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流紅樓|歐陽健|紅學錄鬼簿:《紅學那些人》讀後

張義春著《紅學那些人》書影

紅學「錄鬼簿」

——《紅學那些人》讀後

 

文/歐陽健

 

1996年3月底，浙江古籍出版社總編輯蕭欣橋、社長助理陳慶惠來福州參加「小說史叢書」編委會，暇中問我：關於紅學，有什麼好的選題？我說：二十世紀紅學，風起雲湧，大故迭起，可以《紅學風雲錄》與《紅學演義》為題，梳理總結一下紅學研究的是非得失。二位當即表示了強烈興趣。是年11月，陳慶惠出任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長，思有作為，便寫信給我，重申舊議，望我至少寫出其中的一部。我回復道：二書相較，將紅學論題的萌生、深入、成熟，與紅學人物的人品、秉性、是非、恩怨交織一起的《紅學演義》，從讀者興趣計，可能更為生色；然我與紅學中人交往不多，故只能承擔《紅學風雲錄》（此書與曲沐、吳國柱合作，1999年12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可撰《紅學演義》者，我向他推薦了三位最佳人選：一為中國紅學會副秘書長鄧慶佑，一為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傅增享，一為貴州《紅樓》主編梅玫。後有機會遇到，我都一一轉致了浙江古籍社的意向。三位表態說：題目確實好，自己也有條件寫，但最終還是不肯（不敢？）接受。此事有我1997年6月21日的日記為證：「晨與董文成談，傅增享來坐，談紅學軼事，如端木蕻良之哭，張錦池之哭，霍國玲之哭，楊光漢之哭等，實乃《紅學演義》之好材料。」

歐陽健等著《紅學百年風雲錄》書影

2008年，忽見《「治」紅學的那些人》在「紅樓藝苑」網發表，王軍之開場白曰：「《『治』紅學的那些人》是張義春從有無趣味的角度，為一些個性崢嶸的紅學人物而作的評傳。」2010年9月，易名《紅學那些人》，由東方出版社出版，我即從當當網上購到。網上初讀，我便生了欽嗟，及讀完全書以後，感到此書意向，頗似我所構想的《紅學演義》；1961年7月生於山西應縣農民家庭、1988年7月畢業於山西師大、任教於大同電大的張義春，所掌握的紅學界掌故雖遠不及鄧慶佑、傅增享、梅玫，卻獨出機杼地完成了《紅學那些人》，其膽識能耐不能不令人讚佩。

 

我擬想中的《紅學演義》，意在敘述紅學演進時，密切關注紅學中人。因為學術是人做出來的，學人的秉賦、品性如何，對學術成敗，關係極大。這一觀念，正為張義春所認同。王軍代序《縱橫詩筆見高情》概括此書的最大特點是：「雖屬學術人物傳略，也在乎對學問得失的分析。但相當的篇幅卻寫人的性情，甚至是搜逸——囊括奇情俠氣逸韻英風。」作為一門「學問」，紅學的特殊性在於，種種歧義不僅在觀點的牴牾，更在人際關係的險峻。我曾向閩江學院學生談到紅學的一大異事：爭論不但不能推進紅學，反而使分歧越來越多。劉夢溪說：「紅學是打架打得最多的學術領域」；王軍說：「他們之間有無數針鋒相對、永遠沒有結論的觀點」。從清代的「幾揮老拳」，到當代的「揮師討伐」，恐怕只有紅學界才有這種特異的喧囂。有鑑於此，張義春抓住「人的性情」，關注紅學中人的秉性、品格，既寫學術的「是非」，也寫現實的「利害」，是切中了紅學三昧的。

 

在表現形式上，《紅學演義》擬採傳統章回體，諸如對仗的回目、「話說」、「有詩為證」等等，從晚清對「紅學」的玩笑開篇，敘王國維將紅學正式引入學術殿堂，一直寫到二十世紀的終了，紐結成一個情節紆曲、人物活跳的藝術整體，故謂之「演義」；而《紅學那些人》用單篇的列傳體，不啻為紅學立一「錄鬼簿」，從實踐中開創了紅學史撰寫的新模式。

 

《錄鬼簿》是鍾嗣成記錄元代戲曲史料的書，上卷為「前輩已死名公有樂府行於世者」﹑「方今名公」﹑「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下卷為「方今已亡名公才人餘相知者為之作傳，以【凌波曲】吊之」﹑「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相知者紀其姓名行實並所編」﹑「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者」，共記述152位雜劇散曲作家，著錄劇目400餘種。所謂「名公」，乃「公卿大夫居要路者」；而「才人」，多是沒有官位、社會地位較低的藝人。《〈錄鬼簿〉序》曰：「餘因暇日，緬懷故人，門第卑微，職位不振，高才博識，俱有可錄，歲月彌久，湮沒無聞，遂傳其本末，吊以樂章，復以前乎此者，敘其姓名，述其所作，冀乎初學之士，刻意詞章，使冰寒於水，青勝於藍，則亦幸矣。」鍾嗣成以孤傲牢落之氣，為一代經史不傳的戲曲家作傳，受到了後人的讚揚。

 

《紅學那些人》45篇，計寫紅學中人51位，大體亦可歸屬於「名公」、「才人」兩類。所謂主流紅學家，相當於「名公」；而草根紅學，就相當於「才人」。區別的標準，大體可以《紅樓夢辭典》所錄為界。鍾嗣成說：「餘僻處一隅，聞見淺陋，散在天下，何地無才？蓋聞則必達，見則必知。姑敘其姓名於右。其所編撰，餘友陸君仲良，得之於克齋先生吳公，然亦未盡其詳。餘生也晚，不得預幾席之末，不知出處，故不敢作傳以吊雲。」相比之下，紅學早成「顯學」，紅學中的「名公」，其生平出處，知者甚眾，自然不勞張義春著錄。況且張義春僻處雁北，覿面紅學人物，似僅蔡義江等少數幾位（見《隨機應變信如神——蔡義江》：「2006年，國際紅學大會在山西大同召開，我羨慕那個令無產者望而生畏的飯店，於是前去熱鬧。前面的一切都不過爾爾，但蔡義江致閉幕詞卻高潮迭起。」）；此書寫作過程中，有過聯絡的傳主也不會太多（見張義春《由〈紅學那些人〉而有詩五首》註：「因作《紅學那些人》有幸認識鄧遂夫先生」、「土默熱先生以特快專遞的方式送我大作兩冊」等）。他所用材料的來源，尚不得而知。但這種「陌生化」，這種隔膜，對撰寫紅學「錄鬼簿」，反倒是一個有利的因素。因為「隔膜」，下筆方能「無情」。熟悉了，鋒芒就收斂了（如對土默熱）。

 

所寫的51位對象，不僅有「已死」﹑「方今」的差別，更有厚重、單薄的差別，好寫、難寫的差別。所謂「厚重」，是指傳主在紅學史地位重要，又有豐富的原始材料；所謂「單薄」，是指傳主在紅學史地位不那麼重要，或又缺乏有豐富的原始材料。所謂「好寫」，是指紅學史上有了定評，或不會在政治與人事方面犯忌；所謂「難寫」，是指爭論紛紜，或會觸犯時忌等等。再從作者的傾向或曰立場看，亦有欽佩、贊成；同情、憐憫；反對、厭惡……等不同的態度，他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紅學觀，也不可能不偏不倚地敘述所有的對象。作者所能施展的，是「在取材上利用了大量的別人沒有用的資料」，並改變敘述的角度，採用獨特的語言，讓人讀了，仍有強烈的新鮮感。此書之所可誇者，首先在對於所謂「名公」，並不頂禮膜拜，「雖傳名流大家，但有強烈的主體精神——我是流氓我怕誰，老子天下第一，所謂的莊重、侷促、躡手躡腳等根本沒有。可以沒有正經，蔑視神明，摸人家的腦袋，玩人家的鬍子，拍人家的肩膀；可以隨心所欲，筆無遮攔，因文生事，緣情造事，由寫實而為寫意而為漫畫。」（代序）這種「主體精神」，如果用在未入流的「才人」頭上，毫不顯真本領，用在自以為不可一世的「名公」頭上，就不簡單了。

馮其庸像

當今最被推崇的紅學「泰鬥」為馮其庸，《壯心未與年俱老——馮其庸》開頭云：

 

馮其庸之輪廓酷似啟功——面微圓、少稜角；然眼角偶露殺氣，令人不寒而慄，容易令人敬畏，不易讓人親近。馮其庸少年老成，識高低、善應對，喜旁敲側擊、發言吐氣有藏有露，富言外之意、弦外之音；馮其庸關鍵時刻有主意，每臨大事有靜氣，「眼中形勢胸中策，緩步徐行靜不譁」，不說狠話，不做軟事，山崩於前地裂於後而面不改色。馮其庸已臻神人之化境——不行而知，不見而明，無欣欣、無畏懼；厚重的鏡片後，低垂的眼帘掩蓋了眸子，說話不慌不忙，慢聲細語，言語不多道理深，態度不卑又不亢。馮其庸屬大器晚成型，性格有超人的穩定性，一旦下賭注，就有把握贏。

 

馮其庸交遊雖多、知心卻少——他過於莊重，難以與人推心置腹，過於智慧，令人面對他太傷腦筋。馮其庸更好專制好獨裁好刑名之學，無所謂平等的原則，不在乎他人權力，曾經對正統紅學而外的門派進行過冷酷的打擊，順順逆逆，殺人無算，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是偉大的權力紅學的締造者。在主持中國紅學會的日子裡，曾以組織的名義對楊向奎、歐陽健等進行過嚴酷的虐殺，開創了以組織和學術運作紅學的雙重體制。

 

為馮其庸畫像，傳神之極；對其心靈刻畫，入木三分。尤可貴者在不存勢利之心，特別是「曾經對正統紅學而外的門派進行過冷酷的打擊，順順逆逆，殺人無算，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是偉大的權力紅學的締造者」，是迄今為止對其作為的最準確定性，沒有一點膽量，是不行的，哪裡是「長於以遺聞佚事迎合低級趣味」呢？

 

挑選相當於「才人」的草根紅學家寫入本書，則顯示了不凡的心境。如《我輩豈是蓬蒿人——王國華》：

 

王國華是個純粹的人——「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苞谷棒子生蟲子——專（鑽）心。除《紅樓夢》外，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甚至連家也不成一個（五十左右才結婚），自謂「紅樓為妻，書稿為子」。……有周汝昌稱許，王國華精神陡增，頓時好像高大了許多，索性扔下工作不幹，一心一意鼓搗他的《紅樓夢》；自己覺得有些火候後，就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在北京遍訪紅學名流。周汝昌還好——笑容可掬，禮貌周全，剛揭蓋的蒸籠——熱氣騰騰。別人則不同，有的挺胸疊肚，鋼針屁股上的眼，只認衣衫不認人；有的見他那般模樣，不覺心中呆了半天，不知拿什麼話回答他方好。青是山綠是水花花世界，可憐王國華紅著眼圈，一籌莫展，好比哀哀長空雁，好比龍遊在淺沙灘——

 

「摹王國華的窮愁潦倒，使人如坐冬夜」，在揶揄調侃之中，不隱寓著對「草根」的深切同情嗎？

 

王軍謂其「篇與篇之間少關聯，一篇中亦少關聯」，其實不然。作者採取「互見」的手法，如馮其庸在許多篇章中頻頻出現，在在補充了本傳的不足。但在篇章的排次上，確實沒有「名公」與「才人」、「已死」與「方今」的觀念。網絡本以《弦急琴摧志未酬——吳恩裕》居首，就沒有什麼道理；紙質本改以《萬古凌霄一羽毛——胡適》居首，但第二、三篇卻是《覓知音故難得兮，唯天地作合——周汝昌、吳世昌》、《壯心未與年俱老——馮其庸》，寫俞平伯《人到無求品自高》，反排到了第十一篇。所以，看單獨的一篇，似乎還頗過癮，但作為一的個整體，就看不出脈絡來了。改進之法，或者參照《錄鬼簿》，區分「名公」與「才人」、「已死」與「方今」；或者以人物的出生年月排列；或者以紅學流派排列。如既以胡適居首，就當以俞平伯、顧頡剛緊隨其後為二、三篇。顧頡剛在新紅學創立的地位不應忽視，在他身上也是有很多故事的，故萬不可省略。

 

說到傳主的入選，也應確定必要的原則（暫不考慮作者的興趣）。如梅節入選，則潘重規、魏子云、劉廣定、王三慶自不應忽視；周思源入選，則張俊、段啟明、陳熙中、陳詔、應必誠、楊光漢自不應忽視；戴不凡入選，則周紹良、張國光、宋謀瑒自不應忽視；劉心武入選，則王蒙、李國文、克非自不應忽視；閏紅入選，則朱淡文、陳維昭、沈治鈞自不應忽視；歐陽健入選，則曲沐、朱眉叔、吳國柱、林辰、宛情自不應忽視。《紅樓夢》電視劇的改編，王扶林、李少紅似亦應佔一席之地。

 

關於本書的體例，我以為合傳之不可取。合傳之體，起於《覓知音故難得兮，唯天地作合——周汝昌、吳世昌》。作者云：「周汝昌、吳世昌彼此互為一形擊，俗人口順，曰：紅學『二昌』。」將「二昌」對比著寫，文筆確實頗易生發，但周汝昌、馮其庸何嘗彼此不「互為一形擊」？豈不又可將周汝昌、馮其庸合為一傳？「二昌」均為紅學重量級人物，理應單獨立傳。另一篇合傳為《人道橫江好，儂道橫江惡——陳毓羆、劉世德、鄧紹基》，此三人中可寫者唯劉世德，他二人皆可略之。劉世德不光是「紅學裁判員」，也是「紅學運動員」，他與馮其庸的關係變易，大可充實此書的內容。至於《江湖夜雨十年燈——霍國玲、紫軍、霍紀平、霍力君》，只要突出霍國玲就行了。

李希凡像

還要說一說的是李希凡的不可缺。網絡版原有寫李希凡的《小儒唯有涕縱橫》（又寫林希翎的《一句未吟淚滿衫》），紙質本卻刪除了。網絡版雖有題目，卻未見原文，唯從網上帖子略窺一二，知題目源出陸遊《新夏感事》：「百花過盡綠陰成，漠漠爐香睡晚睛。病起兼旬疏把酒，山深四月始聞鶯。近傳下詔通言路，已卜餘年見太平。聖主不忘初政美，小儒唯有涕縱橫。」正文中有李希凡「有了毛澤東的抬愛，一九五四年，俺就春風得意馬蹄捷，一舉成名天下曉，花樣年華，流光溢彩，俺嘴裡頭笑的是呦啊呦啊呦，俺心裡頭美的是啷個裡個啷，俺鼻中裝滿野花香，成串的笑語在耳旁。」寫盡寫絕李希凡因為一部《紅樓夢》帶來的升遷榮辱。當年李藍挑戰俞平伯之舉，如今被好些人漫畫化了。我們在《紅學百年風雲錄》中評論李希凡、藍翎說：「這種思維方式的最大特點，是將《紅樓夢》看作一部反映了一個時代本質特徵的政治歷史小說，試圖聯繫小說產生的歷史和社會背景，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對《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思想傾向予以高度的讚美。這種對《紅樓夢》全新的價值判斷，旋即與時代的主旋律相呼應，並為新的政治社會情勢所認可，以至成為被推崇的治學方法的示範，對於流行已久的古典文學研究模式，具有一舉扭轉乾坤的普遍意義。」《紅樓夢》的價值被大大提高，李希凡、藍翎的貢獻不可低估。

 

從為人看，李希凡雖有「偉人給他撐腰」，但從不飛揚跋扈，乍一見之，仍如山東之老農。1983年4月在成都第一屆《三國演義》討論會上，第一次見到李希凡，恂恂如之，似不能言者，他還來住處看了劉冬同志和我，溫厚恭謹，出我意料。朱眉叔在給我的信中，曾講到李希凡對馮其庸批楊向奎的不滿。最值得一說的是，1999年11月8日，99全國中青年紅樓夢學術討論會在浙江師大開幕，我初會胡文煒，知他在紹興柯橋糧管所工作，研究環境不好，倡議效仿將賈穗從蘇州手錶廠調到文化局那樣，由與會學者向紹興市委寫信，建議改善他的工作條件，梅玫、周思源均表贊成。我遂與梅玫一同遊說蔡義江，因他是浙江籍，杭州大學教授，希望他以民革中央常委、宣傳部長的身份牽頭，而蔡義江反應冷淡，甚出意料。11日，梅玫請溫州師院饒道慶起草了為胡文煒說話的信，去找李希凡，他毫不遲疑籤了名，頭銜是「全國政協常委」，與會者後來都籤了名。至於此信是否送達紹興市委，就不得而知了。總之，李希凡是應該入選的人物。對他的評價，應該客觀公正。

 

最後要說一說的是陳林。陳林是草根，本書入選，是對他的不輕忽；標題由《床頭孤劍空有聲》變為《床頭孤劍鏗有聲》，亦表明對他的重視。「床頭孤劍空有聲，坐看中原落人手」句，出林景熙《書陸放翁詩卷後》；「逆胡未滅心未平，孤劍床頭鏗有聲」句，出陸遊《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由「空有聲」到「鏗有聲」，由「坐看中原落人手」到「逆胡未滅心未平」，境界大有提升，更貼近陳林急欲血刃殺敵的激憤與沉痛心情。對陳林的概括為：「悽厲如狼，以好勇鬥狠為長，很勇敢，很憤青，能殺敵，屬攻擊性人格——任性、不雌伏於權威之下，有仇必報，從不心怯氣虛，得饒人處不饒人；過分關注自我，風風火火，缺少內斂，遇壓力易發怒，安定時趨於浪漫。」從全書一貫的「沒有正經，蔑視神明」，「隨心所欲，筆無遮攔」來看，並無不可。我在《嘗到了做「歷史人物」的滋味》中說：「在『狼』的形象日漸提升，『與狼共舞』成了時髦，『七匹狼』成了名牌的時代，……賜與一個『豺狼級』，不免讓人感到莫大榮幸。」

 

但文章多在其「罵人」上著眼：「陳林其實還相當學術，如果陳林不是那麼的粗夯，鄙野，全不知進退周旋之節，如果陳林懂得什麼是策略與戰術，少點橫衝直撞多點道貌岸然，憑藉一家之言受到重視與肯定也不是沒有可能。但陳林錯就錯在不知形象文明對成就學術觀點的重要性，甚至是他不文明的形象敗壞了他的學術觀點。」似未抓住要領。關於陳林的紅學觀點，本書只寫了「《破譯紅樓時間之謎》的轟動」，卻沒有觸及他對於陶洙造假的揭露。吳國柱說：「陳林通過筆跡的比對，更是以確鑿可靠的證據，充分證實脂本是由漢奸、賣國賊陶洙一手偽造的，這一鐵案已經無可置疑。陳林貼出的圖片資料有力地表明，庚辰本上的硃筆批語（包括眉批、側批和回前、回後批）全是陶洙的手跡，如果拿不出陶洙據以『過錄』的底本，則脂批必為陶洙偽造。陳林對於脂本脂批的這些精彩論證，不只是紅學研究的重大突破，而且為紅學事業的健康發展鋪平了康莊大道，創立了蓋世奇功，具有劃時代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紅學肆論》序）從「事」的角度看，陳林與胡文彬「訪談門」、與蘇州圖書館藏徐傳經批本的真相，都有密切的關連，符合「網羅天下遺聞佚事，披露了少為人知的紅學內幕，甚至多不近人情處」的旨趣，且涉及到是否稱得上「狀胡文彬之厚貌深情，即使奸如商賈，也恂恂守信」的「與人非故眼猶青」人物。

 

程俊仁說，「罵人不好，雖然許多受馮其庸壓制的人，都覺得罵得痛快；但還是不罵為好。」我曾經給他留言，道是：「得理須大度，臨筆勿傷人。」後來孤鴻道人在「藝苑論壇」發帖《這個提醒很重要》，說：

 

學陳林是不好的。學了陳林，滿世界去揭秘，讓紅學界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現在很多大學生都先從網上看資料）輕易地就知道了真相。搞得目前大學裡「紅學學術」都不好開展，老師不好教學，正常的權威和迷信都不能延續，極有可能斷送「紅學」，還奢談什麼「再論一千年」？

 

學陳林還有一個不好的地方，到處罵人，總愛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挑戰霸權的辦法，使得正常的批評（特指「紅學會」批評「非紅學會」的）都不能順利進行，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都讓這些人給破壞了。不「政治解決」他們，能行嗎？原計劃是「七八年再來一次」的，等了三十年都等不來，你說是不是都是陳林這夥人鬧得？

 

應該學學歐陽健。不但自己不罵人，還勸陳林也不要罵人。很像是顏回再世。但是，就因為你軟弱可欺，蔡義江可以把你私下裡的談話拿出來批判，也可以把你的投稿（尚未發表）裡的東西先批判一番。

 

現實的遭遇，讓久歷江湖、身處世外的老道都唏噓不已。你說，是學陳林得實惠呢，還是學歐陽健的大度呢？

 

「世人皆曰殺，我意獨憐才。」對於陳林，我以為用來這詩表述，更為妥貼。歷史或將證明，真理也許在陳林這一邊。至少在眼下，面對陳林關於「紅學」詐騙集團，犯下了長期隱瞞文化敗類陶洙偽造販賣系列脂本、欺騙政府、欺騙人民、詐騙謀財、敗壞學術等罪惡行徑的指控，當事人「有權保持沉默」，不喜陳林的人有權以「胡說八道，無中生有」蔑視之，但是事情的是非曲直，應該說是昭然若揭了。

 

2010年11月12日晨六時

2011年8月18日《社會科學報》

（原載2011年8月18日《社會科學報》12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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