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馬克·波利佐提 出版社: 上海文藝出版社 譯者: 洪兵
這本書翻到六十多頁時，有一天傍晚找打火機，在辦公室抽屜發現一盒磁帶。藍黑封套，「京文音像」引進、「新力哥倫比亞公司」和「中國康藝音像出版社」1993年出品的「巴布狄倫/30周年現場演唱紀念特輯」 。
打開，發現封套裡包裹的其實已不是那盒專輯。但也無所謂，新力即索尼，巴布狄倫即鮑勃·迪倫，類似當年「米高佐敦」的神韻。即使如今迪倫已不是對我最重要的歌手，但閉著眼睛都記得住這一盒的大多數曲目。A面第一首當然必須是已被封聖的《像一塊滾石》，在我聽過的所有版本的翻唱中，麥蘭坎普（John Mellencamp）對終獲自由的狂喜表達得最為酣暢，必要的話他在麥迪遜花園廣場可以如西西弗一樣上山下山再折返衝刺10分鐘；B面的《今夜我將是你的寶貝》也是一首特殊的歌曲，在心目中它和《現在一切都結束了， 憂鬱的寶貝》、《別多想，沒事了》都是迪倫的情歌前五；若干年後萊昂納德•科恩降臨的時候，我也下意識地將它與《今夕何夕》做了比較，然後這兩個猶太歌手就這麼聯結了起來。
至於其中的《答案在風中飄》，那應該是我第一首記憶清晰的迪倫的歌曲。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復旦校園，校廣播臺總在清晨、中午和傍晚播放一些歐美歌曲。梧桐婆娑的光華大道在百年校慶前被稱為「南京路」，本科時我們住過四年的六號樓就在這條道路的邊上。大概就是在寢室、籃球場或者去打飯和自習的林蔭道上，How many， How many是一個盤旋的句型。
正好家裡要裝修，我乾脆再把書房裡所有殘留的迪倫CD都拾掇了出來：《自由的鮑勃•迪倫》（1963）、《時代在改變》（1964）、《全都帶回家》（1965）、《重返61號公路》《1965》、《金髮美女之金髮美女》（1966）、《鮑勃•迪倫金曲合集》（1967）、《軌道上的血》（1973）、《地下室磁帶》（1975）、《從藝三十周年紀念演唱會》（1993）。基本沒有七十年代後的迪倫作品。
那盒磁帶和以上這些CD代表的就是片面集中和破碎斷裂，還原後大致就是：本科零星地聽，用生活費（包括飯菜票）或者獎學金，按照中央食堂前的書報亭提供的曲目（齊秦崔健蘇芮羅大佑高明駿趙傳卡朋特約翰丹佛披頭四西蒙加芬克爾蘇珊娜維嘉等等，迪倫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個內容成分），每錄滿一盒磁帶似乎是1元，磁帶要求自備，父母親提供給我「錄英語」的TDK亦有所犧牲貢獻；研究生時有了津貼也發現了國定路298號的「2046」這個寶地，開始相對集中地買迪倫，當然也包括黑豹唐朝鄭鈞、大門平克滾石U2皇后涅槃雷•查爾斯的磁帶和CD。讀研時我們寢室因幾種噪音而在南區小有名氣亦曾被投訴，搖滾樂是其中的三分之一。
按照我目前忝列其中的新聞傳播學教育界的術語，這是混合了時間線、可供性、介質和場景的發生邏輯，也和這個國家上個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的大眾文化曲線大致吻合。
對於《重返61號公路》和迪倫此前生活的關聯，作者馬克∙波利佐提有一個精妙的比喻：「在這一專輯裡，迪倫處理其音樂構成元素的方式，就像是對待他一路走過時叩門求宿的老朋友和老情人——而他們的好客之情，迪倫有的是償還了，有的則是辜負了」。對於迪倫，這張專輯是精騖八極、心遊萬仞的創造，他的回望和重訪甚至比當年的「在路上」更為真實；而對於我和它可能的讀者們，則可能是籍此再次確認：別無選擇，我們就是這樣長大的，幸或不幸，我們都是自己所有經驗的總和，我們的趣味和立場，就如同「上帝保留了金屬/也保留了礦渣」。
政通路上有家小酒吧叫做「硬石」。它開張的第一個晚上，我的前僱主、《亞洲時報》的馬澤華舉起第一杯酒之後，發現把母親贈送的絨線帽失落在計程車上了。整個晚上我都暈眩，後來慢慢認識了曾濤、周勇、曾智雲和孫國斌——他們是我真正的68同齡人，當年名噪一時的「瘋子樂隊」的樂手，當然還有後來創下服務於上海灘同一酒吧最長紀錄的小王。白天他們讀書排練，晚上就經營酒吧和演出。這四條長發過肩的公社社員走在路上的時候，蔚為大觀。
那時的時間就是流水席。肅殺的冬日燈光昏暗，大多數舊友新朋走進酒吧時，卻像意氣風發的丹尼爾·劉易斯從來自貝爾法斯特的輪船上跳下，再不濟也是米基和梅樂那種亡命鴛鴦的頹唐。我們會說披頭四「我要牽你的手」真是「天真」，《通向天堂的階梯》是可望不可即的神啟，還有，「歌詞到底有多重要？」幾輪啤酒和花生後到外面比賽兩組伏地挺身，返回，再把午夜城鄉結合部的點歌機制大鳴大放。雙數年的夏天更是永遠在那裡。暴力的酷暑，梧桐樹的喜悅卻從寬大的葉間點點流露。我們從傍晚起就坐在外面等候球賽，有時莫名的善意和感傷像足球淙淙流過，漫過國定路政通路淞滬路，好像整個五角場成了我們的沙灘鞋尖。
95年臺海地震的晚上，我從第十一宿舍爬出來騎到酒吧。睡衣斑斕的居民們在馬路上驚魂未定，而樂隊的演出如同泰坦尼克般執著。問曾濤，他說酒吧太鬧沒察覺。
瓊∙貝茲在《八十年代的孩子們》第二段歌詞中提到包括迪倫的三個歌手，我的這些朋友們啊，大概每人在那時就能填上屬於自己的十個歌手。將近三十年後碰上這本書中一些音樂術語時，他們當然還是我請教的專家。
我的一個工作郵箱前綴一直是bubbledylan。很長的時間裡，在每學期第一節課的黑板上寫下它時，能聽到身後學生們的笑聲，這個郵箱到現在的唯一改變是後綴從雅虎中國變成了阿里雲。關於美國的反主流文化和民權運動、調查性報導和西摩•赫什的美萊大屠殺報導，二十多年前的課堂上進行討論時，我吆喝著同學們豎起耳朵，仔細聽《像一塊滾石》和《答案在風中飄》。斯蒂夫•旺德在漫長前奏中的道白，是對迪倫的許多歌曲的無限生命力極簡和終極的同行評議，而其後的7分鐘，則會讓現今類似「耳朵要懷孕」的網際網路式表達羞愧地自覺離場。
這輩子能見到他嗎？2011年的上海演唱會，兩個多小時裡七十歲的老頭連一句「哈嘍上海」的廢話都沒有，標誌性的「大草原上被鐵絲網圍欄卡住的一條狗」的嗓音令人肅然。到《荒蕪路》時周圍的歌迷開始掏出違禁品，我雖然也是有備而來，猶豫了一下還是放棄了。這是我第一次肯定也是最後一次見到他老人家，覺得似乎應該更得體一些。散場，和孫瑋、陸曄、楊擊和王寅老師不期而遇，都覺得雖已不是他的巔峰——就像《衛報》後來評論迪倫像守護一件脆弱的樂器一樣把持著他的聲音，但夫復何求呢，對於這些可能堪比「父親」的角色？
在我有限的現場音樂會經歷裡，迪倫的現場效果坐標恰恰在2000年羅大佑上海演唱會和2014年的滾石樂隊演唱會之間——本質上都是補上青春之約的一場流水席，對於那個人現在的種種變化甚至不堪已有充分的心理準備，所以會寬容地看著羅大佑上氣不接下氣地請出李宗盛周華健，也會被滾石280歲的四人組老妖撩撥得淚眼朦朧；而迪倫則讓人感覺他就在那裡也就是那樣，無論是想起他曾被稱為「一塊吟唱伊曼紐爾∙康德的滾石」和自稱「李·哈維·奧斯瓦爾德」，他的一切都可以平和地接受——用他的歌詞，就是「哦，我那時可老得多」。
時移世易，新時代翩翩而至，雖然我們並非沒有預感。早在正版「硬石」登陸上海的時候，曾濤曾把精美的律師函扔給我詢問意見，「登記個備用商標Microhard吧」，我覺得是自己作為忠實顧客的金玉良言，但它從未被採納。順理成章，國定路上的文化地標2046改名2049，據說是擔心王家衛所以6從龍抬頭變成9磕頭，再到2016年實體VCD、DVD生意徹底敗壞，它搬到附近的小巷裡正式「轉型」賣服裝了。到了前幾天，就像新褲子唱過的那樣，我得知硬石也將永遠成為歷史了。
迪倫獲獎的當天，朋友們在微信上給我發來各種信息，我的第一反應雖然是，「為什麼不是科恩？」但也竊喜二號偶像的獲獎。
因為到了問自己「誰對你是誰？」的年齡，也就理解和某人的相遇就是彼時彼刻，明白它那時包含著所有的契機、熱情和想像，當然也就有日後同等顯露的無知和羞愧。波利佐提在書中感慨，包括《重返61號公路》在內的迪倫的作品對於評論家的獨特意義在於：「其分析無論多麼詳盡，其音樂自身卻具有再次捲土重來的反撲力量，它會對勇敢的評論家又一次發出挑戰，迫使他嘗試新的理解和闡釋，迫使他知道終有詞不達意之時，這也是迪倫的作品的部分魔力所在」，這對於每一個迪倫曾經和現在的歌迷也同樣真實吧——把他當做可以一再「重返」的親友無論如何是不會錯的，因為它就是不斷地重複斯蒂夫•旺德同行評議的那個關鍵詞，它「不幸地」不斷地與當下和個人「相關」。
在評述《瘦子的歌謠》中的主人公瓊斯先生時，波利佐提用了這麼兩句狠話：「這是迪倫的聽眾向他們自己發誓絕不能成為的角色，但是最終他們卻對瓊斯先生無比熟悉。」更狠的還在後面，關於和《像一塊滾石》遙相呼應的《荒蕪路》，他認為迪倫所傳達的信息是，如果一個本可能更好的未來被粉碎，其責任並非在於我們置身其中的社會建制，「而是完全在於我們自身，這既無可挽回又令人絕望。」
三年前在一個餐館等著上菜的時候，《別多想，沒事了》的旋律不期而至。我循聲走到街角，有個小夥子外貌和唱腔都像是六十年前的迪倫。2月6日的晚上電閃雷鳴，而那就是帕蒂•史密斯在代迪倫接受諾貝爾獎時演唱的《大雨將至》：
Oh, where have you been, my blue-eyed son?
Oh, where have you been, my darling young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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