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見到一個「下了海」的文化人。幾個還在崗位上的文化人坐在他所經營的飯店裡，享受他所提供的精美菜餚，大談文化的失落。最失落的，竟是老闆。他苦著臉，指責自己越陷越深，離原有的文化理想越來越遠；金錢，使人腐敗。
他的憂鬱與自責使我想起大陸傳媒上對商品經濟所帶來的貪婪風氣的種種批判。文人從商，以「下海」稱之，就像從前人說良家婦女「下海」伴酒一樣，是斯文掃地，是自甘墮落。
我向來理解權力使人腐敗，金錢，卻是一個可以化腐朽為神奇的東西。一個人有了錢，他就可以放手去求取知識，可以在國內國外遊走，可以使家人豐衣足食。因為他有錢，他可以不斤斤計較，可以不鑽營奉承，可以不小頭銳面。資源的充分，使他比較容易成為一個教養良好、寬容大度、體恤弱者的人。當他行有餘力，他可能在鄉裡間鋪橋修路、救濟貧苦；當他飛黃騰達，他可能在社會上成立各種基金——殘疾基金幫助照顧殘疾，文化基金鼓勵藝術創作；他也可能在學校裡設置獎學金，策勵學子，為國育才。
一個國家有了錢，它就比較容易做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老人福利、失業救濟、幼兒培育、殘障孤兒的照顧，都需要金錢的促成。有了財富的基礎，一個社會比較可以達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的境界。
現在對經濟狂潮大加鞭撻的憂國之士不妨看看歐洲的心路歷程。我們現在看到的歐洲，是一個環境優美舒敞、人文氣質高尚的地方。公園池塘裡的天鵝優遊自在，無人打擾。路邊野生的紅豔蘋果自開自落，無人擷取。搭地鐵公車進進出出全憑個人誠實購票，不需檢查。生了病去看醫生，只要留下地址就可以接受治療，帳單以後寄來。張賢亮和朋友在歐洲餐館吃飯，忘了付錢。走出餐館了，侍者才追來提醒，態度婉客氣，毫無猜疑的神情。
這樣的雍容大度，對不起，不是天生的民族性，它其實是經濟的塑造。如果張賢亮在50年代來到戰後民生凋敝的歐洲，侍者對忘了付帳的客人可是要怒目相對的。戰後的德國小孩在大街上搶美國大兵從吉普車上丟灑下來的巧克力糖，滿臉胡頾的潦倒男人在馬路上彎身撿拾菸蒂，年輕的女人千方百計接近英美大兵以換取絲襪和口紅。
馬歇爾經援計劃實施之後，德國經濟開始復甦。錢，使人們活動起來。經濟發展所帶來第一個狂潮是「吃潮」。人們拼命買吃的東西，談吃的話題，作吃的計劃。文化批評家們在報章雜誌上也就拼命批判國人的貪吃醜態，「斯文掃地」。但是當然，評者自評，吃者自吃。「吃潮」稍退，在50年代初，緊接著湧起「冰箱潮」。那白白方方的一大件，裝得下好幾天的吃食而且保持不壞，舉國為之瘋狂。男人女人努力工作、積極向上，不為救國救民卻為了掙夠錢去買個大冰箱。文化人或農人工人，聚在一起，不談靈魂上的事情，卻和左鄰右舍比較冰箱的品脾。報紙上則充滿義正言辭的道德指控：精神汙染、文化失落、道德淪喪，德國知識分子們沉痛地問：西方文化往哪裡去？
四十年之後的德國，是一個連最底層的掃街工人都可以每年出國度假的國家。於是你看見他們的孩子彬彬有禮，他們的公車司機會等到最後一個乘客都安穩落座才再度啟動，他們的餐館侍者，見你沒付帳走了出去，還對你和顏悅色。你也看見他們的國家撥出大筆大筆的錢給飽受戰亂的波希尼亞難民，給非洲因飢餓而瀕臨死亡的兒童，給民生困頓、政治不安的俄羅斯。他們的大學，對全世界的學生開放，不收一文學費。
這種百川不拒的寬鬆，與民族性格關係少，與有錢沒錢關係大。錢，當然不會憑空而來，它必須透過勞心勞力的掙取；如果這個勞心勞力掙取財富的行為叫做「貪」的話，那麼「貪」有什麼不好？它根本就是一個經濟動力，使一個個人，不倚賴國家的豢養，以自己的力量求溫求飽求物質的豐足；沒有這個動力，社會的經濟是停滯的，停滯在貧窮中。你說金錢使人腐敗，我說貧窮使人腐敗，匱乏使人墮落。「倉廩足而後知榮辱」倒過來說就是，貧窮的壓迫使人顧不及榮辱的分寸，那才是道德的淪喪呢。
在經濟狂潮中我們所看見的人與人之間的傾軋欺詐、勾心鬥角，究竟是來自對金錢的追求，還是來自對金錢追求的機會不均等？前者可以是君子之爭，後者，卻勢必釋放出一個人對社會最深最痛的怨憤；集合無數個個人的怨憤，那就是一股動蕩不安的毀滅力量。孫文說，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卻覺得，在某個發展階段，不患多而患不均。如果遊戲規則是公平的，財富的追求可以推動社會，使它在物質不乏之餘往精神文明提升；如果遊戲規則是不公平的，傳統價值的解體崩潰恐怕是無法避免的噩夢。
我多麼希望那位「下了海」的文人老闆能歡欣鼓舞地經營他的餐館，大賺其錢。然後有一天，他的錢實在太多了，他成立了一個鄉鎮圖書館基金會，使最偏僻的小村子也有自己的兒童圖書館；他設置了一個以他自己為名的文學大獎，刺激天下有志未成的作家競技；他組織了一個翻譯中心，使中文創作譯成全世界都能讀到的各種文字……唉，錢的好處太多了。有一天，當像他這樣的人在中國比比皆是時，誰知道，中國說不定還要經援美國和德國呢。
腐敗不腐敗在於公平不公平；金錢，倒是無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