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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日本進入疫情緊急狀態時，政府鼓勵公司提倡遠程辦公，儘量讓員工居家工作。這讓過去朝八晚八外出工作的日本男性，前所未有地暴露在家務分擔嚴重不平等的情況之下。他們開始親眼目睹同樣有工作的另一半需要承擔多少繁重繁瑣的家務勞動。一個疫情，讓男女家務分工問題變得尖銳起來。很多男性意識到自己做的遠遠不夠，於是逐漸學會了承擔一部分家務，減輕伴侶的壓力。但與此同時，很多人懷疑，短暫的幾周居家工作，是不是能夠長久改變日本家庭分工的固有模式呢？本文是譯自《紐約時報》中標題為「Stuck at Home, Men in Japan Learn to Help. Will It Last?」的文章，作者 Motoko Rich。
Aki 和她的丈夫 Susumu。 圖片來源：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東京——新冠爆發期間，Susumu Kataoka在家和家人一起呆了很久，現在的他就只想找個樂子。他抓起無人機，繞著他的房子轉了一圈，拍了些照片，上傳到了Facebook上。
他的妻子Aki卻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好玩的。如果他有這時間玩，難道不應該多做點家務活，把亂七八糟的雜物收拾一下，或者去好好照顧孩子麼？
作為一名網絡營銷顧問，Susumu Kataoka認為自己已經做的很可以了，他給妻子列出了他在家經常要做的事情：給他們兩個學齡前的孩子洗澡、洗碗、刷牙。
他簡直不知道家務活到底有多少。Aki是護理專業的學生，她在一份詳細的Excel裡顯示總共要完成的210項家務活，並且列舉了其中給她老公的21項。
「我真的很想讓他明白我到底做了多少工作，」她說。
疫情期間，對於那些有工作的小兩口來說，鼓勵遠程辦公，並要求民眾儘量呆在家裡這樣的抗擊病毒傳播的方式，其實會凸顯家務分工的差異，這種差異在影響著全球各地的家庭，但在日本社會尤為明顯。
在日本疫情緊急狀態時期，過去通常只在早晚短暫地與家人打個照面的男性，現在整日都要呆在家裡，這便給了他們機會，讓他們目睹了家務到底有多少。現在，那些曾默默無聞地洗衣服、處理財務和做飯的婦女們，都紛紛開始讓她們的丈夫幫忙一起做家務了。
這很可能導致雙方變得易怒：有時會因為誰來打掃房間、誰來給孩子輔導作業而突然吵起來。居住空間本就狹窄，而且每個人都在家的時候，會感覺地方更小了。有人產生了質疑，這一場也許在幾周內就結束的家庭生活是否真的能讓男性睜大雙眼，並扭轉兩性根深蒂固的家庭模式呢？
不過，部分男性表示，現在他們感覺與家人更親密了，他們希望日本這種缺乏彈性的工作文化能徹底改變一下，讓他們在疫情過後還能有大量的時間陪陪家人。
Susumu Kataoka正在努力習慣這樣的生活。
kataoka一家人。 圖片來源：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把Aki的家務清單表上傳到推特上，上面還寫著他們有「因新冠離婚」的危險，這個詞很快在日本流行開來，這條帖子也被分享了高達21000次。
「我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在廚房接受谷歌Hangouts節目的採訪時這麼說。他妻子Aki把家務清單表印了一份貼在冰櫃門上。「如果我拒絕接受，那之後我們可能會面對更多的埋怨和爭吵。」
日本絕不是唯一一個女性承擔過多家庭負擔的國家。隨著許多國家的學校停課，看護孩子所帶來的額外壓力、以及輔導孩子家庭作業時父母分工的不平衡已經在世界各地顯現出來。
但日本的男性，在做家務和照看孩子的時間方面，要比世界上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要少。市場調查公司Macromill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大約一半的日本工作夫婦稱，男性只承擔了20%甚至更少的家務。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推動一個提升職場女性地位的平臺，但卻不是十分順利，因為很多女性都被她們繁重的家務拖住了，無法抽身。
Kataoka說：「如果我們不能平等地分擔家務，那麼就不能創造一個女性擁有權力的世界。」
政府數據顯示，日本約有一半的職業女性從事沒有福利的兼職或合同工工作，而男性的這一比例接近五分之一。這讓部分男性強化了一種意識，即他們的工作比妻子的更重要，因此女性承擔大部分家務則順理成章。
明治大學（Meiji University）社會學教授藤田惠子（Yuiko Fujita）說：「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是從根本上讓女性承擔了更多的家務。」「我不認為整個社會因為暫時的緊急狀態，就對女性之後的工作情況更友好。」
東京Yamaneko研究所（Yamaneko Research Institute）的政治學家三浦魯莉（Lully Miura）說，在家就呆短短幾周，是不太可能讓男性願意和女性平等分擔家務照顧孩子的。三浦說：「我很多朋友都在Facebook上發了自己丈夫做的家常菜，但要知道，這並不是大多數。」
公司老闆也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男性分擔家務的一塊絆腳石。為了遏制疫情，政府鼓勵公司讓員工們在家辦公，這在日本是非常罕見的情況。但即使在疫情緊急狀態期間，許多公司卻仍固守陳舊的辦公室慣例，不願讓員工實現遠程辦公。
根據一項政府調查，在東京的受訪者中，只有略超過一半的人表示在緊急狀態下居家工作。而放眼全國範圍，這個數字卻僅為四分之一多一點。周四，安倍解除了47個縣中39個縣的緊急狀態，部分員工可能會重返辦公室。
39歲的Hiromasa Tsuzaki是東京一家廣告公司的經理，公司不允許他在家辦公。而他34歲的妻子百合子（Yuriko）也在廣告業工作，不僅在家遠程辦公，與此同時還要照顧他們剛5歲大的兒子。
Hiromasa Tsuzaki一家人。圖片來源：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Hiromasa Tsuzaki為了能夠幫百合子分擔家務，他希望政府能夠要求公司鼓勵員工進行遠程辦公，這將為社會推廣更全面的遠程辦公體系提供更大膽的方向」。
丈夫直到晚上九點半才回家。百合子則不得不在Zoom上開會時，還要去冰櫃裡拿出冷凍的食物做晚餐，而兒子則在一邊瀏覽YouTube。
但即便是那些能夠在疫情期間在家工作的男性，也會有一定的壓力，因為他們需要向那些看重時間時長和敬業精神的老闆們證明自己遠程工作的工作效率。
36歲的寺島義明（Yoshiaki Terajima）大約一個月前就開始遠程辦公了，雖然在家，但他依舊全身心地投入公司的工作中。
他和妻子Erica（34歲的媒介顧問）以及他們的三個孩子住在東京的一套兩居室裡。遠程工作期間，他連在晚餐桌上還要參加公司的視頻會議。寺島義明似乎已經習慣了過去每個工作日從早8點出門工作，到晚8點下班回家的生活節奏，幾乎很少有時間去做家務。
隨著學校和日託所的關閉，Erica在家忙得不可開交，一會兒要監督7歲和9歲的兩個女兒上課，同時還要找點除了樂高和視頻以外的別的什麼東西，來讓5歲兒子打發時間。她說：「我承擔了90%看孩子的事情，根本無暇顧及自己正兒八經的工作了。」
Tsuzaki和兒子。圖片來源：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女兒們注意到她又累又沮喪，主動提出幫她洗衣服。因為她看到如此多的工作實在鞭長莫及，Erica最終開口請求丈夫能搭把手。從那以後，丈夫寺島義明則開始每天為家人做午餐，打掃衛生間，輔導女兒們做家庭作業。
緊急狀態在5月底解除後，寺島義明希望能繼續在家工作。他說：「和家人朝夕相處的這段時間，我覺得這才是正常的。我認為我們可以把現在作為一個很好的契機，能徹底改變我們歷來的工作文化。」
這可能是個不小的挑戰。因為在日本，加班和經常出差都很常見，所以女性總是獨自在家裡。
自去年10月以來，44歲的南井口（Nanae Minamiguchi）的丈夫一直和他的貿易公司在他老家智利做生意。由於旅行限制，他現在被困在那兒回不來了。
南井口每周有五個早晨都要去大阪一家超市為水果和蔬菜進，只能把11歲和7歲的兩個孩子單獨留在家裡，她別無選擇。
在4月初，日本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後不久，老師們就把作業全權交給了她，但卻沒有輔助其他在線課程，所以她工作的時候，孩子們也沒什麼事可做。
沒有父母的探望後，她的感觸最深，因為她父母通常在她丈夫外出時會幫她一起照顧孩子。但由於害怕感染的風險，他們也都居家躲起來了。
Nanae Minamiguchi 和她的孩子。圖片來源：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南井口也會擔心在超市被感染，她也害怕給孩子們帶來風險。
即便這樣，她也依舊認為即使丈夫在家，也幫不上多少忙。
她說：「也許在那種丈夫平時家務做的多的家庭，丈夫做得更多，可能就會不一樣了。」
Aki有時也會擔心，如果她感染了病毒，她的家人該怎麼辦呢。她當時在家務清單表上列出所有家務和照顧孩子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如果她住院了，這樣可以確保丈夫Susumu 在未來照顧家庭上有據可依。
Susumu說，他已經學著去看家務清單了。他說：「以前在晚飯之後，我通常只是坐著搞點自己的事情。但現在，家務清單上提示我應該去疊所有洗好的衣服，我就起身去做完，不再那麼坐著消磨時間了。」
但他覺得，當他恢復正常的工作日程和通勤時，也同樣有可能會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去。
他說：「因為我待家裡，就有更多的時間去做家務，而一旦我去公司上班，就要加班到很晚，很可能就沒法做家務了。」
譯者：Hai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