《伊朗核協議》。在這些地方應當更進一步。即使川普沒有違背《巴黎氣候協定》，就算所有國家都按計劃兌現承諾，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仍將接近本應排放量的兩倍。因此，拜登政府不僅應該重新加入，而且應該推動巴黎協議的升級版，使籤署國的承諾更具約束力和可執行性。拜登可以利用黨內進步派的活力和熱情，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大做文章。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民調顯示，如果拜登這樣做，將會得到近三分之二的美國公眾的支持。
至於伊朗核協議，其最初目的是為了防止核擴散，同時為管控美伊關係奠定一個長期的基礎。如今，伊朗核協議的落日條款即將到期，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日益加劇。重新加入協議不足以解決這些問題，相關方需要更強有力的最新協議。但是德黑蘭對美國重新加入協議的持久性持一種懷疑態度，這是可以理解的。歐洲人仍然對川普施加給他們的二級制裁憤怒不已。
一個經過反思的國際主義需要重新評估美國盟友的狀況。美國既不應當自動維持也不應當貿然終止長期承諾，但美國確實需要根據當前的國家利益重新調整它們。跨大西洋關係是一個很好的著手處。
在冷戰結束的時候，歐洲仍然需要美國去負責它們的安全：一方面，德國的鄰國對東西德國的合併感到恐懼；另一方面，震懾前南斯拉夫也需要美國提供強力支持。但現在是美國積極支持歐盟實現歐洲自我防禦的時候了。這種努力不應當被視為對北約的威脅。事實上，北約與歐盟的合作，輔之以美歐關係的強化，這對歐洲成功提升防禦能力至關重要。
美國應該把北約視為與加拿大和歐洲協調安全政策的工具，而不應當把北約當作控制盟友的手段。美國對亞洲的再平衡外交政策有賴於一個更強大的歐洲，如此就能夠在自己的後院做更多的事情。
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應該扮演更多的支持和輔助性角色，而不是像1990年代在西巴爾幹半島那樣不得已為之。在印太地區，地區盟國需要美國對其存在和承諾加以保證，但它們在與中國的關係中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它們不願意被迫選邊站隊，做出非此即彼的結盟。美國的政策需要與這些趨勢相匹配，強化他國以牽制中國，而不是逆潮流而動，對他國施壓以謀求實現兩極化。
在領導地位方面，美國應當持一種更現實的態度。美國需要在中東地區重新定位它的角色，這包括與沙特的關係，畢竟美國對塑造這一地區的未來意願平平。在阿富汗問題上，美國可以致力於推動一個高級別、地區性的外交舉措，囊括巴基斯坦、印度、俄羅斯、中國、沙特和伊朗等國，這些國家在阿富汗都有各自傾向的群體，但是一旦美國從第一線上抽身出來，它們也都將面臨極大的風險。成功與否，永遠無法保證。但是這樣的戰略性外交政策，相比於這場美國歷史上最漫長的戰爭（阿富汗戰爭）來說，有更多的活動空間。
美國可以在新冠疫情的應對上發揮全球領導力。與20世紀相比，在21世紀更合適的做法是與他國合作，甚至在思想和能力有保證的情況下，讓他國發揮帶頭作用。世界衛生組織需要變革，但是與其對它採取懲罰性的舉措，不如像德國和法國那樣增加對它的資金支持，為更強大和更獨立的世衛組織權威建立一種更廣泛的支持，並有建設性地推動變革。
此外，多年來，美國一直在告訴他國要向美國學習，但如今美國最好向其他國家學習。紐西蘭的自由政府、澳大利亞的保守政府、德國的中間派政府、義大利先天的軟弱政府，乃至其他任何國家或地區，都做得比美國好得多。雖然政策無法像外科手術那樣從一個國家移植到另一個國家，但是教訓可以被汲取和借鑑。當疫情消退之後，美國官員應立即向那些防疫更成功的國家派出調研團，以便為下一次全球衛生危機做好更充足的準備。
儘管美國不可能總是——也不應該總是——位居首席，但是在疫情期間，華盛頓竟然完全缺席，這是與大國責任不符的。其他國家可不會坐以待斃。美國需要放棄那些特權感，在21世紀的當下世界，盡一切努力，在國內和國外重塑領導力。
★ 本文系IPP獨家譯著。
翻譯：湯傑，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
編輯：IPP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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