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一個周末,王偉忠來上海參加一檔創業為主題的演講節目,身形高大的他,一出現就引發了人群不小的騷動。一身深灰色西裝,標誌性的灰白髮型,膚色比電視上顯得更黝黑一些。
「一個男人跟你講說中年男人,你一直點頭,這是不禮貌的。」王偉忠笑容開始侷促起來,細著眼睛盯著你。眼前的偉忠哥沒有了平日裡的插科打諢,也不是那個脾氣火爆的製作人,他更像是一位正在經歷中年危機的父親,少了幾分威嚴,讓你不至於慌張。
9月的一個周末,王偉忠來上海參加一檔創業為主題的演講節目。身形高大的他,一出現就引發了人群不小的騷動。一身深灰色西裝,標誌性的灰白髮型,膚色比電視上顯得更黝黑一些。
在舞臺上,他又恢復到那個說學逗唱、收放自如的偉忠哥。字正腔圓的發音、一口順溜的普通話和一個不經意的段子,引得臺下鬨笑。
他太熟悉觀眾了。無論是創作腳本、演員走位、哪個時間抖包袱,還是主持人的一顰一蹙,一切都在他的設計之中。19歲進入臺灣電視圈,摸爬滾打30餘年,無論是以仿諷政客著稱的《連環炮》、《全民系列》,還是紅遍華人市場的《康熙來了》、《我猜我猜我猜猜》、《超級星光大道》,臺灣娛樂工業打著「王氏幽默」的明顯烙印。對王偉忠而言,似乎每天都重複做著一件事——娛樂觀眾。
「我就是一個魔鬼」
過去三十年,臺灣電視經歷了制播分離、全臺解嚴、有線電視興起和新媒體的異軍突起的幾個階段,在這期間,王偉忠在市場和體制之間的來回試探中,創作出了張弛有度的喜劇和綜藝娛樂。1979年,臺灣電視實行制播分離,老三臺——華視、中視和臺視淪為管道,內容控制權全都流向了製作公司手中。一時間,製作公司如雨後春筍般蜂擁而起。
王偉忠大二就跑到電視臺,最早幹的是搬道具的助理工作。當時臺灣盛行軍工教,軍教除了大官都很窮。「我媽只希望兩件事,一你就當軍人,有機會返回大陸;二就當老師,鐵飯碗。」王偉忠考上了中國文化大學的新聞專業,他還記得開學那天,隔著紗窗對正在炒菜的母親說了聲,「媽,我讀書去了。」母親應和著,但卻沒出來送他。第一學期,父親給了他大約4,000塊人民幣,「就這麼多,讀完了就是你的,讀不完就算了。」父親給的錢只夠繳一學期學費,王偉忠很早就離開學校出去實習。
懵懵懂懂的進了電視臺後,發現什麼都不會,也沒人教,只能自己摸索。「小時候常在榕樹下聽大人們講政治,你不知道那個政治有多複雜…」王偉忠記憶中的那些人情世故和榕樹下的政治成了他日後創作的靈感。
《連環炮》是他的成名作,這檔用嬉笑怒罵來嘲諷政治人物和社會現象的綜藝節目,在臺灣實屬首創。主持人澎恰恰、胡瓜在主持《連環炮》之前,都沒有娛樂圈的經驗,澎恰恰是郵差,胡瓜是康樂隊一員。「我進電視圈之後,把一些庶民精神帶了進來,說不好聽就是『歪瓜劣棗』。」王偉忠回憶說。
1987年,臺灣解嚴,報紙、電視蠢蠢欲動,《連環炮》在電視上拿政客開涮,屢次遭禁,最終在1994年停播。直到2003年,王偉忠帶著同一個製作班底開創了call-in節目《2100全民亂講》,讓名嘴和政客天天在電視上吵架。《全民亂講》到後來演變成了《全民大悶鍋》和《全民最大黨》,掀起了臺灣政治模仿的熱潮。
當時的臺灣綜藝屬於帶狀節目,基本上每天都要創作腳本,製作人在編劇時既要不失幽默、暗諷政治,也要摻雜社會百態。王偉忠在一次採訪中回憶說,仿諷類節目的重點就是和當權者開個玩笑,以喜劇的方式讓當權者反思自己。
2004年,王偉忠找來已經電視圈嶄露頭角的蔡康永來做一檔談話性節目。當時正在主持《真情指數》的蔡康永,玩世不恭、不按常理出牌,常常讓嘉賓措手不及。「我知道他有娛樂精神。讓小S搭配康永是因為衝突就是美感,把南極跟北極撞在一起,慧星就撞上地球,就會好看。」
《康熙來了》最初邀請的都是政治明星,小S不僅在節目裡「調戲」過李敖,問連戰內褲顏色,同呂秀蓮聊注射肉毒桿菌、更是藉機「親近」時任臺北市市長的馬英九。儘管後來鮮少有政治人物再上康熙來了,但前幾年的節目基本奠定了小S扮演女丑負責整蠱搞怪、蔡康永沉穩理智又不失犀利刻薄咄咄逼人的主持風格。王偉忠回憶說,康熙來了代表了一種精神,一種有趣自由的娛樂精神,在那裡任何人都可以被調侃被戲弄,所有藝人到了康熙來了都會比較輕鬆。
「大陸欠康熙來了六駕協和式飛機」
今年恰逢康熙來了播出十周年,對於這檔中天電視臺播出歷史最久的節目正在走下坡路的議論幾乎沒有間斷過。王偉忠對此並不避諱,「做了十年畢竟有疲態,我們還是電視臺的製作公司,還得靠電視臺過日子。」
前不久,在康熙來了擔任了五年製片的B2正式宣布離開節目。B2接手之前,康熙來了大多以明星訪談為主,為了避免節目形體僵化,製作人開始嘗試以綜藝藝人為主的談話性節目。早前有媒體披露,康熙來了每集製作經費50萬新臺幣,利用有限的資金既要保證節目創新,又要維持收視率,成了製作人最大的難題。B2曾經打造過卸妝、道歉大會等高收視率單元,但這些節目單元的可複製性高、生命力並不長久。
「人在成功的時候,容易陷入泥沼,你不願拔出來。當產生現象後,一個就是讓它優雅的老去,一個就是開始美容、拉皮、打針,讓自己恢復起來。康熙來了選擇第二種。」在王偉忠看來,康熙來了應該變成一個品牌,走出臺灣,做成一檔面向全世界華人群體的脫口秀。「但沒錢,或者說主持人不願意。」
「康熙當時在大陸播出時是沒有版權的,這些視頻網站大概欠我們六架協和式飛機。現在這些老闆會講大數據,那對我們有任何補償嗎?但過去了,算了,沒關係。」王偉忠手一攤,無奈的說。
顯露疲態本該是綜藝節目發展的自然規律,但捉襟見肘的製作費、電視臺之間激烈的競爭以及臺灣藝人資源的遷出,讓臺灣綜藝越做越窄。
過去兩年,《中國好聲音》和《我是歌手》紛紛在臺灣創下高收視,大陸電視臺可以高價購買歐美節目版權並吸引巨額冠名費,這讓臺灣電視臺很難望其項背。 「大部分影視環境,在還沒成熟的時候,都有保護政策。比如韓國和日本都有點半鎖國;美國人不在乎,好萊塢文化的衝擊太強烈。那臺灣是自由市場,任何節目都可以進去。沒辦法,大家只有一起拼。」面對臺灣娛樂影響力的式微,王偉忠無不惆悵。
「人有天命嘛,我不見得有那個體力和能力再去做改變。你要改朝換代,我們這些老將就必須要犧牲,讓新將去打。」
新媒體是王偉忠最近提多最多的詞。他說,臺灣的電視臺還在用尼爾森收視率衡量一檔節目,「現在誰還等到十點鐘打開電視看康熙來了?但我是製作單位,我永遠沒辦法跟電視臺的老闆講,時代不對了,不能用原來的方法教育小孩子了。臺灣現在是要大破大立,可是它不靠個人,也不靠製作單位,整個產業需要改變。
「我要拍一部中年男人的電影」
1987年,王偉忠第一次跟著母親回北京探親,「我母親到臺灣時才十五六歲,我姥姥見我媽的第一句話就說,你真會玩,一玩玩40年啊。」
王偉忠出身在嘉義眷村。眷村是國民黨當局為安置大陸隨遷軍官及其眷屬而在臺灣各地興建的房舍,90年代被陸續改建,直到2004年全臺大多數眷村被拆除。眷村人——這個逐漸消逝的身份印記,讓王偉忠感到很彆扭。「在大陸,有人叫我們臺巴子,而到了臺灣,我又成了外省人。」
這兩年王偉忠頻頻出現在舞臺劇上,無論是由他監製的《寶島一村》、《光陰的故事》,還是他參與演出的《往事只能回味》,作為眷村第二代,王偉忠認為自己有責任把這段歷史保留下來。「我們眷村小孩子,以後歷史上就沒有了。當初六十萬大軍退到臺灣,如果不說他們的故事,我父母那群人全被遺忘了。這個分眾不管有多少,它都是我的責任和興趣。」
現在,年近六十的王偉忠渾身都是「戲」,他能熟練地在各地方言中轉換,字正腔圓的把主播腔模仿的惟妙惟肖,談到韓國娛樂業時還能即興跳一段騎馬舞。「韓國創作東西的邏輯,我都可以找出來。男主角一定是高富帥,女的一定是乖乖女。有邏輯之後那就是泥沼。」
他說,臺灣電視最好賺錢的時機已經過去,反而臺灣電影20年沒動,他想拍一部中年男人的電影。「不要以為人到中年就開始不打扮了,不耍帥了,也不談戀愛了,熟年齡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年男人或者中年女人對情愛的感覺才騷包。」臺下觀眾又是一陣鬨笑,而王偉忠習慣性的扶一扶鏡架,露出一臉自信,看來這部電影的節點又找對了。
本文來源:福布斯中文網 責任編輯: 王曉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