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房偉最新長篇小說《血色莫扎特》新書分享會在濟南想書坊CCPARK店舉行，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王方晨擔任對談嘉賓。《血色莫扎特》被認為是一部中國版的「白夜行」，也是一部記述大時代變革之中，一代人的青春記憶與深沉反思的「哀悼之作」。在活動現場，房偉詳細講述了《血色莫扎特》的創作歷程，以及書中寄託的自己那「難以磨滅的青春記憶」。
青春的記憶，一生都無法磨滅
《血色莫扎特》圍繞十五年前一樁轟動麓城的「鋼琴王子殺妻案」展開，講述了葛春風、韓苗苗、夏冰、薛暢、呂鵬等時代青年，大學畢業之後的人生浮沉。書中既有相愛相殺、浪漫又絕望的愛情糾纏，也有時代風雲之下的國企改革、官場變幻與地下世界的黑暗法則。小說以潛逃命案中的「兇手還鄉」為引子，精心編織了一個個連環套式的謎團，真實再現了時代轉型中個體心靈的悸動以及生命的至善感悟。
書名中之所以出現「血色」二字，是因為小說講述了一個謀殺案，而之所以有「莫扎特」，則不僅因為小說的主角喜歡彈鋼琴，而且書中涉及的12支莫扎特的曲子，讓小說在結構上有了「復調」效果，莫扎特的旋律與「莫扎特之死」這一音樂史上的謎團，與小說情節形成了「互文」性。房偉說，小說寫的雖然是一樁謀殺案，但自己真正想寫的，還是70後的青春記憶，「我在1997年大學畢業後到國企工作，1998年趕上全球金融危機，小說裡的眾多場景，寫的正是我的青春歲月。」有關國企的青春歲月，房偉多年前就寫過一部《英雄時代》，這一部《血色莫扎特》的寫作緣起，則是他2019年回東營母校時的靈感激發，「那天在母校操場跑步，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就是無論自己身處何方，最後終究會回到生命的起點。青春的記憶洶湧上來，激發了我的創作靈感，那些青春記憶，一輩子也無法磨滅。」
房偉是石油子弟，1997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國企，最開始有近三年時間都是在肉製品加工廠的最基層幹活，「勞動強度非常大，又趕上金融危機，經常三四個月發不出工資，社會壓力和人生壓力都非常大，不知道未來的路該怎麼走。」後來一次偶然的機會，因為演講比賽表現出色，房偉被領導看中，當上了所在國企的老總秘書，2002年，他終於考上了研究生離開。「五年國企生涯，做過分割、冷庫、質檢員、財務、統計、團委、領導秘書等等崗位，見識了各種各樣的人生，鑄成了難以磨滅的青春記憶。」
時代巨輪下的個人命運
國企五年，房偉做的工作和文學沒有任何關係，從2002年開始，他又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寫論文上。一直到2009年博士畢業留山師任教，房偉才寫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英雄時代》。2016年從山師調任蘇州大學後，已經成為博導的房偉，科研任務變少，於是又開始寫起小說。
房偉說，年過四十，很多青春記憶中的人和事開始頻繁浮現在腦海，「前年我在《天涯》雜誌寫了一組有關70後青春記憶的思想隨筆，寫了我們這代人的個人命運在時代中的飄蕩，《龍門的哭泣》寫的是高考記憶，《生命中的失蹤者》寫的是我的那些或失蹤或去世的同學。我想把我們這代人生命的呻吟寫出來，如果我不寫，這些生命的印記也許就永遠消失了。」
《血色莫扎特》中的人物，正是來自於房偉腦海中的這些慘烈的「青春記憶」，「在時代巨變之時，所謂愛情、親情、友情，甚至生命，有時候是如此脆弱，時代如巨輪轟隆向前，個人的命運、個人的血肉，不過是時代巨輪的潤滑劑。而文學是生命記憶的同情者、喚醒者，我想喚醒這記憶，撫慰這些生命。」
正是在這青春記憶的「激勵」之下，不到二十天的時間，房偉就寫完了《血色莫扎特》，「一邊聽著音樂一邊寫，那些天仿佛進入了一種燃燒的創作狀態，寫不完就會坐臥不寧。書中的那些人物，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急切地等待我把他們寫出來」。
燃燒著激情，《血色莫扎特》順利寫完，一場轟動全城的「鋼琴王子謀殺案」，一段無望與光亮同在的痛感青春，一次驚恐與懺悔交織的歸鄉之路在書中次第呈現，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評論家劉大先所言，「房偉以多聲部敘事的方式，呈現出時代大變革裡，一代青年的身心體驗。在小說《血色莫扎特》裡，不僅有時代變革的傷痛體驗，更有著對世道人心的深入思索。這些都為時代大變革中的現實主義敘事，提供了一種新範式。」
歷史的褶皺中隱藏著太多秘密
現實題材之外，這些年房偉寫得最多的是歷史題材小說，他曾一氣兒寫了22篇抗戰題材中短篇小說，後來集結成《獵舌師》一書出版。此後又寫了與魯迅、鬱達夫等現代著名作家有關的歷史小說。
對於歷史題材的小說創作，房偉認為有兩個要點，一是「歷史的真實」，二是「文學的想像」，「歷史的真實是要回到歷史的本源，還原歷史的現場。而想像，恰如尤瑟納爾所言，歷史是人類想像的殿堂。」
比如《「杭州魯迅」先生二三事》。魯迅先生很難寫，房偉說，「自從魯迅先生逝世，很少有成功的以魯迅為題材的歷史小說問世。究其原因，許是魯迅的文壇地位太高，魯迅的情況太複雜，現實牽扯太多。我讀史料的時候，發現杭州有人冒充魯迅，覺得很有趣。魯迅也專門寫了文章來揭露這個事。這種冒充名人的情況，在當代也有不少。但那個時代的底層小知識分子是怎樣的一種生存狀態？他與時代是怎樣的關係？他們和魯迅這樣的大知識分子，又有著怎樣的關聯？那種底層生存的知識分子狀態，又與當下有著哪些雙生性的複雜關聯？歷史的殘酷在於，它只能將一個小人物以醜陋的方式釘在《魯迅全集》之中，而我想打撈他，讓假魯迅和真魯迅同處於一個歷史關注時空。而魯迅先生的問題，關乎現代中國的很多關鍵問題，至今依然對我們有啟發。」因此，藉助魯迅，房偉在小說中所呈現的，既有歷史的況味，又有小知識分子內心的悲劇感。
另一篇寫鬱達夫的歷史小說也是如此，日本人鈴木正夫寫過一本《蘇門答臘的鬱達夫》，希望破解鬱達夫的死亡之謎，房偉以此為題材和視角，希望探究「日本與中國的文化碰撞問題」。對於歷史題材的小說創作，房偉表示，第一手的檔案、材料尤其重要，「陳忠實的《白鹿原》就是在仔細閱讀了九個縣的縣誌之後寫出來的。在那些原始的檔案中，在歷史的褶皺裡，隱藏著太多的秘密。」
恰如歷史學家卡爾所說，「歷史是過去與現在一場永無休止的對話。」房偉認為，歷史小說的創作，正是作家「介入現實」的一種方式，因此對於歷史小說而言，它必須是「活的」。
新時報記者：錢歡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