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自然災害、戰爭和牢獄之災，人如何生存下去？這是電影編劇和小說家們喜歡的主題。理察·戴維斯（Richard Davies）的《極端經濟：韌性、復甦與未來》也瞄準了人在這些極端狀況下的生存選擇。他行程16萬公裡，走訪9個經濟體，採訪了500多人，細緻地觀察和研究了個人和經濟體如何在重壓下保持韌性，從而不僅得以生存下來，還能重塑並繁榮起來。
在親身探訪了海嘯後的村莊、難民營、監獄等地後，這位英國央行經濟學家、倫敦經濟學院研究員、前英國財政大臣經濟顧問及英國財政部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細緻入微地寫下了這些地區和人群與壓力抗衡的故事：
幾乎被海嘯摧毀的印度尼西亞特區亞齊，劫後餘生的人在一片廢墟中迅速重建了他們的家園；
約旦北部兩個毗鄰而建的難民營裡，居住的都是敘利亞人，但其中一個商貿繁榮，生活豐富多彩，另一個卻冷寂無聊，極端壓抑；
美國最大的安哥拉監獄，犯人們在獄警的眼皮底下發展出規模龐大的地下商業，能幹的囚犯能搞到包括菸草和毒品在內的各種商品，還能提供文身和理髮這樣的服務，監獄裡甚至還開發出多種「平行貨幣」，用以購買物品、賄賂獄警；
而在剛果的金夏沙、英國的格拉斯哥、日本的秋田以及智利的聖地牙哥，當地人都在經歷著自然資源枯竭、產業凋零、老齡化和社會極端不平等的考驗……
大部分經濟學家夢想找到一種能保證繁榮的普遍規律，理察·戴維斯卻專注於各種極端情況下經濟體的運轉情況。他的靈感源於凱恩斯1928年提出的一個觀點。凱恩斯認為，要想預測未來，就要找到一個持續的趨勢，並觀察那些經歷過這種趨勢發展到極端的人的生活。戴維斯相信，那些經歷過極端情況的人是我們的「先頭部隊」，他們已經到達的地方，正是人類未來可能過上的生活。
浙商資產研究院副院長馮毅是本書譯者之一。當他從出版社拿到《極端經濟》英文版時，就感到書中很多內容與當下中國的經濟轉型密切關聯，比如工業衰退、自然資源開發過度，這些問題都能在中國當下的現實中找到對應。他開始著手翻譯時正值今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一度打亂了中國經濟，這讓他意識到「此書的意義已經不止於經濟學，黑天鵝突然降臨時，一個社會、一家公司如何保持韌性？這本書給了很多啟發」。
充分自由的市場、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這正是戴維斯走過9個極端之地後，尋找到的保持經濟韌性的要訣。2004年被一場海嘯衝毀的亞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戴維斯結識的餐廳老闆蘇爾楊迪很快在用浮木搭建的棚屋裡重起爐灶，出售他拿手的烤魚。咖啡廳老闆薩努西對咖啡供應鏈了如指掌，只要一點點外來經濟資助，他很快就能重整旗鼓。政府沒有為他們提供多少資助，而是任其「野蠻生長」。「在知識、技能和努力的結合之下，很小的資金幫助都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戴維斯寫道。當然，他也看到亞齊那些原本處於經濟底層的人，生活並沒有因為災後重建得到改善。雖然政府出錢為他們規劃了新村莊，讓他們從出租屋裡搬了出來，但他們依然從事低端的工作，需要每天從山上的村莊走到山下上班，村裡的市場也依然蒼涼破敗，毫無人氣。戴維斯指出：「人力資本是有彈性的，這意味著經濟比我們想像的更容易重建，但其中的分化卻難以改變。」
在約旦北部的扎塔裡難民營，走私成了經濟的引擎。聯合國官員不讓難民們使用現金，只給他們每人配備一種電子卡，購買每一類物品都有限額。這讓難民們的購物很不自由，他們買不到真正想要的商品，而且要承擔遠高於外界的價格。後來，通過走私，那裡發展出一個巨大的自由市場，催生出兩條商業街，供應各類咖啡、理髮、婚紗租賃、沙拉三明治，還有衣服、電視、自行車。人們過上了和在家鄉差不多的生活。扎塔裡的「企業」很多，就業率達到65%，比法國還高。但是官方對這個依靠走私繁榮起來的地方很不滿意，於是建了一個孿生兄弟般的難民營——阿茲拉克。這個營地是按照嚴格的設計建造的，規劃非常嚴格，以至於市場的力量被完全擠出去了。阿茲拉克的就業率只有9%，而且從事的是官方提供的有償志願者服務。所有適齡勞動人口都無所事事。戴維斯遇到的一些難民對他說，他們寧願面對戰爭，都不願生活在阿茲拉克，因為它更像是一個開放的監獄。耐人尋味的是，如果僅看官方數字，這兩個難民營的生活大同小異，甚至僅從外觀看，阿茲拉克還更規整、更乾淨。
智利首都聖地牙哥的情況令戴維斯擔憂。經歷了經濟奇蹟之後的聖地牙哥雖然物質相對充裕，但社會資本極度匱乏，這緣於當地嚴重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已經蔓延到社會各個角落，購物、教育、住房、公共設施，等等。窮人區和富人區的房子是按照海拔高度分布的，窮人住在低洼地帶，富人居住在高處；孩子們的讀書成績分布，遵循的也是同樣的規律，只要知道一個孩子住在哪裡，幾乎就能預測他的成績；一些公共設施，比如圖書館和公園，也被人用財富等級分割開來，更不要說共享汽車、體重秤這樣的公共品了。戴維斯認為，社群之間的鴻溝削減了社會凝聚力，導致人們無法將各種資源捆綁起來，加以綜合利用。一個人與人之間相互隔絕的社會，一旦面臨災禍，將是不堪一擊的。戴維斯還警示人們，這種「不平等的社會」恰恰是很多新興國家正在走的道路。
《極端經濟》英文版是去年出版的，獲得了2019年度英國《金融時報》和麥肯錫年度商業書籍獎，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也大加推薦——羅默的主要貢獻正是將人力資本和新思想放入了他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以此提醒人們，人口和知識對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在推薦語中，羅默寫道：
「當方程與數據相互作用時，經濟不會發生變化。經濟是人們——真實的人，有名字的人——相互作用的結果。」
對話馮毅：應對極端狀況的好辦法是讓人們自己想辦法，釋放市場內部力量
第一財經：「社會資本」是《極端經濟》強調的一個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你的觀察中，中國的現實有什麼對應的案例？
馮毅：疫情開始以後，直播帶貨、網絡會議等開始變得非常火。這其實就是民間自發產生的一種辦法。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就是口罩。疫情最嚴重的時候，也是口罩最緊缺的時候，很多人都說沒口罩。如果按照官方渠道，去藥店買，相當麻煩，要排很長時間的隊，也買不到多少。但最後我們可以發現，幾乎每個人都戴上了口罩。這就是社會資本，或者說，非正式網絡在起作用了。每個人都通過自己的途徑解決了口罩的問題。
我們現在一直強調的「放、管、服」，就是釋放民間市場，讓民間有更多力量。做到「有限政府、有為市場」，其實就是讓人們自己想辦法，釋放市場內部的力量。
第一財經：戴維斯筆下的安哥拉監獄，犯人們用菸草、核桃糖和一種類似於綠點卡的東西作為「平行貨幣」，用以兌換商品。這有點像從前義烏地區的「雞毛換糖」。在改革開放40年以後的今天，中國的市場環境遠比當年有活力，各種創新層出不窮，這種非正式網絡在當下又有何作為呢？
馮毅：安哥拉監獄經濟運作的情況的確和「雞毛換糖」類似，其實就是一個地下市場，最終帶動了經濟發展，促進生活正常化。這個情況其實也和前幾年的網約車很相似。網約車本身也是自下而上的一種變革，是基於人們生活的需求自發組織起來的。網約車平臺整合的是社會資本，經歷的成長過程也相當複雜，曾經一度被很多地方反對、封殺。但它最終還是生存下來了。
這兩年，我們的社會寬容很多，所以創新的商業模式也像雨後春筍般冒出來了，這些新興產業養活了很多人，是民間形成的互助網絡，讓草根民眾有了更多生活空間。
第一財經：浙商在歷史上一直是實力和凝聚力都很強的團體，他們之間的互助借貸網絡也很強。作為浙商資產研究院副院長，你是如何看待這種借貸網絡的？
馮毅：借貸網絡很強，這有好處也有壞處。中國兩個地方的商人相互之間信任感很強，一個是溫州，一個是潮汕，需要錢，甚至也不打欠條，說一聲，錢就到位了。這兩個地方都是宗族觀念很強，相互之間沾親帶故，所以賴帳的成本會很高，因為一次失信就可能名譽掃地，以後再也不能在本土商圈混了。不利之處就是，他們的借貸關係就像蜘蛛網一樣，相互擔保，一旦有企業倒閉，影響的可能是五六家企業。前些年在溫州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倒了一批企業。
《極端經濟:韌性、復甦與未來》
[英]理察·戴維斯著
中信出版社 202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