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有個潛規則:
每當遭到民族危機或者社會動蕩時,日本的文人們會重新拾起「武士道」的思潮,電影人會把「忠臣藏」的故事拿出來翻拍。
忠臣藏,源自德川幕府的真實故事——赤穗四十七義士忍辱負重,為主復仇的故事。
故事不複雜,用現代的美學來看,它崇高的集體主義碰撞的軍國思想,甚至會遭到文化學者的強烈批判。
可僅站在日本文化角度上來看,「忠臣藏」的故事又有現象級的影響力。
根據不完全統計,從1928年《忠魂義烈: 實錄忠臣藏》到2010年《最後的忠臣藏》,日本在有關&34;演變」
武士團的初衷是維護家族的統治,而也就是說「武士」的出現本身就是,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瓦解制和封建莊園發展的聯合產物。
百年的戰亂,武士們用一次次的犧牲與奉獻換來的自己的政治地位,鎌倉幕府時期確立的「家臣制度」,武士們通過戰績與忠心便能夠獲取君主的恩賜,並且這種恩賜與過去的從屬關係的口頭協議不同的是,武士們的忠心有了「制度」與「權威」上的保證。
進入德川幕府時代後,日本進入了相對的長期和平時期,原來的武士階層也太平時期「無所事事」進入了「官僚與工商」階層,君主也在對武士的文化素養上有了更高的要求。
於是,武士的社會性也在這裡得到了強化,並在「儒家」與「佛學」以及日本本土「神道教」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之下,日本武士的「武士道」精神強化了更多的學識與內容。
但是,武士階層在社會上本身就具有特殊的身份與地位,這也使得部分有「學識」武士走向了「精英分子」的階層並與群眾脫離路線,但無論是傳統的武士精神還是近代的武士精神,他們強調的「無私」,「禮儀」,「責任」,「集體」意識都有積極的意義。
武士,在過日本百年幕府統治歷史,他們的思想意志也遺傳至今。雖然人們常說日本社會的等級秩序森林,企業死板,但在硬幣的另一面,日本社會下,等級秩序下的集團主義,勤勉,謙卑,禮儀,尚武,物衰,本身就是對日本武士精神積極肯定。
而這些文化的種子,也最終在後來的日本電影中生根發芽。
「忠臣藏」電影之所以能夠獲得日本觀眾肯定與追捧,就在於每一個日本人的背後,都隱藏著武士的影子。它能夠對日本觀眾有著極大的吸引力與某種心靈淨化的作用。
在日本電影代表人物黑澤明的執導下,日本「武士電影」脫離了傳統的武士道精神,不再僅僅只是「武士」的崇尚精神,在黑澤明的電影中,它賦予了那些「武士」更多鮮明的時代特徵與文化標誌,我們能夠藉以黑澤明的電影窺見到同期的日本社會生活,經濟,文化等時代的變化。
1945年,日本戰敗,天皇下落,傳統信仰崩潰,日本的民族自尊心與自豪感降落到了極點。
黑澤明帶來他的第一部武士電影《踩虎尾的男人》,重振了民族自信心。
1950年,戰後重建,日本民族身份迷失,文化認同迷惘,整個日本充滿著烏雲的面紗。
黑澤明帶來了他的《羅生門》,這部在世界電影史上留下濃墨的一筆電影,藉以一起發生在平安京的兇殺案,揭露了複雜的人性與人的黑暗。
在羅生門的故事中,黑澤明把武士「貶」為了普通人。
似乎也在暗喻著:日本人的「菊與刀」的矛盾性,一面讓他們與傳統建立聯繫,而另一面卻又讓他們不斷逃離傳統的束縛,並最終迷失在過去與未來的迷惘之中。我們到底是堅韌,還是軟弱?
1954年,武士回歸,日本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良好的經濟環境帶來了內卷的「消費」循環。
黑澤明以分別代表「堅韌、友誼、武功、智慧、樂觀、未來,希望」的《七武士》,肯定了日本武士的回歸,民族自信心的回升。
1965年,思想危機,文化丟失,貧富差距。
黑澤明在他的《紅鬍子》中借古諷今,把思想的矛盾對準了當時與幕府時期高度重合的日本社會,揭示了在現代化發展中,那些脫離「列車」脫軌底層人物的生活困境與群體性不安。
1980年,資本燥熱,但經濟卻也初見危機端倪。
黑澤明也罕見的提出推出了他的《影子武士》——藉以日本戰國時期大名武田信玄的悲劇,直指當前日本社會潛在「盛極而衰」的風險與可能性。
遺憾的是,燈塔般的《影子武士》,在那個狂熱的年代並不被接受,投資600萬美元的成本,卻僅收穫400萬票房。「一路的高歌猛進」後徹底打戳破了這個龐大的泡沫。
日本也就此進入「失去的十年」。
當我們回顧日本的歷史,電影史,以及黑澤明的武士電影,我們能夠發現:
歷史上,日本人留著「武士」的血緣,武士」的影子在不同時代中留下他的烙印。
電影上,武士電影的類型完善與發展又再度強化了日本人對「武士」的文化認同,「忠臣藏」的故事也在還原「武士道」的過程中不斷演變並最終化成豐富的民族文化底蘊。
這使得他們勤儉,努力,堅韌,卻又矛盾,自卑,自我否定...
武士電影,就像是面鏡子,日本人藉此看到他們自己,而旁觀的人也藉此看到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