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關注香港問題很久了，一直不敢寫，是怕自己不夠深入說得不好，直到最近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和信息，我才形成了一些粗淺的觀點。本篇直入主題，不玄乎、不做作，理論性的東西比較多，讀起來會有些枯燥，但一定值得有心人一看。
壹、何為「困境」
香港的困境是zhengzhi層面的問題，和意識形態、和民生經濟也有一定關係，但這些都是zhengzhi層面所帶來的，同時又反作用於zhengzhi，所以令人初看起來有些撲朔迷離。此次香港的示威活動是2014年的一次延續，更是歷史原因造成的一次集聚延續。
為什麼說是zhengzhi層面的？我們先來看部分香港人提出的所謂的「五大suqiu」：1、徹底撤回「逃犯條例」；2、撤回6·12暴動的定性；3、釋放被捕者；4、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警隊；5、實現雙pu選。
首先是第一條，港府早前已經做出讓步，稱 「逃犯條例」無限期暫緩延後，但部分港人得寸進尺，港府又進行讓步，撤回該條例。
第二、三、四條，說白了就是部分港人「只準我放火，不許你抓我。我放了火，你若抓了我，還得治你的罪」。香港可貴的地方就在於它的法制十分健全，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觀之一，但這三個訴求就是凌駕於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上。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評論：香港示威者提出的「五大suqiu」旨在羞辱港府和讓港府倒臺。
示威者的真實目的在於第五條，實現雙普選，目標直指政治。扛著「民主」的旗號，妄圖將香港變為一個獨立體或半獨立體，以對抗北京，成為國中之國。
我在以前寫過關於庫德人的文章，目前伊拉克的庫德地區便是一個國中之國的半獨立體，往後可能會更進一步實現徹底獨立。但香港人要清楚的知道，中國政府不是伊拉克政府，香港人也不是庫德人，一國兩制不是一國兩「治」。
香港回歸以前，柴契爾夫人和鄧公在商談香港問題時，曾提出過「主權換治權」這一主張，企圖讓中國政府只是名義上保留對香港的所有權，鄧公就此主張的表態十分強硬和直接，他說：「英國想用主權來換治權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權問題上糾纏……在香港問題上，希望柴契爾夫人和她的政府採取明智的態度，不要把路走絕了。」
當時正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國力還十分虛弱，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也對香港「治」權如此強硬，何況今日。
一國兩 「治」的情況只可能發生在已佔據小部分領地，武裝割據的情況之下。比如曾經的陝甘寧邊區和如今的伊拉克庫德地區，香港顯然不是這種情況。
從歷史上來看，即使是在清朝，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也是實行的「金瓶掣籤」的制度來保證中央對地方的權威。
部分港人並不明白這個道理，被鼓吹和煽動後，認為所謂的「民主」就是無界限的「自治」，從而上街遊行示威。其實他們當中大多人一點政治都不懂，卻成了別人的槍炮，通過他們提出的「普選」把香港變成國際反華勢力的「橋頭堡」。
部分香港示威者其實根本不明白自己的核心訴求是什麼，經不起追問，問到後面他們自己也迷茫了，那些上街遊行示威的，大多數都是年輕人，他們都是還未怎麼經歷過生活，被人利用。但我想說的是，絕不僅僅只是年輕人有這種「反中」的情緒，這是香港一部分人的一種集體心理狀況。
造成這種心理的原因有6點：
1、香港社會的國家認同問題。97回歸前，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有百年歷史，但英國政府並不認同香港人是「英國人」，這種不平等的對待，致使香港人對西方是一種仰慕的態度，而英國殖民政府又有意將香港社會同中國內地進行分隔和疏離，造成香港人的國家認同的缺失，沒有自己的政治認同體系。
2、香港內部的矛盾被投放到內地上。香港內部的主要矛盾是少數工商階層掌握了香港的經濟命脈，特別是房地產商，中產階層被住房開支等問題抽乾了血液，這個矛盾是在殖民政府時期就有的，而回歸之後，內地卻成了這個香港內部矛盾的「出氣筒」。
3、香港社會和內地社會溝通不暢。兩地長期隔絕，又分別是兩種意識形態，互相不理解，本來應有的談判和溝通變成了一次次生硬的碰撞和衝突。
4、香港媒體對內地的長期妖魔化。香港是個言論自由的社會，很多媒體常常對內地做出不切實際的妖魔化描述，同時又有意將英國殖民政府進行超出事實的美化，致使部分港人以中國身份為恥，但他們又接受不到英國的主體認同。
5、兩地長期的互不信任。因為歷史原因，兩地被進行分隔，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對於香港人而言，無論是國民黨還是gong產黨都事不關己。而對內地來講，香港也只是中國大陸南方的一座城市而已，兩地沒有信任的基礎。
6、曾經兩地經濟和公共管理水平的落差。對於香港人而言，對中國內地社會的經濟和公共管理都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對中國社會有種歧視和排斥感。而如今中國內地經濟騰飛後，香港人又產生出一種自卑感來，這種自卑感非但沒有使香港人向內地靠攏，而是更加將他們推向反面，進一步對內地進行排斥。
香港人的這種集體心理狀態，是香港今日局面之基礎，並且回歸以來，香港社會對「高度自治」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高度自治」便是中央放手不管，這是不可能的，任何有點政治思維的人都會懂得這其中的道理。
同時，香港回歸之時，北京為了使香港能夠順利、平穩的回歸，採取了優容和扶持的政策，這造成了香港社會主要是精英階層的一種錯覺，只要是哭一哭、鬧一鬧，港府或北京就會答應自己的要求，在回歸以來，已有多次這種情況發生，最終都是以北京或港府讓步而平息，有人說「香港是被寵壞了」，這句話不是沒有道理。
所以說香港的困境主要是在zhengzhi上的原因，一國兩制被誤理解為一國兩「治」，甚至還激化出少數人的「港獨」思想，連「一國」也不要。這種狀態或局面是如何產生的，接下來一一分析。
貳、困境怎麼來的
一、不完全的回歸
1997年香港的回歸是一種不完全的回歸，這是基於在尊重現實、尊重歷史的情況下做出的正確選擇。這種模式是一種被稱作「急凍式」的回歸，即在香港現有的社會、經濟、法律、政治制度基本不變的情況下收回，以後再根據時機和變化進行調整和變革。
香港回歸應該是一個進行時，不單只是「換國旗、換總督」而已，所以鄧公布下一個「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指示，就是希望通過這50年，香港在文化、國家認同、生活方式乃至意識形態上逐步的回歸中國母體。
香港的不完全回歸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
1、北京在香港的權威尚且不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是北京一直在提的政策，對香港，北京更多的採取自主管理的策略，由此而來北京的權威也未得到有效的樹立。
2、代表北京的社會輿論非常微弱。媒體方面僅有少數親北京的，並且長期被醜化，而香港本地媒體不斷的放大內地的負面新聞，鮮見有報導內地的正面新聞，致使北京在香港社會缺乏輿論基礎。
3、精英階層的忠誠度和歸屬感未完全建立。香港本來就是精英階層的社會，這部分人中，有不少對中國政治母體還有疏離感，並且產生對內地的排斥。
4、社會運動的激化形成新的幹擾。這種激化使得兩地之間的合作和互相信任產生更大的阻礙。
這是我們值得去反思的，反思主要有兩個方面：
1、我們高估了自己。「急凍式」回歸本身就反應了中央政府對香港華人的高度信任，認為香港人與中國內地都是炎黃子孫，痛恨殖民者，盼望回歸，有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國家歸屬感。雖然我們也預料到會有國際上的一些反華勢力故意「搞事」，但我們卻誤以為香港社會的集體心理是認同中華民族和內地的。時至今日才明白並非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
2、我們低估了英國人。英國人在離開香港前的十多年裡，給香港下了很多「暗樁」，比方說「5萬居英權」計劃，給親英的香港精英階層留下了5萬個英國國籍的名額，這些人搞亂香港後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去做英國人。又比如說末任港督彭定康搞的民主化政改，英國人在香港經營了一百年，都是所有權利一把抓，到了最後幾年突然搞個什麼「還政於民」，其用心之險惡昭然若揭。
但即使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也選擇了對香港的信任，這也為今日香港之局面埋下了伏筆。
二、香港人的心結
香港人口的基石是來自於內陸，而這些內陸去往香港的人多數都是逃難過去的，從1949年到wenge時期，不論是躲避戰亂或者出於政治原因，這時期的人群對內地都有一種恐懼或仇視心理，這樣環環相扣，通過家庭和社會教育又世代相傳下去。
恐懼心理的作用便會使他們想與內陸保持安全距離，將香港作為政治經濟的避風港。而仇視心理，就使得他們樂於見到內地的落後和不好的一面，如此一來又為香港輿論和媒體滋生出一塊「反中」的土壤。
而在中國龐大的政治文化母體之下，如今的部分香港人又將自己當作一個「弱者」和「受害者」的形象出現，不論是香港股市、樓市等經濟情況的起伏，都被他們看做是中國這個政治母體所帶來的影響。
所以這部分「基石」群體對內地抱有天然的負面情緒，恐懼、仇視、反對內地，同時又有一種慣性的優越感和近年來的自卑感。
據我一個朋友說，他去香港一家奶茶店買奶茶，就問了一句「怎麼那麼貴」，奶茶店的老闆便十分傲慢的回覆：「我們香港賣的奶茶都是貨真價實的，不像你們內地那樣作假又摻毒。」這足以說明他不了解內地，也不願意了解內地，他所知道的內地都是從媒體妖魔化的信息而來，還充分展現了他那傲慢的優越感和又不得不賺內地人錢的自卑感。
2003年以來逐步放開的「自由行」又成了部分香港人心中的另一個心結。他們認為「自由行」給香港帶來了公共資源被佔用、整體素質下降、走私猖獗、社會秩序混亂、日用品缺乏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又通過媒體的妖魔化被不斷放大，致使香港民怨沸騰。
其實「自由行」並非內地主動推行，率先提出的是香港政府，在97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經濟持續衰退，03年又雪上加霜來了一場SARS，香港政府是寄希望於「自由行」來給香港經濟注入一針強心劑。
此時北京保持著一種比較理性的謹慎，原因就是對香港的遊客接待能力感到擔憂，但港府顯然是沒有想那麼多，他們只希望能夠從內地多引入遊客，到香港去消費，刺激經濟。最後北京秉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對港府的請求給與了支持。
一時間香港的內地遊客劇增，這也確實給香港帶來了上述方面的問題，更加劇了香港人同內地之間的矛盾。
「自由行」的開放其實也是反映了香港的社會經濟結構根源問題，因為「自由行」的開放，主要獲利的階層是工商階層，而民眾確實是受到一些困擾，這也說明香港的工商階層特別是大商人、大財團在香港政府的影響力。
但無論責任在誰，香港人的基石和回歸以來發生的種種事情，都使得香港社會對中國內地的負面情緒不斷增長，這是香港人的心結所在。
三、港人治港
港人治港是高度自治的一種體現，鄧公曾明確指出：「香港的主權是中國的。在這個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國人管理香港。」這也是香港得以回歸的基礎。
港人治港必須由愛國者為主體的香港人管理，北京不派人參與。當時提出這項政策，是基於在香港回歸以前，內地的幹部隊伍的管理水平和文化素質都缺乏管理國際大都市的經驗，北京對香港人的高度信任和為了香港順利回歸的需要而提出來的。
但港人治港並非完美無缺，它面臨幾方面的挑戰和困難：
1、「港人治港」是建立在zhongyang對香港工商業人士的信任之上。在回歸之前，北京對香港社會的統戰工作也主要集中在工商界。但是過於依賴工商界，有喪失其他階層群體和執政基礎狹窄的問題，其次，商人天生具有分散風險的意識，不容易建立起政治忠誠度來，再次，因為商人天生具有逐利性，當工商界的利益與社會大眾的利益發生衝突時，不易做出權衡，難免有偏向。
2、「港人治港」造成本地熟人網絡的關係加深，容易產生利益輸送、官商勾結、滋生腐敗。
3、香港缺乏政治人才。從香港殖民地時期以來，英國人把持了香港最高的決策權力，殖民政府中的華人精英都是執行層，沒有參與到香港的核心政治和管理工作中去。他們沒有經驗、沒有能力處理宏觀的政治問題，所做的事情大都是「吏」的工作，而非「官」。所以說香港人不懂政治，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有切實的歷史根源。
4、政治忠誠度的問題是一大考驗。殖民地時期對公務員系統進行了長期有效的政治灌輸，如今要求公務員重新建立對中國政府的政治忠誠度，不得不說是一項極大的挑戰，要總體實現對政治忠誠度的建立，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完成。
四、泛民主派
香港的政治派別中，被分為「建制」和「泛民」兩大陣營。其實不應該如此簡單粗暴的去進行劃分，如此的劃分的標準是「建制派」往往是親北京陣營，而「泛民主派」則恰好相反。
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在現代的政治中，執政黨和在野黨的爭論和分歧主要是針對各種具體政策議題的不同綱領，比如說社會福利、基礎建設、稅收政策等。
但香港的兩個陣營的爭論和分歧，卻是針對國家主體政治秩序的態度，即是否「愛國」。這是十分荒謬的一幕， 「泛民」的態度是對基礎國家政治秩序的挑戰，就是所謂的「逢中必反」。
雙方陣營本應該圍繞如何施政、如何發展香港的問題進行辯論，但卻淪為了意識形態之爭。這些問題本來就是雙方力不可及的事情，一個特區政府，去討論國家層面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這豈不是極大的荒謬。
這樣的對抗局面造成的結果是，一項政策、一項立法永遠得不到推行，不論這項政策或立法是否對民生有利。這與香港特區和社會的利益是嚴重相違背的。
五、反華勢力
香港被稱為「東方諜都」，各種情報人員都匯集在此。這是因為香港的特殊國際地位所產生的一方面原因。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中國與世界的橋梁，是亞洲的國際都會，社會結構及其複雜，各種勢力都匯集在此，各種情報工作都在此開展。
同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各種資金、人員、信息、貿易、服務、物流也都匯聚於此，暢通無阻，也便利了各國政府開展對華的情報搜集和一些特殊機構的對hu顛覆活動。
反華勢力一直妄圖把香港變成對中國「顏色革命的橋頭堡」，此事大家心知肚明，我在此不再贅述。
六、北京的優容
前文說過，回歸之初，北京對於香港是採取了政治上的優容和經濟上的扶持，其次對於社會和文化還採取了有效區隔。如此的政策都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對香港的地方事務採取了最小程度的幹預，基本上是放手讓港府和精英階層去管理香港。
領導人指出，這叫「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也不要犯井水」。在「一國兩制」這個框架之下，突出了「兩制」的成分，卻或多或少的弱化了「一國」的成分。
如此一來，積極的一面是保證香港順利平穩的回歸了祖國，但消極的一面卻是推遲了香港在政治主權、經濟主權和社會認同等各個層面的全面回歸。
而香港在回歸後也並沒有積極加入到全國性的政治文化生活當中，這一點我想大家都有明顯的感覺，大眾對香港的親切感，絕對沒有對上海、深圳、成都、重慶那樣強烈。
北京的優容態度主要體現在2003年國家安全立法爭議、2010年政治制度改革爭議和2012年的國民教育科爭議上，在這三次重大的問題上，都是北京最終做出了讓步。
同時這種優容政策又致使香港精英階層產生「會哭的娃兒有奶吃」這樣的錯覺，每次有什麼事情，部分香港人第一想到的是遊行示威，而不是理解支持或者對話溝通。形成一種動輒便以香港的繁榮穩定作為要挾北京的資本的慣性思維。
部分香港人滋生出這樣的情緒後，還進一步激化，甚至喊出「鴉片戰爭wansui」、「南京條約wansui」等口號，實在讓中國人民在情感上是無法接受的。
叄、走出困境
香港要走出今日之困境，首先得認清問題的根源，抓政治問題，對「一國兩制」重新闡明界限和描述，「一國」才是目的和基礎，「兩制」只是過程和手段。讓那些對一國兩「治」抱有不切實際幻想的人死掉這條心，對那些港獨份子要堅決打擊。
同時有效的管理香港社會的政治期望，「港人治港」的標準是愛國愛港的港人，不是隨便選出來一幫連自己國家身份認同都沒有的人。
再次要建立起兩地之間的互相信任，這樣才能保證「高度自治」的原則。部分港人要的普選，中央不是拒絕，而是不是時候，以香港今日之狀態，所謂的民主和普選終將是一場鬧劇而已。香港要實現普選，關鍵點不在北京，而是在香港本身，若香港的普世價值觀中對國家的認同、對民族的認同都和內地城市一樣，那普選並非難事。
在政治認同這個問題上，對於港府和香港的精英階層而言，不應對「民意」採取縱容的態度，應採取更為有利的措施，形成溝通的機制，有序進行政策引導，逐步改變香港社會對內地的恐懼、隔離、仇視的心理狀態。
就中國內地而言，要尊重香港由於歷史原因而造成的現狀，對香港的價值觀改造要循序漸進，不能過於倉促，更不能強行硬推，否則只會適得其反。
對於香港特首的選舉，未來要繼續堅持「港人治港」的基本原則，同時從幾個維度去考量合適的人選，首先特首應該是要有非常高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感，其次特首要在香港社會擁有較為廣泛的群眾支持，再次對於特首的個人素質要十分考量，個人素質不僅是在文化教育程度上，更重要的是要有突出的政治才能，對中央政府、港府以及西方國家的政治運作要非常熟悉。
對於香港的公務員隊伍，應加強對公務員的國家認同教育，提高公務員的政治素養，在選取公務員方面，也要拓寬來源，實現人才背景多元化的問題。公務員自身也要提高自身的素質和思想認識，類似於英國埋下的「居英權」等暗樁，公務員要有清楚的認識，如果無法捨棄這種誘惑，那就不會有政治上的互信。
對於香港的「泛民主」陣營而言，他們首先要拋棄如今的對抗思維，承認國家政治秩序和建立國家、民族認同，在這一前提之下發揮自身作為反對派的施政主張，監督港府施政，維護香港的切身利益，監督「一國兩制」的落實，而不是一心想著去推翻中央zhengfu或改變中國主體政治，更不要成為反華勢力的棋子。「泛民」陣營要清楚的認識到自己的未來，不是做一個革命型的反對黨，而是成為一個治理型的反對黨。
要知道，泛民的未來也取決於他們自己，以對話代替對抗，以香港的大局為重，起到監督管理港府的作用，那中央才會支持，若是一味對抗，那只能陷入僵局，最後輸的也是自己。
對於我們，也要進行反思，一味的優容，經濟上一味的扶持是否得到了我們想要的結果。「五十年不變」不等同於「五十年不管」，應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和框架之下，加強中央對香港的管束，激勵香港自身的解決問題和處理問題的能力。
對於香港社會本身而言，要走出困境就應該要多與內地溝通，香港年輕人的未來在內地，不要只是通過媒體看到內地的陰暗一面，而失去了內地大好的一片光景。多來內地走走看看，實地感受、親眼所見，不要被香港一些媒體蒙蔽了雙眼。
通過對話與交流，香港社會首先要改變自己的歷史優越感和對國家認同這件事情上的抗拒與冷漠，其次要摒棄以「高度自治」為理由來對抗國家的情緒，逐步建立和培養起自身的民族自信和國家認同。要有是非觀念，「逢中必反」本來便是一個錯誤的態度，香港如此好的基因和教育，不應當出現如此不理性的情緒。
對於香港某些媒體，報導內地的負面新聞本來無可厚非，媒體本來是對社會起到監督作用，大眾對負面新聞的關注也是天性。但香港某些媒體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妖魔化轟炸式報導，過分渲染，這就是不懷好意的事實，香港是法治自由的社會，任何人都有說話的權利，但任何人也要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兼聽則明。
肆、香港的未來
我記得我在念高中的時候，那時我們枯坐在小城中，只能通過電視和書籍去仰望世界。我和同桌聊起今後一定要去哪些城市，北京和香港都是我們那時設定好一定要去的首選城市，香港對於我們這種小縣城的少年，是如此之美，如此令人神往，它絕不應該成為今天這個模樣。
香港的經濟騰飛是發生在特殊的冷戰時期，主要得益於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因為香港扼守中國南端，在冷戰時期，中國內陸成為香港經濟的腹地，如果沒有中國內陸，香港經濟很難說會是什麼樣子。
如今中國內陸已全面對外開放，發展速度迅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作為中國內地與外界交流的橋梁作用也越來越被削弱，在兩地人才方面，差距也越來越小，中國的精英階層崛起，擁有大批高素質、有民族國家認同感的優秀人才。
香港的地位在中國不斷減弱，這個時候香港更應該奮起直追，而不是懷揣著那份優越感和好久以前的仇視而繼續內鬥、消耗力量。
香港要清楚地認識到，香港的未來在內地，一直以來都是，香港的年輕人應該多往內地跑，不要帶著偏見和狹隘，這樣只會害了自己。
我們可以大膽的預見一下，今日之香港，可能有什麼樣的未來，想來想去無非三種：
1、香港社會在國家認同上取得轉變，從對抗變為對話，取得內地的信任，搭上中國經濟騰飛這列快車，香港再次取得驕人的經濟成就和文化成就。同時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香港逐步實現了雙普選，中央基於對香港社會的高度信任，對香港的管控降到最低限度。香港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最矚目的城市，香港人民取得相當自由的生活水平。
2、香港社會繼續以「反中」、「對抗」、「仇視」、「恐懼」等態度對抗母體，不認同國家和民族，內地無法信任香港，逐步採取強硬姿態管制香港，香港也得不到支持，經濟發展與內地其他城市持平甚至落後，金融中心的位置被上海取代，香港變得平平無奇，到2047年（50年不變的期限）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統一管轄的直轄市，
3、香港的態勢進一步惡化，社會暴力不斷激化，「港獨」勢力泛濫，大規模的非理性的抗議活動盛行，港府無法解決，請求北京支援，香港進入jinji狀態，駐港部隊接管香港治安，「一國兩制」提前結束。經過一段時間的軍事管制後，香港才逐步恢復正常秩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直轄市。
香港選擇哪條路，取決於全體香港人，孰輕孰重，自當有所判斷才是。
本篇文章絕非我能自主產生的觀點，我是看過一些材料和書籍之後總結而寫，不勝列舉，主要取自梁振英先生、陳啟宗先生和閻小駿先生的思想。
最後我想以林則徐的一句詩來作為本文的結束，那便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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