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把牛虻介紹給中國
——《牛虻》在中國的流行與誤讀（一）
《牛虻》中譯本1953年初版封面
王 蔚
從保爾到牛虻
1953年4月19日，韓戰已近尾聲之時，《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一篇中國志願軍英雄事跡的報導《祖國，你的兒子在捍衛著你》。文中提到一位叫馬仁的測繪員，他克服惡劣條件堅持完成任務，負傷後仍義無反顧地投入戰鬥，最終不幸犧牲。馬仁在眾多烈士中並不顯眼，但他的英勇無畏和獻身精神堪為楷模。他曾在日記中寫有「牛虻——保爾——馬仁」的字樣，這是他理想中的英雄譜系。英國作家艾塞爾·麗蓮·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的小說《牛虻》（The Gadfly）出版於1897年，直到馬仁犧牲時，中譯本還沒有問世。馬仁將牛虻和保爾並稱，說明他應是通過蘇聯作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得知牛虻的名字。
從保爾那裡發現牛虻，愛屋及烏，這也是當時中國讀者共同的認知路徑，包括《牛虻》的第一位中譯者李俍民。他在晚年撰寫的《關於翻譯〈牛虻〉的一些回憶》（發表於1978年8月10日《解放日報》）中，自述在中學時讀到梅益翻譯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深受感動，並對書中幾次提及的一位名叫牛虻的人物頗為好奇。此後，李俍民開始自學俄語，立志從事文學翻譯工作，最大的願望就是把《牛虻》譯介到中國。直到1950年代初，他才有機會讀到《牛虻》的俄譯本和英文原版，得以著手翻譯。
李俍民開始翻譯《牛虻》時，中蘇關係正處於蜜月期。蘇聯這位社會主義的老大哥不僅在政治經濟上指明了方向，也為文藝作品提供了學習效仿的源泉。早在清末，俄國「虛無黨故事」便迎合當時的革命風潮，成為翻譯小說的熱門題材。俄國文學名家的作品也開始陸續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自十月革命後「以俄為師」起，俄蘇文學越發受到中國知識界的青睞。隨著左翼文學運動在中國的勃興，「新俄文學」即蘇聯時期的作品在譯介中的比重逐漸增加。抗戰時期，俄蘇文學作品的翻譯空前繁榮。到了1950年代初，在「一邊倒」、「全面學習蘇聯」的政策背景下，俄蘇小說，特別是蘇聯小說更是順理成章地成為國內引進外國文學的主要來源。其中最受歡迎的，是契合了時代背景與意識形態、歌頌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英雄人物的作品。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在當時都是家喻戶曉。而這三部作品中，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牛虻》。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中三度提及牛虻，主人公保爾·柯察金在戰鬥間隙給戰友們講述牛虻的英勇事跡，在病床上以牛虻的頑強精神忍受傷痛，並坦承自己有意模仿了牛虻對生活和戀愛的態度，「以苦行考驗意志」的「革命浪漫主義」。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十二歲時讀到《牛虻》，從此終生喜愛。而衛國戰爭中的烈士卓婭在中學時代也曾為牛虻感動得淚下。被卓婭視為榜樣的丹娘·索羅瑪哈，一位犧牲於蘇聯國內戰爭時期的女英雄，同樣是在兒時便被父親推薦閱讀此書。《青年近衛軍》的女主角之一鄔麗亞被捕入獄後，曾用《牛虻》來鼓舞獄友。在這樣的語境下，《牛虻》還未正式登陸中國，便與英雄、鬥爭、犧牲這樣的關鍵詞捆綁在了一起。
中譯本的出版和刪改
在馬仁犧牲後的三個月，即1953年7月，《牛虻》終於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中青社現任副社長胡守文在《能不憶〈牛虻〉》（載2000年8月30日《中華讀書報》）一文中提到，1952年初，李俍民在翻譯《牛虻》期間曾主動致信中青社聯繫出版事宜，中青社以出版計劃已排滿為由回絕了他。後來出版社看到讀者對《牛虻》的殷切期待，方於半年後決定接受譯稿。而當時的中青社編輯江曉天的回憶又是另一番面貌。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風靡全國後，中青社總編輯李庚和文學編輯室主任江曉天將《牛虻》視為重點選題，再三催促翻譯組，這時恰好收到李俍民的信，便立即安排校訂出版（參見石灣著《紅火與悲涼：蕭也牧和他的同事們》，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
無論具體過程如何，《牛虻》的第一個中譯本最終在中青社問世。作為團中央的直屬單位，中青社擔負的任務是配合團中央教育青少年，出版選題無不圍繞這一目的。中青社建社初期造成較大反響的主要是英雄人物的傳記性作品，《牛虻》也被歸入這一題材。
《牛虻》的組稿和校改事宜由中青社的文學編輯室負責。當時中國尚無在出版物上標註責任編輯的習慣，根據江曉天的回憶，具體被安排校改《牛虻》的是覃必陶。覃必陶原是開明書店（中青社的前身之一）的老編輯，曾與葉聖陶等人合編《開明新編國文讀本》，編寫過外國史課本，經驗豐富。也許正是通過他的安排，李俍民的譯稿轉到了寓居上海的翻譯家傅東華手中，被大幅修改，「其中30％左右的字句已變成傅先生的東吳軟語了」（語見胡守文的文章）。在這樣的基礎上，編輯室又進行了進一步的校改整理，最終以蘇聯青年近衛軍出版局的俄語版本為標準對譯文進行了刪節處理。編輯在「出版者的話」中將譯本刪節一事告知讀者，並明確表示：「我們以為這種刪節並不違背原著的精神，而且為了照顧讀者的接受能力，是必要的。」
在編者看來，譯本中刪去的是「宗教氣氛過濃」和「跟主要情節無關的繁瑣的描寫」，但對這樣的處理方式，譯者李俍民卻始終頗有微詞。直到1954年底，《牛虻》出版一年半之後，他還致信出版社表示不滿，認為對古典作品應當保持完整，刪節的理由也站不住腳。幾個月後出版社方面回信，仍然堅持對不健康的地方必須刪除，並未打算恢復（參見胡守文的文章）。
據筆者統計，中青社初版的《牛虻》譯本對原著有五十九處刪節，共四千兩百四十七詞，實際遠非宗教內容和繁冗枝節所能概括。這些刪節使人物形象和思想傾向與原始文本發生了偏差，清晰地傳達了編者的價值觀。比如牛虻對瓊瑪自述「曾經落到勇氣喪盡，到頭來發現自己是一個懦夫」，為了突出牛虻堅毅頑強的英雄性格，這番話便沒有保留。瓊瑪批評牛虻過分強調斯多噶精神，以忍受肉體痛苦和冒險為自豪，在譯本中也無影無蹤。同樣出於維護主人公高大全形象的考慮，雖然從情節上無法徹底刪除牛虻與吉卜賽舞女綺達的同居關係，但也進行了弱化處理，刪去了牛虻認為此種同居 「愉快」、「無害」等評論。而牛虻向瓊瑪敘述南美流浪經歷時，幾次抨擊黑人和中國人、東方人的愚昧野蠻，言語間將其貶為低賤的人種。如此有種族歧視之嫌的言論更加不符合標準意識形態，自然也是被刪得一乾二淨。
在粉飾主人公的同時，編者也力求讓他們心目中的反派人物顯得更壞，儘量淡化體現其人性一面的內容。在書前的序中（中青社第一版譯本借用了蘇俄國家兒童出版局的俄譯本序言）被批判為虛偽、被視為反動派幫兇的蒙泰尼裡幾度流露出內心深重的壓抑和痛苦，但大都被刪減。在集市上他對教區內百姓慈愛的關懷也橫遭刪除。書中形象更為負面的人物，如觀點永遠與革命派相左的格拉西尼，瓊瑪也肯定了他豐富的學識。那位一心要處死牛虻的上校，也並非生性殘酷，在審判後曾表示愧意。這些在譯本中刪去的細節說明伏尼契對角色的處理並不是概念化、扁平式的，但編者抱著大是大非的階級立場，則要刻意使人物變得黑白分明。
革命小說與青年讀物
經過精心處理的《牛虻》首印二十萬冊，這個印數無疑是暢銷書的級別。一個月後，1953年8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牛虻》中譯本出版的簡訊，稱其為「我國廣大讀者想望很久的讀物」。這部小說被描述為「浸透著革命的英雄主義」，「在小說最優秀的篇幅中，就是描寫牛虻為義大利人民忍受苦難和英勇犧牲的部分」。這樣的評語與編輯的導向相配合，再次確立了《牛虻》作為革命小說的定位。同月，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第十六期上發表了巴人的長篇評論《關於〈牛虻〉》，介紹了該書的歷史背景和故事概要，對小說的藝術特色和思想局限進行了細緻的分析。巴人認為牛虻對暗殺行動的肯定反映了伏尼契受到民粹派個人恐怖主義的影響，並特別指出牛虻具有「悲劇的運命」，與蒙泰尼裡的關係是促使其獻身革命的「宿命的力量」。這樣的看法體現了巴人身為作家和批評家的敏銳，在肯定小說的成就在於「豐富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的藝術概括力量」的同時，也並未將其視為單線條的革命宣傳品。
不久，《中國青年》前主編韋君宜也撰寫了《讀〈牛虻〉》（載1953年9月12日《人民日報》）一文，強調要學習牛虻堅強的革命意志，要以歷史的眼光去看這個人物。韋君宜認為，牛虻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對革命的態度具有思想局限性，而作者「關於父子關係的悲劇描寫，確是也在有些地方混淆了人們對於蒙泰尼裡與牛虻的主要矛盾的認識」。這篇文章所針對的是讀者閱讀《牛虻》後反映出的困惑，即抱著對又一個保爾或卓婭的期待去讀這部小說，結果發現牛虻與以往習慣的英雄人物不同，有明顯的缺點。這樣的觀感實際上體現了《牛虻》被人為設計的革命文學定位與文本本身相偏離的尷尬。即使通過刪節和評論引導這樣的手段，也無法完全掩蓋其自身的異類氣質。
在宣傳喉舌的大力推動下，《牛虻》順理成章地流行開來。團中央將《牛虻》列入向青年推薦的書籍名單，各地紛紛舉辦探討這部小說的座談會。在1955年修訂的「初級中學文學教學大綱草案」中，《牛虻》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起，被列為初中三年級課外閱讀參考書目。耐人尋味的是，作者伏尼契曾明確表示，這本書絕非面向青年讀者。
1897年7月，《牛虻》出版一個月後，伏尼契致信俄國友人、白銀時代的名詩人明斯基，討論《牛虻》俄譯本的發表問題。明斯基的夫人齊納依達·溫格洛娃當時正著手將此書譯成俄語。明斯基提出將《牛虻》俄譯本刊登在《神的世界》（Божий мир）雜誌上，伏尼契對這一刊物毫無了解，在信中提出了幾點顧慮。她表示不願將譯文發表在二流雜誌上，如果是宗教性質的刊物，當然更不合適。而引起她最大擔心的，是看到有人在評論該刊時使用了「青年讀者」的字樣。她疑惑地問：「難道這是青年的刊物嗎？我想他們未必能從《牛虻》這樣的食料上得到什麼好處！要知道它並不是『為青年男女』寫的。」（譯文引自《外國名作家書信精選》，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然而與作者的願望背道而馳，《牛虻》在蘇聯流行開來後，成為向七年級學生（時為十年制義務教育體系）指定的課外讀物，並先後推出多個英文簡寫本，作為英語教材使用（參見Lewis Bernhardt「The Gadfly in Russia」，載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 1960年秋季號）。小說從蘇聯移植到中國，仍然採用青年讀物的定位。 ■