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可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就像曹操個人形象的「廣告語」，一句話道盡了千古奸雄的自私與殘忍，過往「品三國」、「解三國」的人多，這句話早早就是網紅詞句，翻翻裴注《三國志》就知道，原話其實是「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所以，有從說話時候的語氣入手「洗白」的，也有從古漢語翻譯入手「翻案」的。
對錯且不論，有個問題卻往往被忽略，那就是：
這句話到底是說給誰聽的？又是由誰記錄下來的呢？
一
在《三國演義》第四回《廢漢帝陳留踐位 謀董賊孟德獻刀》中，伴隨著「寧可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出場的人物是「陳宮」。
《演義》中的文字是：
且說曹操逃出城外，飛奔譙郡。路經中牟縣，為守關軍士所獲，擒見縣令……縣令曰：「吾姓陳，名宮，字公臺。老母妻子，皆在東郡。今感公忠義，願棄一官，從公而逃。」操甚喜。是夜陳宮收拾盤費，與曹操更衣易服，各背劍一口，乘馬投故鄉來。
……宮曰：「知而故殺，大不義也！」操曰：「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陳宮默然。
這裡設置了中牟縣令陳宮棄官跟從曹操的橋段，又讓陳宮旁聽了曹操的豪言壯語，前後邏輯完整，實則應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段，因為真正跟隨曹操的「人」，實在不能擔當此角色，所以才將陳宮安排至此，正好為日後其輔佐呂布反曹，做了「報應不爽」式的鋪墊。
歷史上的陳宮，見裴注《三國志》卷七《呂布張邈臧洪傳》引文：
陳宮出身東郡，年少時已經交遊遍及海內知名之士，待到天下亂起，方才跟隨曹操，後來「自疑」，略同於今天的「迷茫」、「意義喪失」，才跟隨呂布反對曹操，而他為呂布做參謀，呂布基本不聽他的建議。
這個「追隨」的最早時間，史書可見的記載是裴注《三國志》卷一《武帝紀》引「世語」：
這是在初平三年，「兗州刺史」劉岱迎戰青州黃巾敗死，陳宮為當時還只是「東郡太守」的曹操遊說謀得的兗州，此後，「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曹操至此才算有了「王霸之基」，可以說，陳宮居功至偉，屬於「首謀」，也是「頭功」。
而曹操待陳宮，也非常重視，參見曹操包圍下邳時，呂布之妻的敘述，非常有趣。見裴注《三國志》卷七《呂布張邈臧洪傳》引《魏氏春秋》：
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翻譯過來就是，曹操待陳宮就像父母呵護懷裡的幼子，陳宮仍舊叛曹附呂，今天你厚待陳宮還超不過曹操呢！
具體的行動見《三國志·呂布張邈臧洪傳》：
也就是說，陳宮得以獨立統帥一部兵馬屯駐在曹操的「老根據地」，屬於「守老營」的角色，沒成想，陳宮竟然「反了」。見《三國志·呂布張邈臧洪傳》：
興平元年，太祖復徵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眾東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鄄城、東阿、範為太祖守。陳宮帶兵迎接呂布，兗州全境皆反，只剩下三個縣仍舊服從曹操，可見陳宮本人在曹操「得兗州」和「失兗州」中舉足輕重的作用。
當然，曹操最後還是逆勢翻盤了，並最終抓獲了陳宮，只不過倆人最後的訣別別有一番意味，在裴注《三國志》卷七《呂布張邈臧洪傳》引《典略》：
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如初。這段對話就不詳細翻譯了，只說說其中的要點，即陳宮自認「為臣不忠」，且「請出就戮」，什麼意思呢？
陳宮的「為臣不忠」，至少有兩次，一次是與張超、許汜叛離曹操，一次是在郝萌之變中與郝萌同謀聯合袁術反叛呂布，前一次成了，後一次未成，對於後一次，從他對曹操說呂布不聽他的計策所以失敗來看，並不看重呂布，那麼，這裡的「愧」，只能是對曹操了。
之所以「愧」，在於「叛」有「叛」的理由，「忠」有「忠」的道理。
二
只不過歷史上的真實理由，《三國演義》作為一部明代通俗文學作品，根本不可能給當時的市井讀者解釋清楚，只能用最簡單的、讀者能夠理解的「倫理梗」來「立人設」，一個是曹操的「人設」，一個是陳宮的「人設」。
因為曹操與董卓一樣殘忍、自私，所以陳宮棄之而去，甚至輔佐呂布對抗曹操，在他生命最後的慷慨激昂，也就變成了對曹操的「揶揄」，甚至是「道德綁架」，而並非對於自身行為的「愧疚」。
事實恰恰相反。
前文說到，陳宮「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就是個交遊廣闊之人，社會關係豐富，所以能夠替曹操順利遊說兗州的「別駕」、「治中」，按照東漢選官慣例，僚屬首領都屬於已故刺史劉岱私臣，且應為本州「名士」、「名族」出任，也就是地方「世家」的頭面人物，也就是說，陳宮和兗州本地的豪門世家大有交情。
如果曹操遵循東漢地方統治的「慣例」，能夠多方共治，陳宮並沒有理由背叛，問題是，曹操本人就不是個循規蹈矩之人，所以，他殺死了與孔融齊名的「名士」邊讓，具體見《後漢書·文苑列傳》：
（邊讓）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這個時間是錯誤的，因為陳琳為袁紹所作的《討曹操檄》中就提到了「邊讓之死」與「兗州之叛」的關係：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
也就是說，邊讓因為經常言語侮辱曹操，讓曹操懷恨在心，借著其同鄉告發構陷邊讓，不但將他本人斬殺，還連累妻子家眷，等於是遭受了「族滅」，結果導致了兗州境內「舉州同聲」的反叛。
值得注意的是，邊讓的「本郡」並不在兗州治下，而是在「陳留郡」，也就是曹操的盟友張邈的地盤上，「告郡就殺之」，也就是「借」了張邈的刀，這一刀下去，一方面讓陳宮為了「全友道」主導「一夫奮臂」，也就是激發了陳宮與兗州士人社交圈子的同氣連枝，另一方面，也讓張邈只能與呂布「共牧兗州」。
也就是說，曹操逼張邈殺邊讓，很可能就是為了讓他「納投名狀」，將其「臣屬化」，也就是陳宮勸諫他反曹時說的「反制於人，不以鄙乎？」只是沒想到，當曹操東徵徐州導致武力壓制暫時消失後，張邈、陳宮、兗州本地勢力一齊發難，反而造成了「雪崩式」的結果。
這些信息的指向，都說明陳宮本人「叛曹」的動機，根本不是為了個人權位或是與曹操的政治衝突，而是「自疑」，也就是對之前為曹操獲取兗州的舉措的正確性有所懷疑，因為曹操並不願意延續東漢政治傳統，與本州士人「和諧」地共治，為兗州「保境安民」，反而在平定州內之後頻頻用武於四方。
但是，曹操作為「二元君臣」倫理中的「主君」，對於陳宮完全沒有虧待的地方，所以，當陳宮面臨「鄉情」、「友道」的時候，選擇了對曹操的「不忠」，要知道，這種行為在東漢的士林倫理下與「不孝」是並列的「劣跡」。
所以，陳宮在臨終前的「愧疚」和「自貶」，不是虛言，而完全是真情流露，他的本心，對曹操的「命世之才」一直都是欣賞的。
也就是說，《三國演義》中描繪的這個「報應不爽」、「輪迴故事」從根兒上就是不成立的。
三
了解了以上的情況，自然就能明白，《三國演義》中關於陳宮「捉放曹」和「殺呂伯奢」後離去的描述，全都是虛構情節，兩者之間根本就對不上，而《三國志注》中的記載也說明了這一點，在中牟縣縱放曹操的實為不知名的「縣功曹」。
那麼，問題又回到了原點，誰與曹操同行？
易中天教授在《品三國》中說，曹操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時身邊沒有人，肯定是不對的，因為裴注《三國志》卷一《武帝紀》引《魏書》中明確提及：
也就是一行數騎，一同到成皋呂伯奢家，曹操不是孤身一人，至於這幾個人是誰，史書沒有明載，但是我們可以從行程上入手。
《三國志·武帝紀》記錄簡略，曹操在過呂伯奢家之後，行程為：
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是歲中平六年也。注意，陳留郡屬兗州，而曹操家居沛國譙縣，屬豫州，其父及宗族均在譙縣，另見《三國志》卷九《諸夏侯曹傳》：
這一條後面還有裴松之注引《魏略》的記載，豫州刺史黃琬要捕殺曹操，曹操躲避，曹邵被殺，說明曹操在陳留起兵之前曾回到本鄉沛國募兵，只不過他的親生父親曹嵩並不支持，見《後漢書》卷七十八《宦者列傳》：
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曹嵩曾為太尉，是曹氏宗族的頭面人物，他對曹操的背棄，也就相當於宗族的背棄，所以日後曹操的起家，並沒有得到宗族真正意義上的支持，也就是賣了一部分家產募兵，而他大部分的軍隊則來自於陳留的富戶衛茲的資金支持，跟隨他的諸曹、諸夏侯，實際上是依與他個人的親近程度而加入的。
也就是說，曹操從洛陽開始的行程，應該是洛陽——成皋——中牟——沛國——陳留。
那麼，只要是行動起點和終點與曹操重合，並明確地記載「從太祖」的，就一定是參與了「殺呂伯奢」的「從騎」，檢括《三國志》及裴注，會發現誰呢？
符合條件的有這麼幾個：
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裡鹹以為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徵戰。（《三國志》卷九《諸夏侯曹傳》裴注引《英雄記》）
英雄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後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眾。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三國志》卷三十二《先主傳》裴注引《英雄記》）
曹純十八歲為黃門侍郎，必然是在京師洛陽做官的，兩年後，隨曹操到襄邑募兵，襄邑為陳留郡屬縣，則其起點也是洛陽，終點是為陳留郡。
也就是說，曹純肯定是曹操的「從騎」之一。
後一條材料說，劉備也在京師洛陽與曹操同回沛國，招募軍隊，等到天下大亂後，也起兵一同討伐董卓。
只不過劉備的這條記載，時間上有些錯亂，靈帝末年，劉備確實是在洛陽，因為其鞭打督郵後棄官不當安喜縣尉，之後就跑了，此後，大將軍何進派出毌丘毅到丹陽募兵，劉備隨從，並在下邳立下軍功，受封「下密丞」，又去官。之後為「高唐尉」，升遷為「高唐令」。
這段經歷看似首尾相連，其實是有時間間隔的，何進派出張楊、鮑信、王匡、毌丘毅等五人外出募兵，時間在中平六年（189年）六月，也就是漢靈帝駕崩後2個月，而漢獻帝即位則在中平六年九月，此時董卓已然入洛陽主政，並表曹操為驍騎校尉，曹操逃亡，至當年十二月，才在陳留郡舉兵討伐董卓。
中平六年六月隨毌丘毅至丹陽，領兵回返時間不詳，但鮑信回京時遇上董卓大軍入洛陽，說明時間相差不遠，很可能是在中平元年八月何進被殺前，劉備已經回返洛陽，被任命為「下密丞」，還沒等赴任，就趕上了袁紹誅殺宦官、董卓進京廢立的大亂，所以，「去官」與曹操同行回鄉募兵討董。
而此時劉備身邊，可以肯定有關羽、張飛在側，則曹操一行「從數騎」中的知名人物已經可以確知：
曹純、劉備、關羽、張飛。
也就是說，當曹操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時，就是說給他們四位聽的，而劉關張三傑，也並沒有像《三國演義》中的陳宮一樣，半夜拔劍要「除賊」，或是憤然離去，而是跟隨曹操，至少要到沛國聚兵之時，至於有沒有參與陳留舉兵，則於史無據了。
那麼，問題來了，劉關張這樣的「忠義之士」為什麼沒有選擇和自私、殘忍的曹操「分道揚鑣」？
四
道理很簡單，曹操的這句話、這件事並沒有《三國演義》中描寫的那麼簡單。
《三國演義》中的故事描寫大體是這樣的：
曹操父親的結拜兄弟呂伯奢為迎接曹操的到來而出門買酒，曹操等候多時聽到了「磨刀之聲」，曹操就犯了疑心病，認為呂伯奢並非自己的至親，相當可疑，就去偷聽談話，恰巧聽到了有人在廚房中說：「縛而殺之，何如？」
曹操確信對方要對自己動手，就闖了進去殺死了男女八口，此時才在廚房看到了一頭綁好待殺的肥豬，曹操和陳宮心知殺錯了人，一路逃跑，恰巧遇到了呂伯奢，將他也一併殺死。
之後的故事，《三國演義》第四回《廢漢帝陳留踐位 謀董賊孟德獻刀》中的描寫非常微妙：
操不顧，策馬便行。行不數步，忽拔劍復回，叫伯奢曰：「此來者何人？」伯奢回頭看時，操揮劍砍伯奢於驢下。曹操策馬不顧呂伯奢的挽留，走出幾步，突然拔劍返回，叫住呂伯奢，還非要「詐」他，待其回頭時，方才一劍砍過去，整個過程畫面感極強，這先執著，再猶豫，最後下狠心的過程極其有層次，讓觀眾仿佛看身邊人一樣。
進而導出陳宮對曹操的指責，曹操再用「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作答，大奸大惡的形象躍然紙上，屬於典型的「明知故犯、罪加一等」，整部小說中曹操的「人設」就此「立」下了，可以算是文學創作的「神來之筆」。
而文學的「長處」，也恰是史事的「短處」，因為屬於絕對的「複雜問題簡單化」以獲取「共情」和傳播，真實歷史的事件，往往要複雜得多，理解起來需要的背景知識也多得多。
見裴注《三國志》卷一《武帝紀》中關於此事的幾條記載：
《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裡。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
《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這三條史料的記載各有側重：
第一，是呂伯奢之子圖謀曹操等人馬匹和財物，被曹操親手殺死數人；
第二，呂伯奢家五個兒子熱情款待，曹操疑心有詐害自己，親手持劍殺八人離去；
第三，曹操聽到食器聲響，以為有伏兵，於是殺人離去。
這三條史料看似無關，其實是一個事件的三個視角的記錄，第一是「呂家動機」，第二是「曹操心理」，第三是「事發誘因」。
完整重構一下事實應該是這樣的：
曹操帶著曹純、劉備等人來到了他的朋友呂伯奢家，呂伯奢本人不在家，只有五個兒子在，卻對身為通緝犯的曹操非常熱情，引發了曹操的懷疑，而這五個兒子之所以如此，則是垂涎曹、劉等人的馬匹、財物，想要來個「黑吃黑」，反正通緝犯也沒法去找官府報官。
沒想到在呂伯奢之子和賓客部曲還沒有「發動」的時候，曹操等人因為聽到了「食器之聲」，以為是刀劍碰撞，先下手為強，戰況也非常慘烈，連曹操本人都手刃八人，可想而知，劉關張等驍將手上得留下多少人命。
殺完人之後，曹操等人肯定是通過「審訊」得知了呂伯奢之子的圖謀，否則，《魏書》中的記載也根本不會流傳下來，這就等於是事實有個兩重反轉的效果，因為「意外」而殺人，又因為殺人才揭破「陰謀」，所以，曹操的「悽愴曰」才算是有的放矢。
這裡的「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實際上，是對這個「狗血」事件的無奈表態，甚至毫無「慶幸之情」，翻譯過來，也就是「寧可我先下手為強，也比後下手遭殃要好」，但又「悽愴」表態，可見曹操還是有「悲憫之心」的。
至於什麼將「負」翻譯成「肩負重任」之類的說法，完全是胡扯，只不過是沒理解事件背景的夢囈罷了。
最後多說一句，為什麼呂伯奢之子如此「利令智昏」呢？你都是有莊園、賓客的大戶了，眼皮子何至於這麼淺？
根子就在東漢末年的馬價上。
黃巾之亂前的漢靈帝光和四年搜括天下馬匹，民間一匹馬的價格高達200萬錢，當時的金價約為10000錢/斤，漢制一斤約合250克，也就是說，一匹馬價值50公斤黃金，以300元人民幣/克的金價粗估，一匹馬價值今天1500萬人民幣。
考慮到光和四年尚是黃巾之亂前，曹操過呂伯奢則在黃巾之亂後，馬匹更加稀缺，曹操又是比二千石高官，相當於今天的「副省級」領導，其騎乘的自然是駿馬，因此價格只會更高，劉備則以騎兵起家，又曾與馬販子交往，部下多有幽州騎兵，則其坐騎也不會是「凡品」。
也就是說，曹操、劉備、曹純、關羽、張飛等5人，每人開了1輛價值1500萬人民幣的布加迪進入呂家的莊園，總價在7500萬到1億左右，這筆財富在北上廣深買套好別墅還差點意思，可要是在「成皋」，也就相當於今天出北京到河北衡水買房，買下個莊園，應該還是不難的。
所謂財帛動人心，況且成皋還在董卓控制下，以這五人通緝犯的身份，呂家可以說是伸伸手就能把這筆巨額財富拿到手，曹操又只是呂伯奢的朋友，大不了求財不害命也就能和父親交代了，他們又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曹操的感慨，或許還有對「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不甘吧……
至於劉關張三兄弟，又不是剛進社會的小青年，以他們相對熟稔「底層社會」的生活經驗來看，恐怕連曹操的這種「高官子弟」的詩性感慨都不會有，否則早就被「蹉跎的歲月」給慪死了，哪兒還有屢敗屢戰的「劉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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