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員何冰有次在綜藝節目裡提到了一個「抓把手」的概念，他援引了飾演「教父」的馬龍-白蘭度的例子。後者為了詮釋《教父》的那個經典形象，其實暗自「抓了很多把手」：如模仿義大利語發音、往頭上抹鞋油、在嘴裡塞棉花等等。這些口音及外形塑造上的用功，是演員建立自信的憑據，更是一種「知其所以然」的安全感。
「抓把手」意味著對於傳統標準的承繼，「傳統」一詞並不全然指代腐朽與沒落，更多的時候它代表著那些與越過門檻有關的經驗。在「臺灣綜藝教父」王偉忠那裡，「門把手」的概念同樣存在。《連環炮》、《全民大悶鍋》、《康熙來了》、《星光大道》，數十年間由王偉忠捧紅的綜藝檔和藝人名角不計其數。他看過太多入廟拜佛的香客，也目睹著這山更比那山高的興衰變幻，綜藝場一切常人眼中詫異愕然的存在到了王偉忠這裡，至多一句「只是過程」或者「這很正常」。教父真正擔心的事情似乎只有一件，那就是廟堂前面是門庭若市了，但真正能夠叩響山門的人卻越來越少。
1. 綜藝的那套「把手」，今天的人還信不信了？
各個行業其實都是如此，那套標準一直都在，問題只在我們是否還尊重並相信它。梨園裡講「不瘋魔不成活」；武行授徒先從扎馬步、走行樁開始；踢足球格外強調球感球性；又或者如《爆裂鼓手》裡魔鬼導師弗萊徹對小白男主說的那樣——「你知道查理-帕克成為『大鳥』是因為當初喬-瓊斯拿著缽往他腦袋上砸吧！」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並不會過時。只是某些時代或者時代的某些年份，它被更浩瀚的集體意識刻意忽視並且遺忘。
在話語權因信息科技的迅猛發展逐漸由精英媒體轉向自媒體的當下，教父的意義更在信徒和聽眾是否人多勢眾，而不在於宣講的概念本身。就拿傳統標準日益式微的綜藝界來說，濫竽充數、臨時抱佛腳之流非但沒有耽誤掙錢，甚至錢越賺越多，從業者何必再懷揣那些教化與擔當呢？過去的規律是：要先取得藝術上的成就，至少是技術上的成就，世俗價值才能接踵而至；現今不用這麼麻煩，成名在望有時只需要放下身段或者成為事發現場。
舉世正以一種娛樂至死的狂歡氛圍填補空氣中尚且存在的空隙，與娛樂精神休戚相關的綜藝節目自然是加冕到了時代寵兒的王座上。綜藝節目可不可以是純粹的娛樂？可不可以是行業內部悶聲發財的海天盛筵？如果你去問綜藝範疇裡影響兩岸人、最有發言權的王偉忠，他會告訴你當然可以。但是，後面的補充更重要——「我做每個節目，我都知道為什麼。我不是不（想）賺錢，我還有些節目也是為純賺錢，但是我自己要在裡面找平衡」。
大陸綜藝成功逆襲臺灣 王偉忠：抄襲無所謂，但要有創意
即便是在行業內部充斥著敷衍潦草、不思進取的傾向性的當下，作為「綜藝教父」的王偉忠仍然對局面保持著足夠的耐心。他認為與其指責無可救藥的苗頭，不如給有想法、有堅持的後輩鼓掌。如果有一天，電視規則真的容不下他所在乎的綜藝精神，王偉忠還能返身舞臺劇的劇場重建一所綜藝的黃埔軍校。總之古人早就講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什麼是王偉忠在乎的綜藝精神？他的事業究竟是為了什麼在努力？這一切在今天的人看來還剩下多少份量？這些命題在王偉忠這裡似乎遠比探究臺灣綜藝和大陸綜藝的此消彼長要有意義的多！就拿《康熙來了》來講，這樣一個臺灣綜藝的金字招牌的停播對於王偉忠而言也不過就是一場曲終人散的日常，他唯一的可惜只是由於《康熙來了》已經是連接兩岸娛樂業溝通渠道的門戶，所以只是在這個環節有些遺憾罷了。
真正令王偉忠感到知音難覓的是如今看似百家爭鳴的大陸娛樂產業，這裡喧譁造勢的一切對於這位「過來人」而言毫不新鮮。那些金玉其外的戲碼，他也早就在海峽對面見識過敗絮的諸多細節。所以面對騰訊新聞《巔鋒問答》的主持人何潤鋒的那些直中要害的提問時，王偉忠如此解讀他對於大陸「綜藝熱」的思考：大陸綜藝的資本導向更重；做創意的人更少；製作費用是天文數字，但從業者靈魂層面的追求、對於節目價值觀上的期待則愈發乏善可陳。
由王偉忠擔綱製作人的綜藝節目，很多即便初衷是為了娛樂，但由於標準和態度上的著力分明，現在回頭看卻發現它已經成了那個年代文化構成的一部分。抱著嚴肅的態度去做綜藝，綜藝才能做好；抱著娛樂的態度去做綜藝，做出來的東西註定是一盤散沙。所以不管是綜藝還是娛樂，本身也可以是件很嚴肅的事情，或者說也應當是件很嚴肅的事情。這個時代的問題不在於板正過頭，而在於玩笑開得太大、太過火，太沒分寸。所以總有人將潦草當成寫意，把出格看作出眾，用巧言令色比喻機變，以大而化之指代灑脫，仿佛只有精神層面的追求該被關進黑屋子。
在這個過程中，某些極其重要的初衷被忽視了。王偉忠說過，製作人應基於對時代的把握在綜藝節目中選擇適當標準。但不管是純粹娛樂的標準還是嚴肅規範的標準，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跟社會互動，是為了反映社會乃至記錄時代。娛樂只是手段的一種，而不是目的的全部。
大陸真人秀一集預算動輒百萬千萬！王偉忠：節目的魂呢？
大陸的很多綜藝製作之所以忽視了這些，則要歸咎於懶惰與貪婪的混合。王偉忠坦言，不管是臺灣還是韓國，當年都像大陸一樣用「拿來主義」來獻祭產業。但那只是一個過程，過程之後有沒有找到自己的精神，或者說打不打算找自己的精神，這是問題的關鍵。同樣的例子就像中日足球都存在的「金元熱」，當年日本聯賽也請天價外援來本國踢球，這看上去和中超的現狀如出一轍，但兩者的本質區別在於日本足協是希望外援帶動本國球員，而中國商人只是希望外援包辦一切，在成績上拔苗助長。
所以王偉忠格外強調做節目的因果關係，只有當你是抱著明確目的去做節目，才能把這個節目做得與眾不同。今天的大陸綜藝只是要追求那個「紅極一時」的結果，繼而不分晝夜、吃相難看地奔波在一條條通往羅馬的捷徑上，撞翻車了也在所不惜。別人有很好的模式，直接花大價錢拿過來，跳到這個位置上就大賺特賺，賺翻之後自是行業標兵、全民偶像！但你複製的這個對象當初做這個的初衷是什麼？一概不懂、不問、不考慮、不關心。在這樣的覆巢之下，又豈能真的生出「人才培養」、「創意思維」或者「格局情懷」那幾塊完卵呢？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娛樂綜藝，且這種剛需不必盡數相同，這是我們討論綜藝或娛樂必須承認的前提。不過承認歸承認，道理還是要講的：是不是一代人只要被當代的娛樂餵飽了，就可以不管養料到底是什麼成色了？綜藝節目當然也是很不一樣的，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也有「當年蓬矢桑弧意,豈為功名始讀書」的，它們共同存在於王偉忠所言的「綜藝」二字所蘊含的「多樣性」裡。但只有那種有溫度的綜藝，才能真正歷久彌新、長盛不衰。除此之外的喧囂鼎沸，不過是在重複「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式的無意義。
在以「自娛娛人」的製作人自居的王偉忠這裡，綜藝其實從來都與寓教於樂如影隨形。綜藝的多樣性中最可貴的一面當然不是純粹的討巧逗樂，而是借用娛樂這解構主義的天性為波瀾不平的社會環境提供一片無傷大雅的緩衝地帶。天將亮未亮之時，唯有綜藝不易觸及最敏感的神經，唯其可作思想啟蒙意義上最低成本的試驗田。回憶起在臺灣「老三臺」的經驗，王偉忠提的最深也正是這個點：只要你作為製作人，真的敢想敢幹，真的有感情、有套路，懂得循序漸進的道理，即便一些媒體長官或者決策者和你的想法不一致，他們也會支持你做一些新的突破。社會就是這麼一點一點進步的，如果時代的某些行業永遠失去了這樣的嘗試，改變也就永遠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發生。
王偉忠建言大陸綜藝用心觀察社會，才能做好節目
外部環境的鬆動或者促進固然重要，但王偉忠更關心的是綜藝行當自身的積累和意識是否到位了。當大家都習慣於在糊弄觀眾的磁場裡呆得紙醉金迷，在與簇擁的共謀中呆得自我感覺良好，有一天社會真的需要綜藝節目來全方位地彌補基礎常識普及上的虧空了，卻發現各就各位的從業者都不知道門把手長什麼樣，這才叫做深刻的尷尬。
這個時代扶搖直上的綜藝節目大都停在了一個很淺的層面，卻自詡已經另立教派（所以無需教父），自詡已經見過天地、見過眾生了。靠在這些節目後面的製作人們正在成為主流，正在重新定義評判的標準，差不多就是在這個時候，王偉忠提醒他們「見天地、見眾生」那是後兩個步驟，在此之前到底見沒見過自己，難道心裡真的沒點數嗎？但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從他們面對壓力時的緊張和那種已經失去分寸的判斷上，我們就不難看出端倪。從前的王偉忠們是創造條件也要做節目，要推動；今天的主教們則是千人一面地在限娛措施後面噤若寒蟬，要自我審查，以至於忘記了溝通管道本身的建立並不觸及政治正確的紅線。
是時代需要綜藝，還是綜藝需要時代？或者說，時代到底需要什麼樣的綜藝？綜藝的門把手又長什麼樣？推開那扇門更是何等天地，何種可能？一切的答案都在王偉忠那裡。他循循善誘、理性溫和，即便再深感知音難覓也不會逢人便施「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之類的高級譏諷。面對這麼一位可敬前輩，時代為何不去離他更近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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