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在新冠病毒暴發期間，一直跟家人困在家裡的片岡進（Susumu Kataoka，音）想找點事情做。他拿起無人機，指揮它繞著他們在東京的家飛了一圈，還拍照發到了Facebook上。
他的太太秋（Aki，音）並不覺得這有多大意思。有時間這麼玩——把家裡亂七八糟的樣子都暴露出來了——難道就沒有時間多做點家務、照顧孩子嗎?
身為營銷網絡顧問的片岡認為，他已經在分擔部分家務了。他給妻子列出了自己經常做的家務活：給兩個學齡前的孩子洗澡、洗碗，監督他們刷牙。
他對家務活的了解太少了。在一份電子表格中，他的太太——一名護理專業的學生，列出了兩人的家務活明細，她有210項，而他是21項。
她說：「我真希望他知道我到底做了多少事。」
對於上班族夫婦來說，日本的抗疫努力——鼓勵遠程工作，並要求居民呆在室內——凸顯出家庭分工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影響著世界各地的家庭，但在日本社會尤為明顯。
在日本的新冠緊急狀態下，那些通常只在早晚跟家人短暫見面的男性，平日裡也都呆在家裡，這讓他們親眼看到了家務活的繁重。那些在背後默默洗衣服、處理家庭財務和做飯的女性，現在要求丈夫不可以袖手旁觀。
這有可能產生激烈的後果：有時雙方會吵起來，究竟該誰做衛生，又該誰為困在家裡無法上學的孩子輔導數學課。居住空間逼仄，每個人都困在家裡的時候感覺更小。有人懷疑，這種可能在數周內結束的家庭生活方式，是否真會讓男人們睜大眼睛，扭轉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式。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男性表示，他們現在感覺與家人更加親近了，並且希望日本這種經常缺乏彈性的工作文化能夠發生充分的變化，讓他們即使在疫情過後也有更多時間呆在家裡。
片岡正在努力改變自己的習慣。
他把太太做的電子表格上傳到Twitter時寫道，他們面臨「新冠離婚」(coronadivorce)的危機，這在日本是一個流行詞。這個帖子被分享了約2.1萬次。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片岡在家裡的廚房藉助谷歌環聊(Google Hangouts)接受採訪時說道，他太太做的那份電子表格列印出來後就貼在冰箱門上。「如果我不能接受這一點，那麼我們可能對彼此會有更多不滿。」
日本遠不是唯一女性家務負擔過重的地方。隨著許多國家的學校停課，照顧子女以及父母雙方在輔導孩子功課上出力不均所致的額外壓力，已經在世界各地浮出水面。
但日本男性做家務和照顧孩子的時間，在諸多富裕國家當中是最少的。根據市場研究公司Macromill去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約有一半的日本上班族夫婦表示，男性承擔的家務只有20%或更少。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一直將推動提升女性職場地位作為自己的施政綱領。然而，許多女性卻因承擔沉重家務而裹足不前。
「如果不能平等分擔家務，」片岡夫人說，「那麼我們就無法創造一個為女性賦權的世界。」
政府數據顯示，日本約有一半的職業女性從事沒有福利的兼職或臨時工作，而男性的這一比例只是接近五分之一。這強化了一些男性的觀念——他們的有償工作比妻子的工作更重要，因此女性應當承擔大部分家務。
「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基本上就是把更多家務強加給女性，」明治大學(Meiji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藤田結子(Yuiko Fujita)說，「我不認為它是僅僅一個緊急狀態就能讓女性工作容易起來的社會。」
東京山貓研究所(Yamaneko Research Institute)的政治學家三浦瑠麗(Lully Miura)說，男性暫時留在家中也不太可能平等分擔家務和照顧孩子的工作。「我的許多朋友在Facebook上發布了（丈夫做的）美味家常菜，」她說。「但大多數人的情況並非如此。」
僱主也是一個主要障礙。在政府大力鼓勵公司讓員工在家工作以便抑制病毒傳播之前，遠程辦公在日本很少見。即便是在緊急狀態宣布期間，許多公司仍固守陳舊的辦公方式，不願讓員工遠程工作。
根據日本政府的一項調查，在東京接受調查的人中，只有略多於一半的人說，他們根據政府通知在家工作。而在全國各地，這一比例僅略高於四分之一。周四，隨著首相宣布全國47個縣中的39個縣解除緊急狀態，一些員工可能會回到辦公室。
39歲的津崎廣正（Hiromasa Tsuzaki，音）是東京一家招聘廣告公司的經理，公司不允許他在家工作。他的妻子百合子（Yuriko，音）今年34歲，在同一行業工作，一直在家帶著五歲的兒子遠程辦公。
津崎說，他希望政府「給出更大膽的方向以促進更全面的遠程辦公系統」，以便他可以分擔一些家務負擔，儘管政府也只能是要求公司多鼓勵遠程辦公。
由於津崎要到晚上9:30才回家，當津崎夫人不得不在Zoom上主持會議時，只能依賴加熱冷凍食品做晚餐並讓兒子去看YouTube視頻。
但是，由於僱主重視長時間工作以及展示對工作的熱情，即使是能夠在緊急情況下進行遠程工作的男性，也可能會為證明工作效力而感到額外的壓力。
現年36歲的寺島良明（Yoshiaki Terajima，音）在一家大型貿易公司工作，在大約一個月前剛開始遠程辦公時，他埋頭於工作。
他與34歲的媒體教育顧問妻子繪裡香（Erica，音）和三個孩子住在位於東京的一所兩居室公寓中。他在餐桌上舉行了視頻會議。寺島習慣了每個工作日早上8點離家，晚上至少到8點才回家，因此他工作日裡很少有時間在家做家務。
在學校和日託關閉的情況下，寺島夫人不知所措，並試圖督導兩個女兒——分別是七歲和九歲——的學習，或者尋找除了樂高和視頻以外的東西，讓他們五歲的兒子有事可做。「我負責了90％的育兒，」她說。「我根本無法完成自己的工作。」
女兒們注意到她的勞累和沮喪，主動提出洗衣服。寺島夫人最終懇求丈夫幫忙，因為她無法一個人維持所有其他事。因此，他開始每天為家人做午餐，打掃洗手間並協助女兒完成作業。
一旦緊急狀態解除——目前的計劃是5月底——他想繼續在家工作。「現在我和他們在一起度過了很長的時間，我覺得這是正常的，」寺島說。「我覺得我們可以以此作為徹底改變工作文化的好機會。」
這可能並非易事。在日本，不僅上班時間長得過分，在外地出差的時間也很長，這常常使女性獨自在家。
自10月以來，現年44歲的南口奈惠（Nanae Minamiguchi，音）的丈夫一直在他的故鄉智利出差，為他的貿易公司做生意。由於旅行限制，他現在被困在那裡。
南口每周工作五個早班，在大阪的一家超市裡將水果和蔬菜擺上貨架。她別無選擇，只能將11歲和七歲的孩子獨自留在家裡。
孩子們的老師在4月初宣布緊急狀態後不久就留了作業，但由於沒有其他在線課程，孩子們在她上班時幾乎沒什麼事情可做。
她的父母通常會在丈夫出差時來幫忙照顧孩子。但是，由於存在感染的危險，他們不再到訪，讓她深切體會到他們的重要性。
南口擔心在超市被感染。她很怕這會給孩子們造成什麼影響。
但是她說，即使丈夫在家，她也不確定丈夫會幫上什麼忙。
「也許在別的家庭裡如果丈夫多做些事情，」她說，「情況會有所不同。」
片岡夫人有時也擔心，如果她感染了這種病毒，她的家人將如何應對。她覺得，如果在電子表格中列出她所有的家庭和育兒任務，萬一她住院了，這個表格能保證她的丈夫知道要做哪些家務。
片岡說，他已學會參考清單來提醒自己。過去，用完晚餐後，「我以前只是坐在那裡做自己的事，」他說。現在，「清單上寫著我應該疊好所有洗過的衣服。所以我現在開始做這件事，而不是消磨時間。」
他猜測，如果回到過去的日常工作和通勤時間的話，他可能會故態復萌。
「因為我在家裡，所以我有更多時間做家務，」片岡說。「但是，一旦我必須離家工作並且不得不很晚回來，我可能沒法做所有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