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 攝影 / 黃歡
和熒幕上西裝革履、一口標準普通話的形象不同,曹可凡頭戴草帽手搖摺扇踱步而來,紫色休閒T恤,棉白寬鬆褲,配上五彩鏡架,濃濃的夏威夷風情。
這一回,他不是《可凡傾聽》裡正襟危坐的採訪者,而是攜帶自家五代人120年家族故事的等待傾聽的說書先生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第445期
全文約8760字,細讀大約需要22分鐘
「多年前我去美國華盛頓看我二叔,第一次見到了我的堂弟,他比我小兩三歲,我倆這輩子從沒見過,頭一回碰面,家人全樂了,長得倍兒像!不僅臉長得像,走路的樣子都有點兒像。我突然覺得這個基因血脈如此強大。」
「但當我們開始坐下來吃飯交談,你又有種奇怪的感覺,因為他是ABC(美籍華人),不會說中文,也沒來過中國,我們必須用英文交流,那種錯位感特奇怪,說到中國和美國,他就說,Your country……my country……,我聽著就特彆扭,我說,Daniel,My country is also your country,我的國家不就是你的國家嗎?他說,No. You are Chinese, I am American……我倆就為這事較勁。我想,同一個家族的人,對國家和民族的認知其實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家的元素在我們這兩人之間已經分崩離析了。如果有一個能把這個家的成員凝聚起來的東西,那就是這個家族的歷史。」
曹可凡的家族故事可以追溯至無錫太湖邊的蠡園,這座清朗質樸的園林始建於1927年,以蠡湖和範蠡得名,由曹可凡的曾外祖父王堯臣與其胞弟王禹卿兩兄弟創立。1948年夏,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也曾來此遊園,流連忘返,留宿兩晚。
與美國堂弟那次碰面,促使曹可凡下決心整理家史,與傳記作家宋路霞聯袂完成四十餘萬字的家史著作《蠡園驚夢》。宋路霞介紹:「『驚夢』兩字內涵很深,裡面有商界各種風波,和日本人鬥,和杜月笙鬥,種種故事都是真實的。」
「忠厚傳家遠,吟低意不盡。」麥家以此為題,寫下讀後點評:「白手入滬的無錫青年王堯臣、王禹卿兄弟一步一腳印,不過短短十數載光陰,便在風雲際會的魔都嶄露頭角,立地頂天……他們由儒學而經濟,由經濟而實業,由實業而政治,終與榮氏兄弟一道,遊走黑白兩道間,縱橫商、政、文等領域,藉此漸漸改變了家族,改變了行業,並終以某種意味改變了這個國家。」
8月14日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曹可凡透露已有影視公司起意將他的家族故事拍攝成電視劇。一周後的上海書展現場,曹可凡首次對外宣布,將《蠡園驚夢》版權以一元價格授予當天影業,它將被改編成一部跨越清末、民國、新中國3個時期的講述幾代錫商在滬創業的80集大型電視劇。「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曹可凡說,自己家族的往事確實很像一部「海派大宅門」傳奇。
為了追溯家族五代人的生活變遷,曹可凡花費近一年時間往返於圖書館和檔案館,覓到大量第一手資料。一個偶然機會,他讀到高祖王梅生寫給在上海打拼的兒子王禹卿的一封家書。「為人要謙遜為先,恭敬為貴……復望兒去驕為謙,轉傲為敬,無論上中下,終要以禮相待,無生嫌隙。至要!至要!」
王堯臣和王禹卿兄弟生於無錫鄉下的小村莊青祁村,「青祁」二字原本是北宋末年一支南下官軍青旗軍的諧音。王家宗譜《王氏三沙全譜》卷首有嶽飛題寫的「王氏世寶」4個大字,嶽飛是王子高的摯友,曾在《王氏宗譜跋後》中歷數王家代有人出的盛況及功績。王家堂號「三槐堂」,蘇東坡曾為王家撰寫名篇《三槐堂銘》。受「烏臺詩案」牽連的王鞏與蘇東坡堪稱刎頸之交,被貶三年間,王遭遇坎坷,痛失愛子,但胸襟豁達的他仍和蘇東坡保持通信,還將自己的幾百首詩寄給對方。蘇東坡大為感動,在《題贈王定國詩集序》中寫道:「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餘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蘇東坡還曾給王鞏寫過《王氏清虛堂記》,可見兩人情誼之深厚。
王家兄弟、連襟、妯娌1927年合影
時光流轉至王梅生一代,皇室、文豪已和王家沒有任何瓜葛,他們成了芸芸眾生中的一員。王梅生沒有走通科舉之路,也沒有資本去經商,只能在鄉間一座古廟裡設帳收徒,當一名私塾先生。儘管貧寒,他卻是村裡屈指可數的知識分子。寂寥的歲月延續多年,到了19世紀末,整天守著佛影青燈的老人家沒料到,王家又有了時來運轉的一天:兩個兒子竟成了人中之鳳——他們飛出了青祁村,最終成了大上海灘的富商,把王家帶入一片精彩紛呈的生活。
王氏兄弟從小在父親指導下讀書識字,遍覽四書五經,寫得一手好字,且於中國文史有獨到領會。兄弟倆兒時就表現出不同秉性:王堯臣天資愚鈍,但能用功勤讀,父親命他背書時已滾瓜爛熟。王禹卿則性黠好嬉,對經書不感興趣,但當他讀到司馬遷《貨殖列傳》時卻覺津津有味,對其中「貴入如珠玉,賤出如糞土」的說法深有感悟。其父在一旁揣摩:「此子於讀書無緣,將來或可成富商?」
19世紀末20世紀初,王家兄弟之前,上海灘已活躍著一批「錫商」典範,最早發跡的有怡和洋行總買辦祝大椿,1902年集資30萬兩創辦華興麵粉廠,是當時惟一可與孫家阜豐麵粉廠比肩的大廠。最著名的是榮家兄弟,榮宗敬三闖上海灘,幾經周折立穩腳跟,勵精圖治,最終成為中國實業界一代領袖。
王氏兄弟順應時代潮流,十幾歲時就拎起鋪蓋卷,背井離鄉外出闖蕩。曹可凡敘述:「曾外祖父王堯臣16歲時離家到了無錫城裡,先在一家染坊裡當學徒,23 歲時經人介紹來到上海,在瑞豐估衣莊(當衣服的當鋪)當夥計。最初當下手,每晚在店門前設攤向行人吆喝兜售。由於他善於觀察路人的社會身份和需要,兜售時總能有針對性地說到點子上,不久升為『喝攤』的上手,3年後又升為估衣鋪的會計。1904年,一個朋友介紹他進順全隆洋行管帳務,洋行業務聯繫中,他認識了已是怡和洋行總買辦的同鄉祝大椿。一年後,祝大椿看王堯臣為人忠厚老實,就把他拉進自己的華興麵粉廠當會計。」
王禹卿14歲時也離鄉來到上海,行囊中「只有一卷打了補丁的被子和一件舊棉襖」。投靠遠親,他在一家煤鐵油麻店裡當學徒幹體力活,搬運和堆碼桐油桶費力且危險,一旦油桶滑落,人就會被砸成殘廢。學徒生活非常辛苦,沒日沒夜地幹,收入卻十分有限,一年幹到底也省不下1000文錢。
1902年,王禹卿在北方談生意,遇到正為榮家茂新麵粉廠推銷麵粉的同鄉,攀談之下,他受到啟發:麵粉是日食口糧,應比煤鐵桐油的市場要大。經同鄉引薦,他在無錫拜見了榮宗敬,兼職為榮家推銷起了麵粉。王禹卿會識人頭,說話到位,老闆、掮客和夥計,他都應付自如。兼職3個月,他就銷掉數萬包麵粉,佣金達一千多兩銀子。一年後,他索性脫離了苦幹十年的煤鐵油麻行,正式加盟榮家的茂新麵粉廠。由此,王氏兄弟不約而同地進入了相同行業。
1909年,外國金融騙子在上海掀起天翻地覆的「橡皮股票風潮」,中國商人深受其害,大批中小型企業和錢莊紛紛落馬。榮宗敬虧損甚巨,債主們紛紛上門討債。危急時刻,王禹卿細查帳本,與各莊家開誠布公商談,並以他本人名義立據擔保來年按月償還,協助榮家渡過難關。王禹卿在回憶錄中寫道:「餘於茂新,(當時)既非股東,又非經理,只是受人之託,遂不惜勞心疲力,以忠人事耳。而日後個人信用之昭著,即基乎此也。」可見方才31歲的王禹卿,當年已是金融風暴中的榮家柱石了。
辛亥革命前後,中國政局動蕩,麵粉市場卻大為紅火,上海灘麵粉廠個個都賺了大錢。王禹卿在榮家茂新麵粉廠當銷售主任,不甘心只拿月薪過小康生活,於是想到了創業,他與茂新另一同事開始謀劃獨立辦廠。
「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此事還是被老闆榮宗敬知道了。榮氏兄弟實不願失去王禹卿這員大將,更不想他變成自己的競爭對手,聰明地提出參股他們的麵粉廠。1912年,王禹卿情難推卻之下籌建了福新麵粉廠,榮家依然佔大頭。
自家廠子一定要自己來管,王禹卿請哥哥王堯臣來擔任經理。王堯臣加入祝大椿的華興麵粉廠後,從會計做到銷售,7年磨鍊,早已是麵粉業的行家了。他為人老實憨厚,覺得自己在華興幹得挺好,轉廠略有猶豫,倒是父親王梅生眼光老辣,「責之以大義,曉之以厲害」,說服王堯臣加入弟弟創建的新廠,「固不料從此得心應手,蒸蒸日上,一粒谷可以化生無窮也。」
福新麵粉第二、第四、第八廠全景
4萬元起家的福新只用了8年就建立了龐大的麵粉帝國。1921年,福新已開到8家廠,使用美國最新式麵粉機,儼然中國麵粉企業龍頭老大。1928年,茂新、福新和申新公司紀念30周年,福新的生產能力佔據全國民族麵粉工業的31.4%,加上茂新系統的幾家麵粉廠,榮家兄弟戴上了「麵粉大王」的桂冠。
榮宗敬擔任茂新、福新和申新總公司總經理,榮德生專管無錫的申新三廠和茂新,福新麵粉公司實際由王氏兄弟主持,他們為福新麵粉公司奮鬥了一輩子,兄弟倆一個主內,一個主外,業內人士無不明白其在榮家企業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抗戰之前,王堯臣一直擔任福新一、三、七廠經理,他克己奉公、嚴於管理。曹可凡提及:「當年有位王氏族人與五金商勾結,收取回佣,曾外祖父發現後立即開除,在全廠引起很大震動,此後無論幹部還是職工無不勤勉敬業,不敢隨意。」
王禹卿擔任福新麵粉公司的經理兼七廠副經理,他銳意經營,長於資金調度和對外聯絡,是整個系統的靈魂。「曾外叔公做人很講原則。1934年,榮家『申新』紗廠負債幾千萬,最困難時期,他臨危受命擔任了三家(茂新、福新和申新)公司的CEO,在很少抵押的情況下,從中國銀行和上海銀行貸到五百萬大洋,靠的就是他三寸不爛之舌。當時紗廠不好,麵粉廠還是盈利的。榮老闆意思『以粉濟紗』給些資金周轉,他堅決不同意,甚至和榮老闆吵了幾次,聽說榮宗敬有次差點要自殺。在商場上,他就是有這種抵抗一切的能力。」
創業難,守業更難。1935年麵粉交易市場的狂風惡浪中,麵粉業大佬王禹卿也見識了黑幫老大杜月笙的厲害。王家兄弟一度掌控著上海的粉價,他們在麵粉交易所內進退自如。上海麵粉交易活躍,外地麵粉廠也想參加進來平等交易。上海麵粉商想保住自己一統天下,拒絕他們參加,日久便生恩怨。這種明爭暗鬥一直延續到1930年代中期,南京和揚州的麵粉廠主後來想出高招——請杜月笙擔任蘇浙皖機制麵粉廠公會的主席,無形中向王禹卿等施加壓力。經杜月笙背後操控,粉價上漲至異常,交易所的經紀人們只好紛紛找他幫忙,與麵粉素無淵源的杜月笙就此被選上了上海麵粉交易所的理事長,就職儀式上得意洋洋道:「我原來是強盜扮書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現在我是曲蟮修成了龍,在社會上有地位了,你們不要怕我,以後有啥事體我一定幫忙……」經過這次風潮,王禹卿明白了強龍鬥不過地頭蛇,後與杜聯手接辦了華豐麵粉廠。
中國民族工業的黃金時代止於抗戰全面爆發。1937年淞滬抗戰,地處閘北的福新一、三、六廠,不是被炸毀就是被日軍佔領。最後,龐大的產業只剩下在租界的福新二、七、八廠尚能繼續開工。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留在租界的福新諸廠一直維持運營,並因市場對麵粉的巨大需求也能獲取巨額利潤。
「曾外叔公做人底線非常鮮明。上海淪陷後,日本人拉攏他和榮宗敬等工商界大佬組織『上海市民協會』,他第二天就登報聲明與此組織無關,很快離開上海去了香港,避免和日本人有任何瓜葛。」
熬過8年抗戰,榮、王兩家雄心勃勃希望重振當年產業,但這真的只是一個「復興夢」。局勢動蕩、經濟崩潰、戰事緊逼,榮鴻元為了企業的利益,鬥膽與蔣家太子唱起了反調,結果被投入監禁達77天,成為轟動社會的大新聞。
到了1948年底,眼看政治局勢不可逆轉,王禹卿與滬上許多資本家一樣,抽調資金去了香港。「曾外叔公晚年蠻落寞的,經常拄著拐杖坐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錢肯定是花不完的,我叔叔1948年去美國前去香港看他,說那時候吃飯叮噹響,聽說王禹卿太太一晚上搓麻將可以輸掉一家『一品香』飯店。」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王禹卿晚年在孫子帶領下走進了一座教堂,當他讀到《聖經》這段經文時大驚失色,或許是一次人生的徹悟,老人家隨即接受了洗禮。
1965年,王堯臣在上海去世,享年90歲。得知哥哥辭世,身在香港的王禹卿心臟病突發,不久也撒手歸天,享年87歲。老哥倆一前一後歸西,相隔僅一個月。他們從從青祁村走出來,創業奔忙一生,從無錫白丁變身為上海灘的民族資本家,最後又走到了一起。王禹卿的靈柩被安葬在香港一片面海的基督教墓園,在那裡他得到了永久的安寧。
王家老一輩人在商場拼殺之時,後代中竟出了一位年輕的政治家:王堯臣的長子王啟周。曹可凡說,「大舅公對家族生意毫無興趣,就愛幹革命工作。朋友們從他眼睛裡看到的,總是一股火辣辣的戰鬥的光芒。」
1920年代初,王啟周進入東吳大學法學院,他是王家第一個大學生。「曾外祖父認為:『王家光有錢沒用,還要有權。』眼睜睜看著家人起早貪黑辦實業、老老實實經商,還是經不起政局動蕩,於是他鼓勵長子學法律,力爭將來在政治上有地位。」
但老爺子沒想到,兒子在學校裡不只是讀書,還與一群接近共產黨的青年打得火熱,更建立了一個左傾組織「錫社」,整天忙於辦雜誌,搞集會,抨擊時弊,指點江山……這使他迅速地成為上海高校和無錫地方的一顆政治明星,並在1925年爆發的「五卅」運動中大顯身手。運動期間,王啟周和錫社同伴積極組織遊行,創辦《血淚潮》日報,號召市民們群起抵制,合法鬥爭。
錫社活躍時期,王啟周周圍圍繞著的熱血青年包括秦邦憲、陸定一等後來赫赫有名的共產黨領導人。「五卅」高潮退去後,錫社成員發生了很大變化。秦、陸等人成為共產黨員,錫社最初主幹繆斌在「五卅」運動前已進入黃埔軍校加入國民黨,但王啟周沒有加入任何黨派。民族矛盾急劇上升時期,他跟秦、陸等人是同一個戰壕裡的戰友,但從思想深處說,他和他們又有所不同。1925年夏安劍平起草的錫社宣言中出現「帝國主義」、「左派」、「右派」等字樣,王啟周修改時圈掉了「帝國主義」,將「左派」改為「進步派」、「右派」改為「頑固派」。
1927 年「四一二」事變國共分裂,錫社成員勞燕分飛。沒有加入任何黨派的王啟周,選擇在江蘇省民政廳安心當一名科長,他只想為老百姓幹點實事,以此實行心中的救國夢。遺憾的是,這位年輕人29歲時就英年早逝。
「曾外祖父有著龐大的家眷隊伍,他與原配夫人查氏生有三兒兩女(小女兒早夭),女兒王秀芬即我的祖母,兒子王啟周、王樂水、王雲程(後來繼室陸氏又生了兩兒四女)。大舅公王啟周英年早逝,三舅公王雲程是王家的驕傲。」
曹可凡祖父這一輩中,王雲程是作為王家產業繼承人來培養的。他18歲被送到美國羅威爾紡織大學專修紡織,三年時間修完四年學業,21歲回到上海協助經營家族產業,出任申新一廠廠長,他是榮家和王家企業中最年輕的廠長,其膽識和才幹贏得了榮老闆的青睞,很快成為榮府的乘龍快婿。
王雲程延續了王家的經商血脈。時局變幻的1947年,他在香港創辦了南洋紗廠。1970年代香港紡織產業繁榮,半壁江山都是王家和榮家系統的人在運營。在香港紡織業鼎盛的1970年代,王雲程曾是十大富豪之一。「香港老一輩上海人,你問YCW(雲程王拼音首寫),沒人不知道的,他獲得過英國爵士榮譽,和當年香港總督衛奕信像兄弟一樣,他是洋派,都和外國人玩,當年在香港人生地不熟很難混,他和嘉道理爵士交朋友,嘉道理在香港權傾一時,香港所有店都是他們家的,他公司一開就讓嘉道理來做董事長,嘉道理沒出一分錢,就給你用個名頭,三舅公腦子靈光啊!他這人善於交際,以前在臺灣,除了蔣公、宋美齡、蔣經國三人不熟,其他那些老的國民黨高官跟他都是莫逆之交。」
1993年,八十多歲的王雲程還在家鄉上海創辦了食品公司「上海福樂」,生產聖麥樂冰激凌和全仕奶。「100歲了還坐著輪椅天天去公司上班看股票漲跌,他修得好啊,走的那天,白天和重孫在玩,晚上喝完一杯西瓜汁就在那裡看電視,8點多,傭人上去發現他已經睡著了,推不醒,就這樣走了,享年102歲。」
曹可凡說,曾外叔公王禹卿手下有兩員大將,「一個是我三舅公王雲程,他留學回來,洋派;另一個是土包子,誰呢?就是我祖父曹啟東。王雲程是外交部長,我祖父是內政部長兼財政部長。」
當年,老爺子王堯臣親自為大女兒王秀芬挑選夫婿,最後相中自己廠裡的會計、精明能幹的無錫同鄉曹啟東。無錫曹家也是綿延千年、名重鄉裡的古家舊族,相傳是漢朝開國大將曹參後裔。「我的曾祖父曹逸臣是個秀才,一輩子做平民教育。1909年到1910年曾在無錫當地的竢實學堂做校長,當時在這學校任教的還有錢基博、錢穆等人。退休後他就在自家院子裡授徒辦學,倡導義務教育。民國間的教育界還是比較清苦的,這就促使我祖父曹啟東走出家門,闖蕩天下。」
曹啟東是家中老大,不願守著老宅「吃瓦片」,遂到蘇州一家錢莊學生意,出徒後經親戚介紹,來到上海福新麵粉七廠當一名助理會計,從此在麵粉行裡摸爬滾打了一輩子。「我祖父最早就是個帳房先生,進了這個麵粉廠,慢慢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奮,在企業裡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王雲程留洋回來,有自己的抱負,管理家族企業的同時,後來還創立了寅豐毛紡廠,我祖父完全沒有自己的版圖,我覺得他就像個企業中的隱形人一樣,世人大概永遠不會知道他究竟做了些什麼,他一生最高和最低的理念,就是把王家的企業管好。」
曹啟東、曹涵祥父子在西湖
曹可凡的祖父母婚後一直住在上海,從澳門路搬到愚園路805弄榮家高級職員宿舍區「弄錦園」,一住就是半個世紀。「我祖父思想上深受大舅子王啟周的影響,他其實是個很有政治頭腦的人,一向關注時事,同情和支持革命。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祖父母家一度曾為中共地下黨的庇護所,祖父的3個表妹都是地下黨員,在他掩護下做了很多工作。他經常跟我講他以前怎麼擺平各種事情,他說,那時候裡面藏著共產黨,外面客廳在給國民黨辦事,可能門外還有日本人。」
曹啟東參與創辦了中共地下黨在上海的金融機構「同慶錢莊」,還是錢莊邊上通惠印書館的投資人之一。梳理這段歷史時,曹可凡發現,已故學者王元化先生1949年前出版的惟一一本著作《文藝漫談》原來就是通惠印書館出版的,1947年出版的這本書可視為王元化在文藝評論道路上的基石。
1949年,王禹卿離開上海後將福新公司的業務託付給了曹啟東。「48年機器基本都拆去港臺,榮家和王家主事的也都去了香港,麵粉廠那時由我祖父全權代理。他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於是就給榮毅仁先生寫信,力勸他留在上海。他說,這是你們榮家和王家的企業,我畢竟是外姓人,以我的資歷不足以管理整個麵粉廠。榮毅仁1949年後留在了上海,對當時工商業界整個心態起到了巨大的穩定作用,他被稱為紅色資本家,由來就在於此。」
1950年代,大勢所趨,作為中國民族產業標杆的福新也完成了公私合營。1966年之前,王家的日子過得還算滋潤,孩子們穿戴挺括,都是上只角的人。「文革」爆發後,這些「資本家」都被趕出了洋房。曹可凡回憶:「『文革』期間我們家沒人挨揍傷亡,只是家裡被掘地三尺,地板牆壁都撬開來,生怕你把黃金藏在裡面,我爸說那時黃金確實都是一捆一捆的,很多金條、鈔票被抄掉,銀行裡十幾個人都跑到我們家裡來收國債。那時候紅衛兵走掉了,我媽就在廢紙堆裡很急地找她心愛的貓兒眼,狼藉滿地,但也沒找到。」
曹可凡的父親曹涵祥是家中長子,畢業於教會學校。「父親一介書生,一輩子清貧,未留下豐厚財產,卻留給我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曹可凡的印象中,祖父曹啟東向來「沉默寡言」,直到他考進大學後才和老人家有了些交流。「我祖父應該很有錢,但他沒分多少錢給後代,大多都捐給了政府。我在他那兒經常看到各種發票,宋慶齡基金會捐一萬,這邊捐一萬,那邊捐一萬。上世紀80年代,一萬塊就是嚇死人的數目了,他還拿出50萬捐給普陀區政府建造圖書館,人家給他發票,他就往臺底下面一塞。我說,你又捐錢啦?」
曹啟東去世後留下一個保險箱,令後代頗為好奇,他們找來鎖匠將其打開。「打開後發現裡面只有一包蓬蓬鬆鬆的東西,解開後全是一堆我小時候的照片!我祖父這人一輩子就是個謎,他一生百分之八十的事情都爛在肚子裡。據說我曾外叔公王禹卿晚年最後和他通過一封信,兩人對話就像密語一樣無法破解,信裡王老爺子就跟我祖父交代了一句:一切都還按老規則辦!」
採訪前兩天,曹可凡從七十多歲的表叔那裡又聽來一些祖父的故事。「我表叔1980年離開上海前去見過我祖父一面,請他給自己的人生指點迷津,祖父就說了兩點:第一,只有靠自己賺來的錢才是安心的,上面傳下來的總是不可靠的;第二,當一屋子的人坐那兒說話,每個人的話我都在聽,但我不會聽任何人的話。」
曹可凡的祖母三十多年前已辭世,十多年前他父親也去世了。修家史前健在的長輩便是在美國的兩位叔叔,他們1948年離開中國,多年來只回過中國兩次。修家史的過程有道不盡的心痛與遺憾。初稿完成時,曹可凡的三叔離開了人世;拿到樣書當天,他的二叔也去世了;此前提供重要史料的堂姑,曹可凡再與之聯繫時,老人家已完全記不清事了。「做口述史就是跟時間賽跑啊!」他感慨道。
曹可凡說,許多市民家庭不一定像名門世家那樣風雲變幻,但每個家庭一定有最感人的故事,把這些寫下來,若干年後就會成為時代的印記。「中國歷史是注重宏大的歷史,我們對個人史和家庭史是忽略的,其實,每個普通家庭的歷史,也都是宏大時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感謝實習記者王珏、冉瑩協助整理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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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我們的命運 · 為歷史留存一份底稿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445期
文 / 李乃清 發自上海
編輯 / 鄭廷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