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小刀 量化精靈V2 7月24日
最近香港出現黑白衣激進分子，當中有不少有黑社會背景。香港黑社會與香港社會各界到底存在著怎樣的關係？請看下文分解。
一、
1841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強佔香港島。清政府試圖武力收復，但實在是無力收復。
第二年，便籤訂了臭名昭著的《南京條約》，香港就像一塊肉，叨在了英國人嘴裡。
此後，香港從一個5000多人的漁村，變成華洋雜處人口激增之地。
這時就需要警察來維持統治。
最早的香港警察是從英國海軍抽調出來的，但是他們不懂中文，而當地漁民又不懂英語，中國漁民指著他們鼻子罵他娘，他們也只會滿臉疑問地說「why」——總不能給每位警察都配個隨身翻譯吧。
後來為圖省事，又招了一些印度人當警員，雞零狗碎的事讓印度警員來幹，英國警察只當發號施令的高層警務人員。
中國人喜歡給人取綽號，印度警員最開始被稱之為「大頭綠衣」，後來又戲稱「亞差」或「嚤囉差」。再後來又有很多中國人加入警隊，「亞差」之類的稱呼就不太適合，於是便用中性詞「差人」來稱呼警察，如果要裝逼，表達點貶義的話，那就叫「差佬」。
當時英警地位最高，待遇最好，有槍；次要是印警，有槍；而華警，地位最低，只有木棍。那時英國統治還不夠穩定，大概是怕華人警察有槍後造反。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再次敗給英國，又籤訂了《北京條約》，九龍半島南部和昂船洲，又像兩塊肥肉，叼在了英國佬嘴裡。
就這樣，隨著殖民地人口增多和面積擴大，香港的警察隊伍也越來越壯大。
後來，從清末到民國，香港成為中國人的避難所。特別是革命黨人，在大陸被通緝，便去香港避難，因為是英國殖民地，清廷沒辦法，後來日軍侵華，很多廣東沿海和上海的人，也紛紛避禍香港……
革命黨、黑社會、富商、難民等等各色人等在香港風雲際會，在香港上演了無數血脈賁張的故事。
1937年11月，上海灘青幫大亨杜月笙來香港避難。
時值上海淪陷前夕，老蔣勸上海灘三大亨去香港，以免被日本人利用。49歲的杜月笙自然知道其中利害，就算老蔣不勸，他也會去。
可是69歲的大哥黃金榮和60歲的二哥張嘯林，就沒有同去。黃金榮因年事已高，不願舟車勞頓，留在了上海；張嘯林沒去香港，則有自己的小九九：在上海灘，早前黃金榮權勢最大，後來杜月笙威望最高，而他一直排在末位，心有不甘，此次三弟杜月笙走了，大哥又老了，他獨霸上海灘的機會來了。
後來日本人進駐上海，擬黃金榮出任偽上海市長，黃裝病糊弄過去。張嘯林則二話不說，公開投敵，淪為漢奸，偽上海市長的位子還滿足不了他的胃口，還籌建偽浙江省政府，擬出任偽省長。
杜月笙到香港後，利用留在上海灘的青幫弟子，繼續開展抗日救亡工作。比如籌措抗日物資，籌措醫藥經費，最牛逼的是他人不在上海，照樣能洞悉上海的一切，還能遠程操控上海敵後工作，甚至成功策反了汪精衛集團的重要人物。
自然，二哥張嘯林投敵後的一舉一動，杜月笙都悉數掌握。軍統鋤奸隊的隊長，就是杜月笙的門生。他並沒有安排自己的門生去除掉張嘯林，畢竟兄弟一場。但是軍統老大戴笠要除掉張嘯林，徵詢杜月笙意見時，他沒有表態，可以看作是默許了。
1940年，軍統特務三次刺殺張嘯林未遂，最後上海灘另一位青幫大佬張仁奎安排了自己的保鏢林懷部，到張嘯林身邊臥底，最終林懷部成功幹掉了大漢奸張嘯林。
二、
除了杜月笙，還有大量上海精英來香港躲避戰亂，為什麼來的都是精英呢？因為普通人是弄不到從上海到香港的船票的。
還有很多人從廣東移居香港，比如廣東潮州的李雲經，他原本是一位讀書人，因家道中落，無法去大學讀書，便在家鄉學校當了一名教員。
1940年，潮州淪陷，李雲經輾轉入香港投親，帶著他12歲的兒子李嘉誠。
……
香港人口，從之前的100多萬，激增到160多萬。
1940年6月，日軍從寶安登陸，攻佔深圳，並封鎖了香港。
香港變得風聲鶴唳，11月，港英政府成立英軍遠東司令部，徵招了大量男丁入伍，同時徵調了大量警員來前線防禦。
因為人口激增，治安混亂，又因為大量警員去了前線，於是港英政府大量徵招警員。
1940年11月，有很多香港的年輕人應聘警員，其中有三位20多歲的年輕人，日後成為叱吒香港的風雲人物，他們就是呂樂、韓森、曾啟榮。
呂樂，1920年出生於廣東省海豐縣，後來全家人偷渡到香港。他又叫呂務樂，江湖人稱lak哥、樂哥、阿叔，發跡後成為香港四大華人探長之首，也被稱之為「五億華人探長」。
他的故事被很多香港電影演繹過，比如劉德華主演的《五億探長雷洛》，任達華主演的《四大探長》，梁家輝主演的《金錢帝國》，還有2017年劉德華主演的《追龍》等等。
在加入警隊之前，呂樂在茶館跑堂，剛加入警隊時，還是名軍裝巡邏小隊的警員，比便衣刑警低一級別。日常工作就是出外勤，幹一些最基本的警務，這種角色很辛苦，日曬雨淋，在街上巡邏。
呂樂有一位黑社會背景的叔祖父，名叫呂六，呂六有個女兒名叫呂杏華，呂杏華後來成為新義安龍頭向華炎妻子。
幾年後，呂樂發跡，跟向華炎有些勾結干係。
韓森，1917年出生於香港離島長洲，因而也被叫做「長洲仔」，又因為體型有點胖，人送外號「肥仔B」。
韓森同呂樂同一年加入香港警隊，香港淪陷後，他逃到東莞暫避風頭。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返回香港當警察，當時跟隨警界中東莞籍的實力派人物，因而成為東莞勢力的主要成員。
多年後，韓森與呂樂並稱香港「華人四大探長」。
曾啟榮，祖籍廣東梅州五華縣，1916年生於香港，中等身材，1940年加入香港警隊，花名「曾咩喳」，咩喳是英文MAJOR的粵語讀音。華人做到「咩渣」，相當於警署的大隊長。
曾啟榮一直是呂樂的心腹，他主要工作就是幫呂樂收黑錢。雖然他沒有得到「四大探長」之殊榮，但他同樣是警界風雲人物。
曾啟榮足球踢得不錯，跟「亞洲球王」李惠堂是老鄉，二人一起踢沒踢過球無據可考，但他一定看過李惠堂踢球，因為他是李惠堂鐵桿球迷。
在電影《金錢帝國》裡，梁家輝扮演的李樂功（原型就是呂樂），和陳奕迅扮演的陳細九（曾啟榮原型），就經常踢球。
電影裡的曾啟榮，很擅長給上司呂樂助攻，因此深受呂樂器重。後來，曾啟榮還擔任警察足球隊教練及香港華人足球聯誼會執行委員。
他有個同樣喜歡足球的兒子，名叫曾志偉。
三、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杜月笙輾轉去了大後方重慶。
日本人統治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曾啟榮的偶像「亞洲球王」李惠堂也離開了香港，輾轉回到老家梅州五華縣，他在家門口貼上了一副對聯：
認認真真抗戰，隨隨便便過年。
1944年，華人四大探長中的另一位藍剛，也加入了香港警隊。
藍剛，原名藍文楷，出生於1920年，因為覺得名字中少了陽剛氣，後來改名為藍剛。
藍剛很有語言天賦，可以說英語、西班牙語、廣東話等在內的多種語言，因為敢打敢拼，破的案件較多，升職很快，後來做到了港島總華探長，四大探長之中也就只有他可以與呂樂叫板。
藍剛的性格，比較詼諧幽默，很喜歡跟人開玩笑，行為也很搞笑，江湖中人還送了他個外號——「無頭」，即無釐頭的意思。
至於四大華人探長最後一位顏雄，因為名氣最小，地位最低，連曾志偉老爸曾啟榮都不如，所以他的資料也少之又少，在此就暫且略過。
香港淪陷的三年，香港黑社會成員有很多回到內地謀生，有血性的男兒還投軍抗日，留在香港繼續當古惑仔的多屬極惡之徒。
那時，香港街頭常見黑幫公然燒殺搶掠，有些投靠日本憲兵的黑幫，如和安樂、和洪勝、和利和、同新和、福義興等，甚至搶奪百姓的救濟糧，協助日軍建立慰安所，幹了很多壞事。（這些小幫派不是本文重點）
1945年8月，小日本投降，香港各大幫派已經基本劃定了勢力範圍，比如旺角地區由「和安樂」控制，深水埗是「和勝和」的地盤，中環歸「和合圖」……
四、
1945年，四大探長還在街頭巡邏的時候，17歲的李嘉誠結束了茶館跑堂的工作，在一家五金店做推銷員，負責銷售白鐵桶。通過市場分析，他將目標人群鎖定在中下階層的老太太身上。
他經常幫老太太澆花，在閒聊中增進了解，加大彼此的信任感，從而一步步打開銷路。其他同事每天工作8小時，他每天工作16小時，足足是別人的2倍。很快，他就成為全公司的銷售冠軍，銷售額甚至是第二名的7倍，被迅速提升為經理，而後步步晉升。
半個世紀之後，中國很多無良奸商，從李嘉誠創業故事裡找到靈感，紛紛打起了老年人的主意。
1945年8月，李嘉誠幫老太太澆花的時候，杜月笙從重慶回到上海。
原本他以為回到上海能撈個上海市長噹噹，結果連副市長都沒撈著。更令杜月笙火大的是，當他乘坐的火車快到上海時，門徒報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歡迎儀式，連本已搭起的歡迎牌樓也已拆除，北火車站還貼出了「杜月笙是黑勢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的標語。
杜月笙一肚子火，說了一句經典臺詞：
不是政府人士，永遠不要去做政府的吹鼓手。因為吹鼓手在政府眼裡永遠只值一個夜壺銅鈿。尿急了拿出來用一下，用完了將夜壺放到床底下。你吹得越起勁，不僅公眾看不起你，政府更看不起你。所以吹鼓手都沒有好下場。
1946年3月，戴笠因飛機失事死於南京岱山。杜月笙在國民黨中最大的靠山也沒了，這為他日後移居香港埋下伏筆。
戴笠的意外去世，也對香港時局造成一定影響。
那時戴笠有位得意門生，名叫向前，1907年生於廣東省汕尾市陸豐縣，被授予軍統少將軍銜，抗戰勝利後，潛赴香港進行特務活動，為掩飾其間諜身份，在香港創立義安工商總會、太平山體育會、義安公司、新安公司等，通過包賭及收保護費牟取暴利。
1947年，「義安工商總會」因涉及三合會活動而被港英政府取消了社團註冊。40歲的向前便將該組織改名為「新安公司」，即現今的「新義安」，在銅鑼灣，他們一手遮天。
向前一共娶了四房太太，那時香港的有權有勢的聞人，好像不多娶幾個太太，就顯得很沒面兒似的。
四房太太一共給向前生了13個孩子，其中9男4女。
其中，長子向華炎，綽號「四眼龍」，日後接掌新義安龍頭，還有大家都知道的向華強，排行老十，生於1948年，至於老么向華勝，那時還未出生。
向前平常打理幫務，甚至搞一些諜報活動，而四房太太在家上演「宮心計」，成天雞飛狗跳，他也懶得管，那時他煩著呢，因為國民黨正在大陸節節敗退。
1949年，蔣介石敗退臺灣，杜月笙再次來到香港。
五、
1949年4月底，解放軍突破國民黨70萬大軍，強渡長江，至此大局將定。蔣介石單獨召見杜月笙希望他能和自己一同前往臺灣，而中共也通過秘密渠道會見杜月笙，希望杜月笙能留在上海，除了能穩定上海經濟大局，還能穩住他的徒子徒孫，別給解放後的上海添亂。
杜月笙一生善於審時度勢，假如留在上海，那麼就面臨兩個問題：
其一，四一二政變，他幫助蔣介石殺掉汪壽華，雖然後來抗戰出力不少，給中共送過防毒面具，但那筆帳不好算，連蔣介石都過河拆橋，把他當夜壺，何況中共？
其二，二哥張嘯林當年留在上海投靠日本，就被蔣介石暗殺，自己留在上海投靠中共，老蔣會不會派軍統特工暗殺他呢？
而臺灣，那是更不能去的，也有兩個原因：
其一，老蔣不是好東西，當年為他立下汗馬功勞，可是連個上海市長都沒混到，去臺灣那還不知道要受多少氣呢；
其二，歷史是勝利者打扮的小姑娘，一旦去了臺灣，自己在歷史上是忠是奸，恐怕就說不清楚了。
思來想去，杜月笙便只有去香港了。
杜月笙雖說幹了不少傷天害理的事情，但也算重情義，臨走時還記掛著大哥黃金榮，那時黃金榮82歲高齡，杜月笙再次勸黃金榮一起去香港，黃金榮再次拒絕了杜月笙的好意。
他說，我一把年紀了，寧願死在上海，也不願意死在海上。
1949年5月27日，60歲的杜月笙告別留在上海的黃金榮，帶著手下100多口人，登上了駛往香港的客輪。這次離開上海灘，跟上次不一樣，上次離開是為了更好的歸來，而這次他知道將是永別。
站在甲板上，望著漸漸遠去的上海灘，杜月笙不禁百感交集，唏噓不已。47年的往事一幕幕從眼前掠過，所有的榮華富貴、功過是非，都如雨打風吹去。
竟也有一絲「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的豪情。
這是杜月笙第二次去香港，連他這樣呼風喚雨的大亨，這樣中共還在挽留的風雲人物，都要來香港避難，可想而知，那些親蔣人士，來香港避難的還有多少。
更不用談國民黨敗兵了。
那時近萬名國民黨敗兵來到香港，其中有一個抗戰風雲人物——葛肇煌。
杜月笙來香港主要是養老，談不上猛龍過江，葛肇煌來香港，才是真正的猛龍過江！
六、
葛肇煌，生於1894年，比向前大13歲，官銜也比向前高。
1942年，葛肇煌加入軍統，此後立下赫赫戰功：
1944年暗殺汪偽政府廣東省長陳耀祖，此人是汪精衛老婆陳璧君的弟弟；
1945年搗毀日本支持的「五洲華僑洪門西南本部」的洪門組織，並自稱「洪門護法」，將該組織接管。
抗戰勝利後，葛肇煌將本部易名為洪門忠義會，受軍統指揮。
1949年10月，解放軍長驅直入，佔領廣州。葛肇煌和近萬名國民黨敗兵，紛紛湧入香港，聚集在香港西環一帶。
這些國軍敗兵，白天無所事事到處遊蕩看熱鬧，有些沒飯吃跑去偷盜搶劫，晚上就在路邊屋簷下鋪上油紙或者毯子，席地而睡。
為了安置這些不安定分子，港英當局在香港島西面的摩星嶺設置了所謂的難民營。
難民營很簡陋，連木板房也沒有，是用各種物品搭建的帳篷，帳篷布滿山頭，缺乏公共設施，人們隨地大小便，每逢烈日當空，更是惡臭難聞，到了雨天，更是遍地泥濘，就算鋪上草包袋子，也很快就腐爛不堪。
但這些不安定分子，仍然不安定。
1950年6月，摩星嶺國軍殘兵與香港人發生衝突，很快數百人打起了群架，這次事件導致130多名香港青年受傷。
為了避免再次發生動亂，港英當局撤銷了摩星嶺難民營，在相對偏僻的九龍魔鬼山，也就是將軍澳對面，設立了調景嶺難民營。
國軍殘兵怎麼甘心窩在山頭住棚子呢？何況他們之中還有好多黃埔出身的軍官。讓他們去打雜工，看別人眼色，獲取一點微薄的收入？
用派屈克·亨利的話來說，「不自由，毋寧死」。
於是，前國軍中將葛肇煌挺身而出，創建了14K。
14是指14K發源地，即廣州市西關寶華路14號，這是葛肇煌在廣州創立的根據地；K是國民黨英文名稱KuoMinTang的第一個字母，也指K金（Karat），K金比一般的黃金更為堅硬，喻意組織的強大。
14K很快就在香港打下地盤，畢竟該組織成員都接受過軍事訓練、白刃戰訓練，有豐富的實戰經驗，且身經百戰，槍林彈雨、炮彈橫飛都不怕，還怕黑社會？
自此，新義安和14K成為香港兩大幫派，本地幫會以「和勝和」為首，皆屈居於兩幫之下。
1950年，新義安創始人向前，43歲了，幫會發展得一般般，兒子卻又生了一個，取名向華勝。
七、
有人建幫，也有人立業。
1950年，當葛肇煌在創建14K的時候，22歲李嘉誠開始創業了。之前他幫老太太澆花，賣鐵桶，後來塑料桶橫空出世，很快便取代了鐵桶。他敏銳地發現，塑料將被廣泛應用，於是他成立了塑料廠。
他拿出跟老太太澆花賺到的所有的積蓄，還向親友借了一些錢，湊足5萬元港幣，在筲箕灣租下了一間千餘尺的廠房，招了20幾名員工，成立了長江塑膠廠。
李嘉誠有句名言：長江不擇細流，故能浩蕩萬裡。後來果然「浩蕩萬裡」了。
另一個創業人士霍英東，比李嘉誠大5歲，他投資的眼光也更成熟。
那時香港人口激增、工商業興起，對土地和樓房的市場需求日趨旺盛。
27歲的霍英東審時度勢，創立立信置業有限公司，開始經營房地產業。他首創分層預售「樓花」和分期付款的經營方式，對香港房地產業的發展貢獻極大。
一時間有錢的商人紛紛投身房地產行業。
這一年，杜月笙像拔河中間的紅綢子，一邊牽在老蔣手中，一邊牽在中共手中。雙方都想拉攏他，可是他卻在中間打太極。
兩不相幫，兩不得罪，兩邊都不去。
甚至他想移民法國，但不願丟下忠心耿耿的手下，和一些在抗戰中犧牲人士的遺屬。算下來，去法國的男女老少總共有140多人。護照等各種費用要15萬美元，而當時杜月笙只有10萬美元的積蓄，最終放棄移民。
1951年5月底的一天，杜月笙在家裡一邊喝茶，一邊看報，他會通過看報，了解上海的一舉一動。報紙上，一名老頭在大街上掃地的照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覺得這老頭很眼熟，拿起老花鏡仔細一看，這不是大哥黃金榮嗎？
杜月笙不禁嘆了口氣。大哥的遭遇也許他早有預料，如果自己不避居香港，恐怕旁邊倒垃圾的老頭，就是自己了。
但實際上，讓黃金榮去掃大街，不過是一場「危機公關」。在此之前，因為群眾憤怒，「黃金榮可殺不可留」的口號響徹上海灘，黃金榮也寫了一篇《黃金榮自白書》，自稱「自首改過」「將功贖罪」「請求政府和人民饒恕」云云，但並未平息群眾的憤怒。
於是就讓黃金榮出來掃大街，一來對穩定社會秩序、震懾幫會殘餘勢力起了不少作用，二來也消了群眾的一口「惡氣」。
沒多久，就停止改造黃金榮了，畢竟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
三個月後，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病逝，終年63歲。
杜月笙病逝時，只留下了大約10萬美元的財產。除了分配給家人外，還單獨留一份給那些有生活困難的門生。對待追隨他的人，杜月笙有情有義，至死都還掛念著。單這一條，就讓許多江湖大哥自嘆不如。
1953年6月20日，黃金榮因發熱病倒，昏迷了幾天，就閉上了眼睛，時年85歲。
至此，青幫三大亨時代，徹底落幕。
一個月後，14K創始人葛肇煌因腦充血在香港逝世，終年59歲。其子葛志雄登上14K龍頭寶座，但幫會已經開始分裂，葛志雄只是名義上的老大，36個分支組織各自為政，對外都稱「14K」。
這一年，新義安創始人向前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他只帶了最得寵的三太太去了臺灣。5歲的向華強和3歲的向華勝留在了香港。
至此，新義安由向華炎領導，14K由葛志雄接任，香港黑社會翻開了新篇章。
也是這一年，37歲的曾啟榮生了個兒子，名叫曾志偉。
八、
向華炎看起來很斯文，戴著一幅眼鏡，江湖人稱四眼龍。
向華炎接班前，兩家都是國民黨敗兵為班底，多少有點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向華炎接班後，就不講那些淵源和情面了。
只是那時的新義安，還沒有跟14K火併的實力，但火併是遲早的事。
就像40年後鄭伊健在《古惑仔》裡唱的：
誰此刻可走出戰圈，現在就要天空反轉，火已再點，終須一戰，清算這一段恨怨……
向華炎之所以能帶領新義安崛起，跟呂樂有很大關係，前面說了，他們有一層親戚關係，呂樂的發跡，也離不開新義安。
只有黑白兩道都有人，才能黑白通吃。
就像當年上海灘的黃金榮，他一邊在青幫當老大，一邊當法租界巡捕房唯一華人督察長。他當督察長的時候，法租界破案率極高，還被稱之為神探。
為毛？
因為沒人敢在他的地盤鬧事。後來法國總領事把他惹毛了，他撂挑子不幹，一邊跑去杭州玩，一邊暗中指使手下在法租界鬧事，法租界頓時大亂，總領事急得團團亂轉，卻沒人破得了案，最後只好灰頭土臉地請黃金榮回來。
呂樂和向華炎多半對黃金榮的故事有所耳聞，只是他們需要二人聯手，才勉強達到黃金榮的段位。
向華炎當上新義安龍頭的時候，呂樂也由探員升為探目。探員就是包打聽，探目就是包打聽的頭目。
黃金榮當年在上海灘，也是從探員做起的。黃金榮升為探目，是因為他利用黑道的眼線，打聽消息很靈便。
呂樂當探目，業務能力強，當然也離不開新義安的龍頭向華炎的支持。
待這二人羽翼漸豐的時候，就開始聯手對付那時風頭正盛的14K。
九、
1955年，百餘名14K黑社會成員在鑽石山一所學校內開「群英大會」，呂樂很快得到消息，不動聲色地帶著警隊將之一網打盡。
這是呂樂第一塊跳板，因為反黑有功，他被升為高級探目，離探長只一步之遙。
1956年「雙十暴動」，成為呂樂又一塊跳板。
10月10日，是中華民國國慶，又稱雙十節。流亡在香港的國民黨殘餘分子，每年都會在這一天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
但這一年，他們做得有點過分，以前只在自家房子上掛旗，這一年他們把一串串旗幟拉過馬路，甚至強行貼在別人的房子乃至公共建築物上。
幹這些事的是從國民黨敗兵演變而來的黑社會成員，如14K、和安樂、敬義堂和二龍幫。
以前港英政府對雙十節的慶祝睜隻眼閉隻眼，這次有點過分，於是政府職員接到上級指示來清理這些旗幟。
幾十名14K成員開始與政府工作人員發生衝突，致使圍觀鬧事者越聚越多。他們要求港英政府燃放10萬頭的爆竹以示道歉，還要拆旗者在蔣介石像前下跪叩頭。
遭到拒絕之後，14K以及香港另外一些三合會如和安樂、和勝和、和勝義等混水摸魚，乘機製造騷亂，到處隨手打人，砸東西，洗劫焚燒車輛、商店、工廠、學校、工會等。
但這只是暴動的序幕。
當天晚上10點，慶祝雙十的飲宴結束，大批親國民黨分子，其中多半是黑社會分子，喝了點酒，開始鬧事，從九龍蔓延到大半個香港。
他們向左派工會擲石，衝擊曾經懸掛五星旗的商戶，推倒車輛設置路障並縱火，又強迫商店和路過的汽車買旗，索價5至20元不等。
他們用石塊砸向一輛救火的消防車，司機被砸傷，消防車失控衝上行人道，釀成三死五傷。當救傷車前來救人時，同樣遭到襲擊。
一家麵包公司最倒黴，暴徒們砸爛機器、燒毀廠房，停車場上的12輛貨車被付諸一炬。
當警察出現時，他們就散入橫街窄巷，警察過後，他們又重新集結，一直鬧到凌晨5時。
10月11日，事態進一步惡化。
下午1時，瑞士副領事恩斯特夫婦乘坐的士被暴徒發現，竟將的士推翻，還放了一把火，的士司機及時逃脫，恩斯特夫人被燒至重傷不治喪命，甚至還有兩名暴徒在翻車時被壓在車底，也被燒死。
下午3時，九龍的公共運輸全部停頓，市面上氣氛緊張。
英政府頒布了緊急戒嚴令，並派出陸軍進港鎮壓，才平息了暴亂。
「雙十暴動」導致死傷400多人，300多家工廠、商店、學校被搗毀，直接經濟損失3000多萬美元，1957年港英政府緊急成立了「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即電影裡說的「O記」。
因為呂樂之前反黑有功，在「O記」裡，他扮演著重要角色。這場暴動涉及的幫會有14K、和安樂、敬義堂和二龍幫，新義安雖然也有國民黨背景，卻置身事外。
結果是，14K、和安樂、敬義堂和二龍幫此後遭受重創，而「新義安」在此消彼長之下開始壯大。
呂樂因反黑有功，在新界區當上了探長。
十、
藍剛當探長，則跟曾昭科有關。
對於絕大多數香港人來說，曾昭科是一個謎一樣的人物。在那個時代，他的成長經歷是個謎，他的祖籍地是個謎，他加入香港警隊是個謎，後來他被港英政治部秘密逮捕，又被遞解出境，仍然是個謎。
多年以後，他的真實身份曝光，人們才揭開這些謎底。
曾昭科，又名曾約翰，1923年出生於廣州，小學畢業後來港，跟兄長入讀九龍華仁書院，畢業正值香港日治時期，故此留學日本。大學時代，曾昭科接觸左傾思想，熟讀《資本論》。
1947年，曾昭科畢業回港，加入皇家香港警察並屢受重用，曾派往英國蘇格蘭場受訓。先後任職政治部、九龍刑事偵緝處副處長等要職。
刑事偵緝處就是現在的重案組。
1958年，香港九巴總經理雷瑞德被歹徒挾持，劫匪之一是擁有「雙槍虎將」之稱的李卓，此人可以使雙槍，據說有百步穿楊的本事，曾昭科帶隊破案。許多警員聽說要破門入室，便嚇得不敢出聲，藍剛當時只是一名普通警員，他自告奮勇，跟隨曾昭科一起行動，因而受到上級嘉獎以及曾昭科的賞識。
此案一破，曾昭科升為華籍助理警司、警察學堂副校長，藍剛則在深水埗警署當上了探長。
那時，除藍剛以外，曾昭科還提拔過一位名叫曾雲的下屬。曾雲有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叫曾蔭權。
1961年10月1日，香港警方在羅湖截獲一名右腿打上石膏的男子，該男子不但身懷巨款，石膏內還有一微型底片，內容與中共特工有關，後經政治部嚴刑拷問，該男子供出接頭人是時任警察訓練學校副校長的曾昭科，一時轟動全港。
十多年後，廣州暨南大學復辦，曾昭科任外語系教授、系主任，之後獲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
十一、
1962年，香港警隊重設華人總探長一職，簡稱總華探長，從10個環頭的10名探長中，選出兩位人選。
一般總華探長只選一位，這次為毛要選兩位？
因為那時在10名探長之中，呂樂和藍剛聲望差不多，給誰都可以，但給誰另一方都不服。於是就設置兩個位置，一人一個。
呂樂駐守於港島，藍剛駐守於九龍和新界。
那時總華探長是當時華人在警察隊伍中最大的官職。雖然曾昭科曾任警司，比總華探長級別要高，但是警司也得給總華探長面子。
1967年，六七暴動時，藍剛就霸氣十足地罵過警司：
警司有什麼了不起啊！再不滿意我就調走他！
值得插兩嘴的是：
金庸曾在《明報》上撰文批判過六七暴動，後來遭到暗殺威脅，不得已避難新加坡；
六七暴動時，香港地價大跌，李嘉誠以低價購入大批土地儲備。
四大華人探長中，呂樂和藍剛最有代表性，也混得最好。另外兩位韓森、顏雄，是在呂樂和藍剛辭職後，才升為探長的。
但沒辦法，香港人喜歡搞「四大」，什麼四大探長、四大家族、四大黑幫、四大才子，以及四大天王。
關於四大黑幫，我插一嘴，因為那年代香港有很多黑幫，不同時期的四大又不大相同，所以導致不同人心裡的四大黑幫也有不同，但新義安和14K，是公認的兩大黑幫。所以我也重點寫新義安和14K。
呂樂口中的四大黑幫還有義和。新義安、義群的老大都是潮州人，所以他們也被稱為潮州幫。義群老大吳錫豪主要販毒，《追龍》裡甄子丹演的跛豪就是以吳錫豪為原型，劉德華演的雷洛就是以呂樂為原型。
二人一黑一白，聯手斂財。
十二、
四大探長之所以牛逼，是因為當時香港的四大黑幫（新義安、14K、義群、和勝和），都給足他們面子。
多年後，呂樂在臺灣接受採訪時稱：
我就根本不用親自抓人，有案件要破，就開口同黑幫老大要人！
新來的警務處長一上任，也要禮賢下士，來拜訪他們，否則，香港的治安就會大亂，而警方根本無法制止。
這跟黃金榮在上海法租界如出一轍。
呂樂為四大探長之首，還因為他的轄區是港島，這是香港最繁華的地方。在這裡，他位高權重，縱橫在黑白兩道之間，呼風喚雨，斂財無數。
一方面，他有警探「紅」的一面，辦事雷厲風行、果敢決斷；另一方面，又像「黑」道人物一般，巧取豪奪、仗義疏財。
他既向上司行賄，也向下級收賄，同時也利用手中的權力，向轄區所有機構收取好處費，同時充當他們的保護傘。
收賄這件事，就是曾志偉老爸曾啟榮幹的活。
那時的香港，警察與黑社會沆瀣一氣，警察管黑社會，黑社會管治安。
在1959至1968年期間，呂樂父母先後在尖沙嘴、筲箕灣、觀塘、沙田、港島半山及灣仔區，購入當時合共三百多萬的物業。
據悉，呂樂當時買樓非常豪氣，喜歡的物業，一口氣購入幾個單位甚至幾層樓，也曾一口氣買整幢大廈，筲箕灣道299號便是其一，如果未被拍賣持有至今，市值近2億。
1967年，警方為了壓制猖獗的貪汙活動，對調了呂樂與藍剛的轄區，這樣一來，原本管轄區裡的關係都作廢，去新的轄區要重新捋清關係，又需要費一些周折。
身價五億的呂樂才懶得再幹下去呢，而且警方開始反貪汙，48歲的呂樂感覺不妙，於1968年辭職退休，第二年，49歲的藍剛也提前退休。
藍剛退休的這一年，16歲的曾志偉代表香港到韓國踢青年杯。正是因為踢足球，他結識了武術指導劉家良，後來進入影視圈。
1970年，22歲的向華強來到臺灣，見到了分別十多年的父親向前，身形健美的他在街頭飲茶時被星探發掘，開始在一系列功夫片中跑龍套。
那時20歲的向華勝在做餐飲生意，做得還不錯，三年後，帳面餘額達到百萬時，他創立了自己的第一家電影公司——永勝影業。
那一年，他23歲。
十三、
四大探長瘋狂斂財的時候，有人在瘋狂圈地，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李嘉誠和霍英東。
1957年，開塑料廠的李嘉誠偶然在雜誌看到「塑料花」在歐美市場非常受歡迎，於是在生產塑料桶之餘，又經營起「塑料花」產業。
很快，「塑料花」就為他賺取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桶金。
那時的霍英東還在賣樓花，即預售按揭購房。
李嘉誠有了第一桶金，便也開始賣樓花的業務，不僅如此，他還開始大量收租物業。雖然資金回籠慢但極其穩定，日後一旦升值，能獲得更高回報。而事實也證明了李嘉誠的眼光毒辣，極富遠見。
霍英東則將目光投到建築材料業。他開始進軍海底採沙業，成為「海沙大王」。
為了增強實力，他收購了美國人的太平島船廠，在香港開創了中國人收購外國公司的先河。
到1965年，香港地產業陷入低潮，霍英東聯合廣大房地產商召開香港地產建設商會第一屆會董會議，他被推舉為會長，並連任20年之久。
在黑幫和警界貪汙盛行的年代，商界也難獨善其身，只好兼濟一下黑幫了。
李嘉誠和霍英東，一個來自潮州，一個來自廣州。
恰好新義安和14K也是來自潮州和廣州。
於是，一個成為新義安等潮州幫的幕後金主，一個成為14K的幕後大佬。
多年後，李嘉誠長子被綁架的時候，就想通過潮州幫來解救，後來還請霍英東的14K幫忙。
十四、
呂樂、藍剛退隱後，香港警方急需用人，才於1971年6月，將韓森提拔為新界總華探長，顏雄也升了一級，接替了韓森留下的油麻地探長之位。
兩個月後，韓森敏銳地覺察到不妙，也退休了，於是顏雄接替了總華探長之位。
1971年11月，香港第25任總督麥理浩上任，警界的貪汙分子離大限之期不遠了。
麥理浩，1917年出生，殖民時期曾派駐馬來西亞，後來在英國外交部工作。
甫一上任，麥理浩就發現香港的腐敗已嚴重到令人髮指的程度。再不懲治，香港必將大亂。但懲治腐敗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整個警察隊伍，從上到下都腐敗，要怎麼查？
一個名叫韓德的警司，1954年加入警察行列，至1973年因腐敗而入獄，19年共攫取非法財產500萬港元。他在入獄時面對記者卻顯得十分坦然，說：
我只是運氣不好，碰到點子上了。貪汙在香港警察隊伍中是一種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覺、白天起床刷牙一樣，是非常自然的事。
但韓德還不算大老虎，僅僅查處一個韓德難以平民憤，那時香港總警司葛柏貪汙的線索被警方掌握，可是沒有證據也端不掉他。
葛柏是英國人，1922年出生於英國倫敦，比呂樂和藍剛小兩歲。新任總督麥理浩上任後，他就感覺勢頭不妙，以妻子身體欠佳為由，決定於1973年7月20日退休。
結果，在那年4月，警務署長接獲報告，指控葛柏貪汙。一調查，他的總薪金為89.19萬港元，但他的總財產竟有437萬港元。
但是，那年6月，葛柏卻跑掉了。
香港總警司都被調查，呂樂藍剛韓森顏雄曾啟榮等至少42名華探紛紛出逃，後來又分別逃到巴西和臺灣，值得一提的是，呂樂也勸過大毒梟吳錫豪離開香港，但他看不清形勢，留在香港，最終被捕，判處30年有期徒刑。
葛柏的潛逃導致積聚已久的民怨爆發，香港爆發了「反貪汙、捉葛柏」的大遊行。為平息民憤，港英政府成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葛柏逃脫原因及檢討當時的反貪汙工作。
1974年2月15日，港英政府才在民意壓力之下宣布成立了廉政公署。
4月，葛柏於英國被捕，但葛柏貪汙的證據沒有，最後還是韓德作汙點證人，才將葛柏告上法庭，但韓德只能提供葛柏部分貪汙的證據，更多的證據四大探長肯定有，但他們都潛逃了，最終葛柏被判入獄4年，關在赤柱監獄。
1979年，葛柏出獄，當得知呂樂貪汙了5億港幣，是他的100倍，而且還逍遙法外時，恐怕會哭暈在廁所。
那時呂樂在臺北買了一棟豪宅，沒事就約韓森曾啟榮之流喝茶聊天。當他們聊到當年的總警司葛柏時，恐怕一口濃茶都忍不住會噴出來。
十五、
廉政公署成立後，確實懲處了很大一批警界貪汙分子，但是如果繼續查處下去，恐怕所有的警察，無一倖免。
1977年10月下旬，1萬多名警察聯名向警務處長控訴他們對廉政公署的不滿，表示政府如不制止此事，他們將集體罷工。後來，近百名警察衝進廉政公署，毀物傷人。其他警察對此紛紛呼應，準備再次衝擊廉政公署和港英政府。
最終，港英政府不得不頒布特赦令，指令廉政公署停止追究警察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一切腐敗行為，但案情特別嚴重或者逮捕令已經發出的除外。
此後香港警界腐敗得到了有效扼制。
但是香港的黑社會卻發展得更加迅猛，為毛？
懲處腐敗後，香港警力需要一定的補充，於是警官學校大量招生，黑幫趁機安排一些小弟混進警官學校。
香港警界進入「無間道」時代。
此前四大探長時代，古惑仔怕警察，探長才是最大的黑社會；「無間道」時代，潛入警界的臥底得聽命於幫會大哥。如此，反而更利於幫會發展。
雖然警方也持續地在打擊黑社會，但通過臥底的通風報信，頂多抓捕一些小角色。
而古惑仔們，也開始囂張起來，還會出現指著警察鼻子罵娘的景象，為毛？因為警察上面還有廉政公署約束，即便是古惑仔，如果他沒有犯罪不能隨便抓捕，更不能隨便刑訊。
在這期間，和勝和曾有七年獨大於香港，那時和勝和有兩位少年大哥，一個叫「拿渣」，一個叫「斧頭」，其手下小弟發展迅速。
「拿渣」成名後江湖人稱「大哥成」，「斧頭」成名後江湖人稱「大佬原」，二人各擁上萬人馬，當時「大佬原」略遜「大哥成」一籌。
「大佬原」不甘人後，1982年轉會新義安。一時間新義安一家獨大，到90年代，其會員發展到10萬之眾，除了龍頭向華炎外，還有總管林原和「五虎十傑」。
新義安通過勒索、收保護費、販毒、高利貸、開設色情場所、非法開賭、走私等攫取巨額利潤。同時也經營企業，例如電影製作公司、金融投資公司和酒樓等。
14K也不遑多讓，後來鬍鬚勇為龍頭，會員約有13萬、14萬之多，在世界各地，荷蘭、美國、東南亞等均有分部。
雖然人數比新義安多，但因為分散在世界各地，所以在香港的會員並不比新義安多。
需要說明一下的是，香港有三位鬍鬚勇，因為他們都留著鬍鬚，名字中又帶個勇字，所以江湖人稱」鬍鬚勇「，除了14K老大外，張栢芝老爸張仁勇也有兩撇漂亮的鬍鬚，於是也叫「鬍鬚勇」，後來張仁勇賭債纏身，因為同名，所以敗壞14K老大鬍鬚勇的名聲，於是14K成員氣不過，招來張仁勇，令其改名，還強行剃去他的鬍鬚。
到90年代，香港黑社會頻頻插手影視圈，用槍指著劉德華拍戲，李連杰經紀人被殺，劉嘉玲裸照等等，都是當時黑社會幹的。我公號曾為此寫過一篇，《香港電影：被黑社會染指的日子》。
當黑社會還在黑社會的時候，看看李嘉誠和霍英東在幹什麼？
李嘉誠：
1978年，與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會面。後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積極迎接香港回歸；
1989年，捐贈1000萬港元，支持北京舉辦亞洲運動會；
1997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捐贈1000萬美元，支持新圖書館的建設。
霍英東：
1974年，促成中國恢復了在亞洲足球聯合會的席位，後積極推動中國羽毛球、籃球、排球、自行車等體育項目重返國際組織。
最早到內地投資的香港企業家之一，1979年，投資興建中山溫泉賓館，1983年，在廣州興建白天鵝賓館，受到鄧小平同志的好評。
1985年起，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擔任重要職務。
1997年，香港回歸。
多年後，14K元老陳惠敏回憶稱：
在香港回歸前夕，有很多的人金盆洗手或者隱退江湖。但回歸之後，還有不少的黑幫組織。不過現在的社會已經過了用拳頭說話的時代，從之前的賭場轉至現在的茶樓、牌館，都在尋求一個「財」。如今產生利益矛盾，是坐下來喝杯茶，吃個飯，而不是之前的拳頭定勝負！
正所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黑幫。
尾聲
藍剛，1989年在泰國病逝，終年69歲，逃犯；
韓森，1999年在臺灣病逝，終年82歲，逃犯；
霍英東，2006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4歲，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呂樂，2010年加拿大病逝，終年90歲，逃犯；
曾啟榮，2011年在臺灣病逝，終年94歲，逃犯；
曾昭科，2014年在廣州病逝，享年91歲，政協委員；
顏雄，生卒不詳，一說定居泰國，逃犯；
李嘉誠，香港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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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往事1840年11月，儘管大清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敗局已定，但道光皇帝仍不甘心。朝廷一邊佯裝從主戰轉向主和，勸說英軍返回廣州等待談判，一邊暗地裡下令沿海各省督撫加強海防，並在浙東集結重兵，準備收復定海。
欽差大臣琦善奉旨到廣州談判，但此舉實為緩兵之計，意在為朝廷調兵爭取時間。
琦善在廣州與英國對華全權代表義律反覆交涉，但談判進展極其緩慢。失去耐心的義律於1841年1月7日，突然率軍佔領穿鼻炮臺和大角炮臺，並將其單方面草擬的一份條約扔在琦善面前，要求他必須接受。
琦善不敢籤字，將這份草約八百裡加急送往京城。軍機處的中堂們打開一看，見其開篇寫的居然是香港問題，義律在這份《穿鼻草約》中稱，清政府必須將香港本島及其港口割讓給英國。
軍機處的滿漢大臣們面面相覷，誰也不知道這個叫「香港」的地方到底在哪。
今天，中國人都知道，香港的維多利亞港是一處天然良港，它與美國的舊金山灣及巴西的裡約熱內盧港合稱「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但中國自古重疆土而輕海權，因此在漫長的古代史中，香港毫無存在感可言，直到嘉慶年間，香港依然是一塊荒無人煙的土地。
香港有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但晚清政府對此一無所知，因此隨著鴉片走私的猖獗，這裡成了海盜和走私犯的棲息之地。1833年前後，英國大毒梟威廉·渣甸、蘭斯洛特·顛地等人都曾拿這裡作為鴉片走私的中轉站。
彼時的香港，與美劇《黑旗》裡的拿騷有幾分神似：藍天碧海之間，活躍著一幫立志要做「海賊王」的男女。在那裡，有烈酒，有毒品，有猛男，有美女，有刀光劍影，有冒險故事，但是沒有政府。
那時的香港是法外之地，遠在京城的皇帝縱然有無上的威儀，也無法對其行使有效的管轄。
1834年，沒落的蘇格蘭貴族威廉·約翰·內皮爾勳爵拜託其好友、時任英國外相的巴麥尊幫他謀得一個差事，擔任駐華商務總監。當時，威名赫赫的東印度公司即將解體，英國政府想以官方指派的方式派專員陸續接手東印度公司所管轄的貿易權。
內皮爾勳爵曾在英國海軍任職，他在到達澳門之後，偶然聽聞了香港的存在，專門乘坐軍艦去實地考察了一番。他與當時護衛他來到遠東的副使義律都認為，這裡會是一個很好的貿易港口。他將此事寫在報告裡，寄回倫敦，但如泥牛入海，全無回音。
不久之後，這位倒黴的使者與清政府之間爆發了激烈的軍事衝突，差事辦砸了，他本人也因感染瘧疾，客死澳門。在臨終前，他再度口述了一封信給巴麥尊，信裡再次提到了香港，希望能引起重視，但是巴麥尊對此根本就沒有留意。
對於香港，當時的中英兩國政府都是非常漠視的，真正重視此地的人其實是那些販賣鴉片的毒梟。日後，這些人在香港砸下重金開荒，為香港打下了最初的城市雛形，而他們也因此搖身一變，洗白上岸，成了引領一時風騷的大商人、大富豪、紳士、慈善家。
蘇格蘭人威廉·渣甸，是怡和洋行的創始人之一。怡和行本是廣州十三行總商，家主伍秉鑑家財超過兩千六百萬兩白銀，為當時的全球首富，而怡和洋行的威廉·渣甸則壟斷了對華鴉片貿易的三分之一，誓要在貿易財富上壓倒怡和行，事實上後來他確實做到了。
蘭斯洛特·顛地是寶順洋行的老闆，一個生意規模僅次於渣甸的毒梟。為了向中國走私毒品，這個彪悍的冒險者多次展示了其野蠻的海盜本色，他經常親臨一線，指揮走私船上的炮手與廣東水師的緝私船海上對決。
這二位毒販子甚至多次回到倫敦，遊說英國國會對華開戰，甚至不惜重金賄賂議員，後來他們真的在促成鴉片戰爭爆發一事上起到了關鍵作用。
義律向琦善提交《穿鼻草約》，道光皇帝看不懂，把琦善鎖拿問罪，而義律同樣沒得到好下場，1841年5月3日，他收到了巴麥尊的信箋。
在信中，巴麥尊對義律表達了極度的失望，他在信中寫道：「我給過你明確的訓令：務必佔領舟山群島，而你卻提出割取香港，一個一無所有的荒島。香港永遠不會成為貿易中心，它倒是適合用來隱居。你將被解職，女王已另派全權大臣取代你，不日即將到達。」
我們知道，後來在《南京條約》中，英國人最終得到的不是舟山，而是香港。
1841年，英國對全香港島進行了一次人口統計，當時島上共有居民3650人，散居在20多個村落裡。這些人中有逃犯，也有一些失地的遊民，基本上都是些走投無路的人，他們來到這片荒野，只是為了逃稅、躲債，或者擺脫官府的追捕。
香港開埠時，最主要的資金來源是毒梟們的大手筆投入。當時香港最高的樓就是怡和洋行的總部，大毒梟威廉·渣甸和他的合伙人詹姆斯·馬地臣經常在那裡辦公，直到近代，怡和洋行的僱員人數都曾一度超過香港政府。現在怡和洋行依然是世界500強企業，其業務早已滲透到了香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在香港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現在，香港依然保留著渣甸街、渣甸坊等地名，以紀念那個夢幻般的「東方大航海時代」。
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在廣西爆發，兩廣地區很多人為了躲避戰亂，就近遷往香港。這是香港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移民潮。1851年，香港人口在33000人左右，但到了1865年，香港人口已經超過了12萬人，短短十四年中，人口擴展了近四倍。
香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原住民，移民潮意味著人口的湧入和財富的激增，它對於香港的發展至關重要。香港之後的每一次移民潮本質上都是如此。
與此同時，香港也迎來了第一輪制度紅利周期。
兩次鴉片戰爭並沒有讓滿清政府走向開放，相反，在兩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對於本土貿易商的管制反而越來越嚴苛，這種制度逆反直接導致了「千年商都」廣州的衰落。而香港此時趁機取代廣州，成為南中國最大的貨物轉口港。
除了貨物轉口之外，香港也逐步成為華南地區的中國人移居海外的出發地。從1851年至1900年期間，有超過200萬廣東人及福建人經香港移居海外，這些人中有的下了南洋，有的去了美洲。
儘管華人是香港人口的主體，但當時香港的華人圈和洋人圈涇渭分明，洋人聚居於中環，華人聚居在上環。洋人區燈紅酒綠，日益繁華，而華人區則淪為髒亂差的貧民窟，瘟疫肆虐。
1894年5月，上環太平山街爆發鼠疫。8月，港英殖民政府強行收回太平山區的土地，將那裡夷為平地。
當時的港媒稱：「由香港回粵有十萬人，蓋已去其一半矣。目下港中能工作者約只四千人，致各局廠皆停辦公事。」
這大概是香港開埠以來遭遇的第一次大蕭條。
晚清時期，香港雖然完成了從無到有的質變，但經濟狀況遠談不上繁華。當時引領時代風騷的城市首推天津，其次是上海。
不過，由於香港是英屬租界，政治上有其特殊性，因此晚清時期的各路政治網紅經常在此避難。比如，戊戌變法失敗時，先知先覺的康有為早就提前上了英商的「重慶號」輪船，從天津一路狂奔到香港，然後遠渡重洋而去。
稍晚一點的孫中山也有過類似的經歷。2009年底，《十月圍城》在全國上映，故事講述的是1906年10月15日的香港中環，一群出身完全不同的中國人，在清政府和英政府的雙重高壓之下，不惜身家性命保護孫中山的故事。
甄子丹、謝霆鋒、王學圻、梁家輝、李宇春、範冰冰、黎明、曾志偉、巴特爾等明星，分別在這部片裡分別飾演商人、乞丐、車夫、學生、賭徒、革命黨。影片高度真實地還原了當時香港的歷史風貌。
那時候的香港，就是那樣一個魚龍混雜的江湖。內地持續多年的政治動蕩，迫使一部分人口持續流入香港，幾十萬流民每天在這個彈丸之地上苦苦掙扎。
民國時期，香港的狀況也沒有太大的好轉，但是大陸長期陷於戰亂，香港處於和平狀態，因此不少條件較好的內地家庭都在想方設法移居香港。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香港正式迎來了第二次移民潮。
與第一次移民潮稍有不同的是，這一次的移民主要來自於江浙滬等經濟文化都很發達地區，這些移民不但帶來了大量的財富，也帶來了更加多元的文化因子。
1937年11月，上海灘大佬杜月笙來香港避難。
那時候香港即將淪陷，老蔣讓人給上海灘三位大亨帶話，讓他們去香港避難，以免被日本人利用。當時杜月笙49歲，正當盛年，深知其中利害，當即表示願往，但黃金榮年事已高，不願舟車勞頓，而張嘯林又打錯了算盤，以為杜月笙出走正有利於他獨霸上海灘。三人一念之差，導致了各自不同的結局。
之後，戴笠想除掉投靠日寇的張嘯林，專門派特使來香港徵求杜月笙意見，杜月笙默然無語，也算是默許了。1940年，軍統策反了張嘯林的保鏢林懷部，在張公館內將其擊斃。
當時杜月笙沒有打算在香港久居，因此他在香港只是閉門做寓公而已，香港淪陷前，他已經去了重慶。但是抗戰結束後，上海局勢陡變，他的靠山戴笠已亡，老蔣和他的關係也急轉直下，到了晚年，他拒絕了國共雙方的邀請，選擇在香港度過了餘生。
然而杜月笙在香港的影響力極小，甚至遠不及那些幾乎和他同批避難來港的少年們。
1940年，潮州淪陷。鄉村教師李雲經帶著12歲的兒子到香港投親，這個少年就是後來名震香港的李嘉誠。
1948年，順德青年李兆基揣著1000塊錢隻身來到香港，借著移民潮的東風，在中環做起了外匯兌換業務和黃金生意，賺到了人生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桶金。
商界如此，政界也大體如此。
廣東海豐青年呂樂、梅州五華青年曾啟榮，分別於1940年前後偷渡到香港，並於1940年11月進入警隊。呂樂，就是後來的「五億華人探長」，劉德華主演的《雷洛傳》、《追龍》裡，雷洛就是以他為原型。曾啟榮是呂樂的心腹，日常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替呂樂收黑錢，他喜歡踢足球，最喜歡的球星就是他的五華老鄉李惠堂，他還有個愛踢球的兒子，叫曾志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對英美宣戰。17天後，日軍進攻香港，港督楊慕琦直接投降，香港進入其歷史上最黑暗的歲月。
在這段淪陷期裡，香港和「繁華」二字是完全不相干的。除了日本憲兵隊的高壓恐怖統治之外，彼時街頭暴力也如家常便飯，各路黑幫與日本佔領軍相互勾結，無惡不作。在這種環境裡，甚至不少作風比較老派的傳統江湖黑幫都悄悄離開香港，北上抗日去了。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結束，香港進入了相對穩定的一段時期，經濟開始復甦。與此同時，中國解放戰爭爆發，為香港帶來了第三波移民潮。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實力，解放香港易如反掌，然而最高決策者考慮到當時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最終做出了一個高瞻遠矚的歷史性決定，沒有讓軍隊渡過深圳河。
這一次，香港真正意義上的黃金時代來臨了。
李嘉誠17歲的時候，在一家五金店裡做推銷員，推銷的商品是一堆滯銷的白鐵桶。
那個時候，香港的平民老太太們都不愛跳廣場舞，她們的愛好是種花，李嘉誠天天幫老太太們澆花。
香港自開埠以來，就是一個生活節奏很快的商業城市，和當時中國主流的農耕社會截然不同。人們生活忙碌，陪老人家的時間很少，人老寂寞，就很容易對李嘉誠這種熱心青年產生好感。很快李嘉誠就成了老太太圈裡的網紅青年，大家都以手提一個李嘉誠親手賣的白鐵桶為榮，李嘉誠也因此成了公司裡的當紅炸子雞，升職為經理。
但是，做一個白鐵桶銷售冠軍並不是李嘉誠追求的人生目標。
1950年，22歲的李嘉誠用自己省吃儉用攢下來的7000美元創辦長江塑膠廠，之後成了「塑膠花大王」。
那時候的香港戰亂已平，百業待興，是實業家們的好時代。
五十年代初，李兆基的外匯兌換和黃金生意遇到瓶頸，轉行做起了五金生意和進出口貿易；鄭裕彤把周大福從澳門開到了香港，除了金店之外，他還計劃從南非進口鑽石到香港賣，他還在跑馬地興建藍塘別墅，在銅鑼灣興建香港大廈，開始涉足地產；郭得勝把上環的鴻興合記雜貨店更名為鴻昌百貨批發商行，隨後又設立鴻昌進出口公司，成了「洋雜大王」。
不過，這幫香港最精明的商人很快發現，做什麼都不如地產來錢快。
1958年，李嘉誠在港島北角建起了第一幢工業大廈，正式介入地產市場；1960年，他又在柴灣興建了第二幢工業大廈。初涉地產之後，李嘉誠對塑膠花這樣的低端製造業很快沒了興趣，他的商業重心開始向地產轉移。
1967年，香港發生暴動，地價暴跌，香港四大家族聞風而動，以低廉價格購入大批土地儲備，這是他們人生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以李嘉誠為例，憑藉這一輪賺到的巨額收益，長江實業得以在1972年成功上市，當時這隻股票被超額認購65倍。
李嘉誠在70年代中期登頂，成為香江商界第一人。隨後，在香港房地產起飛的數十年間，李嘉誠先後進入地產、港口、零售、能源、通訊、醫藥等行業，組建起了龐大的商業帝國，並用從香港賺到的錢去海外不斷購買資產，其商業版圖遍及全球。
除了地產之外，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股市也是一個財富製造機。
1972年，香港證券交易所、遠東證券交易所、金銀證券交易所、九龍證券交易所四家證券交易所（1986年合併成為聯交所）競相拉攏有實力的公司上市，導致上市門檻大幅降低，在這種背景下，大量華資地產公司挺進股市。
比如新鴻基地產，於1972年正式上市，合作了十餘年的「三劍客」（郭得勝、李兆基、馮景禧）也於此時分手了。分手後，李兆基分得約值五千萬港元的地盤和物業，他又於1972年底和胡寶星合作，組建了「永泰建業有限公司」。
當時恰值香港股市牛氣沖天之時，李兆基趁機將永泰公司上市，雖然是個新成立的公司，業績都還沒成型，但每股一元的股票居然也一下子漲至一元七角。李兆基趁機大撈了一把，套現走人。
之後，香港股市隨世界經濟衰退而大崩盤，地產業也隨之陷入低谷，但李兆基此時手裡握著巨額現金，他看準機會，大肆壓價購進土地和舊樓。
1975年，香港股市開始復甦。李兆基成立恒基兆業，股本1.5億港元，地盤20個，隨即準備借殼上市。此時他以物業換取了永泰公司1900萬股的新股，成為最大股東，取代胡寶星出任永泰董事局主席。
李兆基接手永泰之前，其股價還是個仙股，但到了1976年初，股價已經到了三塊多港幣。一年的時間，資產完成了二變四。
五十年代開始，香港的樓市與股市都處於景氣度高漲的周期，香港的頂級富豪們的發家史與這兩者都有著密切的聯繫。
香港自開埠以來，階層分化就非常明顯，上流社會燈紅酒綠，底層社會刀光劍影，這種局面直到1997年回歸才有了實質性改變。
自晚清開始，漸漸勢微的洪門（就是「天地會」）在大陸越來越艱難，只好移居香港，之後又遠走美國。孫中山早年為推翻清政府，特別重視利用江湖會黨勢力，同盟會早期成員裡許多都是江湖人物，而香港因其底層的江湖習氣，更是同盟會諸多據點城市中最有武林風氣的一個。
五十年代開始，具有國民黨軍方背景的新義安和14k先後崛起，成了香港最有勢力的兩個黑幫。
新義安「教父」向前本是軍統少將，戴笠的得意門生，於抗戰勝利後奉軍統命令赴香港展開間諜活動，其創辦的義安工商總會、太平山體育會等，都是遮掩其間諜活動的幌子。
1947年，港英政府因義安工商總會涉黑，取消了它的社團註冊，於是向前將該組織改名為新安公司，以銅鑼灣為基地開展活動，江湖人稱「新義安」。
幾年後，老蔣退到臺灣，國民黨軍隊大勢已去，新義安進退失據，徹底淪為黑幫。
14K的「教父」葛肇煌也是國民黨正規軍出身，黃埔六期，戰功赫赫，早年還曾暗殺汪偽政府的廣東省長陳耀祖。1945年，他奉命搗毀日本支持的「五洲華僑洪門西南本部」的洪門組織，並自稱「洪門護法」。
1949年廣州解放，走投無路的葛肇煌率領近萬殘兵逃入香港，聚集在西環一帶。港英政府既無力驅逐，也無力為這些人保障生計，只好不聞不問，任其在摩星嶺一帶自生自滅。
與新義安不同的是，14k入港時窮途末路，生計艱難。為了活命，這幫人時常與當地居民爆發武力衝突。
殘兵敗將畢竟也是受過正軌軍事訓練的，14k戰鬥力強大，很快在港島打出了名氣。這種玩法，其實和晚清時期江湖人跑碼頭搶地盤別無二致。
港英政府早年對這些黑幫毫無辦法，主要靠華人探員去調和，而調和的結果就是劃分地盤，各自為界。看上去似乎相安無事，天下太平，但實際上暗流湧動，底層民眾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
但是這種局面讓四大探長發家致富，也讓一眾江湖人得以苟延殘喘。
1974年2月，廉政公署成立，四大探長垮臺，但是黑幫仍然是黑幫，只是從明面上的刀光劍影轉入了地下暗戰，無間道的時代來臨。
八九十年代，香港本土黑幫基本消停了，那個時代的黑道風雲屬於吳建東、陳虎矩、葉繼歡、張子強們。
張子強劫持李澤鉅，一票拿下10億港幣，這賺錢能力在黑道上也算是創紀錄了。但是與李嘉誠相比，他的賺錢能力也不過爾爾，10億港幣，其實也就半個樓盤的利潤罷了。
盛世是黑幫的殺蟲劑，現在日本山口組都在賣奶茶了，香港黑幫還能有什麼前途呢？他們的唯一的現實價值，或許就是為香港的影視劇提供了一點素材。
不過，這種江湖風氣，其實也構成了香港社會底層的一種文化底色。暴虐、瘋狂的背後多少有一點點浪漫主義的尋根色彩。
影視產業是香港文化的一個突出體現，港產片比大陸片整體上要強一個檔次。
這其中的原因，或許正能體現香港文化與大陸文化的不同。
這個話題比較寬，這裡只舉武俠類的作品說一下。
現代武俠作品起於上海，民國初期的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和宮白羽都是代表人物，但寫武俠小說在當時為正統文人所不齒，若不是生計艱難，幾乎無人願寫。
平江不肖生寫《火燒紅蓮寺》，在當時成了大熱門，但在賺到第一桶金之後，他立刻斷更。世界書局的老闆沈知方設宴請他復出，他拍拍錢袋說：「今尚得生活，不再煮字療飢了。」
言下之意，只要今晚有米下鍋，這事是萬萬不再做了，簡直比賣身還丟人。
宮白羽早年受魯迅提攜，一直心存感激，但之後由於生計艱難，不得已寫了《十二金錢鏢》。雖然賺了錢，但他之後再也不去見魯迅，有人邀他同去，宮白羽含淚婉拒，自感無顏以對。
但是，武俠作品在香港卻落地生根，開花結果，長成了一棵蒼天大樹。
1954年1月17日，香港吳式太極傳人吳公儀和白鶴派掌門陳克夫約架，雙方在萬名觀眾的矚目下打了一輪王八拳，最後比武以不勝、不和、不敗告終。
全港觀眾搖頭，大呼「沒意思！」
三天後，《新晚報》刊發通告：「不日將刊載梁羽生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故事緊張異常，敬請讀者留意。」
《龍虎鬥京華》是梁羽生的即興之作，但《新晚報》的訂閱因此猛增。
梁羽生當時是《新晚報》的編輯，他有一位同事，叫查良鏞。次年，這位查良鏞先生執筆寫了平生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
1959年，金庸自辦《明報》，為了拉流量銷量，親自執筆連載《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結果大獲成功，掀起了香港武俠熱。這股武俠熱還席捲了國外諸多中文報紙，每天都有不少人在等香港媒體刊發，然後他們再坐飛機把已刊發的文稿帶回去轉載。
有些報館為搶先刊登，還直接拍電報傳送內容，當時電報價格高昂，竟然捨得出這血本，可見武俠作品當時有多熱。
武俠小說也催生了武俠片。1992年，《新龍門客棧》大火，內地觀眾看完都大呼「驚豔」！
大陸也有武俠片，其中不乏大牌導演的作品，比如張藝謀的《英雄》、《十面埋伏》，陳凱歌的《無極》，但是總感覺這裡面差了一點東西。
香港寫武俠小說的人、拍武俠片的人，都沒有本地人，半個多世紀以來，做這行的人都是古典文學修養深厚的中國傳統文人。他們的作品看似迎合潮流，走的是蹭熱點的路子，但本質上都是在表達鄉愁，是在外漂泊多年的傳統中國人的尋根之旅。
今天我在這裡簡單地說一些香港的歷史，其中有一點希望大家要明白，其實從未有過真正意義上的「香港人」。這世間自有香港這座城市以來，所謂的香港人，都是那些因為各種時代悲劇而被歷史潮流推湧到香港的中國人。
當初，流亡香港的華人醉心於這些武俠故事，傾情於這些江湖往事，那是他們在漂泊人生中的心路歷程的寫照。但是大陸文人卻在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歷史進程中，慢慢遺失了這種浪漫主義的文化傳統，走向了別的道路。
今天，香港文化與大陸文化有著明顯的差異，並因這種差異而產生了一些矛盾與分歧，但這都是彼此之間的長期文化隔閡所致。白天不懂夜的黑，而黑夜同樣也不懂晝的白。
2017年，武俠迷馬雲出資拍了一部武俠微電影《功守道》。文章執導，李連杰監製，洪金寶、袁和平、程小東擔任動作導演，甄子丹、吳京、鄒市明、託尼·賈、朝青龍、向佐、李連杰在片中演配角。主題曲由高曉松作曲，由王菲和馬雲一起合唱。
在歌詞裡，馬雲還用那句最經典「滄海一聲笑」致敬了一下香港的文人黃霑。
但是，這部微電影同樣沒有絲毫港產片裡的俠義風。
文化這種東西，有時候真的很奇怪，它是一種無形的精氣神。大腕雲集又如何？它不是人們使勁砸錢就砸得出來的。
結語
假如你還不知道的話，香港是全世界惟一在天空有老鷹盤旋的大都市。
假如你還不知道的話，在中區遮打道富麗華酒店向上仰望，有顆巨大的建築物構成的星星在上空，不論晝夜。
一百七十多年前，香港就在被遺棄中成長，在東方與西方的夾縫中求存。她的歷史，就是一段咬牙追夢的軌跡。
奇怪的是，任何來到這裡的人，都也像逐漸的走進了她的夢境般，跟著她成長；而且奇蹟似的找到了他們的夢，不願離開。
所有的不可能的困頓，都終將化解，道路的盡頭，一定會有鮮花——這就是香港對歷史與未來的交待。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至今已經22年了。滄海橫流，歲月如歌。
「東方之珠，整夜未眠，守著滄海桑田變幻的諾言。」
祝福香港，祝福祖國，祝福每一個在這塊土地上的追夢人！
香港的崛起
曾幾何時，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和韓國被稱作亞洲四小龍，一躍成為亞洲最富裕的地區。
要說香港從一個普通的漁村發展成國際化大都市的過程還是挺有意思的。
從1841年香港被清政府割讓到1951年，香港也就是一個自由貿易港，雖然經濟也有發展，但也就比漁村強點。
香港當時更像一個軍港，港口旁邊是給軍港做補給的漁村，和商貿關係並不大。
那時候的香港經濟別說北京上海，就連廣州都比不上。
原因很簡單，當年的中國對西方市場幾乎是完全開放的，外國的人員、貨物包括資金都可以暢通無阻的進入中國內地，有什麼必要繞道英國人控制的香港，不是脫了褲子放屁多一道手續嘛。
1951年，韓戰爆發，西方國家開始全面對華禁運，和西方的經濟聯繫被全面切斷。這時候的香港自然更加沒戲了，既然中國對西方的經濟支持沒啥期待，那麼西方的窗口香港自然只能打醬油了。
當時中國倒向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切斷經濟聯繫我們覺得也沒啥大不了的。蘇聯人可以為中國提供經濟建設亟需的物資、資金和技術，這是韓戰帶來的紅利，以前我們在《一個大國崛起路上的日常》裡面提到過。
香港的轉機來自於中蘇關係破裂。
60年代初中蘇關係破裂以後，蘇聯撤走全部援助和專家，從蘇聯獲取資金和技術已經變成了不可能的操作。
當時的中國，經濟和科技正在從無到有在快速發展，工業化也按照第一個五年計劃在156個蘇聯援助項目和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如火如荼的進行。
156個項目是中國一五計劃(1953年-1957年)期間，當時蘇聯對新中國工業領域的156個援助項目。這些項目分布全國，但主體是放在北方，尤其是東北及西北地區。
為獲得繼續發展所需的技術和資金，中國在這個節點上自然而然的轉向了西方。
轉向的標誌性事件就是70年代初著名的「四三方案」。
啥是四三方案呢？這名字來自當時計劃用外匯43億美元大規模引進西方的26套大型技術設備。
大家熟悉的上海石化，燕山石化，齊魯石化，武漢鋼鐵，南京鋼鐵都是那時候引進的。
從四三方案開始，中國和西方的經濟聯繫開始重建，這種聯繫由小及大，最終演變成了後面的改革開放。
當年主持四三方案的負責人，就是後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雖然經濟聯繫逐步建立，對西方開放的框架也定了，但實際操作問題還是挺大的，我們和西方互不熟悉對方的規則，政策法律上中國直接獲得來自西方的人員、技術、物資、資金也有種種限制，這時候迫切的需要一個中間人，這個中間人需要熟悉大陸，也需要熟悉西方。
這時候，香港崛起的條件已經完全具備了。
香港人熟悉大陸，即使在中國和西方關係接近冰凍的50年代，大陸和香港也保持著穩定的經貿人員往來，彼此是有信任的，畢竟一奶同胞。
香港人也熟悉西方，在英國治下經歷了一個多世紀以後，對西方的法律，文化和貿易規則都很熟悉。
這些優勢讓香港成為大陸和西方經貿往來的最重要中轉站。
中轉站功能帶來的巨大轉口貿易量使得香港迅速崛起，成為亞洲地區最大的交通樞紐和自由貿易港。
看一下GDP曲線，香港經濟正是從70年代末開始起飛的。
同樣的，香港還充當了大陸和中國臺灣的聯繫紐帶，直到八十年代兩岸關係緩和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陸和中國臺灣之間的經貿往來，多數都是需要轉道香港的。
很多人講了香港發展的各種理由，比如二戰後西方開始技術革命，世界發達工業國開始從勞動密集轉向資本密集型產業，香港的廉價勞動力填補了西方轉型的空白，快速實現工業化富裕起來等等。
要是單純比勞動力便宜，當時東亞廉價可替代的勞動力市場很多，香港並沒啥必然的優勢。
而且仔細看看香港的GDP增長曲線，根本看不出他們說的這些理由，香港工業化是50-60年代就開始發生的事兒，可直到70年代末大陸開始搞對外開放，香港GDP才開始同步起飛。
伴隨天量轉口貿易建立起來還有金融中心，鬼子們都看到了中國開放的巨大機會，來自西方龐大的資金要借道香港流入中國大陸，他們需要一個在西方法律體系下便捷的交易中心，香港的金融業也同步崛起了。
可以看出，香港經濟的騰飛得益於大陸的改革開放。
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前，中國大陸的開放是一個漸進而又緩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作為出入中國大陸的窗口獲得了巨大的紅利。
開放之初，國際資本進出大陸不那麼容易，對開放程度也報以觀望和遲疑態度，資金人員技術從香港進出成為最佳替代選擇。
因為香港的免稅港優勢和大陸旺盛的需求，直到2004年之前，香港的葵青貨櫃碼頭都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貨櫃碼頭。
這時候的香港用錢漫腳面描述一點都不為過，國際物流中心，金融，保險和各種服務業都無比繁榮。
香港人用英語迎接全球投資，用粵語在大陸尋找商機，錢賺的不要不要的。
當時的香港人和大陸人比多有錢可能很多年紀小的朋友想像不到。
很多香港的卡車司機，出租司機，環衛工人90年中期在香港每個月賺1萬多港幣，這點錢在香港連中等都不算。
到了深圳，那是妥妥的高收入人群，深圳人當時也就賺幾百塊一個月。
這些人跑來深圳包個年輕姑娘做二奶，在香港上班，來深圳花錢。
著名的二奶村下沙村光香港人就住了4000人，類似的村子還有好多，比如皇崗村、沙嘴村、水圍村、黃貝嶺村等等。
最近一部片子《過春天》也提到了這個事兒，電影裡的佩佩16歲去找工作，做水客帶Phone6過關。
這款手機在2014年發布，可以推算佩佩是1998年出生。
這個年份暗示的是佩佩媽的過往，她是一個香港人包的二奶。
二奶在那時候多數是長得不錯，沒啥文化，又不願吃苦的姑娘。
在當時二奶被視為一個職業，收入很高而且非常輕鬆。一周男的過來一次，二奶陪著逛街睡覺，平日睡到中午，做做指甲，打打麻將，一個月能拿幾千上萬塊。這是那個時代背景下二奶的真實生活，片子裡Jo罵佩佩：「你和你媽都是雞」，由頭就是從這裡來的。
後面大陸經濟水平提高了，兩邊差距越來越小，很多香港人自己都生活困頓，哪還有錢包二奶，很多拋下二奶就不在回來了，佩佩媽就是其中一個。
可以說，拋棄這批二奶的是中國快速發展的時代浪潮，現在的香港人也同樣面臨同樣的窘境。
很多人都在奇怪為什麼香港人對大陸人這麼敵視，現在隨便上網搜搜就會發現類似下面的信息---《香港人將內地赴港遊客稱為「蝗蟲」》，《香港導遊辱罵內地遊客》等等。
要知道包二奶的年代中國比現在落後的多，兩邊吃瓜群眾的關係都要好的多，從來沒撕的這麼厲害。
總有人說香港人恨中是因為回歸以後的政治原因。
其實香港人恨大陸人的根源，壓根不是什麼政治問題，而是經濟。
要知道回歸前香港人一點不恨大陸人，態度友好的不得了，而且很多香港人本來就是大陸人偷渡過去的，他們當時的心態只是不太看得起大陸人，就像我們看印度人非洲人一樣，覺得這是一幫窮鬼，畢竟我們工資只有幾百的時候，人家賺的是上萬的工資，連卡車司機清潔工人也能來大陸包個年輕漂亮的二奶，那時的香港人可謂優越感滿滿。
過了二十年以後，香港人平均工資還是上萬沒咋增長，可我們一二線城市好多人已經和他們賺的差不多了。
以前的大陸土包子居然能跑到香港隨便就能出手買幾個我們高等香港人都買不起的奢侈品包包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這二十年從稱呼的變化也能看出一點端倪。
以前香港人叫大陸人「大陸燦」，類似鄉下人的意思。
現在反過來了，香港人被大陸人叫「港燦」。
從一個普通清潔工人貨車司機隨便回到深圳就能包個年輕漂亮的二奶享受生活到現在去深圳漂亮女人看都不多看他一眼，還要要被叫港燦，心理落差有多大可想而知。
這感覺就像以前我是高貴的大英帝國三等公民，現在你把我們英國爸爸趕跑了，我自己又被遺棄了，心裡能爽麼？
你強大富裕了，我們港人不爽了，其他沒辦法，敵視你總可以吧。
說起來很多發達地區的土著也都是這樣，他們認為之前享有的優勢都是與生俱來的，好處都想要，損失則是一點都不行，實際上是喪失了競爭力的本能反應，以前上海的KDS，北京的正宗滷煮維護者排外也差不多一樣的道理。
由於回歸以後香港人開始遇到經濟困境，後面很多香港人把香港的經濟衰落歸結於回歸後特區政府無能。
其實這玩意根本不能怪特區政府，歷史的進程罷了。
人總是健忘的，香港之所以能充當大陸的買辦，本質上是因為當時東西方直接交流不暢。這是暫時問題不是永久問題，隨著內地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大陸和西方國家以及臺灣地區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也越來越容易，為啥還跑到香港讓二道販子過一手呢？
這個問題一旦解決，香港自然就沒戲了。
只不過解決這個問題花的時間長了點，幾乎一代香港人都因此受益，所以讓這代人覺得好像這種紅利都是天經地義。
紅利過去還想過以前的生活自然需要轉型。
不過留給香港的轉型選擇並不太多，因為整個香港已經被地產綁架了。
70年代開始，大財團和地產商在香港崛起，開始操縱土地供應。
他們先頒布了一個規則，城市裡大量用地被定義為郊野公園用地，也就是說這些土地不能用來開發，只能做綠地閒置。
這些土地佔到了香港土地的70%以上。
在這個規則下，只要有官員想改革增加土地供應，房地商圈養的環保組織就會被放出來咬人，通過「民意」逼迫他們減少供應。
每個買了房的香港人，也會為自己的既得利益搖旗吶喊。
香港的土地供應量自然是急劇壓縮，從以前的每年大約10公頃土地供應壓縮到現在10多年才有大約10公頃土地用於新建住宅。
急劇減少的供應使得香港地價飛漲，樓價自然也是飛漲。
這種狀況下最慘的自然是年輕人，目前香港八所大學錄取率18%，畢業生月入中位數約1.1萬，夠買0.7平方英尺典型中產樓盤太古城（1平米=10.76平方英尺）。租金/月收入中位數約35%，「三面下床」一間屋租金起步五千。
可以說，香港樓價對普通人的壓榨率已經達到極致，以前《創世紀》有一個經典鏡頭就講到過這個。
居高不下的地價和房價對工農業發展是要命的。
除了少數高精尖和金融企業，幾乎沒啥企業能承受如此高昂的用地成本。
人工工資也水漲船高，需要維持低薪才能盈利的產業自然就完蛋了。
高昂的地價和薪資水平決定了香港想要煥發第二春只能在對土地和人力成本不敏感的高利潤行業中尋覓，所有的低端產業都沒戲。
問題在於，香港背後的大陸是個更廣闊的市場，人力成本還比香港低，如果一個產業可以搬家，那搬到大陸就是了，用地人工成本都便宜的多，市場也在那邊，香港不過是個700萬人口的市場而已。
而且高昂的人力成本決定了，如果一個產業在香港大量吸納勞動力，那必定會背上沉重的人力成本負擔，完全沒啥競爭力。
高薪的行業類似金融，保險又吸納不了那麼多就業。
這兩個因素決定了越來越多的企業遷往中國大陸，隨著地價越來越貴，香港的產業也越來越空心化。
現在的香港，除了少數超級富豪和一部分中產，剩下的都是大批貧民。
李超人這些富豪在房地產賺的盆滿缽滿，很多普通香港市民卻連小房子都住不起，成為籠民。
TVB有部《一百萬人的故事》就是拍這批人，要知道香港也才700萬人，居然有100萬人是籠民。
要說香港也是有過轉型的窗口的。
1997年，第一任特首董建華上任伊始，就希望帶領香港擺脫對單一行業尤其是地產業的依賴。
他雄心勃勃的提出了八萬五計劃，每年提供不少於85000個廉價住宅單位，希望10年內全港七成家庭有自置居所，降低市民的居住成本。
同時提出在商貿，旅遊，工業，科技上增加投入，興建科學園，為香港未來打下基礎。
不過香港人並沒有抓住這個機會，三年後，當巨量廉價公屋被推向市場房價開始下跌的時候，50萬有產中產上街，抗議香港房價下跌，拉著橫幅要董建華滾蛋。
「民意」洶湧，香港中產想要的不是市面上的房子變便宜，而是只允許自己購買的便宜房子。
八萬五計劃夭折，轉型到其他產業負擔不了高昂的地租成本，董建華無奈，只能把施政重點轉向了高科技業。
這一次他提出了矽港計劃和數碼港計劃，計劃投資100億港元發展半導體產業打造東方矽谷。
開始的合作方是臺灣的張汝京。
這時候「民意」又發揮作用了，全港媒體都在連篇累牘的質疑臺灣人來香港炒地皮，即便後來張汝京承諾只租不買，香港人依然不依不饒，把張汝京趕出了香港。
花了兩年連塊建廠的地都沒批下來，張汝京選擇去了上海。
上海政府雙手歡迎，前五年免稅，後五年稅收減半，土地幾乎是免租金使用。上海建起了這個中國最大，世界第四的晶片製造廠。
不過李超人的兒子李澤楷倒是靠著一紙「數碼港」規劃成功遊說香港政府獲得了大片土地，連招標都不用做。
最後李澤楷並沒有在高科技上投入一分錢，這個所謂高科技中心最後被小超人做成了一個地產項目，賺的盆滿缽滿。
看出來香港「民意」多牛逼了吧，每次都是挖個坑自己跳。
最搞笑的是，現在香港輿論喜歡批判現在香港不景氣是因為特區政府不遵循「民意」，上面諸多例子已經告訴我們香港民意有多蠢了。
況且之前的香港繁榮和民意也沒啥關係，只不過是借了大陸特定歷史時期的東風。
港英政府又何嘗在意過什麼民意，那時候港督是高貴的英女皇派的，香港人一毛錢選舉權都沒有。公務員體系裡香港人排在印度人之後，妥妥的三等公民。以前為爭取自身權利，反對殖民壓迫，香港人也在60年代上過街，結果被他們英國爹派來的印度軍警開槍教做人。
現在的香港特區政府不是不遵循民意，而是盲從民意，就像拉磨的驢一樣圍著民意這個磨盤打轉，每每在重要的決策上被泛民粹綁架。
普通人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又不知道是為啥，經常被一些表面文章蠱惑，一說就是抗議，一鬧就是上街，個個覺得自己牛逼閃閃。
他們總是把矛頭指向背鍋的大陸，香港真正的主人們，地產巨子，金融大鱷則在背後偷偷數錢偷著樂。
在輿論煽動下，香港人不但對大陸懷有極大牴觸，對內地遊客也是橫挑鼻子豎挑眼。
典型的就是地鐵不能吃東西的事兒，內地遊客地鐵吃東西，會引發同車香港人不滿，演變成遊客和香港人對罵，最後歸咎於遊客素質問題和社會公德問題大討論。當西方遊客在香港地鐵吃東西，同車香港人卻一片沉默。
什麼素質公德法制問題都是扯，說到底是香港人面對內地人的優越感問題，我們是富裕先進的上等人，你們是貧窮愚昧的下等人，我們怎麼能對你們委曲求全。必須是你們迎合我們啊，歸根到底是優越感在作怪。
目前的香港想要有所改變需要國家的強勢介入，打破地產對香港的綁架。
可香港人只要懷有前面的心態，大陸任何試圖介入香港事物的舉動都會招來強烈反彈，想要在大陸引導下進行健康可持續的改革，必須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礎上，現在這個基礎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現在的香港問題幾乎無解。
改變這個心態需要等香港經濟明顯跌落到中國沿海城市之下才行，這時候才能打破他們心中的優越感。
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加深，所有的資本流動和貨物貿易都不需要借道香港，這個700萬人口的城市也變得越來越不重要。
香港再富裕也就700萬人市場，大陸隨便一個港口，背後都是一個乃至幾個省的人口，市場決定了資本和貨物的方向。
方向的改變讓這些年的香港經濟下滑速度快的觸目驚心。
從GDP的角度，2019年第一季度，香港的GDP增長率僅僅是0.5%，同一時間深圳增長率是7.6%，上海增長率是5.7%，北京增長率是6.4%，廣州增長率是7.5%。
從產業的角度，連香港最有優勢的國際物流業都在持續下滑。
2018年香港港口貨物吞吐量較2017年下跌8.2%，與第七的廣州港第八的青島港差距已經很小了。
既然市場在中國大陸，國際物流直接去上海分揀，然後分散到深圳，天津，廣州，寧波，青島不好嘛，幹嘛還來香港。
結果也是顯而易見，從2004年丟了全球最大貨櫃港口的寶座之後，香港的排名一路下滑，去年是前七位中唯一一個同比下跌的城市。
上海港增速倒是越來越快，吞吐量越來越大，到現在已連續9年是全球第一貨櫃港了。
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時代漸漸遠去，香港被地產綁架的趨勢卻有增無減。
香港前10大富豪，6個房地產，1個博彩，1個金融，1個電子，1個電商。
其中前六除去一個博彩，幾乎全部是房地產。
極不友好的高房價榨乾了年輕人，少數地產富豪賺的盆滿缽滿。
用房地產榨乾普通居民的血汗以後，香港的地產富豪又把觸角伸向了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供水，供電，供氣，港口，通訊，零售幾乎全部被大地產商壟斷。
一個普通香港人的一生有多悲催呢？
住著李嘉城長江實業蓋的房子繳納超級地租，一大半收入先被貢獻給房貸，電費繳給李嘉誠的港燈，煤氣繳給李兆基的中華煤氣，電話網絡是李嘉誠和記黃埔的，電視網絡是他兒子李澤楷電訊盈科的，下樓賣菜的百佳和屈臣氏也屬於李家。
可以說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經被他們包圍，不斷從你身上抽血。
我們前面說過，因為高昂的地租成本，只有高科技才可能作為轉型方向。
可香港是一個高校眾多卻沒有科研的地方。
以前有個統計，香港全島2016年的科研投入是2.43億美元，同年華為一家公司的研發投入是900億RMB。
全島科研投入比不上華為的五十分之一。
博主經常說，人類社會多數問題的根源都是經濟問題，從經濟視角看問題，會容易的多，香港問題也是一樣。
整個香港經濟全部依靠貿易和金融，所有的貿易和金融又過於依賴大陸，大陸開放加深一步，香港便少掉一塊蛋糕。
優勢不斷失去，找不到新的出路，香港人不絕望也不行啊。
正因為經濟下滑帶來的絕望，所以你才看到各種完全沒道理的奇葩事件不斷發生，之前是佔中，最近是修例。
隨著中國大陸的進一步開放，留給香港的時間和能轉型的方向越來越少了。
沒有新的方向也就罷了，以前的優勢產業也在不斷下滑。
看看香港的港口業務就知道，隨著大陸逐步開放，香港的港口業務輝煌不在，逐年下滑。
可以設想，以後當大陸沿海都是自貿區的時候，香港的港口最多也就是臺灣省的高雄港或者更差。
以前我一直覺得香港搞旅遊業不錯，旅遊業也是近年來香港少有的景氣行業。可因為香港人對陸客的敵視和屢屢爆出的負面新聞，讓越來越多的大陸人不願意再去香港，很多人現在對香港的印象應該和內地許多劣質旅遊開發區差不多。
香港最後的契機可能在人民幣國際化，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抓緊離岸結算中心這個稻草，否則當RMB國際化完成以後，香港再無機會。當RMB完全放開和國際接軌以後，誰還會去香港上市，自然而然的大家都會選上海深圳。
或許未來像澳門一樣開放色情和博彩是香港僅有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