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衛在潘迪華身上看見了過去年代的影子、母親的影子。當然，潘迪華還不止這些。在她的身上，有租界的味道、洋場的味道、明星的味道、滄桑女人的味道和悲劇的味道。
王家衛選潘迪華來演五十年代移居香港的上海人，是一種氣質的契合。潘迪華的眉梢輕輕地一揚，就抖落下滿地的碎屑，仔細看去，每一片上，都寫著舊日的風骨。
第一次去香港見她，是1990年，她剛從泰國演出回來。
我拿著地址，坐著有軌電車，在跑馬地站下來，上一個坡道，但見一排古風洋裝的公寓。
那時分，正是黃昏，太陽呈現出一種犧牲的美，風中多了一絲涼意。潘迪華倚在落地長窗前等我，她衣著的顏色和屋子裡的光線，譬如紐約二十年代的油畫。最初一刻，仿佛是一臺布景。
她招呼女傭泡紅茶，擺乾果，英語裡夾雜著上海口音。
潘迪華上海出生，上海長大，祖屋在常熟路歌劇院隔壁。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覺得家庭氣氛太壓抑，也是膽子大，隨一些明星去香港拍電影。拍來拍去，不見有紅出來的跡象。女孩子，長得好看，有人求婚，也就嫁了。
遇人不淑，是許多美麗女人的命數。日子有些過不下去了，挨了一段時日，並不見好轉，也無甚轉機，潘迪華當斷即斷。
沒有了家的依託，潘迪華的生命拐杖就是演藝事業了。
二十九歲，潘迪華去倫敦學習歐美流行歌曲。沒有錢，房子租在鐵路邊上，每天，冒著黑煙的火車按班次定時駛過，兩旁低矮的舊磚房跳起舞來。然而，這已經驚動不了屋子裡面的人了。她太累了。
冬天的倫敦，又冷又溼，潘迪華撐著傘，換三趟車，去老師那裡學藝。那時候，苦是顧不得的，只覺得是一列脫離了固定軌道的火車，無從選擇，也來不及思索要去哪裡，任憑著向前滑去。
然後就是六十一年代了，潘迪華的歐美民歌和她沉鬱的聲線，讓她紅了一遍又一遍——那是潘迪華的花樣年華。
美人也是會老的。無可奈何地老去了。
潘迪華像林中的靈狐，等待著。有了《阿飛正傳》，又有了《花樣年華》。《花樣年華》中演一個房東，幾句上海話，一點小感覺十分簡練地勾勒出了一個世故的上海女人的樣子。
那天說起要去拜見老上海著名報人、詞作者陳蝶衣。
陳蝶衣住在粉嶺，我們住在尖沙咀，如果坐地鐵，來來回回，要中轉四次。潘迪華道:「這樣做法，鈔票倒是省了，不過蠻費時間也蠻吃力的。我建議你們坐計程車去，車行那邊我有熟人，給你們打一個大一點的折扣。有的時候，看起來省了，其實是不值得的。不要浪費，也不要沒有理智地節約。」說著，她就拿起電話，與車行方面講定了價錢和上車地點。放下電話，她又補一句:「如果你們願意搭地鐵，車行那邊可以取消的。」
曾經在後臺看潘迪華穿巴黎買來的鏤空長絲襪，她戴起手套，一寸一寸地把絲襪拎起來，提上去，還收著小腹，屏住呼吸，終於穿妥了，長噓一口氣道:「我一雙絲襪可以穿一個季節，就是因為我比較曉得它的穿法。」
想起中學年代，去同學家。花園弄堂的後門，廚房問裡，一塊燙衣板，一條藍色卡其布褲子硬是要燙得筆挺才肯穿了去上學。我每天去那裡等她，每天看她在那裡耐心地熨褲子。完了，還要用尼龍刷子，沾了牙粉，把鞋面上的白色滾邊刷出一個纖毫不染。上海女人的腔調，是在悠長的日子裡孵出來的。
那年到上海為《花樣年華》作宣傳，張曼玉和梁朝偉都走了，潘迪華還留著，她要過過說上海話、吃上海菜的癮。
我們去一家小飯店吃飯——炒螺獅、清炒河蝦仁、糯米粉蒸肉。潘迪華索性捨棄筷子，用手指頭捏著吃。她說，用手吃更加有味道。她自己吃，也給身邊人派菜，殷勤地勸:「吃呀吃呀，不要客氣!」蝦油滷螃蟹端上來，她的眼睛亮起來，伸出筷子，又停在半空裡，道:「照規矩，我是不可以吃螃蟹的。」收回筷子，又有些不情願，自說自話道:「不過不吃蠻可惜的，還是吃一塊好了。」眾人也附和，她就真的吃了一塊，然後，又吃了一塊。吃完，意猶未盡，說:「吃不掉打包，不要浪費。」
我和她相約，舊曆年，去香港淺水灣喝下午茶。她很興奮，連連說好，又說，那裡變了很多一了一卜世紀五E年代，她在那裡住過，照相本子裡有那個年代的照片。舊曆年初四，我如約到香港，打電話給她，她不在。她的兒子說，母親經不住朋友請，去美國演出了。
2007年初夏，想約潘迪華出來飲茶，她說，「不要了，還是到我家裡來，我可以給你聽歌。」
彼時，她已經從跑馬地搬到何文田山道。
客廳裡，羅贊半掩在那裡，沙發上鋪了非洲帶回來的毯子，絢爛得不得了。她放她的演出錄像給我們看。我們是看客，她卻入了戲，看著看著，熱淚盈眶，與她說話，亦是前言不搭後語，全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
潘迪華留飯，道:「自己人，不講究的，吃點上海口味的小菜。」
菲傭來擺桌子，潘迪華遠遠一瞥，不滿意，懶得說，自己過去重新安排。飯菜端了來，滷牛肉，鹹白菜炒蝦米，莽菜餛飩，很家常的食物，因水晶吊燈的照耀，都金貴起來。這就說起八十年代，在上海她的老房子裡，把窗簾拉起來，他的弟弟潘盛華彈琴，我們一起聽鄧麗君，聽黛安娜·羅斯。宵夜是泡飯，筍尖拌開洋，黃魚鯗燒肉，蟹糊蒸蛋。
潘姐姐說，等她再老一些，她要到上海來做寓公，然後，在電臺主持一檔《流金歲月》的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