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萊娜·費蘭特是目前義大利非常受歡迎也非常神秘的作家。埃萊娜·費蘭特是一個筆名，其真實身份至今是謎。
2011 年至 2014 年，埃萊娜·費蘭特以每年一本的頻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離開的，留下的》和《失蹤的孩子》，這四部情節相關的小說被稱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們以史詩般的體例，描述了兩個在那不勒斯窮困社區出生的女孩持續半個世紀的友誼，尖銳又細膩探討了女性命運的複雜性和深度。
這個夏天，這套迷人的「四部曲」終於迎來了中文版的大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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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盡劫波後 她們總是變得更強悍
陳英
編者註：本文作者陳英，「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譯者。義大利語言學博士，現為四川外國語大學法意語系副教授。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四部《失蹤的孩子》在六月終於出版了，萊農的故事在繼續，小說一開頭就是一場公然的私奔。作為有夫之婦的萊農，她離開了安穩、富裕的家庭生活，離開了兩個女兒和一個對她非常依賴的丈夫，她遵循內心的呼喚，毅然和尼諾去了蒙彼利埃。這場出軌必然充滿了淚水、屈辱、要挾、激烈的矛盾和痛苦。
磨難、成長與得救
《失蹤的孩子》探討的是中年之後的體驗，青春時期神話般的色彩已經褪去，萊農的人生需要面對的事情變得更多，一切變得艱難、苦澀。費蘭特最擅長講述的卻是這段歷史，所以在四部曲中，獲得最多認可的就是這部。一個人會隨著他的時代消失，經歷的一切都很虛妄，費蘭特年老疲憊的聲音，特別適合講述她對這段時光的領悟。
「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基本上沒有歲月靜好、靈魂裡散發著馨香的女人。我相信，看到書中的男男女女，雞鳴狗盜，習慣於唯美、純情劇本的讀者難免會心生厭煩，很容易對小說人物做出各種道德審判。比如英語讀者甚至創建了一個網站，來辱罵故事中的一個主要男性角色——尼諾。但費蘭特在塑造這些人物時，沒有任何指責和審判的意思，包括對這位處處留情、玩弄女性情感的尼諾。其實，這位風度翩翩、深得女人心的男子只是萊農人生中必經的一場磨難，像一場漫長的生長熱，最終也會被超越。對於萊農來說，沒有經歷種種磨難，何談領悟和成長。
「四部曲」千端萬緒，撇開恢宏的時代背景、獨特的那不勒斯風情以及那些形形色色、入木三分的男性人物不說，故事中的女性人生，應該是作者最用心用力展示的。費蘭特筆下的女性人物，她們經歷各種波折之後，總是會變得更加強悍，無論好壞，她們總是會堅持自己的意願，把握自己的命運。
一個女人在漫長的人生中經歷什麼樣的殊死搏鬥，才能在年老時嘆息說：
「我吃了多少苦啊，經歷了多少事情啊！每一步都好像要跌倒，但我都挺住了。我離開了城區，又回到那裡，我又成功擺脫了。沒有任何東西會把我和我生的幾個女兒拉下水去，我們都得救了，我沒有讓她們任何一個沉淪下去。」（《失蹤的孩子》P451）
對於萊農來說，她沒有沉淪，沒有跌倒，最後得救了，這意味著她沒有像少年時的夥伴吉耀拉一樣，在破敗的城區倒地而死，也沒有像家境優裕的美少女娜迪雅那樣，成為紅色旅恐怖分子，甚至不像有思想、有文化的瑪麗亞羅莎那樣陷入毒品和虛無。這無疑是一場漫長、痛苦的救贖之旅。萊農在年老之時，經歷各種滄桑，聯繫不到心愛的朋友，心情沮喪時，她說：我的整個生命，只是一場為提升社會地位的低俗鬥爭。但我們知道這並不是真的，事情全然沒有那麼簡單。
「四部曲」對於女性人生的探索和深入挖掘，似乎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講述的時間跨度很大，涉及了女性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也牽扯到女性教育、戀愛、婚姻、生育、家庭和工作體驗的方方面面。這個故事雖然發生在遙遠的義大利南方海濱城市，但女性的體驗有很多共性，故事中的那些人物就像賈樟柯鏡頭下的中國小鎮青年，這對於在人生道路上苦苦探索，求得一條出路，不甘願沉溺的女性也是一種參照。
費蘭特在訪談中曾說過，「那不勒斯四部曲」和之前的幾部作品不同（作者在 1992 年就已經開始出版作品了，十幾年之後才有四部曲的創作）。首先，她之前從來沒有講過這麼長的故事；其次，她無法想像她能把這些人物的生活，在歷史的變遷中描寫得如此細緻。第三個是最主要的一點：她非常討厭提升社會地位（瑪麗蘇）題材，她從來都沒有一個明確的文化、政治立場，也不會太側重階級的問題（《不確定的碎片》P273）。因此萊農在總結人生時說的那句話，並不能完全當真，假如為了提升社會地位，其實她大學畢業就已經做到了，故事已經可以結束了。「只是一場為提升社會地位的低俗鬥爭」那句話裡用的「低俗」一詞，也正好揭示了費蘭特對於這種生活態度的厭棄，真正的鬥爭是另一個，是擺脫低俗，道路艱辛而曲折。
厭惡、逃離與成長
我們從頭說一說萊農的生活。她從小時候起就發現並深刻體味到自己對母親的厭惡：「從我差不多六歲開始……她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她。我尤其討厭她的身體……她頭髮發黃，眼睛是藍色的，體態臃腫，她的右眼是斜的，總讓人搞不清楚她在看哪裡。」
「我母親一瘸一拐的，又是斜眼，最主要的是，她總是怒氣衝衝……」
如果我們要分析事情的因果關係，這種對母親厭惡和不堪忍受把萊農推向了莉拉：
「那時候我有一種信念：如果我一直跟著她（莉拉）的話，學她走路的樣子，那刻在我腦子裡我母親的走路方式就不會威脅到我。」
在女性成長的過程中，有時候厭惡和羞恥感對一個人的激勵和塑造會起到出人預料的作用。雖說萊農的母親有偉大之處，她能承受暗淡、貧窮和辛苦的生活，維持一個家庭，但這個「反面教材」讓萊農很快就做出了對未來的設定，就是避免在成年之後成為一個氣急敗壞的粗魯女人，她要成為不同於母親的人。這種衝擊力，比一個體面的、理想的形象起到的作用要更強。對於很多小鎮青年，這可能是很熟悉的情景：
「成績出來時，老師把我母親叫到了學校，她當著我的面，對我母親說，我的拉丁語能及格是因為她對我很仁慈……我感到雙重的屈辱：首先因為我沒有小學學習好，另外，讓我覺得羞恥的是老師和我母親站在一起的那種差距。老師看起來那麼體面，穿著得體，她說的義大利語就像史詩《伊利亞特》裡的語言；我母親畸形的腿、破舊的鞋子、暗淡無光的頭髮，夾雜著方言、錯誤百出的義大利語，她應該也感覺到屈辱……」
母親的生活狀態並不是個例，萊農女性意識覺醒，開始看到了女性身體變形，性格焦躁在整個城區是一種普遍現象：
「這時候，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這個老城區母親們的形象。她們都很焦躁，同時又聽天從命，她們薄薄的嘴唇緊閉著，背彎曲著，或者用很難聽的話責罵那些折騰她們的孩子。她們的身體都非常消瘦，雙眼凹陷，顴骨凸出，或者是屁股非常肥大，腳踝水腫，胸部下垂，拿著沉重的購物袋，最小的孩子都扯著她們的裙子，想讓她們抱……因為生活的艱辛，因為年老的到來，或者因為疾病，她們的身體被消耗了……這種變形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是因為要做家務嗎？是從懷孕開始的嗎？還是從挨打開始的？」
這種如臨深淵的恐懼一直伴隨著萊農的成長：「我要採取行動，我要從我母親的世界裡逃離出來，雖然即使是莉拉，也沒能從那個世界中逃離出去，但我必須做到，我不能再這樣逆來順受了。」
這種逃離的欲望，從一次小小的旅行開始，使萊農的世界越來越寬廣，一次次體驗跨越邊界的愉悅。正是因為這種逃脫的欲望，讓她向外界伸出了求助的手，尼諾對於萊農的成長還有自我塑造的影響，並不在於莉拉之下。雖然在《失蹤的孩子》的最後，尼諾變得油膩猥瑣，被萊農遠遠拋在了身後，但我們無法否認，這是一段非常有建設性的關係。
他（尼諾）會把我從我母親的世界裡拉出來，他自己也在全力擺脫他父親的影響。
通常，在婚禮上，一個社會群體惡俗生活方式會得到集中體現。「那不勒斯四部曲」裡有兩次這種婚禮場景的描寫，都讓萊農劃清了自己和城區的界限，進一步加強了必須離開的思想意識。第一次是在莉拉的婚禮上，萊農看到：「庶民就是我的母親，她喝了酒，現在整個背都靠著我父親的肩膀上。」第二次是在她妹妹埃莉莎的婚禮上：
「讓我覺得震撼的是，莉拉結婚時的那種鄉村風格的粗俗，到現在已經完全現代化了，變成了一種都市風格的粗俗。」
友誼、互助與成長
費蘭特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也有所突破，在之前的小說《被拋棄的日子》《討厭的愛》《迷失的女兒》中，女性都是單獨出現，有時候陷入情感崩潰的邊緣，也沒有一個朋友可以去求助，她們處於一種非常孤獨的狀態。但萊農從小就有莉拉可以依賴，可以交流，這種成長中的互助不僅僅是思想上的，也是生活上的。我們知道，在一段關係中，無論是親情、友誼還是愛情，柔弱或者缺乏主見的一方總是受強勢的一方的影響。莉拉無疑是強悍的、富有力量的一方，她的靈氣和決絕的性格，與萊農的自律形成了完美的互補。中學時代的萊農在莉拉的引導和幫助下，拉丁語成績很快趕上來了。兩人的關係出現危機，對萊農的影響非常大。
莉拉出嫁之後，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金錢，她給萊農買課本，支持朋友的學業，這種密切的關係讓萊農獲得了很大的能量，讓她似乎可以面對這個世界上的一切困難：
「我更加狂熱地想像我和我的朋友命運相連的情景：我是瞎子，她眼睛好得像鷹隼；我目光黯淡，她一直眯著眼睛聚光，為了看得更加清楚，我挽著她的胳膊，在暗處，她會很用心地引導我。」
甚至在萊農成年之後，她已經結婚、成名，莉拉的這種幫助也非常珍貴。
萊農對於莉拉的幫助也很頻繁，很多時候都是雪中送炭。在莉拉生病，兒子需要人照顧時，萊農總是會伸出援助之手。在故事結束之處，莉拉決定不再接萊農的電話，不再見她，萊農依然念念不忘：
「有時候，我很痛恨她做出的選擇，正好是我們都老了，需要相互關懷和支持時，她把我完全排除在她的生活之外。」
這種友誼和互助對於女性的成長有時是決定性的，萊農的成長根本無法撇開她從莉拉身上汲取的能量，甚至包括她的寫作生涯，也和莉拉帶給她的靈感密切相關。單槍匹馬的女性，很難抵禦社會、傳統模式的影響，可能步步都會跌倒，很難邁出一條走向獨立的自救之路。
娃娃、生育體驗與成長
讓人迷惑的是費蘭特對於「娃娃」這一意象的痴迷，包括她寫的兒童讀物《夜晚的沙灘》，主要意象也是一個被遺落的布娃娃，在海灘上經歷各種危險的遭遇。這個「娃娃」在其他小說中也同樣反覆出現，是費蘭特小說的重要元素。「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兩個布娃娃，像一條線一樣貫穿故事的前後。在童話裡，女孩找到了娃娃，在萊農漫長的一生中，她是否也能找回自己丟失的娃娃？結果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費蘭特小說的詩意所在。娃娃承載了太多的東西，首先是一個女性的、私密的物件，一個忠實的玩伴，一個對話的對象。有很多時候，「娃娃」似乎有更深層的隱喻，象徵著女性的身體或者女性的自我，總是會經歷各種磨難和考驗。
「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另一個物件是萊農母親的銀手鐲，這個物件也是女性體驗的一部分，因為每個女人都會面對上輩和歷史上所有女性的體驗，有些東西是亙古不變的，這個銀手鐲經常出現，最後也體現了萊農和母親的和解。
通常作家對於母性和生育體驗的描寫，總是側重展示一種無私奉獻，愛和甜蜜，這無疑是一種誤導。費蘭特通過萊農的個人體驗，也探索了生育體驗裡常常不為人提起的陰暗的一面。
從費蘭特的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到，她把自己的私生活和公眾生活分得很開，她每日的生活就是翻譯、教書和寫作。費蘭特作為女性的生活是隱匿的，她也無意成為女性的楷模，樹立某種榜樣，唯一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她是一個特立獨行，義無反顧的女人。
「我已經擺脫了對出名的渴望，但我非常在乎莉拉和她朋友的名聲。」
太平之年，女性要獲得獨立自主，也需要一場場殊死搏鬥。無論是萊農掘地三尺的反思，還是莉拉任性、暴戾的反叛，她們在能量上、情感上和思想上的相互洗劫，都展示出一種生機勃勃的力量。假如在閱讀的過程中，不對這些人物進行道德上的審判，而是看到這些行為的深層機制，這無疑會對女性生活是一種啟發，會成為一種力量的來源。
福樓拜曾經說過，他就是包法利夫人；費蘭特最喜歡的女性人物是莉拉，在她身上花了很大的心血，如果要說的話，她應該是莉拉和萊農的合體。當然，作為女性，沒有必要成為萊農或者莉拉，而要成為自己，這也是一個擺脫奴役的過程，包括情感上的奴役。斯賓諾莎說：「一個人為情感所支配，行為便沒有自主之權，而受到命運的宰割。」縱觀這個人物的一生，有很長一段時間，萊農都處於感情的奴役之下。如何避免受情感左右，如何擺脫奴役和禁錮，這恐怕也是所有女性要面對的問題。
我想用費蘭特在一次採訪中的話結束這篇文章，她在談到如今義大利和世界上的女性的處境時說：
「我認為我們所有人，無論是哪個年紀的女性，現在都處於戰鬥之中，戰爭遠遠還沒有結束。儘管我們認為已經把男權的語言、文化和社會拋之於腦後，但鬥爭還會延續很長時間，我們看一看世界的整體局面就能明白，這場鬥爭遠遠還沒有結束，我們到目前為止獲得的一切，隨時都可能會失去。」
原載《北京青年報》201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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