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出自1966年的蘇聯電影《戰爭與和平》中的劇照，而中國某著名高校BBS的鵲橋版也被命名為War And Peace.
女性主義是一種「理論」嗎？如果把「理論」定義為抗爭性的分析話語，那么女性主義和同性戀主義、黑人主義、伊斯蘭主義一樣，都是一種看上去力量強大的理論。這種理論的分析力度在於洞悉現存政治生活機制中的一系列謊言。對於女性主義來說，這種謊言就是日常話語裡無所不在的男性偏見；與此同時，女性需要檢討為何缺少一種女性的日常話語——或者說，女性的日常話語為何遭到歧視。在這個基礎上，更為激進的女權主義者認為，甚至連「男性」和「女性」的劃分也是一種男性話語作祟導致的；要建立女性的話語，就首先得破除過去關於男女區分的迷信，用現時代的新現象為基準來重新鑄造語詞。
在這個意義上，激進女性主義者的理論認為「我們必須絕對地現代」，因為人類的傳統——地球上的任何一種有歷史的偉大文明——都或多或少使用「男性話語」，這些資源對於女性主義者來說是無濟於事的，既不符合其理念，也不能幫助實踐。激進的女性主義者——甚至其他類型的激進主義者——都相信「未來」是其真實的領土，「過去」和「現狀」都是必須拋棄的。
激進女權主義於是缺少動員力。這類理論家缺少一個基本的考慮：人類都是歷史性的；相比起甩開一切擔子的激進主義者，大多數人寧可背負起沉重的過去與當下。這一方面源於他們心腸更軟，更有人性；另一方面源於他們相信這麼做是高尚的。激進主義者如果無法在人性和高尚的維度證明自己的正確，那麼就無法塑造一種政治性的理論。
激進主義者談論人性，但卻是以刻畫烏託邦的態度談論。他們首先懷疑「人性」只不過是一群西方白人成年異性戀男子用一系列自封的經典著作編織出來的一個謊言：是誰規定為國家而死是高貴的？憑什麼要求女性必須孝順自己的父親？不生育為何是一種該被譴責的事情？這些命題都成了「理論話語」針對的落後腐朽對象。誠然，我們每個人都有關於「人性」的看法，並且絕對不可能都相同。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在共同生活的時候，還有必要刻意強調這些差異。激進主義者往往有意或無意地遺忘我們的社會是充滿彈性的，並不存在一成不變的倫理法則，同時也並不會有一種絕對刻板、僵化的邏各斯-男性-父權制-主宰話語在全方位控制世界進程——這個道理非常簡單：世界上並非只有一個父親，也並非只有一個想要控制他人的人。大多數的男女在社會中就人際關係思考得最多的其實並非「掌控-被掌控」範疇內的話題，而是「接受-不接受」。激進主義者往往會有一種諾斯替主義的幻想，把過去的、當下的一切社會狀態描述為但丁《地獄篇》一般的場景，認為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只有他們少數幾個人足夠聰明，能夠看到大多數人類都生不如死，並且站出來呼籲變革。為了證明自己是偉大的救世主，他們不得不證明世界是墮落的，是應當拯救的。激進主義者很少願意傾聽他人對他們的中肯意見，只是一廂情願認為自己是被選中的人，其他人都被騙了，都沉浸在幾千年來的「人性」地獄當中不能自拔。但他們又同時希望大多數人理解他們的呼籲，這就造成了「偏激」的普遍印象。
我近來讀到不少激進女性主義者的文字，她們優雅的才情和流暢的術語運用都掩飾不了其中論點的蒼白：她們執著於提供反題，執著於否定、批判和嘲諷，卻甚少提出有意義、有建設性的正題。讀她們的文字，幾乎看不到女性應該怎麼具體地面對現實世界，看不到女性該如何與自己的父親、丈夫、兒子、兄弟、老闆、同事有效地溝通交流並彼此信任，進而也就看不到女性該如何切實有效地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
激進女權主義者並非全然沒有提出正題，但無非是以下兩點：在語詞使用上廢除一切對女性進行區別對待和特殊指向的表述，這是為了捍衛女性的「尊嚴」；在經濟活動中保證女性能夠獲得與男性同等的贏利機會和尺度，這是為了捍衛女性的「生活基礎」。但問題在於，這兩者之間是彼此矛盾的：「與男性同等」的表述其實就暗示了女性對男性身份和地位的嚮往，在這個意義上，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地位，實際上也就意味著女性相信男性更為優越——這恰好就是一種對女性進行區別對待的歧視表述。那些最為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往往未曾意識到這點，而執著於「中性化」打扮：抽菸、短髮、男裝癖——她們將這解釋為對自我獨立意志的豐富呈現，也就是說，無論男性打扮還是女性打扮，只要她們喜歡就隨心所欲。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充其量只能稱這種做法是「無性別主義」，它對於「女性」的利益和生活品質來說，其實是離題千裡的。
在經濟地位上，允許女性與男性同工同酬，這是文明社會應該履行的重要義務。但這並不意味著從女性自身的生活品質角度來說，從事任何工作都是好的。讓女性投入戰場廝殺，這明顯是對女性的褻瀆，因為戰爭是一種男人專屬的罪惡。過去的社會語言對男性的規訓要求他們敢於從事一切危險、恐怖且有害的事情，如刑訊逼供、廝殺毆鬥等，這些也是文明社會得以建立的必要內容。女性的品質更加純善，做這些事既違背自然，也沒有效率。當激進女性主義的「理論」強調女性也有能力並且願意主動承擔這些任務時，完全是意氣之爭。難道為了所謂的地位平等，就要拋棄更高維度的生命訴求嗎？除非最為激進的女性主義將一切善與惡、好與壞的敘事全部顛倒，認為為了實現自我認同的權力意志，可以拋棄一切道德操守。
「道德操守」是一個可疑的術語，一切激進主義反對傳統道德的原因就在於她們認為這些操守缺少對「例外」的重視：「不許殺人」可不可以有例外？「女性應生育」可不可以有例外？「舉案齊眉」可不可以有例外？這就把道德規範當成了科學命題一類的東西，認為只要找出一個反例，就可以顛覆整個話語系統。但正如前面所說的，人類的社會生活、道德生活之所以如此複雜而無法完全用科學手段進行控制和預測，就在於其內部的豐富彈性。人類在傳承人性方面，如繁衍生育、男歡女愛、扶老攜幼等方面是可以實現一定的共識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得採取同樣的方式去履行這種共識，也就是說，每一個人的具體行動都可能構成例外。「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就是一個例子：「方」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有著一個具體的所指，但這並不意味著「遊必有方」不是一個普遍性的倫理命題。「愛你的鄰人」也是如此，「鄰人」未必都可愛，但「愛鄰人」是美德；「咱們工人有力量」——並不是所有工人都有力量，但「工人有力量」是事實。
激進女性主義否定任何這樣的全稱命題，進而否定一切對性別、身份進行倫理概括的嘗試。但他們自己又必須拿出一種嘗試來向試圖動員的人們說明這一切。所以，激進女性主義者往往會陷入「反題」的泥沼當中，認為只要釐清了所反對的目標，就可以獲得同仁。但問題在於，並非一切敵人的敵人都是朋友。有些人反對男性霸權話語，是因為自己遭受過或目睹過這種霸權的危險和低劣；但有些人則是為了爭奪更多的個人利益，甚至不管這種利益是否是她應得的。由於「例外」邏輯的盛行，每一個激進的女性主義者都似乎享有了倫常之外的豁免權，但這就帶來了一個極大的內在矛盾：她們自身也就得不到倫常社會的保護。至少在一個「男性話語」依然佔據主導的時代，這種做法絕對是在冒實實在在的風險，往往會使得女性在既未獲得實際權力的時候又喪失了傳統意義上應得的尊重，反而淪為低劣男性攻擊和侵佔的對象。比如，片面強調女性工作與男性的平等，會迫使女性從事男性強度的勞動，這反而是對女性的傷害，同時又使得真正的受益人——男性僱傭者獲得利益。再比如，過度激進的自我暴露和性展示，其實反而服務了品質低劣下流的男性，使他們「一飽眼福」乃至於「性福」。
激進女權主義陷入了話語述行上的自相矛盾而不自知。她們的表述和自己想要獲得的效果構成了悖論。這其實源於一個對「理論」的天然誤讀：真正的「理論」絕對不僅僅是話語維度的針鋒相對就夠了。相反，「理論」獲得成功，源於對現實、對歷史的有效認知。要想獲得動員力，首先必須學會真正的理論生活方式，那就是「靜觀」：靜觀歷史變遷、社會萬象，把問題的核心找出來，切實有效地提出正面應對的方案。如果女權主義者無法正確地理解傳統、學習傳統，無法深入到過去被她們視為「政治不正確」的那些內容當中——如儒家、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教義當中——去將心比心地思索，也就根本無法在倫常社會當中獲得政治回報。說服一位女性相信女性主義真正能夠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質，比跟傲慢的男性話語使用者打一千次筆仗要更為有意義。如果不能做到這點，僅僅拋出對「未來」的渺茫期許，那麼「理論」也就僅僅是「理論」，是連紙上談兵都不如的街頭賣藝。（黑骨棠，神秘的江湖人士，自稱三合會員，逍遙法外多年，據說正在北京某高校讀博。）
【圖中亮點自尋……】
編輯：林香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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