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個月，王蒙就整八十歲了，他最近出了一本「回顧一生」的新書：《悶與狂》。近日，王蒙接受了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的獨家專訪。
據說，北大的陳曉明教授看過王蒙的新書後，說到小說開頭寫了關於黑貓的事情，他就聯想到鄧小平理論，「我們知道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這可能是王蒙先生最為讚賞的理論」。
儘管王蒙對於這個評價多少顯得「不以為然」，但對於這位在一九八零年代做過文化部長的著名作家來說，他的「悶與狂」當然無法迴避包括鄧小平時代在內的整個大時代。王蒙說，他最近也看了《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演員對小平同志的語氣、動作、氣質、形態都模仿得非常好，「勾起了我很多熟悉的回憶」，「我們都是經歷過那些事情的一代人」。
或許是鄧小平的緣故，王蒙與記者在訪談中多次提到了「起落」這個關鍵詞。比如他說，「從我三十年代出生到現在八十多年，沒有國家像中國這般的起起落落」。那個人的起落呢？王蒙認為，與大時代的起落比較起來「我那算是小起小落」，「我最大的變化無非是擔任了文化部長，然後又不擔任了，這個對於我自己的處境來說，對我的社會生活、寫作生活都沒有太大的變化」。
1934年生的王蒙，今年10月正好八十歲，耄耋之年。在新書發布會上，他這麼解釋「耄耋」：「就是一道青春一道青春落到後邊就是耄耋之年，什麼叫青春，就是把耄耋之年切成薄薄的一片，切成薄片讓它透明一點，就是青春。」所以，當嘉賓們發言的時候，都誇王蒙年輕，他的小說裡，還是有那麼多的激情，那麼多的排比句，那麼多浪漫的意象，那麼多的網絡詞彙，「中國好聲音」都出現了。所以，在他78歲的時候，與小他18歲的著名記者單三婭一見鍾情，並閃婚。
很多看過《悶與狂》的人說，它不像是一本小說，而更像散文集。王蒙認為，大家不要糾結於文體，重要的是，他在這本書中，以自己的形式回顧了一生。但是，讀者若是要從中尋找什麼故事，卻又難以找起，似有若無，都是一個個具體的小細節，記憶中的食物、聲音、顏色，以及小說一開篇就出現的重要意象：兩隻黑貓。就像懸疑推理中的一些線索，需要人們去慢慢尋找、拼湊出完整的故事情節。
而在整本書中，關於童年、青少年時期的部分佔據了一大半，人們比較關心的1980年代篇幅很少，所涉及的也都是社會上的一些普遍現象。然而我們知道，這十年對於王蒙來說至關重要。他是在接到北京調令的喜悅中迎來1980年代的。在主動要求調至偏遠的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一待就是17年之後，1979年的6月，王蒙一家登上了回京的列車，成為北京文聯的一名專業作家，並在1983-1986年擔任《人民文學》雜誌主編。1985年，他成為中共中央委員。第二年，對於王蒙來說，絕對是個人創作、職業生涯的頂峰。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出版，後來被評為王蒙最好的一部長篇。也就在這一年，他當選文化部部長。
然而，「文革」結束後的文學、文化熱，最終隨著八十年代的結束而終結。王蒙也從文化部長的位子上走了下來。
Q&A 澎湃新聞：八十年代是文學創作非常有激情的時期，也是您創作的高峰。為什麼這部分的內容那麼少？
王蒙：我這部作品所追求的並不是反映歷史，也沒有採用回憶錄的形式。我所追求的是對生命的一種最微妙的體驗和感受。恰恰是在別人的作品中很少涉及的那些兩頭的東西，一個是童年，一個是年齡大到可以討論衰老問題的時候。用筆墨表現這兩頭的東西也許寫得感情更深。
澎湃新聞：小說的名字是《悶與狂》，您認為八十年代是「狂」嗎？
王蒙：不是。原來這本小說的名字是《煩悶與激情》，但是出版方認為這個名字聽起來像哲學類書籍，他們非常希望這本書能夠吸引年輕人的注意力，所以最終書名改成了《悶與狂》。《悶與狂》實際上是貫穿了整個生命階段，寫了生命的某種煩悶，也寫了生命中煩悶能量蓄積的結果，會出現一種狂放的發洩，積蓄的能量得以釋放。所以哪個年齡都有悶，哪個年齡都有狂。當然尤其是青年時代，悶與狂表現得比較典型。
澎湃新聞：您認為八十年代對文學來說是一個大時代嗎？
王蒙：我沒有這樣區分過。以我的年齡來說，我經歷了中國非常巨大的變化。我從三十年代出生到現在八十多年，我認為中國在這期間內發生的變化很可能超過其他國家。其他國家當然也有很多變化，但是沒有像中國這般的起起落落。比如我出生以後三年，日本佔領了北京。八年之後，國民政府就接管了北京。再過去三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之後的曲折起伏也非常多。但是對我來說，我已經在其他作品中，特別是我的自傳和回憶錄中寫了無數這種經歷。
我在《悶與狂》中要寫出心靈的貯藏、心靈的顫動。這是一種非常藝術、非常文學的追求。當然這些追求和回憶中離不開歷史、離不開我的經驗、離不開大時代的起伏曲折，也能從中看出時代背景。但是我的寫作目的並不在於評價時代，而在於抓住一個人的生命軌跡。
澎湃新聞：北大的陳曉明教授看過您的書後，說到小說開頭寫了關於黑貓的事情，他就聯想到鄧小平理論，他說：「我們知道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這可能是王蒙先生最為讚賞的理論，這個理論真正解救了中國。」八十年代也是鄧小平的時代，您在寫的時候是想將「黑貓」和鄧小平時代聯繫在一起嗎？
王蒙：沒有。評論家完全有權利發表他自己的思考和聯想。我自己沒有想過這些東西。我就是想了解一個人的自我意識是怎樣產生的。這是我非常感興趣的一種寫作題材。我想每個人都會對這個問題有興趣。我是怎樣出現在這個世界上的？人是如何產生自我意識的？這個當然不可能和鄧小平有任何關係。但是他讀了我的書，產生了那種聯想，說明了文學作品也可以給予人們很多出其不意的聯想。
澎湃新聞：最近《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這部電視劇最近非常火，您在看嗎？
王蒙：看。我認為演員演得非常好。其實他長得不是特別像鄧小平，但是他的語氣、動作、氣質、形態都模仿得非常好，也勾起了我很多熟悉的回憶。
澎湃新聞：普遍評價這部電視劇對於歷史細節還原得非常好。您在觀劇過程中有沒有發現特別打動您的細節？
王蒙：當然有，我們都是經歷過那些事情的一代人。像「四人幫」倒臺、恢復高考、知青下鄉、安徽農村裡出現包產到戶等事情，這些看起來感覺離自己都非常近，能從中看到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我們今天看起來好像社會發展得很慢，實際上同原來相比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了。
澎湃新聞：可以說在八十年代您也算是有大起大落的經歷嗎？
王蒙：比較起來我那算是小起小落。我最大的變化無非是擔任了文化部長，然後又不擔任了，這個對於我自己的處境來說，對我的社會生活、寫作生活都沒有太大的變化。
澎湃新聞：最近，査建英寫您的那篇《國家的僕人》又被翻出來了。聽說她在寫完之後給您看了，但是您沒有做出任何評價？
王蒙：作為一個被社會關注的人，大家都有權對你發表各式各樣的看法，這種情況是非常正常的。査建英表達了她的看法，而且是非常友好的看法。不管她這中間有什麼批評，我認為沒有什麼可說的。
《悶與狂》近日由北京磨鐵圖書公司出版
《悶與狂》發布會開始前，碰到作家張悅然，她著急地問：能給她一點一會上臺發言的啟發嗎？我說，就使勁地誇他啊。誇什麼？誇他年輕。
在兩個小時的發布會中，王蒙坐在臺上，頭始終以45度角仰望天空的姿勢對著臺下的觀眾。坐在兩旁的嘉賓：劉震雲、麥家、盛可以、張悅然，以及作為主持的評論家謝有順不停地說著讚美的話，但是王蒙一直很淡定，偶爾跟大家開開玩笑。謝有順提到，王蒙曾在一篇外國小說裡看到一段描寫，形容一個美麗的女人走過，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聲音就像勺子敲在玻璃杯的聲音。王蒙想要證實這個修辭，在之後二十多年裡每到不同的城市、國家，都要去試著敲杯子，冰淇淋杯、咖啡杯，但都沒有找到那種聲音。最後他在武漢大學找到了。大家一致認為王蒙是個熱愛生活，熱愛生活中的細節的作家。
劉震雲則提到，二十多年前，他和王朔、馮小剛一起請王蒙吃飯，在去的路上，他們商量好了，這頓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王蒙誇舒服了、誇高興了。於是在飯桌上，王朔就特別虔誠地說，他是看著王老師的書長大的，但是王蒙的書其他作家很難模仿，因為這之間有著最大的差別：其他作家都是用人手在寫，而王蒙，是上帝把著他的手在寫。但是聽完這些，王蒙一點反應也沒有。接著馮小剛上來誇，說因為看了王蒙的一本書而改變了人生方向。王蒙依舊沒有反應。劉震雲當時就不高興，他說王老師最大的特點就是討厭阿諛奉承，「我說我很憤怒，王老師馬上說，震雲啊，你還是很理解我」。所以，他們三人在回來的車上都說，王蒙老師還是一個凡人啊，「凡人的王老師，非常愉快地生活在凡人的世界裡。」
不過，關於這個故事，馮小剛和王朔都有各自不同的版本。
（錄音整理/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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