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北京、上海的保姆
價格迅速超過了香港？
我有一個花三十幾萬學費讀 MBA 的學生，但僱不起保姆。這是因為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保姆的工資達到了 8000 元左右，是香港保姆價格的兩倍，甚至遠遠超過了部分大學本科生甚至碩士生的待遇。
而箇中原因也很簡單，因為我們有需求沒有供給。現在中國大城市裡的人口結構其實是不合理的，缺少大量從事低端服務業的人。
在美國大城市的人口結構裡，高端勞動力和低端勞動力的比重基本上是一比一的，而且，一個高端人才（比如高科技人才、律師和醫生等）來到城市，一般會創造三個就業崗位（超市收銀員、家政服務員和餐館服務員）。
但對於中國，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學生，缺的是初中以下的人。所以，高素質人才很可能因為生活所需的服務成本太高，離開上海、北京這樣的城市，轉而去香港或者新加坡這樣的城市。這不利於上海、北京等城市競爭力的提升。
中美兩國城市人口結構對比。實線代表美國的大城市，虛線代表中小城市，橫軸可以理解為人的教育水平，縱軸是分布。可見，基本上在兩端大城市分布會突出來。而在中國（右圖），中國的大城市（實線）的人口技能結構基本上往右偏，左邊沒有多出來。說明缺少低端人口。
為什麼上海人均收入只有香港的 1/3 ，
但一碗麵的價格和香港差不多？
其實這個道理和保姆是一樣的。因為你吃的面那個成本不是面的價格，是服務的價格。在我們今天實際上是在提高這個成本。當我們這個成本提高了，你的收入在什麼水平上？以中國最發達的地方上海為例，現在人均收入也無非就是香港的 1/3 ，你怎麼去競爭所謂人才呢？
從鄉村社會、熟人社會到一個
陌生人社會、城市社會，
人們的生活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從個人角度來講，最大的變化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社會資本，會從你在鄉村社會裡互動範圍僅僅是村民，基本上是基於習俗的，（轉變為）基於一些非正式制度。比如（人處在鄉村社會），今天你欠了我點錢，我也不好意思讓你還了，也許明天我要向你借錢了。但是人處在陌生的社會，你今天欠我錢，不好意思，你必須要還我。
最近網上一個帖子，「為什麼要逃回北上廣？」相對來說大城市的制度比較規範。道理就在這，大城市的制度是建立在陌生人基礎上的。（比如）大城市 AA 制，吃完飯下次就不再見了。
從農村角度講，對於進入到大城市的農村居民來講，城市化的過程當中有這樣一部分人，年輕可能在農村生活和出生，長大以後在城市。最大的轉變就是要學會尊重製度。包括最近山東出現的在高速公路上暴走，你就會發現這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我們的社會必須要求通過法治來規定高速公路上是不能走人的，但是我們的行為模式還是停留在一個農村社會裡，我行我素，而且我還可以穿著反光服在高速公路上走，不尊重製度的方式，我們沒有學會尊重城市裡的新規則。
從城市角度來講，必須要看到在城市化進程當中對於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巨大的推動力和必然性，包容性特別重要，不管你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還是公共政策制定，一定要消除掉身份的概念。恰恰是在農業社會，身份是重要的，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按照我的習俗來進行治理的，所以一個人如果幹了壞事，我就把這個東西作為判斷他的一個標準，年輕人幹過壞事，估計以後也會幹壞事。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就是這些都不重要了，我今天如果幹壞事了，我可以重新來過，沒有人認識我，這就是現代社會的東西。
我們今天城市居民的思維方式和公共政策的思維方式又在這個問題上出問題了，我們總給人貼標籤，比如農民、農民工，現在一出現什麼事情，電視上的報導就是某某安徽籍、江西籍的農民工怎麼怎麼了，你報導事就報導事，你管他是農民工還是城市人，難道城市人的犯罪率就比農民低嗎？
再說公共政策，如果外地人到我們這個地方開專車就會帶來很多問題，本地人開專車就沒有問題嗎？所以我們把開專車的權利又賦予了本地居民。現在有一種現象，你打專車的時候，叫來的車的車號跟你在約的時候車號不一樣，為什麼？一問，原來是這樣，在政府規定之下，外地人找一個上海人，給他一筆錢，用上海人的車去登記，開還是開外地車，司機也是外地人。
我舉這個例子說明什麼，如果你不理解經濟和社會運轉的基本方式，你以為你在改進這個社會的秩序，但其實你做的是落後的管理社會，實際上是農業社會的管理方式，造成的問題和解決的問題相比較，可能造成的問題更多，而且產生更多的不公正。
商業和科技會給我們的城市
生活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不要相信技術會減少面對面的機會。
很多人都認為信息技術的改善會讓城市扁平化，密度變得不重要了。原來很多需要面對面開展的活動，現在都可以藉助科技來實現了。比如說我們討論一個問題，原來我們需要見面，現在需要打電話，微信，甚至可以直播，都可以實現了。
這個存不存在？存在。但是是一種局部的思維，你只看到信息科技的發展，帶來了對於人類某一些活動的取代，但是你沒有注意到它很可能跟面對面的交流之間互補性大於互替性。
信息科技不僅會使得密度變得不重要，而且會使得密度變得更重要，你看人類活動，越是當信息技術變得發達，以信息、知識、科技為核心競爭力的那些產業，在整個人的經濟活動當中所佔的比重就越來高度，而這些活動需要在哪裡開展，就需要在面對面最方便的人口密度高的那些城市開展。
現在信息科技進步這麼快，人口沒有離開大城市，反而在往大城市集中。人都是重新回到市中心。他們難道不知道市中心的房價更貴嗎？他還要回去。說明什麼？說明他從面對面交流當中所獲得的收益是高於他所付出的更高的房租成本的。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就是互補性大於互替性。
中國大城市裡，外地人
真的太多了嗎？
紐約和倫敦提供了城市人口結構的一個參照：全世界範圍之內普遍存在大城市越來越大，而且人還在不斷向大城市集中這樣一種現象。
我把全球城市稱為移民的城市，紐約截止到 2008年，36%的紐約人是在美國之外出生的，其中有48%的紐約人在家裡是不講英語的。倫敦在2011年人口普查數據裡，出生在英國以外的居民是37% ，這個數據跟紐約的數據非常接近。再看外籍的情況，紐約的居民目前的常住人口當中，外籍的居民24%，請注意這個外籍的籍是國籍，不是戶籍。
我們現在中國非本地戶籍的常住人口，在北京和上海達到40%，我們一直在說外地人太多了。如果按照這個邏輯，我們應該在紐約和倫敦去說外國人太多了。可是它沒有這樣說。我們再來看膚色，白種的英國人的比例已經從2000年超過50% ，現在下降到50%以下了。也就是倫敦已經成為一個非白色人種的居民佔到主導的這麼一個人口結構。
中國的實證數據表明：中國人口客觀上是在向沿海地區、大城市包括中西部的省會城市附近集中。這是經濟力量使然。
可惜的是，我們在做公共政策的時候，沒有注意到這個城市人口的大型化是有客觀規律在背後驅使的。
那一個國家裡城市人口到底多少是合適的呢？一個國家的城市人口有多少，跟這個國家的人口規模多少是有關係的。
通過對142個國家的總人口和最大城市總人口的數據分析後，我們得出結論：中國的上海，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口太少。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基本的事實，如果我們真的想讓上海、北京，包括深圳、廣州這樣的城市，真正能夠引領中國，成為代表這個國家跟世界上其他的全球城市一起同臺競爭，具有世界級的競爭力，你首先要吸引的就是來自於國內外的最頂尖的人才，這首先就會體現在你的人口結構上。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今天全球城市的建設跟這個目標實在太遠了。
這是陸銘和陳釗收集的全球142個國家的數據，每一個點代表一個國家，橫軸代表這個國家的總人口，縱軸代表這個國家最大城市的人口。兩者高度相關，擬合程度用R平方來看，如果是單變量回歸，達到85%，而且沒有什麼內生性的問題。可見，上海偏離黑線太遠，說明上海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現在發展裡總是講這些人（低端人口）來了以後給城市造成多少問題，擁堵、汙染。
首先，城市這些問題真的是因為人多導致的嗎？如果真的是因為人多導致的，為什麼在西方的發達國家的發達的城市，會看到在人口增加幾倍的同時現在也不擁堵也不汙染，你應該看到擁堵汙染成倍增加等比例增加才對。
其次，如果大家真的覺得這些問題是由於人多導致的，你把年收入100 萬以上的人都趕走，年收入100萬以上的人他要開車，要住大房子，他在公共資源裡佔的是比較好的公共資源，你把年收入100萬以上的人趕走，保證城市不擁堵了。你先把低端的人口，賣油條、賣菜的這些人趕走了，這些人在住大房子嗎？這些人開車嗎，他甚至連地鐵都不乘，你把這些人趕走了能減少多少城市病？從邏輯上想想，都覺得現在很多的問題其實是有問題的。
在去全球化的世界，今天好像全世界要退潮，中國恰恰是要發揮大國人口的優勢，來利用這個城市的規模經濟，要把人口當做資源。有效的市場和有效的政府相結合，應該是讓供給更加適應需求，同時公共服務從人類發展的未來和全社會的普遍經驗來講，要講究公正性、公平性，不能把公共服務作為特權給予具有特殊身份的，比如本地戶籍人口，那個不是公正的市場經濟。
城市如何才能吸引高端人才？
如果一個城市想要提高競爭力，又該怎麼做呢？
現在市場經濟了，你希望吸引人才的話，這個人才都是用腳投票的，他都在選擇我在哪一個城市居住和工作。如果你從尊重人的自由選擇的角度來講，一個人在一個城市離開還是留下，就看兩個變量，第一個變量是我的收入（包括環境美好等因素），我在這個城市能掙多少錢，第二個變量是我的支出（包括通勤時間等），如果我的收入超過支出越大，這個城市對我的吸引力會越來越高。
在支出這一端，有兩個支出是最重要的會影響到我們在一個城市生活的成本的，其中一個支出是住房，還有一個支出是服務價格，這兩個支出的成本其實都跟我們這個城市的土地政策和人口政策是有關係的。
在我們國家的情況是，人口流入是收緊土地供應的，隨之房價就上去了。在人口流入的地方，我們限制人口，限制的又恰恰是從事生活性服務業或者叫消費性服務業的所謂被我們稱之為低端人口。我們在生活裡，你收入越高，你是不是越要到餐館吃飯，你要僱保姆，這樣的工作誰在做，就是被你稱之為低端的有歧視性意義的這些人。
如何看待對「開牆打洞」的熱議
任何的公共政策，它的基礎實際上是在求最大公約數，問題是你的分母有沒有包括所有人。所謂最大公約數的求法是什麼，就是你要賦予每一個跟這件事情相關的人一個做選擇的權利，而這個做選擇的權利應該是平等的。
現在的問題不是出在這個結果是不是好的上面，而是出在這件事情的發生過程有沒有真正的聽取過所有事情相關者的意見，有沒有在事情發生的過程當中，我們充分地把之前的狀態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充分地描繪出來，這件事情發生以後有改善，比如髒亂差沒有了，但是也有破壞，比如居民的生活便利性下降了，創造就業的能力減少了，有沒有把這種政策所導致的負面的影響充分地有一個表達的渠道出來，這我覺得是關鍵問題。
尊重多樣性，尊重人的選擇，避免讓我們的城市規劃師或者說政府官員，用他們對於城市的某種價值觀來取代我們每個人的自由的選擇，我們應該相信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他包含著對他的福利最大化，但是不要認為你們做出的選擇都不如我幫你們做的選擇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