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燕 | 華佗無奈小蟲何——《魏志·華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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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０３．22｜Ｎｏ．９5

 

陳壽撰寫的《三國志》，記事真實樸素，文筆生動曲折，在傳統的「二十四史」中，它是歷來最受重視的「前四史」之一。後人對於三國史事的了解，包括民間流傳的種種三國評話和演義，也都基本來源於此。戴燕教授的新書《<三國志>講義》（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1月）以曹操父子、卞皇后及甄氏、何晏、華佗、諸葛亮、陸遜等人與烏丸、倭等民族國家的十篇傳記為中心，在對《三國志》文本的具體解讀中，藉助政治史、女性史、文學史、思想史、醫學史、民族史、東亞史等相應的視角，去復原陳壽筆下三國史絢爛恢弘的畫面。未曾讀本期推送新書中解讀華佗故事的一篇，以饗讀者。

一

 

「華佗無奈小蟲何」，是毛澤東兩首七律詩《送瘟神》中的一句。那是1958年，江西等地宣告消滅了流行的血吸蟲病，毛澤東寫詩祝賀。這句詩講的是在過去，就是起華佗於地下，也對血吸蟲病無奈。為什麼說到華佗，因為他是家喻戶曉的神醫。作為中國傳統醫學的老祖宗，神醫的光環加在他頭上，起碼已經有一千多年。唐代行醫之人所要必讀的《經方小品》裡，就有這樣一段話，講傳統醫學的起源：

「神農使於草石，黃帝施於針灸，扁鵲徹見臟腑，華佗刳割腸胃，所為各異，而治病則同。」

這裡的神農、黃帝，都是古史傳說中的任務。扁鵲，據傳也是軒轅時代的良醫，司馬遷《史記》寫一個春秋時代的醫生，名叫秦越人，行醫時卻用「扁鵲」這個名字，大概就是要借力於扁鵲的神性。在山東曲阜收藏的東漢畫像磚上，有一個「扁鵲施針圖」，那上面的扁鵲，也是被雕刻成人首鳥身、半神半人的樣子。這樣算下來，只有華佗，是見諸史籍的實實在在的一個人。

漢代畫像磚上的《扁鵲施針圖》

華佗生活在東漢時期，最早把他的事跡記錄下來的，有人說是與他的弟子相熟的某個人，這個人寫過一篇《華佗別傳》，這篇別傳迄今仍有一部分保留在《三國志》的裴松之注以及《後漢書》李賢等人的註裡。而在隔了半個多世紀以後，陳壽撰寫了《三國志》，又把他正式地寫進《魏志·方技傳》，這樣，就有了現存第一篇完整的華佗傳記。

在《方技傳》中，陳壽一共寫到五個人，一個是華佗，另外四人，分別是知聲樂的杜夔，懂相術的朱建平，會佔夢的周宣，善佔卜的管輅。這五個人，如果按照現代的學科劃分，勉強可以歸入科技類，而在陳壽看來，他們都掌握的是「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比陳壽更早，1世紀的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解釋「方技」就是「生生之具」，是與人的生命相關。由此可見，稱華佗為醫學家、科學家，不光是現代人，也是他同時代人的看法。

二

 

華佗，一名旉，字元化。祖籍沛國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市），與曹操同鄉，遊學、行醫的範圍，則在離家鄉不遠的徐州（今山東省南部、江蘇省北部）。他年輕時，對自己的醫術頗為自負，因此，拒絕過沛相陳珪的舉孝廉，也拒絕過太尉黃琬的徵召，一心一意只靠自己的醫術吃飯。這些經歷，在陳壽的《華佗傳》中都寫得清清楚楚。

《華佗傳》還寫到華佗「兼通數經」，這個「經」，當然指的是儒家經典。但問題也就在這裡，整篇傳記，竟不見一個字提到華佗的醫術所從何來。要說傳統史書，往往是以政治史的講述為中心，而沒有交代醫生的知識與技能來源的慣例，好像也不是。在司馬遷的《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裡，就寫有長桑君傳禁方給扁鵲，也寫有倉公隨陽慶學醫三年，而陳壽的《華佗傳》本身，也記載著華佗的兩名弟子吳普、樊阿，是如何「從佗學」。可見，陳壽也不是有意要略過師承關係這一節。

那麼，華佗的老師是誰？這位神醫又怎麼能憑空出世？在稍後的醫學史譜系中，倒是有華佗繼承扁鵲（秦越人）的說法，譬如唐代的王勃為《黃帝八十一難經》作序，就提到該經是由歧伯傳黃帝，黃帝傳伊尹，而後到秦越人，再「歷九師以授華佗」。在這個系譜裡，華佗是扁鵲幾百年後的隔代傳染，不過，這還是沒能解決直接指導他的老師是誰的問題。陳壽在這一點上的語焉不詳，留下疑點重重，於是給人以無限遐想的空間。

助成後人無限遐想的，還有陳壽寫到的華佗讓病人喝下麻沸散，便能夠施行手術的情節，這一情節，讓熟悉現代外科手術的人尤其感到匪夷所思。因此，在1917年出版的《外科醫鏡》一書中，有一篇諶耀齋寫的序，序裡就談到華佗的醫術，可能「得自西方」。他有什麼根據呢？根據是，華佗為漢獻帝時代的人，非常湊巧，歐洲的解剖學鼻祖、希臘人加林（Galen，又譯作蓋倫）就在漢獻帝三年去世，而加林到埃及的亞歷山大城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解剖學館去學習解剖，還是在漢獻帝之前的順帝時代。換句話說，在華佗行醫的年代，加林已經從亞歷山大城學到了解剖術，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所以，儘管沒有確切資料說明華佗做手術的本領是從哪裡學到，但是加林與華佗曾處在同一時空，這一點，並非簡單的巧合，華佗「若非西學灌輸，焉能具此絕技？」

蓋倫（約130—201）

1930年，陳寅恪發表《三國志曹衝華佗傳與佛教故事》的論文，在這篇論文裡，他又說陳壽寫華佗最後被曹操殺掉，這個結果，應該是取材於「醫暴君病，幾為所殺，賴佛成神，僅而得免」的印度故事。

到了1935年，夏以煌再發表一篇《華佗醫術傳自外國考》的文章，進一步確認華佗的醫術是自西而來，經過了從埃及到印度、從印度到中國、再到華佗之手的路線。他說：華佗的「佗」字，也可寫為佛陀的「陀」，華佗一名旉，「旉」也與佛陀的「佛」諧音；華佗的兩個弟子吳普、樊阿，與釋迦摩尼的兩個徒弟普賢菩薩、阿難菩薩，名字又相諧；華佗編創的五禽戲，來自達摩的少林拳術，他用的麻沸散，也就是印度大麻。這一切，點點滴滴，都顯示「華佗醫術之受印度人薰陶」，並非是不可能的事。

需要說明的是，認為華佗的醫術乃是從西方傳來的這些人，他們的出發點，大多是不願意把傳統的中國醫學看成「國粹」，因此講到傳統醫學的這位老祖宗，更樂於把他塑造為一個完全不排斥西方醫學的開明、開通的醫生形象。單就純粹學術而言，他們的說法存在很大的漏洞，還是想像大於史實的論證，因而今天一般講醫學史的人，並不那麼輕易接受。臺灣年輕的醫學史學者李建民就針對陳寅恪的說法，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認為：第一，曹操本嗜殺之人；第二，在敦煌的唐寫本《搜神記》裡，記載又「善好良醫，能回喪車，起死人」的俞附故事。俞附是黃帝時代的人，他之後有扁鵲，扁鵲之後，便是「漢末，開腸月爽，洗五臟，劈腦出蟲，乃為魏武帝所殺」的華佗。俞附已能斷腸破腹，則知華佗的醫術源於華夏，已經很清楚，完全沒必要去「比附印度神醫故事」。 

三

 

司馬遷說，扁鵲吃了長桑君給他的神藥，便有穿牆視人的神功，看到人五臟的癥結，然而，在《華佗傳》裡，卻看不到華佗受神人的這般指點，那麼，他又如何證明自己確實醫術超群？值得注意的是，陳壽一開始就交代了兩點：第一，就是華佗自己非常健康，「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後來，範曄根據陳壽的《華佗傳》，在《後漢書》裡也寫過一篇《華佗傳》，他還特別加上 一句「時人以為仙」。長壽而不留歲月的痕跡，貌如神仙，顯然是行醫之人的一塊「硬招牌」。第二，是華佗給人治病，能「湯藥攻其內，針灸攻其外」，功夫全面，手法利索，也有效果。

傳統醫學分本草、針灸兩大塊，按照陳壽的描述，華佗兩方面都擅長。他說華佗用藥很靈，配方有準頭，病人服他的湯劑，往往藥到病除。這一條，從華佗的弟子吳普能夠編寫出《本草》一書，也可以推想得到。他又說華佗針灸技術也很好，穴位拿捏得一絲不差，取穴少，不留針，灸不過七八壯（一灼為一壯），針不過一二處。他說華佗每次扎針前，都會與病人溝通：「當引某許，若至，語人。」寫得相當傳神。據說這樣有益於行氣，這個辦法到今天也都還在使用。華佗的年代，針灸已相當流行，現在，仍可看到河北滿城漢墓裡的西漢金銀針，還可看到四川綿陽出土的漢代針灸木人。而在陳壽撰寫《三國志》的年代，中國的確又有了第一部專門講針灸的著作，就是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這本講針灸的書，後來還流傳到了朝鮮、日本。不知是不是因為華佗的針灸術確實高明，後世所傳的有關針灸的著作，也還有一些如《華佗觀形察色並三部脈經》《華佗枕中刺灸經》等，就是託名華佗。

綿陽出土的漢代針灸木人，模型的頭、胸、背、手部用紅漆描繪有人體經脈

一旦遇到針藥所不能及、有些「結積在內」的病患，需要動刀子「刳割」，陳壽說，華佗就會讓病人「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 四五日差，不痛」。陳壽寫這一段，從病人喝下麻沸散，很快沉沉入睡像死了一樣，不知疼痛，醫生便在這時開到剖腹，如果病在腸子，就截腸用藥，到最後縫合刀口，塗抹膏藥，步驟清楚，如在目前。然而，就是文字上看不出破綻的這一段描寫，恰恰引起很多人的質疑。因為按照現代人的經驗，要做一個比較大的外科手術，首先，最不可缺少的就是麻藥，但陳壽寫到的華佗製作的「麻沸散」，它的成分是什麼，並不清楚。後人根據經驗和常識曾作出種種推測，有人說可能是押不蘆草，有人說可能是曼陀羅或通仙散，在清人所編的《華佗神醫秘傳》中，還說是羊踟躕、茉莉花根、當歸和菖蒲的合成，現在又有人提出是附子、烏頭、椒一類，眾說紛紜，難以確定。在後來範曄的《華佗傳》裡，又說麻沸散要「以酒服」，用酒送下肚去，那麼，是酒使人麻痺無知覺，因而產生止痛的效果，還說麻沸散本身就有麻醉的功效，便更說不清了。除此以外，術後縫合也是一個大問題。華佗用的材料是什麼，是不是有人推測的用的是塗有熱的雞血的桑皮細線？還有術後消毒的問題，所謂「摩膏」，膏是什麼膏，是不是虎骨膏？這些醫療手術上的大關節，仔細追究的話，都成不解之謎。

一般人都知道華佗曾為關公刮骨療毒，這是小說《三國演義》中一段很精彩的故事。它在《三國志·關羽傳》裡，原來記作：

「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陳壽寫關羽一面與將官飲酒，一面讓醫生當眾在他手臂上刮骨去毒，談笑風生，極其豪邁。但此事發生的時間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距離華佗之死已經有十多年，為關公刮骨的醫生，自然不可能是華佗，最多為華佗弟子。《三國演義》為增添戲劇性的效果，移花接木，把無名醫生換成了有名的華佗。

日本浮世繪《通俗三國志》之「關羽刮骨療傷」，歌川國芳繪

還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說的是華佗為司馬師做過眼睛手術。這個故事大概從《晉書·景帝紀》的「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這樣一個記載而來。當然也是摻進很多想像。因為司馬師出生的時候，華佗已經不在世上，所以這一傳說，也不能當信史來看。

除了外科手術這一條，現代人有所質疑之外，《華佗傳》裡，陳壽描寫的華佗救死扶傷、醫術高妙，的確令人稱讚。而這樣一個神醫的名望，在陳壽看來，又並非因為醫術神授，主要是靠著華佗自身的健康，靠他所掌握的本草、針灸、手術這一整套診療手段與療效，是在這兩方面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四

 

陳壽講華佗的醫術高明，並不停留在泛泛的或是抽象的讚美上，他記載有很多華佗接診的醫案，這些醫案，在《華佗傳》裡佔據了絕大部分篇幅，可以說它們是有關一個醫生最重要的記錄。陳壽一一寫下華佗看過的病人，他們的姓名、職業、病因、病性、診斷、治療和愈後等，就想司馬遷在《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寫下的那樣。

看陳壽寫下的這些醫案，不得不說華佗是一位全科醫生，內外婦兒、方劑診療、針灸手術，面面俱到，無所不包。從《華佗傳》中記錄的十四個醫案，加上曹操和軍吏李成的兩個案例，陳壽記錄的醫案便有十六個。其中經華佗治療而痊癒的，實際是七例，但讓華佗束手無策或無法根治的，卻有九例。這麼簡簡單單地一統計，就知道即便是在陳壽的敘述當中，華佗的治癒率也是勉勉強強才達到五成。

那麼，這樣的醫療記錄說明了什麼？說明華佗的醫術不精，果然像毛澤東的七律詩所寫的「華佗無奈小蟲何」？可是看陳壽的講述，似乎又沒有這一層意思。這件事，我自己琢磨了很久，得出的結論是在看待醫生的權威性上面，古人的態度也許和我們有所不同。

醫生在古代，曾經與巫有密切的關係。《論語·子路》篇引孔子的話說：「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這裡就是巫、醫不分的。巫主要是算卦、祝禱，也替人看病，同醫沒有那麼大的分別，反過來，醫身上兼有巫的特質，也就不奇怪了。商代甲骨文裡有現存最早的醫案，其中一個寫著：

「戊貞。王佔曰：茲鬼魅。五旬又一日庚申喪命。乙巳卜，貞斤其有疾，惟丙不庚。二旬又七日庚申喪命。」

據說這段卜辭的大意是，商王在斤病魔纏身的戊時為他佔卜，得到預言說五十一天後喪命。乙巳時再卜，說即使丙日不死，也逃不過庚日。果然到了二十七天後的庚申日，斤就死了。這一段佔卜的文字，已經反映早期的醫案最關心的就是對於病人死期的推算，而不是什麼施救的措施。

甲骨文中的醫案

再來看《左傳》的記載。這部春秋時代的史書，寫到過公元前六百年兩位秦國著名的醫生緩與和。緩被邀去給周成公看病，實際頭一天晚上，成公已經夢到自己的病在肓以下、膏以下，也就是心臟和鬲中間的位置，第二天，他聽了緩的診斷，說病確實在膏肓之間，並且「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灸、針、藥都用不上，已經不治，便讚嘆緩是位好醫生。和去給晉侯看病，指出晉侯「近女室，疾如蠱」，病得也沒法治了，他也被晉侯稱讚為好醫生。《左傳》寫緩、和兩位醫生，都只是看到病人的症狀和病因，認為沒辦法治療，就被授予「良醫」的稱號，表現出在古人或者說在左丘明這樣的史家心中，所謂「良醫」指的就是能夠作出正確診療的醫生。

因此，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當扁鵲（秦越人）為趙簡子和虢太子作出準確的診斷後，「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也就是有救命的大本事，不料扁鵲卻回答：不是我能夠起死回生，是他們本來有生命力，我不過使這生命力得到恢復而已。司馬遷還寫道：倉公（淳于意）也曾表示，自己是在跟著陽慶讀了一些醫方之後，才掌握了「診病決死生」的本領。漢文帝有一次問他：「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他回答說，我是先切脈，再決定如何治療的，要知道「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倘若不了解病人的死生大限在哪兒，當然免不了經常失手。

診病決死生，這就是司馬遷以及他代表的那個時代的古人對於醫生權威性的定義吧。好的醫生，不一定是要起死回生，而是能夠看到生死門限，並在這一基礎上提供預防及救助的辦法，讓人安享自己生命的飽滿和力量，這大概也就是陳壽的意見，是他對神醫華佗的一個評價。

五

 

華佗的有名，說起來與曹操是他的病人不無關係。

曹操患有頭風病，發起病來，心亂目眩，便要華佗來給他扎針。所謂「頭風病」，有人認為就是今天說的習慣性頭痛，也有人認為是高血壓，總之是個慢性病，需要長期的治療和護理。曹操的遺令中也有與此相關的安排：「吾有頭病，先自著幘，吾死之後，持大服如存時，勿遺。」意思是當他死後下葬，要先給他腦袋上捂個頭巾。因為是頑疾，華佗便被召來做了御醫。

曹操看重華佗，是由於他自己也懂一點醫藥和養生，知道華佗的分量。根據李建民的分析，曹操曾說：「吾半夜覺小不佳，至明日飲粥汗出，服當歸湯。」就是他為了治療自己的頭痛失眠而服用當歸，因為當時人都覺得當歸有止痛的作用，今天我們還知道它可以防治動脈硬化和中風。曹操還有一篇《內誡令》，說：「孤有逆氣病，常儲水臥頭，以銅器盛，臭惡。」把頭埋進水裡，也是他對付頭痛的一個辦法。曹操又編有一部《魏武四時食制》，大概講的是如何食療。據說曹操也問過皇甫隆：

「聞卿年出百歲，而體力不衰，耳目聰明，顏色和悅，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導引，可得聞乎？若有可傳，想可密示封內。」

表現出他對於長壽和健康的極度渴望。在陳壽寫作《三國志》的時代，很多人都知道曹操是「好養性法，亦解方藥」的，也知道他敢於冒風險吃野葛、飲鴆酒，以毒攻毒，還知道他把當時最有名的方士如左慈、華佗、甘始、郗儉等人都召集到自己身邊。

華佗被圈在曹操身邊，時間一長，極度鬱悶，便聲稱家中有事，告假還鄉。回到家裡，又以妻子生病為由延期不返，任憑曹操下令再三催促、地方官遣送，全都置之不理。曹操氣得要命，叫人去核查，如果他妻子確實有病，便賜小豆四十斛，寬限假期，可是如果涉嫌欺詐，就要不客氣抓人。於是華佗被帶到許昌，嚴刑逼供，不由得不招認。許昌的大名士荀彧勸曹操息怒，他說華佗醫術精妙，可以救人性命。曹操正在火頭上，斷然拒絕：「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耶！」竟將華佗拷打致死。

陳壽講華佗的心理，說他的人生本來是以做士人為目標的，可是不知不覺走上行醫的道路，因而他的內心是時常愧悔的，所以一旦尋機離開曹操，就再也不想回去，不願再過受制於人的生活。而曹操的心理呢，卻一邊是極度需要華佗的醫護，一邊又對他缺少起碼的尊重，故而能脫口說出「天下當無此鼠輩耶」這樣輕蔑的話來，並且懷疑華佗本來就是個無賴小人，專門利用自己的病來行要挾，在處死華佗之後，他依然憤憤不平地說：「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此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一直要到後來，他鍾愛的兒子曹衝患病，才不免一絲悔悟：「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強死也。」

華佗與曹操的衝突，在陳壽筆下，因為有人物心理和對話的描寫，顯得格外生動，是《華佗傳》全篇的亮點。為什麼說華佗「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呢？這就要回到陳壽對方技的看法上來。陳壽對方技，談不上鄙視，不過視之為小道，卻也很明顯。在《吳志·吳範劉諄趙達傳》的最後，他對吳範、劉諄、趙達三位術士有一個評語，說他們「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等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說白了，就是認為方技術數還不算「君子」或「有識之士」追求的「大者遠者」。所以，他在《華佗傳》的一開始，寫華佗熟悉儒家經典，有過舉孝廉和招闢的經歷，留下這些伏筆，都是為了證明華佗雖然以行醫為業，但骨子裡卻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士人，有一顆士人般遠大的心。同時，這種士人的情懷，也使華佗在行醫過程中，始終沒有放棄自由的信念、獨立的人格。

司馬遷寫到扁鵲之死，說是由於「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便派了人去刺殺扁鵲。他還寫到倉公曾經被判刑，遞解長安，最後是小女兒緹縈「入身為官婢」，才救了父親。太史公因此感慨說道：

「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跡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意思是扁鵲倉公都技藝超群，而按照老子「美好的都是不祥的」理論，技藝超群便是禍端。如果依照司馬遷的判斷，那麼華佗的死，一定也是由於他懷揣絕技，而令曹操產生一種無法控制的恐懼。陳壽說，司馬遷過去替扁鵲、倉公寫傳記，是為了「廣異聞而表奇事也」，他仿照著也寫了一篇《華佗傳》，對於華佗的死，因此很難說他不曾受到過司馬遷的啟發。

可以拿來做對照的，是範曄的《華佗傳》。範曄寫到曹操殺華佗這一段，不僅刪掉了很多精彩的對話，只剩下一些平鋪直敘，又插進如華佗「為人性惡，難得意」之類的評語，似乎華佗生性難以合作，進一步推論的話，連他的被殺，也好像要算是咎由自取。這樣的敘述，與陳壽的《華佗傳》相比，不知少了多少對傳主的同情與敬意。

《三國志》成書之始，便得到過「文豔不若（司馬）相如，而質直過之」的評價。所謂「質直」，是不是也可以理解為史家的質樸和正直呢？華佗與曹操，一個是醫生，一個是病人，依照我們普通人的常識，應該是醫生掌握著病人的生死。然而，如果醫生而有士人的情結，病人卻是專制的君主，那麼，誰又會變成誰命運的最終主宰呢？我想，不要說「華佗無奈小蟲何」，華佗當然也無奈曹操何，因為他自己的命運，實際上是被攥在曹操手心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