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寫人(duxieren.com)文摘]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思鬱/文
一
羅傑·伊伯特寫過一個英格瑪·伯格曼的段子：1976年，伯格曼被控逃稅造假，在排練《死亡之舞》的時候被抓。這件案子轟動全國，讓伯格曼心力交瘁，一度精神崩潰，差點自殺。這段不幸的插曲在他的自傳《魔燈》中有著很詳細的記錄，因為這件案子，讓他開始自我放逐海外達九年多，最終繳納了十八萬克朗的稅才算了結。直到1979年11月，瑞典官方才出面承認伯格曼在稅務方面無罪。
在自我放逐期間，伯格曼來到了洛杉磯，讓經紀人安排他去好萊塢的拍攝現場參觀一下。他的經紀人正好是好萊塢動作片影星查爾斯·布朗森的負責人，於是就讓伯格曼這位「電影藝術殿堂裡的絕對權威」去了布朗森主演的西部片《奪命列車》的現場探班。於是，現場就有了這樣的對話。伯格曼對布朗森說，請向我解釋一下，您正在做什麼？布朗森說，這是我被擊中的一場戲，所以我正把這些小血包放到衣服裡面去，然後……這些你應該都知道吧，你是導演。「不不，請講下去，」伯格曼說，「對我來說，這些可都是新東西。」布朗森很驚訝：「你是說，你的電影裡從來都不用開槍？」
這個段子至少可以讓我們從側面了解伯格曼拍攝的是一些什麼風格的電影。他的電影裡有夢境、宗教、上帝、婚姻、死亡、嫉妒、身體、性慾、面孔、愛情、友誼、背叛，這些都是藝術品的常見元素，卻沒有商業片裡那些激烈的打鬥和槍擊。伯格曼的電影關涉到人類的情感，用他自己的話說，「電影藝術能無限接近生活的本質。它應當展示心理狀態，而不只是滿足於用圖像來展現動作」。
伯格曼是瑞典人、雜耍者、魔術師、牧師之子、也是戲劇人。他說，很早的時候，媽媽就鼓勵他對戲劇的興趣，在大學的時候，除了和女友廝混之外，其他所有的時間，他都投入到了戲劇中。戲劇成了他生活、職業和激情的來源之一，另一個則是電影。1950年的時候，他就宣稱：「戲劇是我忠貞的妻子。電影是我最大的豔遇，它是驕奢的情人。兩者我都愛，當然愛的方式是不同的。」
戲劇和電影有何不同？按照我們常人的理解，戲劇屬於舞臺，電影屬於屏幕；戲劇更小眾，電影是大眾的藝術；戲劇更注重人物衝突，電影更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但是這些習以為常的劃分並不適用於伯格曼，因為在伯格曼的世界裡，戲劇與電影幾乎同等重要。在《魔燈》裡，伯格曼提到，從事劇院工作沒有這麼多危險，他可以隨時注意到有缺點的地方，即使最壞之處也可以及時指導演員改正。但是電影則不然，當你發現有問題時，已經無法糾正了，「每天拍攝三分鐘長的影片，每一寸膠片都必須栩栩如生，必須是一種創造」。
二
這種完美主義的心理導致伯格曼總是做惡夢。而他的這本精神自傳《魔燈》幾乎就是一本記錄自己所有精神困擾和夢境的夢之書，正如費裡尼的《夢書》一樣。也許這樣說並不完整，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魔燈》又像是伯格曼的「追憶似水年華」，他在書中不厭其煩地講述他童年發生的一切，包括七八歲時候的性侵、青春期的性慾、對希特勒的迷戀、對柏林這個城市的愛，以及對戲劇大師斯特林堡的迷戀。他連童年那些最細微的記憶也不放過，他從這些細微的片段中能看到什麼呢？一個如此執著到偏執的寫作者，徹底袒露自己的內心，從這個意義上，《魔燈》又是伯格曼的「懺悔錄」，他毫不遮掩對女性的那種醜陋的情感，對婚姻的絕望，幾次婚姻的失敗也擋不住他出軌的內心，數不清的情婦與他的糾纏。伯格曼在這本自傳中不斷提及他童年發生的一切對他人生之路的影響，還不斷提及那些在記憶深淵中沉澱起來的幻想對他的電影藝術的互文作用。
大概也只有從夢境的角度才能理解伯格曼的這本自傳，整本書不遵循線性時間，更類似於跟從自己的感覺進行的寫作。童年與成年、性與死亡、戀愛與婚姻、婚姻與出軌、夢境與現實、感覺與理性、電影與戲劇，完全跳出了時間的羈絆，糾纏在一起。就如同看一個人昏睡中做夢一樣。如果你觀看伯格曼的大部分電影，就知道，這就是他的電影最為寫實的部分。「電影如果不是一種記錄，就是一種夢幻」。伯格曼在《魔燈》中寫到，「電影似夢幻，電影如音樂。沒有哪種藝術形式能像電影那樣，超越一般感覺，直接觸及我們的情感，深入到我們的靈魂世界……當我在剪輯臺上逐格拉片時，我仍然能感受到童年時代所感受到的、那種眼花繚亂的魔幻感覺；在黑暗的衣櫥中，我慢慢地一格一格地轉動畫面，看到那些幾乎難以察覺的畫面變動。」童年對伯格曼的記憶來說，就是做錯事被懲罰之後，關在一個特別的櫥櫃裡，而且大人會告訴孩子說，在那個特殊的櫥櫃裡有一隻小動物，它專吃頑皮孩子的腳趾頭。黑暗中被懲罰的孩子，帶著所有的恐懼，沉浸在黑暗的深淵之中，無助而絕望。而伯格曼的解決辦法就是在櫥櫃的一個角落藏了一隻發紅綠光的手電筒。每當他被關進櫥櫃，就摸索出手電筒，把直射到牆上的光束想像成正在放電影，於是這種懲罰方式就失去了它的恐怖氣氛。
三
電影就這樣變成了拯救自我的一種方式。事實上也是如此，從1944年開始到1982年的《芬妮與亞歷山大》一片為止，伯格曼共計拍攝了40部左右的電影，這些電影之中既有偉大的作品，也有失敗的作品，但是直到1973年的《呼喊與細雨》之前，這些電影從未取得過商業上的成功。1973年，伯格曼寫了《呼喊與細雨》劇本，但是國內外已經沒有人願意投資他的作品，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積蓄，同時說服影片中的四位女主角把她們的酬金作為投資投在這部影片上，然後再向電影基金會貸款五十萬克朗，才拍攝了這部電影。
伯格曼回憶說，他們是在一種歡快自信的氛圍中拍了這部電影，但是有時候，他又感到悲哀，懷疑自己也許再也不會拍電影了。後來，他想出售《呼喊與細雨》在美國地區的版權，找不到發行商，有的發行商看到影片之後，乾脆說應該為這部該死的影片向伯格曼收錢。最後，有家專門發行恐怖片和色情片的小公司同情他們，才答應為伯格曼發行這部影片。這部電影總算在當年聖誕夜前夕，在紐約舉行了全球首映。伯格曼大概從未想到這部電影發行的結果，他正在為缺錢的事情焦慮不安，他全部的家當都搭進去了，下部電影如何運作，毫無頭緒。就在這個聖誕夜前夜，他的經紀人突然打電話給他，說《呼喊與細語》反響熱烈！十天之後，世界上只要是能放電影的國家，幾乎都買了《呼喊與細雨》的版權。他不再是瑞典的藝術大師，還是全球享有盛譽受到無數導演頂禮膜拜的電影大師。
在接受羅傑·伊伯特訪談中，伯格曼說他總有一天會停止拍電影：「但我希望到了那一天，我能自己意識到這點，然後就停下來不再拍電影了。你知道嗎，拍電影也好，在舞臺上指導演出也好，其實都是一回事，都是某種與他人發生接觸的企圖。人總會有這樣的願望。但如果某天你覺得自己已經不再有什麼東西想告訴別人了，那麼明智一點還是停止拍電影吧。」對伯格曼來說，這個時刻到來的時候就是他電影生涯結束的時刻，他總是夢想到這一刻，他常常做噩夢。夢裡，他總是夢見自己站在攝影棚裡，準備好一場戲，演員、攝影師、導演助理、燈光師以及臨時演員都已準備就緒。但是不知為何，他在那天竟然忘了要拍攝的內容。他只能回到演員那裡，故意虛張聲勢，告訴演員如何念臺詞，如何等待，如何轉向攝像機。最終，他還是無法把拍攝進行下去，然後周圍的人發現了導演已經喪失了執導能力，大家一鬨而散。
這種在壓力下的噩夢一連串地襲來：兇殺、酷刑、窒息、亂倫、毀滅、精神錯亂等。伴隨他的一生，直到他決定放棄的那一刻——從拍攝《芬妮與亞歷山大》開始就有的這個念頭，隨著一次病痛的襲來，他突然意識到，他不能再拍電影了，他必須隱退。他想做個有尊嚴的導演，他想要自己還能從衣帽架上取下帽子的時候，趁早把它取下來，然後悄然離去。因為人老了，創造力和性慾一樣，也會隨著年歲增長無聲無息地逝去。
話說還有個伯格曼的段子：某年的坎城電影節上——自從1956年《夏夜的微笑》獲得坎城電影節的青睞之後，伯格曼一直都是坎城電影節的常客——伯格曼與《阿拉伯的勞倫斯》和《日瓦戈醫生》的導演大衛·裡恩聊了起來。裡恩問伯格曼，你用的是哪種劇組人員？伯格曼回答說，我和十八位好朋友一起拍攝我的電影。裡恩說，我正好相反，我跟一百五十位敵人一起拍我的電影。
對伯格曼來說，離開電影並不容易，圍繞他身邊的都是合作多年的固定團隊和朋友——伯格曼混亂的情感關係也包括把他與演員的關係變成情人和伴侶，這恰恰說明「電影工作是一種極為色情的行當；演員之間都坦誠相待，彼此間暴露無遺。在攝影機鏡頭前面，所有的親暱、忠貞、相互依賴、情愛、自信和可靠性都變成一種溫情脈脈，也許是虛幻的安全感。那種張力，那種緊張的氣氛的緩和，同舟共濟的默契，和成功的狂歡時刻之後，隨即而來的反高潮，氣氛不可避免地張滿性慾。多年後我才明白，終究有一天攝影機將停止轉動，燈光也會熄滅」。
伯格曼偶爾也會做一些逃避現實的美夢。比如他夢見一部傑出的片子，人物眾多，配有音樂和五彩繽紛的場景。他對此感到很滿意，心滿意足地說：這是我的作品，我創造了這一切。
與其說他創造了藝術，倒不如說是夢創造了伯格曼的電影。
原文連結：http://www.eeo.com.cn/2017/1016/3147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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