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中的精神病院裡,時刻帶著一種被遮蔽了的壓抑。氣氛似乎是和諧的,光線也是柔和的,連吃藥治療時都放著輕柔的音樂,病人們在醫院裡四處活動,打牌抽菸。表現良好的人,甚至有機會在醫護人員的陪同下外出。
麥克卻與這座精神病院不同,開始,他要求把音樂聲減弱,而不是像其他人一樣在音樂裡乖乖的吞服那些不知名的藥片。而這樣的舉動對於秩序完整、封閉的瘋人院來說無疑是一種挑釁。麥克其實也並不是刻意的去做出這樣的反叛,他的行為僅僅是出於天性。他無拘無束的性格必然和壓抑的病院格格不入。在麥克的撞擊下,原來安穩守紀的「瘋人」們也開始流露出正常人的天性:他們享受海邊陽光的沐浴,受跟女人在一起的樂趣,享受爭取自我反抗後從未感受過的發自生命本身的愉悅。
麥克實際上破除的是一種儀式。當他到來之後,吃藥、開會,心理治療,所有的程序都遭到了質疑。雖然麥克的要求都遭到了拒絕,但對於一直機械般重複這些程式的瘋子們來說,麥克的舉動無疑觸動了他們。這使得當他們面臨這種非暴力的壓抑時,產生了新的反映。一個病人的質問:「既然比利不願意說,你為什麼非要問他。」而查理也開始大聲哭泣著要自己的香菸。像是在一個壞孩子作了示範之後,所有的「好」孩子都被誘發了他們「壞」的天性。
護士長擔任了一個惡毒的母親角色。她管理和維持著瘋人院的秩序,永遠是一幅嚴肅、端莊、對局勢把握遊刃有餘的表情。她支配調度著這些規範化世界裡的瘋子,因為她熟知他們的弱點。所有的瘋子們對她而言,都更像是犯了錯誤在這裡尋求管教的孩子。尤其對於孱弱口吃的比利,她更象是一個母親,一個視孩子的長大為犯罪的母親。在片中開會討論的內容也透露了比利「瘋狂」的真正原因是:他的母親阻止了他和女孩約會。比利也曾反問麥克:「你以為我不想離開嗎?」因為比利以為作為一個不成熟的孩子只有滯留在有「母親」庇護的瘋人院裡才能夠安全,雖然他也渴望長大並離去。而在聖誕夜的「成人儀式」後,比利奇怪地恢復了正常的語言能力,面對護士長的詰問,他理智的說:「我可以解釋一切」。但是護士長卻拿出了對付比利的致命武器,她說:「想想如果你媽媽知道了會怎樣?」於是比利瑟縮著恢復成那個懼怕母親懲罰的孩子,殺死了成熟的自己。
導演福爾曼的出色不僅在於他成功的詮釋了原著精華,而在於他把一個反叛的主題用好萊塢式的經典語言來陳述出來,敘事層面同隱喻層面結合完美。在攝影處理上,也有同樣的埋下了不少伏筆。大多數畫面中的護士長始終佔據著前景的中心位置,拍護士長時,多用仰視,拍病人時,則是俯視。當護士長和瘋子們之間的對立越來越嚴重時,吃藥和護士長主持心理治療的意識反覆出現,作為常規敘事因素,這不僅是在重複上延宕這種情緒,而且逐漸的把這表意為一種儀式,而對於儀式的破除,就意味著神話的終結。
而印第安酋長代表的則是另一種文化特徵。他來自叢林,回歸叢林,他的反抗並不是麥克那樣是無意識的舒展天性,他的裝聾作啞也不完全是為了避免傷害。這一切是為了要躲避,拒絕語言就意味著拒絕與體制發生關係,所以我們看到的酋長像是一位真正的隱士,安然地生活在這個類同於囚牢的空間裡。而當麥克警醒了他身上原始的力量時,他主動的對他說話了。最後,他用解除軀殼束縛的方式讓麥克的靈魂隨著他回到叢莽之中,酋長搬起了麥克生前揚言要舉起,卻沒有力量舉起的大理石水槽,用它砸破了桎梏,飛越了麥克沒有來得及飛越的瘋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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