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洛神
誰也未曾想到，2020年的伊始像電影一樣。
搶口罩，搶消毒液，搶雙黃連。關注疫情新聞，心情就像過山車，一會兒感動哭一會兒氣到肝顫。
當我再一次去視頻網站打開韓國電影《流感》時，片頭已被「武漢加油」「中國加油」的彈幕覆蓋了。瞬間還是感動了。
怎會如此魔幻？電影中的一切正在上演。
魔幻現實，如同電影情節
為什麼一定要帶口罩？
當鍾南山院士親自視頻示範如何戴口罩時，或許我們對飛沫傳播等的風險感知，還並沒有那麼直觀。講述由偷渡者病毒引發城市大混亂的韓國電影《流感》（2013），非常清晰直觀地還原了病毒傳播的過程。
從病患，到密切接觸者的發病，到在公共場合打噴嚏就會傳播，封閉的商場、公交車上、學校全部人都感染，病毒在多種無法肉眼可見的傳播渠道擴散著。人們突然暈倒在商場，在公交車上，在路邊。人們發病時有的正在路上開車，結果引發了連環撞車。最後醫院人滿為患，護士和醫生都被傳染，整個盆塘市被隔離。
早在1995年的《極度恐慌》中，病毒傳染過程也被寫實地描摹過。
集結了達斯汀·霍夫曼、摩根·弗裡曼、凱文·史派西、唐納德·薩瑟蘭多位影帝級演員的《極度恐慌》是較成熟的好萊塢類型片，片中美國陸軍在非洲發現了一種病毒，後來意外由走私的動物傳入美國，結果感染了整個鎮的居民。
片中病毒擴散的過程也拍得很逼真，從非洲的猴子到偷渡者，再到醫生與整個小鎮，看的時候我們時不時捏冷汗，在心中呼喊「拜託戴口罩啊」。
到了好萊塢電影《傳染病》（2011）中，時機成為一個關鍵要素。病毒初發恰逢美國的感恩節，人口流動性極大，傳播速度極快。只能說，劇情何其相似。
《傳染病》這部電影有一些有意思的設計。比如片中裘德·洛「土法煉鋼」自製防護服的橋段，接縫處用膠帶緊密纏好。讓人聯想起，當下現實中各種刷屏的自製奇葩口罩：橘子皮、塑料桶、泡麵盒……
其實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有兩部疫情災難片無論內容還是深度都堪稱經典。
首推的是《卡桑德拉大橋》，1980年內地公映過。
《卡桑德拉大橋》的病毒起源，非常明顯的是人禍而非天災。試圖炸毀世界衛生組織的兩名瑞典恐怖分子，在與警衛的槍戰中誤闖了病毒實驗室，打翻了盛有黃色濃液的玻璃瓶，一名當場死亡，另一名在不知道自己已染上致命病毒的情況下，逃亡到了一列國際列車上。
全明星陣容、群像式人物、三一律原則的故事結構，但電影最精湛的、更深層的意義在於政治隱喻上，那趟有致命病毒的列車正是冷戰背景下國際局勢的指涉，災難片雜糅了政治電影。
另一部羅伯特·懷斯導演的《人間大浩劫》，或許是我們能看到的最寫實的劇情電影。影片中，美國一枚太空艙墮落墨西哥荒郊小鎮上，導致鎮民全部離奇死亡，僅剩一老一少受重傷未死，於是特別營救小組將他們救回實驗室研究其病況。
電影中，對如何隔離，科研人員繁瑣的防護服裝如何更換、如何焚毀，以及各種消毒方式比如光線、氣流、輻射、液體等，事無巨細地展示了出來。
一對比，我們前線的工作人員真的危險指數太高了。
更震驚的是，其實《人間大浩劫》中還做了另一手準備——核爆。
「電車難題」，永遠的倫理困境
為什麼災難電影總有那種秘密的終極解決方案？
《人間大浩劫》是核爆，《卡桑德拉大橋》中是準備了一座會垮塌的「陷阱之橋」，《流感》中是美國軍方要「協助」韓國直接清洗掉整個盆塘市，《極度恐慌》中是給感染小鎮安排了兩個飛行員和一枚空投飛彈。
這要從災難電影的類型說起。
災難電影作為一種成熟的類型，敘事邏輯一般遵循，「危機突顯—危機擴大災難加劇—災難平息」的線性結構。而這個線性結構中的「危機」，表層是疫情肆虐尋找方案，實際是倫理與公權力的對抗。
幾乎大多數的災難片（有時科幻片）中，都會有一個「電車難題」。
「電車難題」是倫理學中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一輛失去控制的電車即將駛來，有瘋子把五個無辜的人綁在了電車駛來的軌道上，稍後電車即將從這五個人身上碾壓過去。幸運的事情是你現在可以拉一下電車拉杆，使其變換到另外的一條軌道上，但在這條軌道上也綁了人，只不過是一個人。
進退兩難，你覺得應該怎麼選？只是數字的對比？
圍繞著這個「電車難題」，高層決策者、醫學專家、軍方、普通市民、感染者等各方力量開始糾結、鬥爭，形成敘事的核心衝突。往往高層決策者會被塑造成冷漠、自以為是的殘酷形象，他們成為拯救感染者的最大阻力。
比如《卡桑德拉大橋》中的軍官，其實不過是秘密的傳聲筒；
比如《極度恐慌》中的冷麵將軍；
比如《流感》中試圖架空總統的總理與美方領事；
2008年英國災難片《世界末日》中的故事也是如出一轍。總之，普通人在病毒面前的人性之掙扎，在更高利益前似乎都不算什麼。
這樣的敘事矛盾，突出了災難根源是「人禍」因素大於「天災」的訴求。將災難作為一種觀照現實的語境，發人深省，不容多說，加繆的《鼠疫》大家可以找來讀。
現實英雄，是理想與希望
面對災難，有人是揩油的螺絲釘。也有人堅定地對抗荒誕，揭露真相，儘可能挽救生命。
比如《卡桑德拉大橋》中的「明星醫生」張伯倫，挽救了半個列車的人。
《極度恐慌》中霍夫曼飾演的科研醫生山姆，以一己的智慧挽救了小鎮與整個美國。片中的高潮戲不得不提一下，面對計劃摧毀小鎮的飛機，山姆鼓起勇氣試圖相撞，逼迫對方改變航向，從而化解了危機。
與前兩者不同的是，《流感》中的英雄是小人物——消防隊救援人員姜智久。反正無論如何危機，他都無法放棄救人。民眾困在超市了，女主對他說走吧。姜智久說不行，他是救援人員他得救人不能走。女主說，走吧，這裡沒人知道你是消防隊員。
姜智久說，我自己知道。
韓國災難片，非常擅長塑造這種人性掙扎中的小人物。他們與好萊塢式的個人英雄主義不同，往往更加平凡、甚至底層，當他們極度頑強抗爭時，感染力是更大的。
電影最後，彈幕都含著淚調侃，姜智久泡妞的代價太大了。
災難片中，往往有一條情感輔線，敘事邏輯一般都是，隨著災難的發生與解除，家庭倫理關係由破裂走向團圓、和解。比如張伯倫醫生與作家前妻珍妮弗、山姆與前妻、智久與女醫生金仁海，包括像《釜山行》這樣的破裂家庭中的父女關係，都會在抵抗災難中重修與好。
災難片中的主角，往往都是在事故中不畏艱險，服務人類的「逆行者」。在對抗新冠病毒肺炎的當下，我們一線的醫護工作者，為了城市運轉甘願冒險的人，都像是電影中這樣的主角，無畏、動人。
像很多災難電影的結尾一樣，從無序到歸序是必然性。而恢復正常秩序的力量，來自於人性自身的力量，就是愛與勇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