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勢造英雄,是克林特伊斯威特 (Clint Eastwood)的電影裡常見的主題。這些英雄可能有不合時宜的一面,也不一定樂於成為英雄,不過他們都為了貫徹某種信念而堅強地活著。但在他的新作《理察·朱維爾的哀歌》(Richard Jewell)裡,英雄的信念反而加速了自身的殞落。
亞特蘭大爆炸案的英雄,輿論急轉直下的犧牲者
《理察·朱維爾的哀歌》。
1996 年,盡忠職守的警衛理察朱威爾在亞特蘭大爆炸案中,雖然及時阻止傷亡的擴大,卻反而成為聯邦調查局FBI與媒體眼中的頭號嫌犯。就在全國人民目不轉睛的為奧運英雄喝採時,國家也親手扼殺了自己的英雄神話。伊斯威特不但重現了美國史上最諷刺的一刻,也利用另一位英雄的誕生,適時地填補理察遺留的空缺。
本片參考的文章之一:《美國噩夢:理察·朱維爾的哀歌》(American Nightmare: The Ballad Of Richard Jewell)。
在片中,李察的辯護律師沃森,其實更像伊斯威特理想中的英雄形象。他擇善固執,只憑著對理察的信任與友誼,就赤手空拳的接下沒人敢碰的燙手山芋。當他為了調查犯案時間而奔走時,伊斯威特刻意將他的動作與奧運選手的英姿做出對照,將其比擬為「美國英雄」的意圖不言自明。飾演沃森律師的山姆洛克威爾 (Sam Rockwell),沉穩剛強又不失溫柔的精彩詮釋,也讓他仿佛成為都市版的西部硬漢。
相對的,作為沃森對手的司法單位與記者,也不得不擔任惡棍的角色。尤其為了誘導理察入罪而不惜侵犯人權的FBI,其扁平呆板的形象,在片中散發意想不到的荒誕喜感。
山姆洛克威爾飾演的沃森律師(左)。
至於奧利維亞王爾德 (Olivia Wilde)飾演的已故記者凱西斯克魯格斯 ( Kathy Scruggs ),則是個吃力不討好的角色。電影以誇張的方式放大了這位真實人物的爭議言行,卻僅將她當成貪婪傳媒的代言人,沒有進一步剖析她追蹤爆炸案時的心態與決策。這種便宜行事的作法,不但是紀實片的致命傷,也讓她在事後的悔悟顯得欲蓋彌彰且缺乏說服力。
奧利維亞王爾德(左)與凱西斯克魯格斯(右)。
《理察·朱維爾的哀歌》真相與正義的界線
眼尖的觀眾,或許會注意到沃森辦公室的海報寫著
比起恐怖主義,我更擔心xx。
理察的遭遇成了這句話最好的明證。另一方面,理察在接受調查期間對檢方流露的微妙同理心,也傳達出本片的重要訊息:無論是為了公理或私慾,權力都是難以招架的誘惑,且稍有不慎就會碰觸濫權的紅線。
《李理察·朱維爾的哀歌》。
電影中,理察的急公好義與責任感不落人後,但從他非法攔查車輛及搜查大學寢室的行為可看出,正義感促使他將侵犯人權合理化,而且認為人們理應為社會安全而放棄部分權益。
時常被人瞧不起的他渴望掌握執法權柄,也期待執法單位鐵腕辦案,但這個理念不僅產生了衝突,也讓理察淪為嫌疑犯後,親身體驗認知與現實的差異。「做對的事就不會被抓」這道理不再適用,除非他挺身維護自己的尊嚴,否則一味的讓步,只有被吃幹抹淨的結局。
《理察·朱維爾的哀歌》。
《理察·朱維爾的哀歌》雖然在敘事上欠缺多元觀點與客觀性,但劇本聰明地借用理察的遭遇,探討正義與權力的灰色地帶。伊斯威特與編劇比利雷 (Billy Ray)無意將理察描寫為完美無缺的英雄,在沃森調查的過程中,劇本甚至大膽地暗示理察與爆炸案主謀艾瑞克魯道夫( Eric Rudolph )的相似性:兩人皆是有著盲目正義感的右翼保守分子,也渴望獲得改變社會的力量。不同的是,李察不惜以身犯險拯救人命,魯道夫卻以人命要脅政府放棄墮胎政策,一念之差,決定兩人的天壤之別。
片中飾演理察母親的凱西貝茲 (Kathy Bates)戲份並不多,但她在舉手投足間表露的心疼與惶恐、脆弱與堅毅並具的悲傷神情,以及隱藏在沉默下的怒火,足以讓觀眾相信,即使理察的本性純良,若沒有母親堅定的愛與信任作為後盾,或許他的命運將會大大不同。
《理察·朱維爾的哀歌》。
取之於實,警之於世的現代寓言
與搜證調查及還原真相的過程相比,《理察·朱維爾的哀歌》選擇將焦點放在理察的心路歷程,以及親朋好友對他的扶持關懷。這讓本片擺脫法律電影或社會寫實片的範疇,成了一出安靜、溫柔且暖心的家庭劇。沃森適時地遞補理察家空缺的父親或兄長角色,而他擇善固執的秘書娜迪雅不但可敬可愛,對司法濫權的犀利觀點也引人深思。每當他們與理察母子共處一室,家就仿佛成為隔絕外界紛擾的最後堡壘。
秘書與律師。
有趣的是,電影雖然道盡了FBI與媒體的惡行惡狀,卻完全沒有提及媒體煽動下,社會大眾對理察的誤解與敵意,這似乎反映了伊斯威特對國家秉持的信念:即使在衝突混亂的年代,或許人們依然相信人性本善,也不吝讓信任成為心中的指南針,帶領自己走出迷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