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焄|從《詩品釋》到《文論講疏》

作為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雖然與傳統詩文評前後承續，且彼此之間不無交叉重迭，但在考較範圍、評騭標準、體系建構等諸多層面都亟待有所調整乃至突破。其間除了參酌借鑑源自近代西方的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並適時予以轉化和吸納之外，全面系統地搜集整理歷代文學批評資料以便採摭研討，毋庸贅言更是題中應有之義。朱光潛在《中國文學之未開闢的領土》（載1926年《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第十一號）中就特別指出：「大部分批評學說，七零八亂的散見群籍。我們第一步工作應該是把諸家批評學說從書牘、札記、詩話及其他著作中摘出——如《論語》中孔子論詩、《荀子·賦篇》、《禮記·樂記》、子夏《詩序》之類——搜集起來成一種批評論文叢著。於是再研究各時代各作者對於文學見解之重要傾向如何，其影響創作如何，成一種中國文學批評史。」郭紹虞在嘗試編撰《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商務印書館，1934年）的過程中，對這項工作的艱辛繁難有更為切身的體驗：「費了好幾年的時間，從事於材料的搜集和整理，而所獲僅此。」（見該書《自序》）稍後朱自清在《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載1934年《清華學報》第九卷第四期）中對其事倍功半的緣由做過分析：「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起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煙海的書籍裡披沙揀金去。」而在著手撰著《詩言志辨》（開明書店，1947年）時，朱自清對此又有進一步的設想：「現在我們固然願意有些人去試寫中國文學批評史，但更願意有許多人分頭來搜集資料，尋出各個批評的意念如何發生，如何演變——尋出它們的史跡。這個得認真的仔細的考辨，一個字不放鬆，像漢學家考辨經史子書。」（見該書《序》）這些學者不約而同都意識到基本史料的廣泛積累和細緻考索，對這門新興學科的長遠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隨著學術界逐漸達成普遍的共識，相關文獻的排比搜討也在有條不紊地陸續展開。就其撰述體式而言則極為豐富多樣，有些是針對專書的箋注詮評，如范文瀾《文心雕龍講疏》（新懋印書局，1925年）、陳延傑《詩品注》（開明書店，1927年）、靳德峻《人間詞話箋證》（文化學社，1928年）等；有些是圍繞專題的鉤稽考校，如唐圭璋《詞話叢編》（1934年鉛印本）、郭紹虞《宋詩話輯佚》（哈佛燕京學社，1937年）、任中敏《新曲苑》（中華書局，1940年）等；有些是取資群籍的整合彙編，如唐文治《古人論文大義》（上海工業專門學校，1920年）、胡云翼《歷代文評選》（中華書局，1940年）、程會昌《文論要詮》（開明書店，1948年）等。這些工作儘管尚屬篳路藍縷而榛莽初闢，可經過大批學者旁搜遠紹、取精用弘的檢討梳理，毫無疑問為後續研究奠定了相當堅實的基礎。而在整理研討的過程中，有些學者並不滿足於淺嘗輒止，更努力由偏精專攻轉向兼綜會通，呈現出高遠開闊的氣象。早年精心結撰過《詩品釋》，其後又修訂增益為《文論講疏》的許文雨，就是其中極富代表性的一位。

許文雨《文論講疏》許文雨，又作許文玉，原名許孝軒，字維周，浙江奉化人。早年追隨南社詩人洪允祥學詩，1925年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求學，受業於黃節、劉毓盤、劉半農等知名學者。畢業後留校，擔任預科國文講師。在此期間，受同事鄭奠的啟發勉勵，他嘗試編撰《詩品釋》（北京大學出版部，1929年）作為授課講義。在此之前，黃侃已經率先在北大開設過有關鍾嶸《詩品》的專題課程，並為此撰著《詩品箋》（載1919年《尚志》第二卷第九期，整理本已收入拙編《鍾嶸詩品講義四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以便課徒授業。許文雨此舉顯然延續著這一學術傳統。儘管早在1919年黃侃便因為人事糾紛離開北大，許文雨並未能親承音旨，但在編制講義時仍然屢屢引述過不少他的獨到見解。如《詩品·中品》「魏侍中應璩」條中有一段評論「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由於應氏詩作存世無多，難以取資比勘，以致此前陳延傑的《詩品注》（開明書店，1927年）就將這段評語誤斷作「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許釋則稱：「聞黃季剛先生有云：『應之「濟濟今日所」是其詩佚句，刻有訛字。』今案：黃之意是，而說稍非。『濟濟今日所』，恐系應詩首句，亦如嵇康《答二郭》開句『天下悠悠者』之比。黃氏豈疑『所』字有訛？查漢京固用之甚多，不容再疑。如《散樂徘歌辭》『呼徘噏所』、《鄭白渠歌》『田於何所』，用法與應此句正同。」既參考黃侃的意見重新予以句讀，又搜集漢魏詩歌中的相似用例來否定其「訛字」之說。另如《詩品·下品》「齊鮑令暉、齊韓蘭英詩」條稱鮑氏「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其中「百願」一語頗為費解，歷來論者均不詳所指。許釋則稱：「聞黃季剛先生有云：『鮑之「百願」系一詩題，其詩大意近淫，故云淫矣。』謹案：『百願』如系詩題，則承上句言之，定是擬古之作，亦猶宋顏竣《淫思古意》之比耳。」依據黃侃的推斷又再作發揮，雖未成定讞而足備一說。許文雨所稱引的這些內容，均未見於黃侃正式發表過的著述，想必是他在北大求學、授課期間因勢乘便，多方訪求得來，雖吉光片羽而彌足珍視。而他在表彰前賢時也能自出裁斷，多有獻替補苴，足見其對中古詩學文獻的詳悉精熟。

1925年《國立北京大學同學錄》

1930年《國立北京大學職員錄》

陳延傑《詩品注》《詩品釋》後另有附錄兩篇，也頗值得注意。附錄一為《古詩書目提要——藏書自記》（原載1929年《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九卷第一〇六期），針對丁福保在編纂《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醫學書局，1916年）時所自稱的「餘書室中，漢魏六朝人詩略備矣」（見該書《緒言》），許文雨逐一覆核其開具的書目清單，認為「別集之類，大略稱是；總集則殊多失收，不足以副其言」，於是將自己「所藏為丁氏所未及者，錄諸下方，並為提要以記之」，共計著錄二十二種漢魏六朝詩歌總集。其中如許學夷《詩源辯體》、王夫之《古詩評選》、陳祚明《採菽堂古詩選》等，都是他在撰著《詩品釋》時極為倚重的資料淵藪，所以不妨將此視作他在研治《詩品》時的主要參考文獻。附錄二為《評陳延傑〈詩品注〉》（原載1927年《中外評論》第十一期），共分十類，詳細舉證，批評先前出版的陳延傑《詩品注》中存在大量舛誤疏漏，強調「其原文之彰明較著者，固不能熟視無睹；又遺著盡可考證者，亦不應不求甚解」，更進而批評陳氏欲繼踵效法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其亦不思之甚」，實昧於古人著述之體例。這兩篇附錄與正文相得益彰，可知許文雨在研究時既注重積累蒐討大量基本文獻，又密切關注學界最新研究動向，由此遂能厚積薄發而取長補短。

許文玉《詩品釋》《詩品釋》甫一問世，便得到不少讚譽推許。有書評稱其「後來居上」，「其所疏釋，時能曲喻旁通」（齊《〈詩品釋〉》，載1930年8月4日《大公報》）；更有論者將其與陳延傑《詩品注》、古直《鍾記室詩品箋》等同類著作較短絜長，認為「採選前人評語，參以個人意見，闡發《詩品》旨義，吻合鍾氏之處，較諸古、陳兩氏，實為獨多」（鳴盛《〈詩品釋〉》，載1929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三卷第五號）。一鳴驚人的許文雨並未就此故步自封，依然埋首專注於此。為回應陳延傑的《評〈詩品注〉後語》（載1930年《中外評論》第十六期），他先是撰寫了《閱〈評《詩品注》後語〉後答陳延傑君》（載1930年《中外評論》第二十七期），逐條批駁陳氏的「種種猜想武斷」。此後他又一鼓作氣發表了《〈詩品〉例略》《評古直〈鍾記室詩品箋〉》《〈詩品平議〉後語》（以上三篇均載國立暨南大學出版委員會編《文史叢刊》1933年第一期），對《詩品》的撰著體例以及今人的研究得失都有細緻翔實的考索論列，足徵其真積力久而術有專攻。在隨後數年中，許文雨教學相長，精益求精，對《詩品釋》做了大量修訂增補，僅就文本校勘一項而言，就新增明鈔本和清人鄭文焯校本作為參校本，使全稿面貌煥然一新。同時他又在此基礎上增加篇幅，擴充內容，最終撰成《文論講疏》（正中書局，1937年）。全書選錄了王充《論衡·藝增》、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李充《翰林論》、摯虞《文章流別論》、蕭統《文選序》、劉勰《文心雕龍》（《體性》《麗辭》兩篇）、鍾嶸《詩品》、白居易《與元微之論作文大旨書》（即《與元九書》節選）、姚鼐《古文辭類篹序》、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王國維《人間詞話》和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元劇之文章》等，合計十三種文學批評專論或專著，選材範圍自漢魏六朝起直至近代。卷首另冠有長篇《導言》，藉以統攝全書，共分魏晉南北朝、唐宋、明清三期，撮要概述了歷代文學批評的源流嬗變，與正文各篇所作箋注詮解相輔相成。

許文雨《人間詞話講疏》許文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肇始於《詩品》，所以在確定《文論講疏》的選目時，其衡量標準也主要依據鍾嶸所標舉的「自然英旨」。正如他在該書《例略》中開宗明義所說的那樣，「本編收載中國歷代各體文論，頗以表彰自然英旨之作為主，藉覘純粹文學之真詣」；《導言》部分也卒章顯志，坦言「總攬各期，獨表自然英旨，則著以梁劉勰、鍾嶸，唐司空圖，宋嚴羽，明唐順之，清末陳廷焯、王國維為遙承不絕之說」。可知其研究興趣儘管已經從針對專書的箋注詮評，逐漸拓展轉向取資群籍的整合彙編，卻仍以《詩品》的衡斷標準作為立論根柢來貫穿始終。不過仔細覆按各篇選文，如白居易在《與元微之論作文大旨書》中倡言「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姚鼐在《古文辭類篹序》中縷述「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其闡說主旨顯然都並不拘囿於此。而許文雨在箋注詮解之際，有時會沿波討源，見微知著，如在《論衡·藝增》部分雖然批評王充「殆未喻誇飾有助於美文之義」，可隨即就指出「歷數吾國文家，闢專篇，集例證，以論文中增飾之事者，實自充始」，歷代論者如劉勰、劉知幾、汪中、劉師培、孫德謙等，「雖見地有異，而並為其嗣響無疑」；有時能借題發揮，觸類旁通，如在《文心雕龍·麗辭》部分肯定「彥和此篇，題雖宗駢，而亦兼斥駢文之弊，終主之以駢散兼用之說」，然後旁徵博引，臚列明清以來「各家主駢、主散及主駢散兼用之說」，「蓋廣彥和之意而暢述之」；有時則前後勾連，彼此印證，如在《宋元戲曲考·元劇之文章》部分認為王國維對元雜劇的評鑑，「實遠宗劉彥和『狀溢目前為秀』之論」，「亦有取於鍾仲偉『勝語多非補假』之說」。因而綜觀全書選篇及所作箋解，大體仍能呈現歷代文學觀念的遞嬗衍變以及各類文體批評的因緣脈絡，足以引導初學者略窺中國文學批評的基本面貌。許文雨在《評古直〈鍾記室詩品箋〉》（收入《文論講疏》）中曾直言不諱地批評對方雖然竭力仿效唐人李善《文選注》的成規，可在研究視角和考察方法上仍然多存痼弊，「蓋凡一切批評書之注釋，自以妙解情理、心識文體為尚。宜堅援批評之準繩，而細考作品之優劣，此其事之不能踵李《注》而為者至為明灼。況《詩品》要旨，端在討論藝術之變遷，與夫審美之得失，安有舍此不圖，而第徵引典籍，斤斤於文字訓詁間，以為已盡厥職乎？」儘管目的在於指摘古直研究中的疏漏缺陷，但從中也不難推知《文論講疏》的重心所在。許文雨所作的箋釋評析，並不拘泥於徵引故實和訓解文辭，而更注重玩索文術以闡發義理。最能呈現許、古兩人研究旨趣歧異的，莫過於圍繞「陶詩品第」的爭論。古直在《陶靖節詩箋》（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1926年）和《鍾記室詩品箋》（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1928年）中，一再根據《太平御覽》中所開列的《詩品》上品詩人名單，斷言今本《詩品》已遭後世篡改，現居中品的陶淵明「本在上品」，在當時得到不少學者的隨聲附和。與他交誼深厚的方孝嶽在《中國文學批評》（世界書局，1934年）中就大肆宣揚其說，稱「《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六引鍾嶸《詩評》（《隋書·經籍志》亦作詩評），原將陶潛放在上品。安知我們現在的傳本，不是後人的竄亂呢？」（見該書卷中第十八章《單刀直入開唐宋以後論詩的風氣的〈詩品〉》）雖然也有一些學者嘗試從版本校勘或時代風尚等角度提出質疑或徑予辯駁，但都未具備充分確鑿的證據令人心悅誠服。許文雨則率先轉從《詩品》的撰述體例著眼，強調鍾嶸既然判定陶詩源出於位列中品的應璩，「同派必表源流，即非同卷，亦絕無源下流上之例。此應璩、陶潛以簡樸同其體系者，雖曰青出，終當共廁一卷也」，「本品所次，歷受人議，實則記室絕無源下流上之例，故應、陶終同卷也」，認為古氏所言有悖於鍾嶸在推源溯流時所遵循的體例，陶淵明位居中品並無疑義可供翻案。嗣後錢鍾書在《談藝錄》（開明書店，1948年）中就充分發揮這一見解，指出鍾嶸在考較詩人源流時雖多有附會牽合，「然自具義法，條貫不紊」，「使如箋者所說，淵明原列上品，則淵明詩源出於應璩，璩在中品，璩詩源出於魏文，魏文亦只中品」，「恐記室未必肯自壞其例耳」（見該書「《詩品》之品第陶詩」條），最終論定古直的大膽推斷不足為訓。而傅庚生在《中國文學欣賞舉隅》（開明書店，1943年）中也大段徵引過《評古直〈鍾記室詩品箋〉》中的那段議論，對其主張多有共鳴並深表嘆服，「愚以為品鑑藝文之士，當依此為圭臬矣，不徒治《詩品》然也」（見該書《書旨與序目》）。足見許文雨在探尋文論義理時所做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已經突破了傳統註疏之學的局限，具有轉換研究範式、確立學術典範的意味。

在抉剔闡發古人批評意旨的過程中，許文雨還會不時參酌西方文學觀念予以比照印證。如《導言》部分總結清人葉燮的詩學宗旨，在於「發揮幽渺其理，想像其事，惝恍其情，而總持以氣，隨其自然所至以為法」，進而指出「其以理、事二者與情同律乎詩，頗合於西人所舉文學原理以思想、情感、想像之為駢科」；在箋注陸機《文賦》中「收視反聽，耽思傍訓。精騖八極，心遊萬仞」數語時，則根據英國批評家溫切斯特（C.T. Winchester）所著《文學評論之原理》（景昌極、錢堃新譯述，梅光迪校訂，商務印書館，1923年），轉述了另一位英國藝術評論家魯士鏗（John Ruskin）圍繞想像活動的一段描述，認為其中所述「冥索平生之見聞，躑躅胸臆間，迷悶恍惚，若無所屆」云云，「均可視為陸賦『精騖』、『心遊』之確詁」；在剖析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述「造境」一語的意蘊時，又再次引錄溫切斯特《文學評論之原理》所說的「創造之想像者，本經驗中之分子，為自然之選擇而組合之，使成新構之謂也」，以資參照比較。這些融通古今中西的嘗試既便於啟發讀者參悟領會，也同樣呈現出與傳統研究方式迥然異趣的特點。

對近人研究中的新材料和新成果，許文雨也博觀約取，時常摘引以供讀者借鑑。姑略舉其較著者，如王充《論衡·藝增》部分參考孫人和《論衡舉正》，曹丕《典論·論文》部分徵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陸機《文賦》部分酌取鄭奠《文賦義證》，摯虞《文章流別論》部分引錄劉師培《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蕭統《文選序》部分參酌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劉勰《文心雕龍》部分引證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鍾嶸《詩品》部分考校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姚鼐《古文辭類篹序》部分比勘王葆心《古文辭通義》，王國維《人間詞話》部分檢核靳德峻《人間詞話箋證》，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元劇之文章》部分參照青木正兒《中國近代戲曲史》（據鄭震節譯本）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中如鄭奠的《文賦義證》還是未刊稿本，想來是憑藉同事之誼才得以借觀抄撮。而在徵引備考之際，他還時常重予覆核考訂，並未亦步亦趨地承襲前人成說。如《人間詞話》部分就明確交待，「上卷曩曾單行，有靳德峻注本，於本篇所引詩詞，均錄其全首，頗便讀者。本書不更標靳曰出某原作雲者，以其引文頗有訛誤，故不敢憚煩，重檢原書迻錄之」。靳德峻的《人間詞話箋證》（文化學社，1928年）雖然將書中所涉及的作品「均錄其全首以便參閱」（見該書《凡例》），但對所據版本毫無交待，似乎也不甚講究。許文雨採摭取資的文獻則都儘可能改換成王國維親手輯校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或是諸如朱孝臧《彊村叢書》這樣校勘詳備精審的詞籍，在徵引時都有具體說明。故讀者手此一編，還能按圖索驥，舉一反三，做更深入的探究。

由於選材豐富、注釋詳備、闡發精當，《文論講疏》頗受學界同仁的稱賞推重。柳詒徵在序言裡表彰許文雨「咀味乎句讀，沈潛乎誼詁，大之矚而不遺其細，本之探而不忽其末，何其耆好之獨異於等夷也」，盛讚他能由章句詁訓入手，沉潛往復而從容含玩，細大不捐而本末兼顧，遂能超邁浮泛蹈空的儕輩俗流。胡倫清的序言則提醒讀者注意，「名曰『講疏』，蓋此為教授生徒而作，故詮釋詳盡，俾易領悟。其中《詩品》與《人間詞話》，元元本本，注尤精審，並世同作，殆罕其匹也」，撰著此書原為應對課堂講授之需，故尤能設身處地，體貼入微，務求翔實明了，力避含混敷衍。許文雨憑藉其卓異的敏悟銳識，確實令古人議論中諸多蘊藉未發的精義要旨得以釐然畢陳。

《文論講疏》正式出版後，不時得到學界的徵引和研討。除了屢有重印，以滿足讀者的迫切需求外，其中《人間詞話》部分還被單獨抽出，以《人間詞話講疏》的名義另行付梓（正中書局，1937年）；甚至相隔數十年，《詩品》和《人間詞話》這兩部分還被合訂為一冊，以《鍾嶸詩品講疏 人間詞話講疏》的名義影印行世（成都古籍書店，1983年）。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3年）在回顧今人《詩品》研究著述時稱，「就疏釋言，以許文雨《鍾嶸詩品講疏》最詳」（見該書《小序》）；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中華書局，2015年）則大力表彰許氏的疏解，「比單純的個案研究，更顯出一種深邃的理論眼光」（見該書第三編第六章《許文雨〈人間詞話講疏〉論》），可見時至今日，《文論講疏》仍有不容輕忽的重要價值。

相較其著作的廣泛流播盛行，許文雨的個人生活則屢遭顛沛困厄。在撰著《文論講疏》時，他已經離開北大，「七八年來，旅食無恆」（《文論講疏·例略》），先後在暨南大學、浙江省立杭州高級中學任教。抗戰爆發前後，他退居鄉裡，長期擔任奉化縣立中正圖書館館長一職。儘管時局動蕩不定，他依然潛心治學，毫無懈怠。抗戰勝利後，他在與陳中凡通信時曾縱論並世學人，批評孫楷第「讀書太少」，指斥錢穆「以偏概全」，稱自己「讀書山上，□（幾？）逾十年，涵詠舊說，較量新詣，雅不欲類時賢之氣矜一得也」，還提到業已陸續撰成《楚辭集解》、《漢魏六朝詩集解》、《唐詩集解》等多部著作，「此外收輯注資，自周秦諸子，下逮甲骨文字之新說，兼綜廣粹，神竭一編」（轉引自姚柯夫編著《陳中凡年譜》一九四七年條，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原施標點略有改動。又，譜文中孫楷第之名原以「孫○○」代之，考信中提到孫氏撰有《九歌考》，當指孫楷第《九歌為漢歌辭考》一文，載1946年12月4日《大公報·文史周刊》第八期。而許氏則撰有《讀孫楷第〈九歌為漢歌辭考〉》與之商榷，載1947年9月5日《大公報·文史周刊》第三十七期，與信中所述恰可印證），大有目無餘子、躊躇滿志的氣魄。信中還言及「擬俟天涼出遊」，並相約「譚詩講藝，散吐微襟」。可惜不久之後時移勢易，令他始料未及而頗有些進退失據。

由於文獻有闕，現在只能藉助許文雨的多年好友夏承燾在《天風閣學詞日記》（收入《夏承燾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中的零星記錄，來大致勾勒出他此後逐漸陷入絕境的過程。根據夏承燾的記錄，1950年2月15日，「晨許文雨來，謂新自奉化到此，家中繳去農業稅萬餘斤後無以為生，須外出謀事，予邀請其來予家過年」。此前一年，奉化縣立中正圖書館已經被軍管會接管，隨即改為奉化縣圖書館（參見鄧大鵬主編《寧波圖書館志》，寧波出版社，1997年）。許文雨恐怕早就賦閒在家，重負之下，不得不另謀生計。至2月24日，夏氏又提到「文雨以不得職事，甚皇皇。予勸其應東北政府教育文化人員之試，惟聞東北近欠薪數月，生計亦困難」。許氏對此確實顧慮重重，最終並未成行。隨後因為夏承燾的舉薦，許文雨在之江大學任教過一段時間。夏氏在1952年1月7日的日記中還曾提到，「接許文雨函，屬問之江下期講課」，顯然是準備續約授課。孰料不久後突生變故，夏氏在2月18日的日記中說，「午後許文雨來，雲明日首途往福建師範學院任教，貸與路費二十萬」。之江大學是知名的基督教大學，此時當然已難以為繼，正等著被解散拆分，許文雨也不得不另做打算。而倉促間他竟然尚需籌措路費，境況之窘迫拮据不言而喻。數年後經歷高等院校大調整，許文雨又轉至山東大學任教。夏氏在1955年3月25日說，「得許文雨山東大學復，寄來論李白一文」；同年10月29日又記，「發許文雨山東大學函，託買青島大學所印全唐詩文作者引得全編」，可見短短數年間雖南北遷轉而棲遑未定，許文雨與夏承燾仍時有書信往還，商討學問，依然保持著書生本色。

對夏承燾日記中的一些細節略作推究玩味，也讓人頗多感喟。如1950年2月17日，夏氏提到「午後過許文雨談奉化為人，謂見其以硃筆點讀王陽明、曾國藩全集，皆數十本，從頭至尾閱兩三年方畢」。在奉化縣立中正圖書館任職期間，許文雨大概因職務關係或桑梓情誼而與蔣介石略有過從，但時過境遷再和朋友談論起昔日見聞，毫無疑問是有些觸犯忌諱的，更何況此刻自己還處在前途未卜的待業狀態。另如1951年12月30日，夏氏稱「晨許文雨與倫清來。文雨謂沈尹默斥胡適文，多不中情理」。遭其詬病的當是12月2日在上海召開的「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上，沈尹默所作的發言《胡適這個人》，對胡適在北大的經歷多有攻擊。待人一貫溫柔敦厚的胡適獲悉後曾勃然大怒，痛斥「沈尹默的一篇則是全篇扯謊！這人是一個小人，但這樣下流的扯謊倒罕見的！」（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52年1月5日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在舉國上下正掀起批判胡適的高潮之際，許文雨竟然又不識時務地站在胡適那一邊。

其實稍稍翻看一下許文雨後來發表的若干論文，如《詩人白居易的偉大成就》（載《山東大學學報》1954年第4期）、《晚唐詩的主流》（載《文史哲》1954年第9期）、《從歷史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的區別來看過去研究〈紅樓夢〉路線的錯誤》（載《文史哲》1955年第1期）、《詩人李白的偉大成就》（載《文史哲》1955年第3期）等等，已經頗有幾分捐棄故技、迎合世風的意味。然而在易代之初，他顯然仍積習未改，時常流露出不合時宜的書生意氣。此後儘管難免與世浮沉，但往昔的張揚率性若尚未消磨殆盡，或許偶爾也免不了故態復萌。而未能謹言慎行以明哲保身的固執迂闊，終究還是給他帶來了無妄之災。夏承燾在1956年11月16日的日記中提到，「晨許文雨來，新自奉化出獄，仍返山東大學，肅反時以嫌疑被逮，三四日前案始得白，以判決書見示」。儘管他僥倖逃過這一劫，但不難想見，有過這番經歷之後，必定後患無窮。可惜夏承燾日記至此之後再也沒有提到他的下落，兩人恐怕就此失去聯絡。

許文雨《從歷史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的區別來看過去研究〈紅樓夢〉路線的錯誤》現在僅知許文雨並沒有如願返回山東大學，而是幾經輾轉去了鄭州師範學院，該校後又併入鄭州大學。數年前我因為準備整理校訂《文論講疏》，曾委託同門趙俊玲教授至鄭州大學檔案館查訪許文雨的情況，結果卻一無所獲。幸承鄭州大學中文系俞紹初教授賜告，謂許文雨在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不久即去世。至於是否與其所背負的「歷史問題」有關，已經不得而知了。今人論及許文雨，均不詳其生卒年月。頃檢1925年《國立北京大學同學錄》，在「本科各系一年級正科生」中列有「許文玉」的姓名，並記錄當時年屆二十四歲，據此可以推知其生年應在1902年，最後辭世時尚不及耳順。生平著述雖多，然而正式付梓行世的除《詩品釋》和《文論講疏》外，似僅有《唐詩綜論》（北京大學出版部，1929年）、《唐詩集解》（正中書局，1949年）等寥寥數種，令人嘆惋莫名。（許文雨《文論講疏》整理校訂本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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