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習記者 | 黃霽潔
編輯 | 彭瑋
夜深了，時間過了1點，屋子裡很安靜，身邊的妻子早已熟睡。雲飛坐在床上無法入眠，他悄悄拿出手機——一臺弟弟生前用舊了的華為MATE8。
雲飛一頁一頁翻看網頁，又一次跌進了灰暗的深淵。許多個無聲的夜晚，他沉浸在知乎、失獨吧、喪偶吧，尋找和他有相似經歷的人。他的哭泣是無聲的，有時候難以抑制想要大哭，他會跑到衛生間裡或者房子樓下，不願被家人發現。
2016年冬天，雲飛的弟弟自殺離世，留下30歲的雲飛錯愕、自責與漫長的悲傷。
美國自殺防治中心創辦者、心理學家Edwin S. Shneidman在1970年代首次將這群遭遇親屬自殺的人們稱為「自殺者遺族」（Survivors of Suicide）。根據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幹預中心基於衛生部提供的1995-1999年死亡資料的研究結果，在中國，每年有28.7萬人自殺死亡，至少200萬人自殺未遂，一個人自殺會對周圍至少6個人的精神和心理產生長期的負面影響。
相較於疾病或意外逝世，親屬的自殺會帶來更加深重、難以面對的複雜痛苦。留下的生者活在一個個互不相連的黑洞中，他們無處訴說，卻期望著光亮和出口。
雲飛還是放下了手機，慢慢睡去。仍然帶著困惑、傷痛和紀念，他想要好好活下去。
廣州南站高鐵進站口，一個穿著制服的工作人員攔下雲飛，請求他的配合，雲飛突然變得憤怒，衝他吵了起來，把對方嚇了一跳。
他感到對別人有莫名的敵意。那是2016年12月2日，一個多小時前，他在公司開會時接到電話，那頭傳來父親急躁、慌張的聲音：「就是你弟，從學校的樓上摔下來，摔死了。」
父親起初沒有說「自殺」，也沒說看到弟弟的遺體。雲飛一邊收拾東西，打車去高鐵站趕回老家，一邊在腦海裡飛速地想：這不可能吧，或許只是重傷？
坐上計程車，他跟司機報了地址，冷靜地跟妻子和妹妹打過電話。周圍安靜下來，他突然繃不住了，哭著對司機說「要好好愛自己的家人」。
雲飛一家兄妹三人，當時，他和妹妹在外地工作，弟弟26歲，在老家湖南婁底一所私立寄宿學校做六年級的數學老師。
雲飛想不通，弟弟從小成績好，節約，溫順，善良，和家人關係親密。當時他正在學校擔任一個節目的主持人，曾打電話來欣喜地報告，說校長很欣賞他，也許諾給他加薪。弟弟當時也有未來的規劃，包括考編制。雖然面臨買房的壓力，但云飛和妹妹都在為他籌錢。
弟弟的自殺看上去幾乎沒有任何徵兆。而對38歲的楊陽而言，丈夫的自殺是她惶恐已久的結果。
2015年7月15日，吃完晚飯，楊陽回到房間。已經分居的丈夫幾次站到房門口，徘徊不前，他時不時看著她，欲言又止。楊陽忐忑不安地問：「怎麼了？有什麼想要說的嗎？」
丈夫有點失魂落魄的樣子，耷拉著腦袋，遲疑了一陣，說了聲「沒什麼」。
在房間外的沙發上，丈夫又呆呆地坐了許久，等待在樓下玩耍的兒子歸來。楊陽不知道的是，十幾分鐘後，他下樓碰巧遇到回家的兒子，他輕輕地拍了拍孩子的頭，又拍了拍他的肩膀，沒有說一句話，消失在黑暗中。
她隱約感覺到有些不安，給丈夫發了微信，沒有回覆。終於接通電話後，楊陽不知道如何開口，她再次問丈夫，「有沒有什麼事情？」丈夫的回答依然和之前一樣。一陣沉默，「那你早點睡吧」，楊陽說。
16日早晨，起床後，楊陽去衛生間，發現鏡子裡自己的臉上有兩行淚痕。她覺得奇怪，但來不及細想，她趕去公司處理工作上的急事。直到中午，丈夫依然沒有任何音訊。
不安的感覺越來越強烈，「他可能出事了。」
下午3點，在丈夫居住的小區，救護車上的醫護人員告訴她，「死了幾個小時了」，她整個人在發抖。
成都的夏天悶熱得讓人透不過氣，天空是陰灰色，低低地往下壓，看不見雲。
楊陽不敢上樓，就蹲在小區花園裡，蹲一會兒，又坐著發呆。另一個救護人員跑過來問她：「你不是他親屬吧？」楊陽動了動嘴，說不出話，她想說「我是他的妻子，但是我們又離了婚」。但是她沒法解釋，世界一下子崩塌了。她不敢去認丈夫的遺體，什麼也不敢做。
她意識到，原來那場未竟的對話就是丈夫與她最後的道別。
時間倒回至結婚五年後的一個秋天，起床後，丈夫面色憔悴，不吃飯也不願出門，他告訴楊陽自己不想上班，「身體很重，工作很累，生活沒有意思，人生也沒有意思」，丈夫反反覆覆地訴說。那是丈夫第一次抑鬱症病發，往後的五年，他們一月一次跑醫院精神科，拿藥，加藥，換藥。
在外人看來，楊陽一家幸福美滿。丈夫名校畢業，在大公司做軟體研發工程師，楊陽大學畢業後也在外企工作，收入優越。他們很快結婚，婚後一年有了一個兒子。但在丈夫心底，一直有一個深藏已久的秘密——母親是一名精神病患者，父親和他也沒有情感交流。從小到大，他把這件事緊緊地包裹著，不願讓別人知道。抑鬱症發作時，他會向楊陽不斷傾訴童年的不幸。
吃藥後，丈夫的病情時好時壞。到最嚴重的時候，一天清晨，丈夫不見了，也沒帶手機，楊陽跑到樓下，發現家裡的車開走了。她整日惶惶不安，沒有等到丈夫的任何消息。終於在晚上，她聽到了開門的聲音——丈夫還是回家了，當看到他高大卻木訥的身體出現在家門口時，楊陽衝上去抱住他，崩潰大哭。
事後她才得知，丈夫那天原本打算自殺。
焦慮和恐懼日日蠶食著她的生活，讓她成了驚弓之鳥。沒有理由的，楊陽會心悸、出汗、驚恐，聽到電話鈴聲響起來會心驚膽戰。上班時，她總是盯著微信，害怕丈夫又沒了音訊。如果沒有回覆，她就打電話給丈夫公司詢問下落，聽到他的聲音才能夠放心。
那段時間，一家人帶孩子出去玩，丈夫開車，突然把手離開方向盤，無力地趴在上面，楊陽驚得大喊：「趕緊剎車！」一次同兒子一起去漂流，丈夫的腳被尖利的枝條劃傷，血流不止，他看到後神情渙散、麻木，似乎感覺不到任何皮肉的痛苦。
2014年秋天，丈夫停藥，情緒逐漸跌到了谷底，不和任何人交談。幾天後，楊陽收到丈夫提出離婚的郵件。郵件裡，丈夫痛苦地陳述婚姻的不幸，想要搬出去住。楊陽回憶起那種感覺，形容自己像被一架狂奔的馬車拖著走，拖得遍體鱗傷。
她還沒回過神來，丈夫又跑到她面前請求復婚，說自己一時糊塗，可能是沒吃藥的緣故，她在無助和恐懼中猶疑。最終，她讓丈夫租住在家附近的小區，在晚上吃飯時回家、看孩子。
楊陽沒有時間考慮婚姻的存續，藥物、心理諮詢、精神科的病房，可以用的一切方法她都再次嘗試了，但丈夫的情況不見好轉。最後的時光，他越來越消瘦，成日枯坐，不願拉開窗簾。兒子來抱他一下的時候，楊陽會聽到丈夫在使勁掙扎，發出絕望的聲音。
現在，那種擔憂、孤立無援的巨大痛苦又一次像海水一樣將她淹沒。她躺在床上，睜著眼睛一遍又一遍回想丈夫自殺時的無助。「如果能夠阻止他，一切會不會不一樣？」
「如果」，這是在所有自殺者親友的腦海中揮之不去的詞。在知乎問題「獲知親人或者朋友自殺後，是什麼感覺」下面，經歷親人自殺的人們渴望在另一個時空中，能夠成功挽回親人的死亡：「如果我當時在他身邊」，「如果我能接到那個電話」，「如果能回到那一天之前」。
知乎問題截圖。
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範圍內發起的預防自殺計劃SUPRE於2000年出版的公開手冊《預防自殺：系列讀物》顯示，研究表明，與因自然原因喪失親友的人相比，自殺身亡者的親友更多地報告說，感覺對死者的死負有責任、受到排斥和拋棄。同時，自殺身亡者的親友有可能花費更多的時間來琢磨自殺身亡者的自殺動機，「為什麼」的問題不斷縈繞在他們心頭。
雲飛還沒有放棄尋找弟弟死亡的動機。
趕到老家後，他請了長假，到弟弟學校調取監控錄像，聯繫弟弟的朋友詢問他生前的狀態，去現場反覆查勘。在家中，雲飛無法面對母親的哀慟，她不斷地哭著說：「我錯了，兒子。我做的不好的地方，你告訴我，我一定再改」，他感到心臟被人揪著一樣疼。
警局依據現場的調查，認定為自殺，但家裡無人相信，弟弟沒有留下遺書。雲飛拿到弟弟的手機，每一張照片，每一次搜索記錄，每一次聊天記錄，他一個字一個字查看，試圖還原弟弟生前的生活軌跡。
弟弟的手機鬧鐘設置了三個時間——5點20分、17點40分、18點20分。網頁裡有一個搜索記錄：「在單位自殺，單位有賠償嗎？」弟弟生前報喜不報憂，死後，雲飛才發現他每天的工作時間從早上6點到晚上11點，兩周休息一天。戀愛的不順、買房的壓力、工作的調動…他不願放過任何一個可能導致弟弟自殺的原因。
「但這些都只是我的猜測了。」那個小時候和他打打鬧鬧的男孩，不會再回來向他訴苦了。
弟弟去世後，雲飛和家人去學校門口和市政府拉過橫幅，和村支書、鄉鎮的幹部、副市長開過會，沒有結果。15天後，弟弟的遺體被拉回老家，像老人家一樣厚葬了。
在孤獨的山口，墓碑吹著冷風，雲飛甚至感受到一絲恨意，恨弟弟這一生如此草率地結束，「但恨只是一瞬間，更多的是愛和心疼。」
一個月後，雲飛回到單位工作，走在路上，眼淚隨時隨地會掉下來。漸漸地，不再尋找弟弟自殺的原因，他用起了弟弟遺留的手機，把所有照片和信息都留著。有一次，手機屏幕摔壞了，雲飛又花了500元換了屏幕和電池。
悲傷被冰凍在出事的冬天。
弟弟離開後的兩年裡，雲飛和父母很少提起弟弟，偶爾聚在一起聊天時說起，他們會刻意避開，家裡陷入沉默。
他不由自主地責怪起父親，弟弟的遺體拉回老家時，在很多人面前，父親仍在討論中美關係，雲飛聽到後狠狠地說了他一頓，「我沒好直接說，兒子都死了，你還有心說這些？」
去年，他「直接沒有顧及父親的心思」，和父親爭吵，「我家老二，一直表現不用說，從小到大，讓你操過心嗎？」他指責父親在弟弟面對買房壓力時沒有給予支持和安慰，「你（對弟弟）說啥，哎呀，沒辦法，爸也沒能力，只能你管你，我管我了。做父親太失敗，能力不行，你（支持的）話要到啊。」
雲飛記得，那天說完，父親躺在床上哭了兩個小時。一年多來，他感覺父母忽然老了許多。
巨大的遺憾隨時入侵他的生活。他買了房，最大的房間一直留著給弟弟，想著裝修的時候，卻發現不用考慮弟弟了；他提了車，一個人開車在高速上往家趕，「有了很多東西，但是一想起沒有了他，我連慶祝的熱情都沒有了。」
一年多後，他終於在夢中見到弟弟，他回來了，雲飛在夢裡不停確認，「我說你真的回來了嗎，他說回來了…感覺天又亮了」，他在夢裡喜極而泣。
瞞著妻子和女兒，深夜，雲飛在網絡上關注了很久抑鬱症的相關表現，想知道弟弟的死因，卻發現很多人每天都在尋死。深深的壓抑和無力讓他難以承受，他甚至覺得弟弟的事情沒發生之前，他根本感受不到別人的悲傷。
許多自殺者親友長久地生活在孤島中，和他人、甚至家人也無法談論親人的自殺。「在我們的文化裡，談論死亡是公眾的禁忌，更不用說自殺了。自殺被認為是一件丟人的事情，所以，自殺者親友除了要面對失去親人的悲傷之外，還要面對鄰裡、親朋的指指點點，甚至其他親人的指責，這會讓他們更痛苦。」北京回龍觀醫院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幹預中心的心理治療師、負責自殺親友小組的郎俊蓮說。
多年前，她曾經接觸過一位經歷女兒自殺的母親，她拋棄了近30年的舊居，為了躲避親朋好友的指點，「在家裡實在受不了，夫妻兩個就向外逃」；也有的自殺者親友身處痛苦之中，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的親人因自殺死亡，會隱瞞事實真相，「撒謊說親人是其他方式死亡。」
類似的自我隔離也曾發生在皮皮身上。皮皮是在5個月後才知道母親自殺離世的消息。時隔13年，關於那個中午的記憶已經模糊，只記得父親面色鄭重地把她叫到房間，說有要事要和她說。
「她不在人世了。」父女倆面對面沉默著，皮皮懵了一陣，突然開始哭泣。
她恍然，為什麼前幾個月裡母親一周一次的電話消失了，為什麼親戚總是打電話來問，你媽的首飾放哪兒了。
那是她唯一一次在家人面前流露出激烈的情緒。當時，她小學六年級，父母離異後和父親同住，最大的願望就是長大後出來讀書工作，和母親一起生活。
早年父母就分開，皮皮經歷了內心的震蕩，但她習慣把感受藏起來。「不可能跟大人溝通這個問題，跟朋友也不可能溝通。」
她自覺承擔起安慰和振奮周圍人的角色，母親有時心情低落，皮皮會模仿電視劇和小品裡的人物，唱一些奇奇怪怪的歌曲，看著媽媽重新笑起來。親戚一雙雙安慰的眼睛也盯著她，碰面時喜歡開玩笑哄她，那未來他們老了你要養誰呀。她總是認真地回答，兩個都養。
突然之間，她感到「已經沒有未來可言了」，父親的消息太不真實。
那些安慰的眼睛再次出現，親戚在她身邊不斷惋惜，也在不斷提醒皮皮——這就是一個事實。她不敢問母親的死因，直到一兩個月後，才從親戚口中知道是「自殺」，電視劇和社會新聞裡才會出現的字眼。當下，和五年前得知父母離婚時一樣，她強迫自己接受，母親就這樣不在了。
那段時間剛好是暑假，白天她照常窩在家裡，吃零食，在電腦網頁裡玩換裝、化妝小遊戲，滑鼠點擊選擇膚色、眼睛、頭髮顏色，輕快的BGM在房間裡響著。到了晚上，她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怎麼也睡不著覺，邊哭，邊小心提防著不被家人聽見。
母親在最後的時刻打電話給舅舅，卻沒有說一句跟自殺有關的話。她在自責和悲傷中度過一個又一個夜晚，為什麼當時自己沒能幫助她？為什麼她不跟我說一句話，就拋下自己走了？
這樣的怨恨也時常指向父親，「當時他如果跟我媽沒有分開，可能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但她從未向父親說起。上了初中，她獨立上下學，不再向父親要籤名、問題目，關於母親的事，父女倆幾乎沒有提起過。
沒有人了解皮皮內心的小宇宙。
做完作業的晚上，父親在客廳看電視，她跑到房間裡的電腦前，背著家人打開QQ空間，鎖定為自己可見，敲下一行一行憤怒的句子：「為什麼我要經歷這些，我可能上輩子作奸犯科」、「世界完蛋了」。
高中的語文課上，老師站在講臺前做心理疏導的宣講，提到自殺情緒的話題，開始介紹具體的事例，周圍的同學漫不經心地聽著。
皮皮在座位上有點坐不住了，她聯想到母親，一下子衝出教室，到走廊上大哭，甚至喘不上氣，哭得頭昏腦漲。
過了多年，她以為自己已經能夠面對這樣的話題。
上大學後，她覺得自己的心理狀態有些「病態」，更加關注心理學。每次到書店，總要繞到心理學區域逛一逛，名字帶到點心理學的書都會翻兩下。她當選心理委員，看弗洛伊德，心理學的書買了一沓子放在宿舍的書桌上。這些書關於認識自我、疏導心態，很少直接涉及自殺、抑鬱。
她有意不去深入探究母親自殺的原因，「小時候想這個太殘忍了。」但在後來人生道路的分叉口，當她漸漸靠近母親的年紀，母親曾經的感受也成為她測量生命的刻度。大學畢業後，皮皮成為攝影師，看到同事拍出來的照片效果特別好，她在心裡想：是他更優秀更有天賦嗎？她突然理解母親在工作上的不如意；大學裡，想要認真戀愛卻遭遇猝不及防的分手的時候，她會不由自主地想起父母當年的選擇，明白感情問題無法靠一個人決定。
母親去世前的痕跡像拼圖，在皮皮不經意的時候被一塊塊拾起。一次掃墓，親戚們圍在一起，少有的能再次談論母親自殺的場合，一位長輩說，母親生前在上海一個人工作，租住的房間陰暗、潮溼，曬不到太陽；她也記得，和母親最後一次通話時，母親特意避開身邊的人，全程講閩南語，對她訴苦：「同事都是好學校畢業的碩士，管理他們壓力好大。」
她意識到，自己或許永遠無法得知母親自殺時的心境，但她還要繼續漫長的人生。
楊陽也在尋找苦痛的出口。
丈夫剛去世那天，楊陽哭不出來，悲傷像壓在胸口的大石，她一度覺得人生都很「可疑」。
直到第二天下午，她坐在床上，淚水才突然止不住地湧出來。她渾渾噩噩地躺著，哭累了就睡去，醒來又覺得看不到希望。時不時，她把丈夫的照片翻出來，結婚照上丈夫的眉目依然清晰，她生出直覺的反應：要把他的東西都燒了，扔了，不然自己永遠也爬不起來。
楊陽不停地把丈夫的衣服和照片都找出來，摞成一堆，拿去小區空地上燒。她感覺自己跟周圍的世界是隔開的，看不到別人在幹什麼，「非常寒冷，好像生活在一個冰裡面，被打到絕境。」她打電話給最好的朋友：「我不想上班，也不想用以前的qq和微信了。」她想把過去全都抹淨。
公司知道她的情況，讓她請了半年的假。為了擺脫痛苦，楊陽開始服用抗焦慮藥和安眠藥，才終於停止終日的哭泣。
她拿出過去丈夫生病時就看過的心理學書籍，買了美國記者訪談大量自殺者親友後寫的《他走了，不是你的錯：了解自殺，與親友的心理重建》，照著知識分子的本能尋找答案。
書上說，對於人生重大的喪失，最重要的是不要去擾亂自然哀傷的過程。楊陽照做，幾個月裡，沒有特別的需要，她不出門，「只要活著就行。」
她胡亂摸索，到處尋找能夠支撐自己的力量。她研究佛教，也參加各種身心靈的講座，這些都沒有讓她好過，「魚龍混雜，病還沒看著，還花了不少錢。」她在網絡上搜索自殺者親屬的支持機構，然而線下活動在北京，她參加不了。她去醫院做心理諮詢，對面的諮詢師不停看表，時間到了就收錢，走出醫院，她感到更加絕望。
後來，她又一次踏入丈夫做過心理諮詢的機構，對方了解她的情況，她找到諮詢師傾訴，仿佛長時間潛在水下，終於來到水面呼吸，「總算找到地方可以說這件事了」。雖然身邊有朋友和父母，但楊陽仍然覺得孤身一人，即使是最親愛的兒子也不能與她感同身受。
在反覆的曲折尋找後，楊陽遇到了現在的諮詢師。一周一次，工作結束後，坐在電腦前，諮詢師不加評判的傾聽和溫和堅定的目光令她漸漸平靜。
五年來，她找到了在現實中久違的理解和支持，對未來有了新的信念：「只要我長期堅持下去，一定能走出來。」她終於能夠面對充滿傷痕的過去，對自己說「作為抑鬱症患者的至親，他在最痛苦的時間唯一保持聯結的人，我們應該謝謝這份信任。」她在知乎上找到仍然身處困境中的抑鬱症家屬，一個個留言，告訴他們抑鬱症可以治療，而抑鬱症的家屬也要尋找支持。
「每個人走出悲傷的歷程、方式和時間都不同，有的人需要半年，有的人會歷經好幾年的時間，有的可能會停滯在哀傷的某個階段。在走出悲傷的歷程中，痛苦的情緒體驗也會時常反覆」，郎俊蓮說。
在這個過程中，一些自殺者親友開始尋求專業的援助。2002年12月，北京回龍觀醫院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幹預中心成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個免費服務於自殺者親友的互助團體。到2017年，先後有1000 多名自殺者親友和自殺未遂者來尋求幫助。
面對前來的親友，郎俊蓮和同事會先對他們進行情緒狀態的評估，針對不同的情況給予不同的處理，如處於急性應激狀態，就給予一對一的心理輔導和心理健康教育，如有自殺念頭就進行危機幹預，如處在重度抑鬱狀態就建議就醫，「自殺容易導致創傷」，郎俊蓮說，「互助團體的工作人員根據評估的情況，會建議親友們加入連續8周的支持小組或月小組。」
在8周小組裡，心理輔導人員向親友們講解可能會有的生理、想法、情感上的變化，「很多人吃不下，睡不著，做噩夢，以為自己快要瘋掉了，讓他們知道這是悲傷的正常歷程。」
參加過8周小組的人，之後可以選擇參加月小組。這是一個開放式的團體活動，親友們有需要和時間就來參加，談論主題由成員自己決定，人數每次都不同，一般不到10人。經歷親人自殺的人們圍坐在會議桌前，面前放著紙巾，淚水和擁抱是常見的景象。
最初，新加入的親友往往會沉默，不知道如何開口，而老成員會先主動開始自我介紹——「我是誰，我的親人什麼時候自殺，我來小組幾年了」。郎俊蓮解釋，對於一個剛經歷自殺事件不久的人來說，當他能看到經歷幾年的人也有過同樣的悲痛，而現在可以那樣平靜，他就能看到希望。
保密，允許沉默，不能評判、指責，尊重彼此不同的哀傷方式，鼓勵大家訴說，這是小組活動的守則。發展至今，最老的成員已有10年互助經驗，每當郎俊蓮看到一個親友走向另一個，說「我理解你的感受」，她會明白他已經走出悲傷，找到了和逝者新的連接。
近年來，由於缺乏社會支持與專業人員等原因，組織一個支持團體又需要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小組活動的規模和形式受到一定限制。而一些親友離開團體很久，在經歷情緒波動時，仍會來小組求助，「我們這兒就像家一樣，要做到有一個恆定的支持在，多個人我們在，三個人我們也在，你一個人我們還在」，郎俊蓮說。
在她看來，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也是自殺者親友走出悲傷過程中重要的支持資源。
丈夫去世後，楊陽9歲的兒子成了她最大的支柱。
最初，她不知道如何向孩子解釋，只好說「爸爸去天堂了」。事發第一年，在樓下散步時，兒子會過來拉住楊陽和他外婆的手，寸步不離，說「我們要一直在一起」。出去旅遊，楊陽去辦事的時候，兒子會不停地跟外婆說：「媽媽又去哪兒了？怎麼還沒回來啊？」
周圍的人都勸她不要和孩子說這件事，她覺得不合適。她一點一點和兒子解釋抑鬱症是怎麼回事，「爸爸不是不愛你，是因為沒有辦法治好病才離開我們。」兒子告訴她，頭兩個月，他在學校裡總是會突然想到爸爸離世，躲進廁所裡哭。楊陽聽了一陣難受，但仍然對兒子說：「這是一個很悲傷的事情，但是你還是可以跟媽媽說，不要一個人去承擔。」
在經歷了無助與隔膜後，他們慢慢地能夠分擔悲傷，互相取暖。
弟弟出事後，雲飛辭職了。妻子更堅定地認為「沒有錢的人沒有未來」，後兩年拼命工作，收入提升很快，「只想為孩子多做一些準備」。後來，妻子被獵頭公司挖去海南工作，雲飛把父母和孩子也一同接過去居住。
海島溫暖乾淨的空氣讓他不再那麼傷感，家裡有女兒吵吵鬧鬧，也緩解了壓抑的氣氛。如今，他和妻子準備再生一個二胎，為家裡增加一些人氣。
兩年後，父母和他開始能自然地提起弟弟，母親會不經意地說「要是老二…」，又停頓一會兒，轉換到下一個話題。
對於弟弟，他不會刻意去記得，因為不可能忘記。他漸漸接受，弟弟去了別的地方，「是我和父母沒有福氣，享受他一生的陪伴。」
皮皮回了老家。在北京工作多年，她最終回到漳州，和父親、奶奶一起生活。過新年時，閩南人拜佛喜歡許願賺大錢，皮皮對著家裡的佛龕合起雙手，只想祈願家人平安健康。
十多年過去了，她有時甚至想不起母親的臉，想到這點，她也會害怕，但也明白這「不是好事，但也不算是壞事，如果有些遺忘能讓心態變好，我可以接受。」
大二，她紋了身，一棵小樹從左心房長出來，樹葉上有小小的果子，上面寫著「mother」。「母親是長在我心上的，她是我的底，我的根基。」母親戴了很久的項鍊，她長久地佩戴在身上，當作對母親的紀念。
時間成為最好的解藥。2017年夏天，她開車去廈門，想順路看看童年寒暑假和母親一起生活的地方。原來住的房子已經賣了，皮皮沒有大門鑰匙，她站在樓下向上望去，房屋層層疊疊，看不到具體的位置，但她知道那個曾經的家就在那裡。
留下的記憶都是快樂的。小時候，到了下午5點，夕陽落下，她就迫不及待地從家裡跑到小區門口，等媽媽下班回來。媽媽留著短髮，不愛化妝，但是喜歡畫個眉毛，擦個口紅，神採奕奕。看到皮皮等在門口，她馬上露出開心的笑容。
上午10點，車輛川流不息，皮皮在走過幾千遍的道路上出了神，想起那時候跟媽媽鬧脾氣，她往一頭走，皮皮就要往相反的方向走，又停下來偷偷看媽媽有沒有過來追。
皮皮回過頭看，其實母親跟在後面，一直都在。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附：衛生部各地心理援助熱線電話（http://www.12320-5.org.cn/?p=349）
微信編輯：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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