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吻奧斯卡——韓國電影簡史

2021-03-04 博物館丨看展覽

2020年2月9日,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禮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好萊塢的杜比劇院舉行。韓影《寄生蟲》改寫了歷史,一舉拿下了最佳影片、最佳國際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等四項大獎,成為首部贏得奧斯卡最高榮譽——最佳影片獎的非英語電影。

韓國電影從無到有,從默默無聞到一鳴驚人,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呢?

《寄生蟲》韓國版海報

電影來到韓國極早,1897年,英國人阿斯頓·豪斯(Astor House)與韓國菸草株式會社,在忠武路泥峴租借的棚子裡,用瓦斯燈放映共同購來的法國百代電影公司紀錄短片,韓人通過提供空煙盒可免費看。

1919年《義理的仇討》報紙廣告

但韓國電影的誕生要在日韓合併以後,1919年10月27日,金陶山引領的「新劇座」在團成社上演了首部連鎖劇《義理的仇討》,其中插入了1000英尺左右膠片拍攝的京城府外景。

韓國影界將《義理的仇討》視為本土電影製作的起點,定為「電影日」,有些1905年《定軍山》電影之於中國的地位吧。

1920年始,各種啟蒙電影在韓半島出現,最初動機是配合防疫宣傳。1923年,總督府遞信局為鼓勵民眾儲蓄資助了電影《月光下的盟誓》的製作,由尹白南導演。雖頗具爭議,《盟誓》仍被認為是韓國首部故事片。女主角由妓生李月華出演。影片的成功,使得李月華成為當紅明星。由於當時的社會禁止女性外出活動,本片大大鼓勵了普通女性投身演員這一職業。

1923年,日本人早川孤舟將韓國古典名著《春香傳》搶先拍成電影。韓人樸承弼很受觸動,決議拍一部同樣改編自韓國古典名著的電影。1924年9月5日,《薔花紅蓮傳》在團成社首映。

《薔花紅蓮傳》是完全依靠本土資本、技術、演員製作最早的韓國電影。導演是樸承弼的繼承人樸晶鉉。該片票房戰績喜人,觀影人次超過了13000。團成社原本放映一週,但由於天天爆滿,不得不延長了兩天。

因為表現西方自由主義與風俗的影片或激發韓人反抗鬥志,日人在1924年始對西方進口影片進行審查。四年後,進一步加強了對半島本土審查,任何含有反抗思想的電影會被以妨害公共安全為由被禁映或刪除,幾乎沒有影片能逃脫。

儘管審查變本加厲,本土電影的產量卻不斷增長。1926到1935年被認為是韓國電影的「默片全盛期」,有八十多部問世,而且質量高,還出現了不少像《阿里郎》(1926,羅雲奎)等裡程碑式的作品,開啟了民族電影的時代。

羅雲奎

《阿里郎》使用了隱喻、暗示和象徵的蒙太奇手法。影片以狗與貓的隱喻性字幕始,接著出現主人公英鎮和地主吳基鎬相互瞪視的特寫。通過沙漠、水等場景,電影暗示著殖民地人民的悲傷和對獨立的渴望。

影片啟用約八百名臨時演員,耗時三月完成,創下當時1.5萬韓圓的電影製作費紀錄,一經上映,立即成為街頭巷尾的議論話題,觀眾排著長隊前來購票,甚至將團成社的門都擠壞了。

春香傳1935

1935年10月3日,《春香傳》在團成社公映,拉開了韓國有聲電影的時代。《春香傳》由李明雨導演,李弼雨兼任攝像、錄音和洗印。在當時的情況下,製作有聲電影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影片中的少量對白,搗衣聲、推拉大門的聲音都引起了觀眾的極大好奇。他們對韓人首部有聲電影感到自豪,對影片的不足則頗為大度。

1938年,日本在韓半島實施徵兵制度,影院開始強制放映帶有皇國臣民誓詞、日本國旗和戰爭口號的宣傳片。本土電影幾近滅亡,《我和你》是倡導「內鮮一體」、「皇國臣民化」的親日御用電影的代表作。

1945年,韓半島迎來了光復,電影界多謳歌。五年後,金日成發動了韓戰,為期三年方停。韓影的恢復之路就顯得格外漫長。

韓國影人在不斷思索、嘗試從人性藝術角度去打造電影,同時也兼顧商業利潤,這和原本的政治色彩已是大相逕庭了,顯示了電影復歸意識的自覺。政府為保護本國影業的發展在1954年修訂了《入場稅法》,免除了國產電影的入場票稅,後來又頒布「國產映畫製作獎勵和為了映畫娛樂純化的補償措施」。

1955年,韓國電影年制僅為15部,但四年後達到111部,且在題材、主體的多元化以及樣式方面都取得了質的飛躍。

1957年6月,佔地82645平方米,號稱「亞洲最大電影製片廠」在贍養攝影所建立。導演李康天利用該公司引進的當時最先進的米歇爾攝影機製作了韓國首部寬銀幕電影《生命》。

馬夫1961

1961年,韓國迎來彩色寬銀幕時代,電影也隨之進入了全盛期。在第11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上,金勝鎬主演、姜大振導演的《馬夫》摘得銀熊獎,成為韓國電影史上首部在國際三大電影節上獲獎的作品。

另外韓國還積極開拓海外業務,和香港邵氏屢有合作佳片出現,初露鋒芒。

樸正熙在1961年政變上臺,開始打著保護和培育的口號對電影業進行管控。1962年1月20日,頒布了史上首部《電影法》,後又三次修訂。核心內容是企業化政策和外國電影進口配額制。只有具備相當規模物質和人力資源的電影製作商才能可以註冊電影公司,一年不能製作15部以上作品的,取消註冊。不過企業化政策只強調產量,對改善電影公司的實質性體質沒有任何貢獻。

更可怕的是,獨裁者還加強了審查,含有政治因素,描寫社會黑暗面、反倫理,和揭露現實社會的影片遭到了封殺。《誤發彈》(1961,俞賢穆)遭禁映,原因是軍政府認為對戰後韓國的描述過於灰暗,片中精神失常的老母親發病時所喊的「走吧」臺詞,被解釋為「回北韓吧」,因此被打上反政府的標籤。

1972年,樸正熙發動「十月維新」軍事政變,使其可無限期連任總統並擁有掌握國家的絕對權利。1969年至1976年,韓國觀影人次從1.78億銳減到三成,電視的普及和其它娛樂產業的發展也使韓國電影的蕭條進一步雪上加霜。

1977年,「映像時代」製作的《冬天的女人》創下了58萬觀眾的1970年代韓國最高票房紀錄。

1980年,文化公報部廢止了樸政權的「優秀電影獎勵制度」,不再是為取得外國進口配額而製作,而是真正具有思想性、藝術性,能深深打動觀眾的電影。

整個1980年代的韓國電影是文化自由與政治壓迫並行的過渡期。電影製作不僅要面對當局的審查還要面臨來自各特定集團的壓力。1981年12月,以女公交司機為題材的影片《進城的姑娘》因來自集團壓力而被勒令停止放映,成為韓國電影史上首部在上映期間被中止放映的影片。

1980年代初,中堅力量引導著韓影。1980年,李鬥鏞導演的《避幕》獲得威尼斯電影節ISDAP獎。1984年,李鬥鏞以描寫朝鮮王朝殘酷舊習俗的《女性殘酷史:紡車,紡車》在韓國電影史上首次入選坎城國際電影節「一種注視」單元。

1982年3月,坦克車血洗光州的全鬥煥為分散民眾對政治的注意力,開放了深夜劇場。鄭仁燁執導的《愛瑪夫人》成為第一部深夜劇場影片,引發了情色片製作的熱潮。午夜劇場也成為受年輕戀人歡迎的約會場所。劇本作家沈山曾在專欄上寫道:

當時還是大學生的我們,處於一種奇怪的生活狀態。白天,我們向全鬥煥的暴壓政治投擲石塊,晚上跟著全鬥煥自由化政策的統一步調,坐在影院裡,一邊咯咯地笑一邊看廉價的情色片……

1980年代後期,隨著電影運動的發展、錄像機的普及,映畫學院系統的製作教育等,韓國影壇出現了一批以樸光洙、張善宇、鄭智泳等帶有多樣個性和出色才能的新人導演,引發了所謂「電影新浪潮」

樸光洙是先行者,處女作《柒洙和萬洙》(1988)通過塑造兩名被困在摩天大樓的油漆工柒洙和萬洙觸及韓國社會對自由、民主的壓制,激起了不小的反映。

1991年是韓國文化部制定的「電影年」。在韓國電影誕生紀念日的10月27日,映畫振興公社和電影工作者協會等六家團體共同舉辦了「我們的電影盛宴」紀念會,並舉辦了短片及文藝片鑑賞會、國際家庭電影節,以及在汶山、天安、大田等地巡迴運行了「91友情文化列車」。

1990年代中後期,韓國開啟了國際電影節時代。1996年9月13日啟動了釜山國際電影節,目前已發展成為亞洲最具代表性的國際電影節之一。1990年,新創刊的《體育朝鮮》在漢城世宗文化會館舉辦了第11屆青龍獎頒獎儀式,中斷了十七年的青龍獎復活。

1997年10月13日,總統金大中承諾在「給予支持,不幹涉」原則下,廢除電影審查。同年修訂了《電影振興法》,成立了韓國公演藝術振興協會用於取替原有的公演倫理委員會,並對電影實行全體、12歲以上、15歲以上、18歲以上四個等級分類制度。1999年5月28日,政府根據《電影振興法》成立了法定民間機構「電影振興委員會」,並將電影業選為政府重點扶植的對象,韓國電影環境得到了改善。

1999年,姜帝圭導演的《魚》放映僅21天就突破了《西便制》創下的百萬票房紀錄,最終創下580萬的紀錄,超過當時好萊塢巨片《鐵達尼號》在韓票房,被公認為韓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大片。一時間「韓國大片」膾炙人口。

2003年和2004年,《實尾島》和《太極旗飄揚》使韓國電影進入千萬票房的時代。韓國大片的成功使國產佔有率提高到了50%以上,並成功擴大了觀眾層和海外市場的銷路,寫下輝煌的一頁。

空屋情人2004

2000年,林權澤執導的《春香傳》首次入圍坎城電影節主競賽單元。2002年,林權澤憑藉《醉畫仙》榮獲坎城最佳導演獎。同年,李滄東的《綠洲》拿下了威尼斯電影節特別導演獎和馬切羅·馬斯羅楊尼獎。2004年,金基德導演的《援交天使》和《空屋情人》連續摘得柏林、威尼斯電影節的最佳導演獎,一舉成為國際名導。

鳴梁2014(迄今最高票房)

2012年,金基德執導的《聖殤》在第69屆威尼斯電影節贏得金獅獎。2010年,李滄東的《詩》獲坎城最佳劇本獎。2019年,奉俊昊執導的《寄生蟲》獲金棕櫚獎,接下來更大的榮譽就又回到了本文的開頭……

 

十八年前,韓國國足用演技欺騙了世界,獲得了世界盃殿軍,全球嘲諷;而這次獲取奧斯卡,卻足以使世人不得不肅然起敬,美媒普遍認為將讓電影文化更豐富。那隔壁的中國影人除了汗顏、赧然之外,從韓影的勃興又能有什麼啟示呢?

一是模糊審查和明確分級,梳理韓影簡史,我們可清晰看到政治的擾動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電影業的精進。於當今韓影,沒有什麼題材可被視為禁忌,沒有什麼理念不會得到支持,電影本是社會的鏡子,如總是去閃避、逢迎,那無異於帶著腳鏈跳舞,休想有什麼傑作問世。

二是重視對專業人才的孕育,親吻小金人的奉俊昊僅是韓國影人的一例,而在其背後已形成了編導演立體化的國家級團隊,是次獲獎根本算不得什麼意外,也就是韓國影人多年焚膏繼晷的厚積薄發而已。中國尤其要重視培養優秀的編劇,不要集中在宮鬥、抗戰神劇、嘻哈鬧劇等小兒科上,鼓勵他們去創作更寬的作品。

三是對高尚觀眾的培養。韓國有5000萬人,截至2019年底,破千萬觀看人次的影片已有26部,其中國片就有19部,涉及歷史、政治、社會、災難、搞笑、魔幻等,真是五花八門。中國的電影市場更為廣闊,受眾品位可以而且理應多元化。電影終究是要回到人民中去的,因勢利導是中國影業要長期堅持的功課。

 

從《義理的仇討》到《寄生蟲》,韓國影人用了101年,真心希望中國電影也能儘快「躋身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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