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說的主要譯者有金一江、樸永昌、姜升遠、任和伯、鮮于仁、金榮一、金鐘倫等，其中金一江的影響力最大，樸永昌的譯作最多。事實上，這些譯者名稱大都為假名或筆名，如金一江，其真實身份為擁有中國文學專業背景的成宜濟教授，他是1986年掀起中國武俠閱讀狂潮的《英雄門》的主力譯者。而樸永昌在大量翻譯金庸小說的基礎上，也嘗試進行了模仿創作，如《華山論劍》、《九陰真經》等。雖然這些譯者採用的翻譯策略不盡相同，對金庸小說的內容還原度亦存在一定差異，但整體而言，還是較為準確地實現了金庸武俠精神的文字轉換和話語轉譯。以「射鵰三部曲」為譯本來源的《英雄門》是韓國影響力最大的金庸武俠小說，在某種程度上已升格為中國武俠文化的精神圖騰。因此，通過《英雄門》翻譯概貌的闡析，可以整體上廓清金庸小說的韓譯特點。
實際上，《英雄門》在韓國經歷了兩個不同的發展波段，也映射出金庸武俠精神的持續性影響。1986年是《英雄門》出版發行的第一波段，此時的韓國尚未加入《國際版權公約》，因此「高麗苑」是在未獲授權的狀態下，推出了3部18卷本的《英雄門》。此時的翻譯也是近乎於改寫的粗譯和淺譯，甚至漏譯和錯譯的現象也普遍存在。整體來看，只達到了70%的內容呈現，而在文體和文化層面的呈現度也僅僅是50%左右。但即便如此，《英雄門》仍然聲名大噪，甚而改變了韓國對中國武俠小說的固定觀念和審美迂執，可謂一個耐人尋味的獨特文化現象。《英雄門》出版發行的第二波段出現於2003年，此時以「金寧社」和「中原文化社」為主導。鑑於《英雄門》系列超越時空的曠世影響，知名出版機構「金寧社」重新購買了「射鵰三部曲」的版權，分別於2003、2005和2007推出了《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和《倚天屠龍記》的精譯本，共計24卷本。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射鵰英雄傳》的譯者並非個人，而是一個名為「金庸小說翻譯研究會」的團體，這在凸顯金寧社精心組織和良苦用心的同時，也投射了其延續金庸武俠神話的雄心和抱負。但遺憾的是，其總體銷量卻並不盡如人意，相較於被奉為經典的1986版《英雄門》，2003年以後的「射鵰三部曲」在受眾反響和波及效應等方面，都較為遜色。究其原因，除卻社會時代的不同、讀者心理需求的變化以及文化語境的變遷等若干因素，在翻譯層面是否也存在著某些決定性因素？
1986版的《英雄門》系列與2003年以後的「射鵰三部曲」在譯文風格、文本結構、文史典故的處理方式以及人物對白的譯入語轉換等方面，均迥然有別。1986版《英雄門》的譯文風格豪放、粗狂而直接，尤其是翻譯充盈著濃鬱中華文化色彩的武功招式時，大都採用了漢文標記的方式，由此在呈現關鍵功夫動作方面，相對更為精準。對於中國文史典故，遵循的是「極簡原則」，並未加以深入闡解，甚至對一部分較難理解的中國文化元素進行了過濾和刪除處理，屬於典型的歸化式翻譯。與之相比，2003版以後「射鵰三部曲」的翻譯風格總體表現為細膩、全面、詳盡而周到，這也是比1986版多出6卷本的直接原因。如為了顧及不懂漢文的部分韓國讀者，譯者多使用韓文固有詞翻譯武術招式，對文史典故也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完譯」和「精譯」性闡釋，在確保翻譯準確性的同時，還適時添加了小說人物關係圖以及相關武功說明，在飽含深厚文化意蘊的文化符碼轉換中，更多地滲雜和融入了譯者的個人解讀，採用了「異化」的翻譯策略。對於金庸小說中不計其數的「文化負載詞」，如《神鵰俠侶》中的「越女採蓮」，在1986版《英雄門2——英雄之星》中直接將其刪除，只將原作中的「北宋大詞人歐陽修」譯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而李德玉翻譯的2005版《神鵰俠侶》則將歐陽修《蝶戀花·越女採蓮秋水畔》「越女採蓮秋水畔。窄袖輕羅，暗露雙金釧。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絲爭亂。鸂鶒灘頭風浪晚。霧重煙輕，不見來時伴。隱隱歌聲歸棹遠。離愁引著江南岸。」予以全文呈現，且在譯文文體上也兼顧了中韓語言的特殊性，就翻譯本身而言可謂相當精準。對「五運更始」的典故，1986版的《英雄門2——英雄之星》亦採用了刪譯的方式，而2005版的《神鵰俠侶》則從易學、醫學和陰陽調和的角度進行了詳細闡釋。
可以說，從翻譯忠實性的原則來看，2003年以後版本的「射鵰三部曲」明顯優於1986版，但受眾的接受效果卻並不理想，整體銷量也無法與1986版同日而語。深究其因，在語言轉換層面上，可以將其歸因至中國文化元素的處理方式上。金庸小說眼花繚亂的武功招式和精妙絕倫的打鬥場面，對韓國讀者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但若在短兵相接的刀光劍影中過多地穿插一些陌生中國文化元素的深入闡釋，勢必會使讀者的閱讀激情受到抑制，一氣呵成的閱讀快感被不時中斷，閱讀體驗也就隨之大打折扣。實際上，文化差異是一種跨語言的存在，武俠小說作為某種大眾文化商品，如果與閱讀受眾的文化心理存在過大差距，那麼讀者必然會產生疏遠感。如何處理不同國家、不同語言間的文化差異，如何儘可能減少「文化折扣」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是譯者們必須直面的首要翻譯倫理問題，也是衡量譯作質量和效果的重要尺度。
「語言」是包括武俠小說在內的文化產品海外譯介和異域接受中的第一道屏障，也是可能導致「文化折扣」的重要因素。譯者在面對充溢著異域文化元素的作品時，如何巧妙而恰當地處理和過濾異質性文化成分，是對譯者文化態度和翻譯策略的考驗。在此過程中，譯者面臨著諸如文化對比、文化定勢、文化適應、文化迷惘、文化誤讀、文化預設等複雜文化現象，必須在其中做出恰切的抉擇。1986版《英雄門》的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依據自身的中文知識背景，通過對中韓兩種語言文化體系的整體把握，以及對讀者反應和譯作市場性的預見，最大限度地消除了可能引起「文化折扣」的中國文化元素。從翻譯策略選擇的角度來看，雖然屬於典型的「粗譯」和「略譯」，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翻譯的忠實性原則，但其譯文風格卻更加契合當時韓國受眾的閱讀心理趨向和審美旨趣，對「射鵰三部曲」具體文本結構的改造亦更為科學和緊湊，在增添趣味性、可讀性的基礎上，強化了人物對白的戲劇化程度，使韓國讀者的閱讀期待得到了充分滿足。
因此，相對於較為完整地還原原著的「金寧社」版本，1986版的《英雄門》在翻譯過程中所產生的「文化折扣」大為降低，這也是其引起轟動效應的翻譯策略層面的決定性因素。但從翻譯忠實性和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金寧社」版本的「射鵰三部曲」則更有價值，翻譯質量也更高。因為其翻譯工作由成立於2002年的「金庸小說翻譯研究會」擔綱，李德玉、任弘彬也是經驗豐富的翻譯家。「金庸小說翻譯研究會」匯聚了金庸小說研究和翻譯方面的專家，旨在通過翻譯策略的研討和相關史實的考證，完美呈現金庸小說的文化意涵，準確評判金庸小說的文學價值。在「金庸小說翻譯研究會」的助力下，以金寧社和中原文化社為出版主體，金庸小說在新世紀的譯介熱潮正式開啟。雖然緣於翻譯策略的不同、時代語境的變遷以及讀者文化心理的變化，相關譯本所掀起的波瀾難以企及1986版的《英雄門》，但「86世代」們的記憶猶新，同時新的時代語境和現代傳媒也為新一代讀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閱讀便利，由此金庸小說在韓國獲得了更加深厚的心理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