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詩緣情而綺靡」的詩學觀念，歷代學者似乎都更重視討論並肯定「緣情」說的意義，而對「綺靡」說則的肯定程度則遠不及「緣情」說。這一方面是因為「緣情」說自身的價值及其理論合理性要優於「綺靡」說；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綺靡」自身的難以把握性，如果運用不當很容易使人誤入歧途。
（一）陸機「綺靡」說的含義
對於「綺靡」的含義，學術界有著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李周翰注《文選》將「綺靡」解釋為「好也」，唐人李善則解釋為「精妙之言」，而周汝昌先生則從「綺靡」二字的本源上進行探析，認為「『綺靡』一詞，不過是用織物來譬喻細而精的意思罷了」。由此看來，所謂「綺靡」，簡而言之就是精緻美妙之意。
陸機在《文賦》中明確提出為文「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而結合陸機的五言詩來看，陸機對「綺靡」的追求也主要表現在「會意」與「遣言」這兩個層面。「其會意也尚巧」，就是強調作詩之立意應當巧妙。在文學創作中必須要處理好文與意之間的關係，在立意之時，就當別出心裁，使文章之思想與客觀外物達到統一的同時又能與眾不同。
在具體的詩歌創作中陸機也一直都在實踐這一詩歌創作理念，如其《園葵詩》等五言詩，都是「會意尚巧」的代表。「其遣言也貴妍」的著重點是辭藻的運用需要優美典雅。《論語》中有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講的就是文採與質理的辯證關係。陸機顯然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文賦》中說：「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也是在強調要做到文與質的統一。
自從漢末建安以來，詩歌一直都是沿著質樸之路發展的，而對於詩歌的創作技巧並沒有引起人們的太多關注。儘管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有過「詩賦欲麗」的說法，但是真正將「麗」作為一種文學藝術追求而大力宣揚的還是陸機，也正是因為有了陸機對詩歌創作「綺靡」的提倡，才會有南朝五言詩在平仄韻律上的進一步突破。所以，隨著西晉文學思潮的進一步發展，當文學從一般意義上的文字、文章當中分離出來，作為一種獨立的、自覺的藝術形式出現之後，人們對於文學的審美功能便開始重視了起來，追求「綺靡」的詩學主張也就隨之而生。
（二）「綺靡」的實踐追求對「緣情」創作方式的約束
藝術創作應當以追求全美為中心，也就是說在五言詩創作中應做到辭採與情志的結合，如若過分地追求辭藻的綺靡則很容易造成情感抒發的遲滯和情感力度的減弱。儘管陸機在五言詩創作中試圖努力實現文辭之綺靡與情感之飽滿的統一，但仍有部分詩作陷入到了多繁蕪之句和情感感染力較弱的情形。
對於這一點，後世詩論家早有注意。鍾嶸在《詩品》中說陸機之詩「尚規矩，不貴錯綺，有傷直致之奇」，南朝劉義慶在《世說新語·文學》中引孫綽之言：「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也是認為陸機詩歌創作中有刻意追求辭藻之綺麗而過多的鋪排物象，以至於經常出現累句的現象。明代陸時雍也批評他的詩「詩緣情而綺靡，病所流於蕪也。篇中累句，皆綺靡所為」。這種過於追求「繁縟」和「工巧」的詩歌創作追求確實導致了陸機詩歌在情感抒發上受到限制，這是無可諱言的。
同時，由於過分追求篇幅之長和對偶之工，陸機的五言詩也很容易陷入荒蕪的境地。例如他在《輓歌三首》（其三）中寫生死相隔的對立情形「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金玉昔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饗螻蟻，妍骸永夷泯」，此段雖然從創作技巧上來看，想像豐富，構思奇巧，但就整段詩的情感抒發來講，確實顯得過多累句，缺乏文氣。
所謂「晉室群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採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儘管陸機在詩歌創作中存在「綺靡」的傾向，但這並未影響他在太康文壇上的地位，而南朝的詩歌創作也在沿著陸機所開創的這一詩歌創作風貌繼續發展，為五言詩的「勃而復興」開闢了道路。
對此，徐公持先生在《陸機論》中評價道：「後期的潘嶽、陸機、左思等，都有追求巧麗、崇尚繁褥的傾向，亦即重文輕質的傾向，其中以潘、陸二人為最。此種傾向，有得有失，不可一概肯定或否定；然無論如何，陸機為當時文學主流中最具代表性作家，為時尚風氣之領先者，蓋無疑義。」
所以，儘管陸機在文學創作上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但就如清人劉熙載所言：「有累句，無輕句，便是大家品位。」作為一代詩學大家，陸機在中國文學史上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