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中的唐代舞馬與馬球運動

馬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僅是六畜之一，也是十二生肖之一。它是活力、速度和強盛富有的象徵，是人們日常生活、勞動、軍事、娛樂等方面必不可少的助手。除了役用、軍用外，它還是宮廷貴族在日常及慶典娛樂活動中必不可少的角色，流行於盛唐時期的「舞馬」和「打馬球」即其中的代表。

　　唐代宮廷舞馬盛極一時

　　「舞馬」是指令馬按節拍舞蹈，亦指馬之能舞者，唐以前就有此項娛樂活動記載。《藝文類聚》卷九三載曹植《獻馬表》云：「臣於先武皇帝(曹操)世，得大宛紫騂一匹，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今輒已能，又能行與鼓節相應。」唐李商隱《對雪二首》：「欲舞定隨曹植馬」典即出於此。《宋書•謝莊傳》載，大明年間(457- 464)有人給宋孝武帝獻過一匹舞馬。謝莊為此寫下《舞馬賦》和《舞馬歌》各一篇，且令樂府伴奏。梁武帝時代張裕作《舞馬賦》，其序文曰：「河南又獻赤龍駒，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在三國、南北朝時代就已有舞馬。而到唐代，「舞馬」風靡一時。

唐代張合臣墓(668年)出土的彩繪陶舞馬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唐代「舞馬」的盛行與唐代社會對馬的喜好分不開，雖然馬在中國古代社會一直備受重視，但是唐代對馬匹尤其是優良馬匹的渴求己到了一種近乎瘋狂的地步。據《唐會要》卷七二《馬》記載「大唐承周隋離亂之後。貞觀初，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仍命太僕卿張萬歲葺其政焉。至麟德中，四十年至七十萬六千匹。」可知唐初，馬匹只有三千多，而僅僅過了40年，唐王朝便已擁有各種馬七十萬六千匹。此外，又據《唐會要》卷七二《諸蕃馬印》中的記載可知唐代人特別喜愛「胡馬」，特別是來自突厥或與突厥有血緣關係地區的「胡馬」。其所記載的「突厥馬」具有「技藝絕倫，筋骨合度，其能致遠，田獵之用無比。」而「康國馬」則是來自康居國。「是大宛馬種，形容極大。武德中，康國獻四千匹。今時官馬。猶是其種。」杜甫在《房兵曹胡馬》詩中有生動描述：「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對於這些優良的「胡馬」，唐朝政府都廣泛引進，精心養馴。因此，入唐的「胡馬」優良品種達80個以上，這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些「胡馬」尤為唐代皇家所鍾愛，宮廷往往從中挑選出最為優良的馬匹送進皇家的「飛龍」「翔麟」「鳳苑」等馬廄中馴養調教，以便在節日及招待外國使臣的宴會進行表演。《通典》卷一四五《樂典•雜舞曲》載：「今(指武則天時代)翔麟、鳳苑閒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典節，朝會用樂，則兼奏之。」另據《資治通鑑考異》引《景龍文館記》：「中宗宴吐蕃來使，殿中奏蹀馬之戲，皆無色彩絲金枝其裝於鞍上，加飾麟頭鳳翼，樂作，馬皆隨之，宛轉中律，於作樂者飲酒，以口銜杯，臥而復起，因而使者大驚。」蹀馬即指舞馬。

　　出土文物所見舞馬時代較早的有：1972出土的禮泉縣唐太宗昭陵陪葬墓的白陶舞馬，墓主張士貴是唐太宗時的一員戰將，生前官至柱國大將軍(正二品)，葬於唐高宗顯慶二年(657)。這匹白陶馬造型別致，其右前蹄抬起，身體重心落在左前腿和兩隻後腿上，鬃毛呈波浪狀披在頸部左側，張嘴勾首作舞蹈狀。另外，1985年陝西省長武縣棗元鄉郭村唐代張合臣墓(668年)出土的彩繪陶舞馬與張士貴墓出土的馬類似。昂首，頭小頸細，兩耳豎起，鬃毛分披前額兩側，佩有鞍、帶等馬具。右前蹄抬起，後腿稍屈。通體粉白色，紅鬃。鞍邊沿塗金，障泥以紅、黑、綠三色繪花草圖案。這些都生動地表現了唐初時期的舞馬形象。

　　唐代宮廷舞馬活動玄宗時期極盛。這是唐初以來以兼容並包的廣闊胸懷，吸收融會各種外來文化，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玄宗時期社會開放、經濟繁榮、國富民強，即所謂大唐盛世，使皇家有條件大規模馴養舞馬。這一時期的筆記小說和詩歌充分記錄了這一盛世歡歌。開元天寶時期每逢節日，如正月十五「中元節」、八月五日「千秋節」等都要在興慶宮的勤政樓前，舉行盛大宴會，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賀，參加的還有外國使臣及少數民族首領。這時就要舉行大型舞馬表演。王建《樓前》詩：「天寶年間勤政樓，每年三日作千秋。飛龍老馬曾教舞，聞著音聲總舉頭。」飛龍即指「飛龍廄。」《明皇雜錄·補遺》載：「玄宗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為左右，分為部目，為某家寵、某家嬌。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雜珠玉。其曲謂之《傾杯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唐代著名宰相、文學家張說在《舞馬詞》中就生動地描述了舞馬獻壽的情景「……屈膝銜杯赴節，傾心獻壽無疆」。《唐書·禮樂志》也有類似記載。文學的描述給人以無限的遐想，但畢竟年代久遠，人們無法一窺其具體形象。幸而地不藏寶，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鎏金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為我們生動再現了早已失傳的唐代宮廷中「舞馬」曲終銜杯祝壽的場景，同時也證實了有關史書記載的準確、可靠。

鎏金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銀壺造型採用我國北方遊牧民族常用的皮囊壺的形狀，壺身為扁圓形，上方一端開有豎筒狀的小壺口，上置覆蓮瓣式壺蓋，蓋頂鉚有一銀環，環內套接一條銀鏈與弓狀提梁相連。壺腹兩面以模壓的方法分別捶擊出兩匹奮首鼓尾、銜杯匐拜的舞馬形象。舞馬長鬃覆頸，長尾舞擺，頸上繫結飄於頸後的彩帶流蘇。後腿曲坐，前腿站立，全身呈蹲踞姿態，張口銜著一隻酒杯。由於是錘凸成像，馬的形象凸起於銀白的壺體表面，具有一定的立體感，顯得十分華美。銀壺通體經拋光處理，銀光錚亮，舞馬及壺蓋、提梁等均鎏金，色彩上黃白輝映，富麗堂皇，充分展示了大唐文化的輝煌燦爛。

　　天寶十四年(755)「安史之亂」爆發，安祿山、史思明於第二年攻陷長安，玄宗攜楊貴妃倉皇出逃，宮廷舞馬也散落民間。由於安祿山在天寶年間曾多次入朝見過舞馬祝壽的盛況，因此，入京後擄掠了數十匹舞馬帶回範陽。安祿山敗亡後，舞馬轉歸其大將田承嗣所有，但他把它們當作一般的戰馬飼養。一天，軍中宴樂，隨著陣陣鼓樂聲起，這些舞馬也習慣性地應節跳躍起舞，田承嗣以為是馬怪，便命軍士將其鞭撻而死。從此，舞馬祝壽這一獨特的宮廷娛樂形式便從中國歷史舞臺上銷聲匿跡了。

　　唐人喜愛的馬球運動

　　唐玄宗精於多種技藝，不但是梨園鼻祖，還精通馬術，也是馬球高手。馬球發源於古波斯，先傳入吐蕃，唐初，由吐蕃傳入中原而風靡一時。唐代文獻稱作「擊毬」。打球的規則不詳，據《金史•禮志》記載為：「各乘所常習馬，持鞠杖，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分其眾為兩隊，共爭奪一球。先於球場南端立雙桓，置板，下開一孔為門，而加網為囊；能奪得鞠，擊入網囊者為勝」。所用之球「球狀小如拳」皆用輕木韌木枵精細製作成圓型，塗以紅漆。取其堅硬，故唐代女詩人魚玄機有詩：「堅圓淨滑一星流，月杖爭敲未似休」據文獻記載，唐代的皇家馬球運動應始於唐太宗。《封氏聞見記》卷六載，太宗常御安福門，謂侍臣日：「聞西蕃人好為打毬。比亦令習，會一度觀之，昨升仙樓有群蕃街裡打毬，欲令朕見。此蕃疑朕愛此，騁為之。以此思量，帝王舉動，豈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誡。」《資治通鑑》卷記載中宗：「好擊球，由此，通俗相尚。」

打馬球紋銅鏡 大唐西市博物館藏
　在帝王倡導下，馬球運動很快得以盛行，唐朝19位皇帝11位愛打馬球，其中唐玄宗等的球技還很高超。《封氏聞見記》卷六《打毬》記載，景龍三年(709)十一月，「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於梨園亭子賜觀打毬。吐蕃贊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請與漢敵。上令杖內試之，決數都，吐蕃皆勝。」球隊輸了之後，中宗又命時為臨淄王的李隆基與嗣虢王李邕、駙馬楊慎交、武延秀4人與吐蕃10人比賽，結果臨淄王等獲勝。」2004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發掘在陝西省富平縣唐高祖獻陵陪葬墓之一的李邕墓，在墓內發現了馬球圖壁畫，從而證實了史料記載的真實性。畫中男子均騎在彪悍駿馬上，左邊男子頭戴黑色幞頭，黑色飄帶在空中飛舞，身穿紅色袍服，腳蹬黑色馬靴，手韁繩和球桿，正回頭後望，盯住地上的馬球。另一男子則身穿露肩袍服，顯示出結實的肌肉，右臂上舉，正在揮動球桿，目標直指地上的馬球。兩匹駿馬均前蹄騰空，配合主人飛動作。整幅畫馬色彩豔麗，人物形象鮮明，富有強烈的動感。

　　馬球運動在唐代之所以深受人們的喜愛，除了它是一項高雅、有趣和富有挑戰性的娛樂活動外，還因為它是一項帶有濃厚軍事色彩的運動。唐代閻寬《溫湯御球賦》中載馬球「善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義不可舍」。參賽者在馬球場上相互配合、馳騁拼搏，無疑是體力、技能與智謀的綜合競爭。

　　隨著馬球運動的日益盛行，馬球場的建設也不斷引起人們的重視，使之逐步得到發展與完善。唐朝前期以梨園球場最為聞名，後期則以含光殿球場著稱，1956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北郊唐大明宮遺址就發掘出土刻有「含元殿及球場等，大唐大和辛亥乙未月建」的石碑。除了白天進行打馬球，而且晚上還有打馬球活動。《資治通鑑》卷二六六載：「(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球，一燭費錢數萬。」這恐怕是最早的「燈光球場」了。

　　唐代盛極一時的馬球運動也為詩人和藝術家提供了生動的創作題材，有關吟詠馬球運動的詩詞比比皆是，另外在陶俑、銅鏡等文物中均有表現馬球運動的。1981年陝西省臨潼縣關山出土彩繪打馬球俑，表現的就是兩位騎手頭扎幞頭，伏身馬背，雙膝緊夾馬身，馬四腿騰空疾弛。俑左手持韁，右手似揮球杖，做打馬球狀。

　　唐以後至宋、遼、金時期，馬球運動仍較為流行，明代以後馬球運動漸漸消失。

（文字來源：《文物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