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我民族志為方法的論文逐漸增多，自我民族志作為民族志方法的一種新路徑和新敘述模式，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關注，但是這種方法的規範、結構、倫理等問題已經有所討論，但是感覺還不夠徹底，要想成為一種成熟的方法，認同的建構是必經之路。這篇論文敘事感非常強，從開篇引言開始，以作者家庭和自己經歷為線索，展開了一場以女性體育迷為核心的敘事，摻雜著很多理論和概念的解釋，但總體感覺敘述上呈現碎片化，這也可能是自我民族志的內在邏輯。大家可以及時關注這種新方法。
作者：楊茜 郭晴
原文標題：媒介、受眾與權力:一個女性體育迷的自我民族志
來源：《體育與科學》2020年第3期
該自我民族志講述了筆者家族三代人與體育的故事。文章發現父母的電視體育觀看行為是體育代際傳遞的主要途徑,也是父輩隱形權力的體現;在男權社會中,女性因被賦予「照料者」角色而被排除在體育迷之外,女性體育迷的成長伴隨著對性別身份和文化觀念、媒介使用劣勢的反抗。本文的理論貢獻在於提出性別身份是對女性體育迷規訓的重要觀念緣起,同時還發展了福柯的權力理論,認為權力不但產生於對立的「不同」,也產生於科層的身份差。本文啟示為現代人可以通過社會詩學想像力反思媒介,以追求棲居生活。
自我民族志書寫緣起
1.1 一個故事:體育的代際傳遞
2019年光州遊泳世錦賽進行得如火如荼,我們全家圍坐在電視前觀看。兩歲多的女兒專注地和我們一起觀看比賽,平時她可是兩分鐘都坐不住。看到泳池的碧波她會興奮地大喊「遊泳、遊泳」;看到遊泳比賽她會趴在地上手腳並用地比劃;看到賽後頒獎儀式,她甚至學會了升國旗的時候單手握拳放在胸前。看比賽的時候我會把她摟在懷裡,故意模仿她童稚的語氣說:這叫自由式,寶寶;你看這個叔叔從那麼高的臺子上跳下來,真棒,云云。在我的鼓勵下,她每天都會欣喜地觀看遊泳比賽。我的父母看到女兒如此喜愛體育,產生了和我一樣的欣慰之情,也對女兒的觀看鼓勵有加。
體育觀看和參與的傳統可以追溯到我奶奶那一輩。奶奶出生在一個1949年以前大地主家庭,是當地的名門望族。奶奶的父親是中學校長,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奶奶不僅讀了女子專科學校,還是校排球隊主力隊員。此後奶奶一直非常熱愛排球運動,直到去世之前都堅持收看排球比賽直播。受到奶奶的薰陶和鼓勵,父親從小練習遊泳。他是市青少年業餘遊泳隊隊員。因為隨父母工作遷徙、轉學等原因抱憾沒能成為職業運動員,但是他一直保持體育鍛鍊和比賽觀看的習慣。
由於本身是一名業餘遊泳高手,父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教我遊泳,在我稍大點還送我去專門的遊泳訓練班。因為訓練刻苦、水性和悟性好,教練認為我是個好苗子,希望我能加入區少兒體校,全身心地投入遊泳訓練。但是父親首先站出來反對,他的理由是「女孩子家就不要吃這份苦了,還是走一條平凡人的道路,遊泳當做愛好就好」。當時還在上小學的我為此跟父親哭過、鬧過,但最終還是拗不過家長的決定。雖然並不支持我成為一個職業運動員,我的家長卻很支持我觀看體育比賽。我最早的媒介化體育接觸是剛上小學的時候和父母一起觀看彩色斯諾克電視直播。每有斯諾克比賽我便和父母一邊觀看一邊討論。
這個體育代際間傳遞的故事不禁讓我思考為什麼父母會對孩子參與和觀看體育做出特定的闡釋和決定?我的女性體育迷之路又意味著什麼?
1.2 一種方法:自我民族志
自我民族志是一種將個人與文化相聯繫,將自我置於社會文化背景中來考察的研究樣式和寫作形式[1],是研究者自我生活經驗的自傳式個人敘事[2]。有學者指出:自我民族志是對自我經歷的梳理以更好地理解社會和文化,是一種講故事的常識,是對自己質化的、主觀的研究,但更重要的是對規範、行為和政治的探討[3]。所以自我民族志是以自我為尺度的學理追尋,也是重新審視個體生命體驗和文化意義,觀照社會形塑個體的結構性力量的方法。
自我民族志多緣起某種「靈光一現」。我的「靈光」是對習以為常的體育代際傳遞故事的反思。有學者指出自我民族志和其他個人化書寫的不同在於:(1)對文化和文化實踐有意識的評論或批評;(2)對現有研究的理論貢獻;(3)有意識地接受「脆弱」;(4)創製一種對觀眾互惠的關係以做出回應[4]。自我民族志不僅僅是「講自己的故事」,它還應該以自身的生命體驗驗證或發展現有的理論以及提出對個人或群體有益的建議。
綜上,我不但將繼續厚描我的故事,還將從理論視角進入我作為一個女性體育迷的歷程。
1.3 對女性體育迷和權力理論的再思考
1.3.1 女性身份理論
美國心理學家、女性主義學者吉利根(Carol Gilligan)指出男性角色在本質上與公正、權力、自治和個人化等道德事務相關;而女性角色在本質上則與照料、個人關係和避免對他人造成傷害等道德事務相關[5]。照料他人是女性的身份和特徵,也成為了女性倫理規範。長期以來,主流道德哲學認為道德觀念基於理智,而情感則會歪曲道德。女性與情感關聯造成了女性在文化、社會、經濟地位上處於劣勢。吉利根認為女性的情感、照料屬性的價值並不比男性理性、公正特徵低,因此應該重視女性對社會的貢獻。但是這種觀點將女性固定於社會建構的身份之中,進而排除了女性參與不符合其身份的活動,例如體育。體育被認為是維持男性主義文化霸權的場域;體育男性文化主導地位的形成及其對女性的排斥的根源在於肌肉、身體、道德、男人的擔當、男性的權威等元素[6]。體育還是吉利根謂之的「公正、權力、個人主義」等男性隱喻的具象。對吉利根女性身份理論的另一個批評認為該理論僅關注「白人、中產階級和異性戀女性」,而沒有考慮不同背景之下的女性可能產生不同的道德觀念。那麼吉利根的女性身份理論是否適用於中國呢?
雖然當代中國和吉利根提出該理論的社會語境不同,但是中國有著強大的母職傳統。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強調的母職是規定女性在父權制家庭中作為妻子必須承擔和履行的責任,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對於母職的強調並非著力於維護母性,只是一種權利與責任的規定[7]。有研究發現當下很多哺乳期女性因為斷奶而感到內疚[8],中國傳統母職想像將女性與「照料者」角色綁定的敘事仍然影響著女性身份構建。同時女性被認為應該具備「照料者」所延伸出來的文靜、溫順、被動的特質,這也加重了女性之於體育的邊緣性。所以筆者認為以特定女性身份對女性的規訓是阻礙女性參與和觀看體育的重要觀念緣起。筆者將以自我民族志的質性方法進行理論溯源。
1.3.2 女性體育迷和權力規訓
有學者指出體育在自我身份構建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決定了我們是誰,我們來自哪裡,我們屬於哪個社會群體。女性體育迷渴望通過對不同運動項目的參與或觀看建構身份並融入群體。但是研究表明即使歷史上和當代體育賽事中不乏女性體育迷的身影,她們在主流話語中的地位越來越顯著,越來越多的女性聲稱她們與體育迷群體的聯繫和歸屬感,但是她們在體育迷群體中仍處於附屬地位[9]。女性主義體育學者哈格裡夫斯(Jennifer Hargreaves)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通過差異性(difference)將女性體育迷群體標識為「局外人(outsiders)」和「他者(others)」,這個過程被具身於社會結構和機構中。筆者認為正是女性身份與體育的異構標記了女性體育迷的他者性(otherness)。正是相較於群體屬性的「同」和「異」決定了女性體育迷身份的「內」與「外」,這也展示了一幅福柯式權力結構的圖景。
福柯認為對權力的反抗即個人有權與眾不同,有權不按照他人對個人的身份期待行事;同時也是對加之人們身上神秘化的再現(mystifying representation)的抵制[10]。傳統文化不加區分地將女性化約為「照料者」,這是對女性身份的神秘化再現。而女性體育迷恰好是把進入歸屬於男性領地的「體育」作為象徵資本來反抗父權社會。福柯進一步指出抵抗權力首先需要識別各種不同形式的權力,認清權力關係、定位它們的位置、發現它們被使用的方式,而分析權力關係需要通過對立的策略,例如通過「瘋癲」來認識「正常」;通過男性來認識女性。回看我所親歷的故事,筆者認為從對立的關係認識權力是將對立雙方置於並列的位置,讓人們誤以為權力僅產生於兩者的不同,而忽略了對立雙方存在符號資本的「差勢」。正是這種「差勢」使得一方對另一方形成宰制,進而產生權力。所以除了並列的對立,還應該從科層的高低來考察權力。同時,筆者認為「場域」是權力作用的場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場域」一方面具有空間上的意涵,另一方面考察空間中的「網絡」「位置」和「構型」[11]。筆者將探索在不同場域中的人際關係、個人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以及文化構型作用共同編制的權力圖景,以更清晰地展示微觀權力運行的機制。
家庭場域
2.1 家族體育行為的開端
上世紀30年代,奶奶出生於四川省資中縣,戰亂並未波及這個西南小城,加上奶奶家境優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還擔任校排球隊主力。但體育在當時畢竟是個「稀罕物」。從歷史文化層面來看,儒家文化為中國文化主流,儒家思想也是中國體育思想的基石。儒家的體育實踐強調身心的結合與互動關係,通過身心一體的知覺與調和,達到綜合的效能[12]。中國傳統體育觀念雖然不同於西方式的身心二元論,但在這種思想的統攝之下,中國系統性、有組織的體育長期處於邊緣地位。另外,清末封建專制主義對人性空前壓抑,清代文學家、思想家龔自珍在《病梅館記》中展現了當時畸形審美觀對正直、健全身體和人性的扼殺[13],這種觀念對女性的迫害尤為深重。中國傳統文化中理想的女性美多為林黛玉式的嬌弱甚至病態的身體,所以女性長期被排除在體育之外。從社會現實來看,動蕩的社會無法為民眾提供良好的體育基礎,接觸體育需要家庭具備一定社會經濟地位,還需要獲得父母的支持。但自近代以來,一方面出於對西方生活方式的推崇,中國開始出現提倡女性通過體育鍛鍊獲得健美身體的新興審美標準[14];另一方面從富國強兵和保國保種的角度大力倡導女性教育救國,認為「開辦女學以翼中國自強本計」[15]。正是在家庭的支持和社會思想觀念變遷的雙重影響之下,奶奶得以走上運動場。可以看出當時只有部分女性可以接觸體育,而一旦國家和社會需要,女性身體將被收編於國家運動中。
2.2 家庭體育的傳遞
有研究表明家長會同孩子的體育參與形成情感連接,這種連接是通過他們自身的體育參與和對孩子參與的支持實現的[16]。這說明父母往往充當孩子體育參與和觀看的引路人,我們家族中的每一代長輩都擔任了這個角色,從而實現了家庭體育的傳遞。
上世紀80年代末,我出生在一個鐵路職工家庭。因為全家紮根於「鐵老大」,90年代的「下崗潮」並未直接波及我的家庭,所以我家能收看彩色電視體育節目。能享受相對排他的媒介使用權利得益於家庭穩定的經濟狀況。我依然記得當時不大且模糊的彩電屏幕幾乎被一張巨大的綠色臺子佔滿,臺子上散落著鋥亮的小球。我詢問了母親觀看斯諾克的原因。我母親答曰:那時沒有什麼像樣的體育節目可看,那個時候「撞球皇帝」亨德利很火,偶然的一次機會看到電視裡播斯諾克。逐漸了解規則之後,就慢慢喜歡上了。當時我的父母並沒有以「女孩子家看什麼體育」為理由反對我觀看體育,反而耐心地給我解釋規則。他們並未刻意要求我做一個文靜、乖巧的女孩,而是鼓勵我進一步了解體育。和父母一起觀看斯諾克滿足了孩子渴望被同等對待的情感需求,也成為了一項家庭儀式。
我和我的父母鼓勵女兒觀看體育比賽是希望女兒繼承家族傳統。但這是不假思索地將她置於「在場的形上學的」境地。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曾說:「當我說話時,我不僅意識到對於我的所思是當下在場的,而且我也意識到讓一個沒有落入世界之中的能指儘量接近我的思想或『概念』……能指與所指不僅似乎是統一的,而且在這一混同中,能指似乎抹去了自身或者變得透明了,從而允許概念按其本來面貌呈現出來,並且只指涉它的在場而不是他物。」[17]女兒觀看遊泳比賽的能指因為「在場」變得一覽無餘,即希望女兒能像我一樣熱愛體育,但我忽略了兩歲的女兒難以真正理解體育,我利用了家長身份將其他「不在場」的可能排除在外。
2.3 家庭權力的角逐
重新審視女兒觀看遊泳比賽為反思家庭作為權力劇場撕開了一道豁口,我意識到家庭成員間的權力關係影響著體育的觀看和參與。雖然父親支持我觀看體育,但成為職業運動員的追求被父親不容商榷地否定了。父親認為女孩子吃不了那份兒苦,還是走條普通人的路。自我民族志的書寫給了我反思父親決定的機會。這不單單是家長制對女性參與體育的壓抑,更是中國傳統親子關係的寫照。親子關係一直是中國家庭生活的核心[18],孩子的未來被寄予厚望,孩子的人生規劃通常由父母掌控。父親的理由中暗含了對成為職業運動員和過平常生活的價值判斷。選擇成為一名職業運動員意味著家庭需要承擔巨大的經濟壓力和在層層選拔中被淘汰的風險;即使成為職業運動員,身體可能不再屬於自己,而是被作為國家資源而存在並被管理的[19]。所以我不應選擇成為一名職業運動員。父親是利用「在場」的權力壓抑了我現實的反抗。
2.4 家庭:體育的起點與權力抗爭的支點
從宏觀社會架構來看,我們三代人的家庭均嵌於整體社會經濟層級中相對較高且穩定的位置。個人經歷讓家長認識到體育的積極價值。家庭成為了體育觀看行為的起點。同時,家庭也是權力抗爭的支點。在家庭內部,體育接觸的代際傳遞是一種象徵性結構,家長對孩子的希冀和孩子對家長意志的遵從構成了結構的邊界。但掌握體育媒介頻道「開關」的仍然是家長。能否參與和觀看體育,參與和觀看什麼體育,賦予參與和觀看何種意義,如何參與和觀看的決定權在家長手上,他們是揣著體育媒介「遙控器」的人。這也展示出家庭中因地位差異而帶來的微觀權力圖景。從家庭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來看,家庭承受著反抗社會權力的張力。家長不遵循傳統性別秩序和身心二元論是對業已成規的權力體系的反抗,將幫助孩子突破社會偏見和障礙而接觸體育。
同齡人場域
3.1 性別身份與媒介賦權
小學四五年級左右,我的興趣由斯諾克轉向了足球。一是因為那時央視體育頻道基本上是唯一的賽事收看渠道,其播放最多的項目就是足球;另一方面我希望通過足球這項更大眾化的項目開展社會交往。
通過觀看足球,我向周圍的人宣告我是個體育迷。我還會以觀看媒介化體育行為為連接,構建自己的社會網絡。每個周末班上熱愛足球的孩子們會各自觀看國內或國外足球聯賽直播,儘可能地去了解一切關於足球的信息以作談資並逐漸形成一個小圈子。出於對足球資訊熱切的追逐,我們的小圈子中形成了一項有趣的媒介儀式。因為零花錢不多,圈子中的成員每人每月出錢集資購買一本足球雜誌並在團體內傳閱、討論。我們津津有味地念叨著國外俱樂部、球員拗口的名字,憧憬著雜誌中關於足球的魅力。雜誌成為身份標識,足球成為亞文化身份符碼,我們的小圈子成為班上最受矚目的群體。雜誌的傳遞和討論被賦予宗教般的神聖感,這也進一步加強了群體的內聚性。因為對足球技戰術爛熟於心,我甚至成為了班級男足隊的女教練,我從一個文化身份異者變成了一個亞文化群體的領袖,這無疑是一個「奇觀」。
作為一個女性,我是班上唯一一名體育迷,是一個亞文化媒介群體的核心成員,還是一個典型男性群體的「領袖」,這引來了不少異樣的眼光,其中既有男性的不屑也不乏女性的質疑。正如有研究指出女性體育迷並不會獲得男性體育迷的承認與重視還會遭受其他女性的責難,因為其他女性認為女性體育迷是為了取悅男性[20]。但另一方面這又是一個媒介賦權的演練。賦權是一種過程,這一過程產生於小群體內眾多個體間的相互交往,實質是個人、組織與社區藉由一種學習、參與、合作等過程或機制,獲得掌控自己本身相關事務的力量,以提升個人生活、組織功能與社區生活品質[21]。我利用體育媒介構建反抗男性霸權的身份。
3.2 階級身份與媒介通約
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資源,小學畢業那年我搬離了長久以來居住的鐵路社區,去了一所只招收省委公務員子女的中學,開始了一場跨階層之旅。離開我的足球小圈子,失去了特定的媒介儀式,我對足球的熱情逐漸冷卻。在新的初中裡,我按部就班地學習,儘可能地交一兩個知心的朋友。但是我會驚嘆我的同學動輒上千元的耐克、阿迪籃球鞋,也會羨慕他們擁有個人電腦,這時通常我會保持沉默,刻意避談我的家庭。那時出現了地方體育臺,每逢網球大滿貫,可以從早到晚一直欣賞最高水平的網球比賽。網球成為我的小小慰藉。
僅僅是因為電視裡播網球比賽,我就輕而易舉地喜歡上網球嗎?拉康(Jacques Lacan)曾說「無意識就是大他者的話語」,大他者指示了一種根本的他異性(otherness),它絕不是主體可以認同的對象,而是主體服從/取悅的對象[22]。如果網球運動及賽事處於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符號系統中的第一序列,是一種本義或所指,那麼它所代表的貴族氣質、消費門檻、健康優雅則是符號系統中的第二序列,是一種轉義或能指。網球轉向實際上是我希望去除我身上帶有的階級他異性,從而服從我所處的階級語境。在網球運動本身的巨大魅力和能指漂移所產生的符號吸引力的雙重作用下,我成了一個堅定的網球迷。因聊網球比賽結緣,我還交到了此生的摯友。媒介化體育的通約性幫助我平穩度過這場暗流湧動的跨階層之旅。
3.3 同齡人:身份政治的網絡
在與同齡人的交往中我經歷了關於性別和階級的身份政治。隨著年齡的增長,個體開始認識到共同愛好、相互討論是重要的交往範式和身份構建手段。不管是以體育媒介為名主動建立網絡,還是關閉交往連接,都是主體面對不同權力關係時的生存策略。如果主體處於權力場域中較高的位置,其傾向於主動成為關係網絡中的核心節點,且可能構型整個網絡特徵;而如果主體處於權力結構邊緣或與該網絡多數節點異質,那麼主體可能通過去除他異性以求融入新的結構,建立新橋接。是選擇高調地賦予體育媒介行為宗教儀式般的意義,建立群體共識;還是選擇以體育觀看為私密頻道,避免挑戰固化的網絡,取決於主體所處的位置和主體本身意願。身份政治背後的權力級差決定了與同齡人交往的網絡構型和實踐。
媒介場域
4.1 Web 1.0時代的觀看自由
2007年大學伊始,我擁有了嚮往已久的電腦,我名正言順地從家長和大眾媒體手中接過媒介「遙控器」。我可以使用網絡媒體自主選擇觀看節目。這一階段,我迷戀上了賽車(包括F1、世界拉力錦標賽、美國納斯卡大獎賽等)運動。和轉投網球一樣,喜歡賽車也是出於對符號資本的追逐和女性身份的表演。怪誕的賽車結構、炫目的車身色彩、複雜的內部機械、五花八門的贊助商、性感的車模造出視覺張力,無不是商業主義的狂歡。有學者指出F1賽車「展示的是一幅充滿魅力和高科技的競速觀賞圖景,它所喚起的是精英主義、異域風情、昂貴世故的光韻,往往與科技、場地或乘坐奢華私人飛機的生活方式聯繫在一起」[23]。另一方面,男性在賽車運動中各方面都佔據統治地位,媒體將女性車手塑造為「不同的,刻板的女性主義及馴服的」[12]。女性車迷也相應處於邊緣地位。但2013年丹妮卡·派屈克(Danica Patrick)成為美國納斯卡賽車歷史上首位獲得杆位的女車手並以前八完賽,當場收視觀眾中37%為女性,創全美定期電視轉播的體育賽事中女性收視記錄[24]。女性車迷渴望有女性能打破男性對賽車運動長期的壟斷以及女性車迷不被重視的傳統。此刻的我已不滿足以喜愛體育構建身份,而是以熱愛一項由男性主導的運動來挑戰性別主義窠臼。
出於朝聖般的虔誠,2009年我到現場觀看了F1中國大獎賽。這讓我徹底認清了我的體育觀看偏好。現場沒有解說、沒有視角切換、甚至連誰最後奪冠了都是從賽後新聞當中得知。在我看來現場感遠不如優越的觀賽體驗重要。所以每個周末我都會觀看網絡賽車直播。由於當時大學寢室沒通網,行動網路還沒出現,我每周日晚需在家才能觀看F1比賽直播而不能回學校點名,這甚至惹惱了我的輔導員。這僅僅是關於F1嗎?這是對宰制的反擊。媒介的使用象徵著權力,同時也是一種抵抗的手段。網際網路讓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媒介自主權,我可以隨意選擇體育賽事觀看的方式、時間,海量的資訊可供我查看。至此,我徹底摒棄了電視媒介觀看而轉向網絡在線收看,這是對傳統大眾媒介壟斷賽事播出資源的恣意「報復」。
4.2 Web 2.0時代的參與自由
隨著社交媒體的蓬勃發展,體育的媒介使用由過去單向度的觀看轉向沉浸式的具身參與。新的媒介技術和形態給體育迷帶來了「可攜式」觀看和參與體驗。面對匿名的交往對象,我可以放下之前小心翼翼的身份焦慮和處心積慮的階層隱藏,而僅基於興趣連接。我會在虎撲上和人神侃,在博客上煞有介事地寫賽事評論,在貼吧組織直播帖,發布相關的微博、微信。對體育知識越了解並能創製或專業或有趣的內容,就越有可能成為虛擬社區中更大的傳播節點。為了佔據更多知識,擁有更多話語權,我幾乎投入了我全部的課餘時間,我無時無刻不惦記著查看我收到的回覆和評論,我的個人生活被媒介反噬。媒介技術使得虛擬交往成為可能,人們看似有了自由。但薩特(Jean-Paul Sartre)說「自由的本質是虛無」[25],作為自為物的我們應該被「不是」(意義的不確定性)定義。社交媒體通過「是」(意義的確定性)驅使我們追尋更多的交往、更多的知識。人們被捲入這種「無意識受迫交往」中,而不去思考這些交往是否確有必要。這就是為什麼過多的虛擬交往讓人產生焦慮,給予人們無限自主性的社交媒體並不能帶來真正良性的生態。
4.3 意義自治爭奪的失敗
基於對我的體育媒介經歷的反思,我減少了對體育媒介溢出能指的消費。我仍會使用手機、電腦等網絡設備觀看體育比賽,偶爾也會在電視前和家人一起觀看,但是虛擬交往行為幾乎戛然而止。我開始謀劃祛除媒介作為中介物的僭越。我意識到從當初那個渴望藉助體育媒介實現身份認同的小女孩,到現在體育人文社會學在讀博士生,體育才是在我社會資本積累中起著不可替代作用的因素,而媒介只是一個載體,是體育的附文本。我與體育的對話應該回歸對於體育本身的欣賞,以及與我內心審美結構的適配。作為體育研究者,我渴望獲得意義自治,我對於體育的理解不應基於群體的儀式,也不是媒介本身,更不是我所想要獲得的某種身份。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證明自己作為學者的獨立性和作為體育迷的反思性。我將其稱為體育媒介符號能指意義的式微與退場。
但是真的式微與退場了嗎?打開我的微信朋友圈,從2013年12月31日發布第一條朋友圈到寫作這篇自我民族志的此刻,我一共發布了281條朋友圈,其中跟體育賽事相關的47條,佔總數的16.7%,除一些生活瑣事之外,體育是我朋友圈中最常出現的主題。我會以各種形式記錄下我所觀看的比賽。我們為什麼發朋友圈?戈夫曼(Erving Goffman)曾說:「當一個個體出現在他人面前時,他的行動將會影響他人此刻的情境定義。有時,個體會按照一種完全籌劃好的方式來行動,以一種既定的方式表現自己,其目的純粹是為了給他人造成某種印象,使他們做出他預期獲得的特定回應。」戈夫曼將此種行為稱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26]。一方面我希望獲得意義自治,另一方面在媒介使用慣性作用下,我仍不遺餘力地在我的社交對象中塑造和強化我的女性體育迷身份。現在的我和當年那個身份焦慮的小女孩並無二致。大多數時候我會收到諸如「哦,原來你還喜歡斯諾克呀」「你也是個球迷啊」之類的回覆。批判性話語分析認為正常化(normalization)和預設(presupposition)是兩種關於「隱藏和當做理所當然」的語言學策略[27]。這些回復暗示了人們將體育歸屬於男性的思想正常化,還將性別主義意識形態的預設置於對女性體育迷的想像中。「不在場」的權力關係強化了女性體育迷的邊緣地位。這難道不是證明了我對性別和媒介宰制反抗根本不成立?
4.4 媒介:性別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繭房
體育賽事的網絡媒體觀看並非大眾傳播範式的延伸。用戶可以通過搜索自主選擇觀看內容,這鮮明地展示了「Web 1.0」時代聚合、聯合、搜索的特徵,其聚合的對象是巨量、蕪雜的網絡信息。「Web 1.0」提升了體育受眾的自主性。社交媒體繼而開啟了「Web 2.0」時代,「Web 2.0」的本質特徵是參與、展示和信息互動,它的出現填補了「Web 1.0」參與、溝通、交流的匱乏與不足[28]。在全球範圍內,體育迷的社交媒體捲入程度越來越高。根據國際奧委會全球轉播和觀眾報告顯示有3億社交媒體用戶參與了2018年平昌冬奧會的討論。在諸如論壇、博客等弱關係社交媒體平臺中,也就是交往對象一般匿名,網絡一定程度推動了性別和階級的民主化,因為女性和各種社會階層者均可參與討論。但微信朋友圈這種強關係社交媒體平臺,也就是交往對象多來自「熟人圈」,卻強化了女性體育迷的邊緣地位,因為女性自身可能以男性期待構建身份。同時,消費主義兜售體育的二階符號意義,營造出的狂歡幻象讓人持續投入時間、情感和資源,媒介則收割現代人的流量和注意力。消費主義和媒介的合謀使得性別和資本成為這一階段顯性的權力邏輯。
回到自我民族志之旅開頭的疑問。家長對孩子的體育教養方式取決於家長的體育認識和經歷以及與外部世界的互動,體育的代際傳遞是父母通過個人愛好、媒介行為和情感連接對孩子產生的潛移默化效果,但本質上仍是對孩子行使權力。而權力這一命題將始終貫穿作為女性體育迷的經驗,因為女性身份被認為異構於體育,女性將在不同場域中反抗因為身份差而產生的權力。
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提出「社會生活這一文本的洞悉」的理念。我的自我民族志通過理論反思和個人書寫將自己的生命經驗文本化,揭示了女性體育迷的掙扎。赫茲菲爾德(Michael Herzfeld)指出詩學的核心在於將本質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策略,對於任何一種社會分析模式的考驗是其能否理解生活中的平凡[29]。生活文本中的詩學意蘊反映了現代人審美價值的重要構面。
5.1 權力和抗爭是建構女性身份的重要路徑
這篇自我民族志中包含了時代變遷、技術發展和個人生活場景的轉換,宰制與反抗伴隨著作為女性體育迷的每一段歷程。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開展著各種形式的身份表演並經歷對父權、男權、階層、知識、經濟水平、文化觀念、媒介等的反抗,但我仍努力地成為我想成為的人。後現代的語境中,概念和進入概念的框架是「延異」的,我所面對的控制也是因語境而異,但權力是關係之中永恆的線索。正如文化研究指出的霸權是一種流動的過程,霍爾(Stuart Hall)把它稱為「充滿鬥爭的劇場」中的暫時性狀態,因此「要把社會視為一種複雜的構成,必然是矛盾的,永遠是具體的、歷史的」[30]。該自我民族志的理論貢獻在於發展了對權力永恆性的認識,指出與權力相伴的反抗也是永恆的,是構成女性身份的重要路徑。由於權力的流動性和日常性,女性可能歸於和權力共生,可能與某種身份「和解」,但反抗實時「在場」也是女性主義追求的樣態。
5.2 媒介化生存需要社會詩學想像力
筆者所經歷的媒介代際循環、媒介賦權、跨階層媒介通約、與媒介爭奪主體性、在抗爭中獲得成長、歸於與權力共生都具有審美面向,因為這種不可調和性具有利奧塔所說的「崇高感」。在這個媒介技術高度發達的時代,人們和媒介高度勾連,陷入了新的身份困境。但人們可以構建媒介使用的「消極自由」,即受眾通過開啟和關閉不同媒介來控制自己與外界的連結關係和自我捲入程度,建構起個體的媒介認知。自主選擇在私人媒介-公共媒介-群體媒介三重框架內選擇注意力分配方案[31],也就是人們不但擁有媒介「遙控器」,更要善用「遙控器」。這是久在媒介樊籠裡,復得返自然的一種「退行」行為,體現了數字生存棲居的可能。所以,人們應該通過社會詩學想像力延展生命意義和審美體驗,這也是給身處現代媒介環境人們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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