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_洪瑋 攝影_孫海
人像供圖_公園圖書（已獲得授權）
肖全，1959年生於四川成都。1996年出版《我們這一代》，2014年此書第三次再版。
影師肖全變了。他原本一直不願意裝修他在深圳的家，反正自己雲遊四海，那不過是個「放行李的地方」，如今他55歲，還是到處飛，心裡也沒有安定感，卻覺得該對自己的窩負責，於是好好拾掇了住處，開始信佛的他給自己設了佛堂，還在相機盒上寫著「照相不見相」，這句話反過來讀也有禪意。
在上世紀80年代，那個被認為是最近的「黃金時代」裡，肖全開始用自己的鏡頭記錄一代知識分子的青蔥模樣，他們多生於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在八九十年代嶄露頭角或風靡至今：顧城、何多苓、張曉剛、崔健、王朔、張藝謀、楊麗萍……這些肖像往往是這些人最經典的一張照片。他們在肖全1996年出版的《我們這一代》中相遇，成為那個年代的印記。而肖全也被稱為「中國最好的人像攝影師」。
這些年，許多人都在找這本書的蹤跡，之前的版本在網上被高價兜售，或者在圖書館裡被翻得掉頁。18年後，終於第三次再版，不再是印刷在攝影書常用的銅版紙上，而是採用了更輕便的紙張，開本也變小了，仿佛在說，這本書早已超越攝影領域，成了一本隨身的時代傳記。
玩出來的作品
1990年，肖全翻開了詩人鐘鳴辦的文藝刊物《象罔》——那是一本用複印機複印，用訂書機訂起來的「地下刊物」。一張照片把肖全「一掌拍到了牆上」：美國詩人龐德穿著黑色長衫，頭戴禮帽，拄著拐杖走在石頭小路上。
當時肖全就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了。「中國藝術家也要有這種好照片！」實際上，他已經在無意識中開始了對這一群體的拍攝，「但是當時沒有那個野心啊！」從海軍航空兵部隊轉業後，他在四川廣播電視大學工作，很快和成都文藝圈的朋友「玩」在一起，在玩的時候，他總是會拿起相機幫他們拍照，其他地方的文藝人士來了，也會順便來上幾張。他喜歡用「玩」字，比如《我們這一代》裡最早的那張照片—1986年顧城和妻子謝燁在「星星詩歌節」的合影，也是他們一起「玩」出來的。「當時顧城樂得手舞足蹈，說我最喜歡拍照片了，我的這頂帽子，是一位美國老太太給我的。在公園裡，顧城和謝燁把枯藤編好掛在脖子上。」
也是在1990年，三毛來成都，許多媒體都在約訪她，肖全也把自己的作品拿給三毛看，三毛一邊看一邊搖頭，肖全以為她不喜歡。結果她說：「不行，你給他們拍得那麼好，你要給我拍。」三毛推掉了兩個約會跟他在柳蔭街漫步，和街頭小孩玩沙袋，「那天三毛好像把自己的一生都演了一遍」。3個月後，三毛離開人世。
「那時候不太看錢，大家都很窮，就看你的照片是不是足夠吸引他們，讓他們站在你的鏡頭面前。」肖全這樣形容當時的純粹。
要打動這些大腕兒，有時還需要一點「階級情感」。1993年，作家王朔的作品已登上電視銀幕，肖全一開始的約訪並不順利，總是被婉拒，王朔說太忙要搬家，也說「我相信你拍得好，但我實在不願意拍照片」。還好有「江湖上」的私交幫忙：他們共同的朋友，作家、《菊豆》等電影的編劇劉恆向王朔說情：「肖全也是咱們海軍的」，同樣是海軍出身的王朔一下子就沒了脾氣，「階級感情是很難用其他東西代替的」，肖全說。最後兩人見面聊「版權」—因為葉兆言告訴肖全，王朔深諳此道。最後，肖全拍下了一張王朔和記者聊天時認真聆聽的樣子。「都以為王朔沒正經的時候，其實他是十分尊重人的」。
也不是所有拍攝對象都有空長聊。比如張藝謀。1994年，肖全已經頗有名氣，受邀為張的作品《搖啊搖》擔任圖片攝影。在記憶中，張藝謀是一個幾乎不休息的人，「而且從沒看他打過哈欠！」他們偶爾聊起過攝影，張藝謀說，「我曾經也是拍照片的，但是現在開始拍電影，電影要有起幅落幅，要考慮軸線，我得把拍照的方式徹底忘掉，要想電影語言。」有天他們一起吃飯，張藝謀聊起了史匹柏，「人們說《大白鯊》商業的時候，他又拍了《辛德勒名單》，人們又覺得他不商業了。所以還是要靠自己的心，看自己到底想做什麼。」
在拍攝張藝謀的眾多照片裡，肖全選擇了這樣的一張照片放進書裡：張藝謀在片場喊開始或者「卡」，嘴巴張得老大。因為肖全覺得這照片「特別像」張藝謀，「那種勁兒！他一直在工作的狀態下，是一個開足馬達的人，而且我願意看到他那一代的爆發力」。
肖全喜歡這幫人的「勁兒」。一次在成都，他和柏樺等詩人談天說地，聊詩歌聊文學，儘管不記得聊了什麼，肖全還是能用一堆比喻形容當時的感受：「那個氣場特別足，一般的人肯定會暈倒的，這幫人在一起時聚起的能量，呼呼地往天上躥，就好像你沒有一定的內功，一下就會被那個火球踢出去」。
「他們手上的活都特別好」，他欣賞鐘鳴的詩裡那種平實和幽默，欣賞歐陽江河的過目不忘，他甚至會得意自己有這批朋友：聽朱哲琴唱歌，看楊麗萍跳舞，看何多苓畫畫……這些人浪漫有趣，他至今記得詩人張棗從德國留學回來後，這幫人聚會時玩的遊戲：他和張棗互相對著《哈姆萊特》臺詞，或者每人說一句對「女人」這個詞的修辭。
變與不變
從1986年到1996年，肖全拍了十年。從第一次出版再到現在，又已18年。這足以讓太多事情發生。剛跨入90年代，鄧小平南巡、下海潮掀起，人們開始大方談錢，也攪動了文藝圈，甚至讓他們有點「轉不過彎兒來」。
現在中國美術學院擔任藝術人文學院副教授的呂澎，在肖全眼中是轉得快的了。1992年，還是《藝術市場》雜誌執行主編的呂澎穿著呢子大衣、戴著金屬框眼鏡盯著文件的樣子，被肖全拍了下來。那一年他成了「廣州雙年展」的「藝術主持」——「策展人」還不像現在，是個常見的詞，這次展覽讓民間企業出資、民間銷售藝術品，更是先鋒的事情。我們現在還能在網上看到一篇1994年呂澎接受媒體訪問的稿件，當時他和深圳東輝公司合作做了一個奧萊特藝術發展有限公司，憑著對商業的敏銳和學者的清晰邏輯，呂澎開始很忙很忙，操縱上千萬的資金，時間就是金錢，「我們是好兄弟，他還是待我很好，可是有一陣子我都沒好意思去打擾他。」
好些藝術家都還沒適應老朋友的商業味道，包括肖全本人。1991年，舞蹈家楊麗萍看了肖全出版不久的《天堂之鳥：三毛攝影詩歌集》，找了過來。肖全辭掉了自己在廣播電視大學的鐵飯碗，接受了楊麗萍的拍攝邀請。但他一直沒好意思開口要錢，直到見了面，把話繞了十來分鐘才把楊麗萍說明白：這位兄弟拍照是要收錢的，他得靠這個吃飯。後來，楊麗萍給了他一個1000塊錢的紅包，當時他的鐵飯碗工資不過170多元一個月。
資本的浸入需要時間，當它開始對當代藝術感興趣的時候，油畫藝術家張曉剛還窩在重慶的工作室裡，窮得叮噹響。在肖全的鏡頭下，他穿著純色的衣服，褲子松垮，摟著妻子自在地走在成都的大街上。一直到2006年，呂澎給肖全打電話，用成都話說：「肖哥，曉剛的畫，買了將近100萬，美金！」他說的是那幅《血緣:同志120號》，剛在紐約蘇富比以98萬美金成交。「90年代的時候，我和呂澎搭火車去看他，他那幅賣了很貴的畫，就擺在他工作室一角」，回憶當初，肖全知道，這批人不得了了，「變了」，開始被媒體包圍了—張曉剛和王廣義、方力鈞、嶽敏君如今被稱為當代油畫「四大金剛」，因為他們的畫全都拍出了數千萬的高價。
但肖全也知道，他們沒變。張曉剛接受媒體訪問時曾說：「我的畫賣100美元的時候，心裡是實實在在的踏實，賣到100萬美元的時候，反而感覺很虛幻。」肖全觀察著這些年來他的眼神、習慣動作，他覺得，他們不過是消費能力有所改變，本質的東西，還在那兒。
相比起搬到北京居住、全世界辦展覽的張曉剛，至今仍選擇生活在出生地成都的畫家何多苓要數這批人當中最接近原樣的一個。即使他的工作室大了好幾倍，作品的價格也漲了許多，他還是踏著成都人悠哉遊哉的節奏，時常去詩人翟永明的「白夜」酒吧，依然愛吃辣愛熬夜，還保有原有的刻苦。「前不久，我去工作室探他，正好碰上他在寫生，順著他的眼望過去—他在畫工作室對面建築物上蔓延的紫藤。」在某種程度上，肖全覺得書裡的人都沒怎麼變，因為「他們抵禦能力比較強，沒有讓名利這些東西擊垮」。
而有些人，來不及和時間與名利充分較量，就已逝去。這次再版，特約編輯石翠蘭也唏噓，書中許多人已經要修改生卒年份，而肖全最感嘆的還是唐朝樂隊的貝斯手張炬，因為他實在太年輕。書裡，唐朝樂隊的4個小夥子站在1993年的新疆的風裡，長發飛起，兩年後，這支中國搖滾史上的重要樂隊，因為車禍，失去了他們不滿25歲的貝斯手張炬，他們喊他炬炬。
張炬去世一年後，《我們這一代》出版。十多年後，這批人到深圳演出。肖全覺得，聽眾都變「隨和」了。以前大家什麼都沒有，只有崔健、唐朝這些人能讓大家high起來，如今，「聽眾好像變這樣，就是你曾給我們帶來很多快樂，你們來了以後我們還是給你們捧場，但再給今天的聽眾帶來精神上的指引？不可能了。」
相見不相照
這麼多年過去，肖全也不是沒有想過繼續拍這些人——當時每拍完一個人，他往往要向對方喊一句：十年後我還來拍你！十年很快過去了，肖全還沒下定決心。
他曾給攝影大師馬克·呂布當過一陣助手，他對馬克·呂布說過這個想法，換來一句「你還拍他們幹什麼呢？」。
那麼，拍新一代文化人？肖全還是卡住了，他掰著手指算，哦，有一個韓寒，一個郭敬明，還有一個彈琴的郎朗，「哎，想半天！」
在一次讀者見面會上，也有人問他，為什麼會出現上世紀80年代一批人冒出來，現在卻青黃不接的情況。他說，這本不該我來回答。同為這一代人，作為攝影師的肖全思考的結果是：那時的那種控制和壓迫是不太一樣的，所以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不一樣的——「歷史的擠壓，就像火山爆發，1949年後，戲劇、音樂，全為政治服務，整個民族一直緊張，後來一鬆弛，這批人又從西方吸取營養，一給點不同的東西，一下子就起來了」。
一直到2007年，呂澎出了一本《20世紀中國藝術史》。那是肖全鏡頭下的當代藝術家最紅火的時候，書的首發在三亞舉行，張曉剛、王廣義、嶽敏君，這些炙手可熱的人聚在一起，即使身價飛漲，老友見面，臉上還是笑出了皺紋。在中巴車上，大伙兒湊著聊天，肖全聽見1958年出生的張曉剛來了一句：「40多歲一晃就過去了，怎麼這麼好過，一下就到50了。」到了晚上，大家一起喝酒，生於60年代的藝術家曾梵志、嶽敏君跟前輩們逗趣，說自己當年在報紙上看見他們的名字，如何有仰望之感，如今卻在一張酒桌上平起平坐。他們討論學術，比如什麼是「新具像」，又或者回憶一同經歷的文化歷史事件。肖全看著他們，全是時間的痕跡。
在回程的飛機上，張曉剛對肖全說，「這麼多年過去了，你應該再拍這幫人，很多人，包括一些老外，都是因為你這本書，才知道這幫人原來是這樣的。十幾年過去不是輸贏問題，而是一代人的事情，他們做了什麼都寫他們臉上了。」
肖全也不是沒試過。他舉起鏡頭對準了老友何多苓。何多苓趕緊半開玩笑半說真話地擺手「不準拍不準拍！」如同肖全相機盒上那句話倒過來後的字面意思：「相見不相照」。
「他們就不願意現在的樣子再被你拍，他們肯定覺得自己老了—還用問麼？我還不清楚，你們認為他還帥，你知道當年他帥成什麼樣麼？完全沒法比。」
肖全依然在糾結是否繼續這個項目，他目前只打算，要在年底做「我們這一代」的展覽，他要把這些人像照片和文化、社會語境的照片結合起來展出，還有好多好照片書裡放不下的，他也想拿出來。只是不知道這場展覽，是否會讓書中的人都前來，來探望探望二三十年前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